阵营与阵营的对抗|马克思与当代法国社会的阶级分析
法意导言
法国Polling Vox民调所院长、政治学家杰罗姆·圣马力新书《阵营与阵营的对抗:马克龙主义的盛行》出版当天,安托万·卡格在拉丁区的一个咖啡馆采访了他。杰罗姆在该书中通过大量社会调查和民意研究阐释了精英阶层作为马克龙执政社会基础的形成过程。作者在书中每章开头都引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语句并着力于梳理我们所处政治社会中的高光时刻与重点事件。采访也谈到了黄马甲运动的重要诱因——阶级矛盾激化,作者力求通过各种政治事件论证法国社会中的两大阵营将持续对峙并有逐步幅散的趋势。
《阵营与阵营的对抗:马克龙主义的盛行》
起风了:您在书中援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1848-1851进行类比,用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梳理了近些年来政局中的博弈与变局。您为何要选择这种论证方式?为何您认为阶级对立这个元素对解读当今社会情况至关重要?
杰罗姆:任何尝试剖析政局的人都必须要援引政治社会学中现有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创造性解读。简单来说,我试图引入马克思历史观的几个概念,类比马克思所处的1848-1851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援引他的两本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利用马克思对他的时代所发生事件的理论分析来解读当今社会。因此我之所以要回溯第二共和国历史是为了引入马克思对其时代的解读。
因此我选择回溯第二共和国这段历史首先是与卡尔·马克思对其进行的解读有关,我利用他的解读来分析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对于我而言将1848-1851和2017-2019这两个时期进行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它可以使两个时期间的相似和差异变得更加清晰,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时事要点,此外我也认为,即使我们现在所处的强大的社会国家体制与那时很不一样,但现在的经济社会体制与那时仍有诸多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也使得这种历史上的比较内涵变得更为丰富。
起风了:您在书中将政治划分的简化与两大社会阵营对峙之势的逐步形成联系在一起。您也描述了马克龙的掌权与精英阵营的重新统一本质相同。您的分析也与以往认为这是一次具有社会政治身份大混合选举的观点不尽相同。您能否重新定义一下精英阵营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您认为这次大选是一场关于社会阶级的投票?
杰罗姆:最近一次代表左右两派之争的选举是2012年大选,这也成为历史上的绝唱。要厘清新的事物就要辨清之前存在过什么。之前是三足鼎立的形势,左派、右派和国民阵线。左右两派的各种政党经过凝聚文化历史共识已经实现了重组。因此如今不同性质的派系越来越多地汇聚交叉在一起,很久以来半数的选民就已经放弃了法国政坛中的主流分支。以前的形势再也不会重现了。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当选有力地揭示了社会定位和政治选择之间存在的联系。”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更加清晰。奥朗德五年任期内发生左右翼分歧危机之后,每个人都被迫重新考虑他们的自我定位和政治归属。这一切最终在2017年的选举中得以体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当选,以一种自实行欧洲公投以来,尤其是2005年那次公投以后从未有过的方式,强有力地揭示了社会定位和选票之间存在的联系。
在进一步探讨精英阵营的性质之前,我们要先描述其组成。它的中坚力量是那些“真正的精英”。也就是那些在私营企业、金融领域和高级别行政部门占据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他们存在于并掌控着公共领域,试图支配公众的行为。这一精英阵营曾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政治孵化器,其标志无疑是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法国政治和经济学学者、著名政论家,2007年被萨科齐总统邀请组建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并出任主席。——译者注)的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其成员都极具自信和能力。当然除了该委员会,精英阵营的核心还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例如围绕着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和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也可能形成这样的团体,只不过是他俩后来都当选了总理。精英阵营里的人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他们认为改革进展得不够快,法国社会的自由现代化落伍了。确实,左翼和右翼必须同人数更多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因而在第二轮选举中要做出更多的社会妥协。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提出了更加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旨在为加速改革和法国社会模式的转变提供与之相符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他在2016年7月12日于巴黎互助之家(la Mutualité)发表的演讲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左右两翼的资产阶级没有理由再反对彼此了,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跻身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消息公布以后,他们看到了不做出让步就获胜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鉴于当时右翼资产阶级还有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这一选项,因此当时还在掌权的左翼资产阶级可以说是帮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把。
本文作者杰罗姆(Jérôme Sainte-Marie)
这些真正的精英仰仗着那些被我称为“理想型”的精英们。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社会职业类别划分,这群人基本上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智力职业的人。例如私营企业的高管就能够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演讲中找到对他们社会存在正当性的辩护,不过国营部门的高管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龙主义的诱惑。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高管分别用左翼和右翼的方式定义自身,这两种人在2005年的欧洲公投中团结在了一起,从那以后人们就陷入了这一切的不断重复之中。如今在共和国前进运动的管理者中,人们能够找到为数不少的从前属于“第二左翼”的成员,这不是巧合,这些人是瓦尔斯(Valls)(曼努埃尔·瓦尔斯,曾任法国总理,法国社会党成员。——译者注)式的,斯特劳斯–卡恩(Strauss-Kahn)(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曾任法国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社会党成员。——译者注)式的,罗卡尔(Rocard)(米歇尔·罗卡尔,曾任法国总理,法国社会党成员。——译者注)式的人物,在我看来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左翼人士,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们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这一高级别管理人员组成的团体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提供了比其他各个阶层都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例如这些人都强烈反对黄背心运动——从这一方面看,黄背心运动也暴露出他们的政治倾向。当政府实施的政策对他们来说不那么有利的时候现象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于是此时表达意见的,就是他们的深层社会属性、角色合理性和收入来源了。
但是还有一个社会阶层也十分有意思。如果只有就业人口参与投票的话,精英阵营就很难维持自身的地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会很难确保自己能够连任。精英阵营面临的问题在于,就业人口是按照金字塔结构组织起来的,处于底部的人要比位于顶端的人多得多。但是还有一个类别的人在数量上十分庞大,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并且具备的某些特征对于想要巩固自身的精英阵营来说十分重要。这一类人就是退休人员。本书在退休人员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十分关注的小农之间建立对照并不是简单的“风格练习”(《风格练习》(Exercices de style)是法国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作品,作者在这本书中用99种不同的方式说了同一个故事。——译者注)。在马克思时代的法国社会中,这些生活条件不甚宽裕但是拥有地产的农民其实数量众多,同样的,如今退休人员也组成了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公布的社会职业类别划分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想要界定这些像从前的小农一样的退休人员,依据的标准不应该是他们的收入水平,更何况退休人员中不同个体的收入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退休人员的界定要依据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境地和主要的收入来源。对于退休人员来说,那块“小农的土地”,他们活动的范围,他们不能使其扩张但是赖以生存的“小农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养老金。退休人员在社会上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存在着,因为他们既依赖自己过去的劳动,某种程度上“死去”的劳动,同时又依赖现在的劳动,就业人口进行的“活着”的劳动。无论退休人员的社会或政治出身如何,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境地都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使他们要依赖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机制之下他们有点像法国全社会的股东。我们都知道退休人员总是比其他人更加支持自由改革。有一个特点使他们与小农十分接近,那就是二者的社会存在都受到行政机关保护:从前是保护小农的产权,现在是保障养老金的发放。随着积分制被引入养老金改革,这种对权力的依赖程度将会加深,因为此后每年养老金的确定最终都将是一个政治决定。因此这些退休人员十分担心并持一种防御姿态。他们本身并不属于某一社会阶层,而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政治权力委托给权力机关,后者通过抽取就业人口生产的财富以及贷款的方式确保自己有能力养活退休人员。和玛丽娜·勒庞完全不同的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让经济机器运转起来,同时向金融市场举债,从而兑现诺言,保障自身信誉。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的分析只能得出整体趋势和一些统计规律,并不能涉及所有退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这是自然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马克龙选举之前、期间和之后,退休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中确实给予了他本人、他的政府和他的政策非常有力的支持。
从本质上讲,在我看来,精英阵营的想法同历史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阵营的想法十分接近,它们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同盟或阶级联盟,而是一种由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观念,其中某一组成部分行使着领导权,这些人是“真正的精英”。
精英阵营正在实现一种“三重统一”。左翼和右翼的政治统一、文化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统一以及资产阶级不同组成成分间的社会学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代表右翼、反动和保守主义真是大错特错。他的计划是资产阶级的计划,是一场对生活方式、法律法规和道德价值坚定不移的改造,其目的是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换句话说,是马克龙式进步主义的推动者们所要求的“力量解放”。他的书选用“革命”这个词不算是僭越。
起风了:根据您的分析,精英阵营已经实现了统一,但同时政治上有组织的大众阵营尚未形成。在您看来,黄背心运动意味着仍然分裂松散的大众阵营将登上历史舞台吗?
杰罗姆:我们必须将选举的概念同阵营的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是更大的概念,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又是社会性的,同时还是政治性的概念。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说普通民众占大部分的选民团体会做出平民主义的选择,例如投票给勒庞和梅朗雄。因此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容的选举阵营,它们并不是平均地瓜分民众的选票。但是某个组织得到更多的选票也不意味着大众阵营就真的存在。后者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在一个明确的社会学基础上进行自主建设。在我看来这样的过程还在进行,因此大众阵营的形成越来越有可能。从社会学上讲,该阵营的核心是由私营部门的普通劳动者组成的,也就是那些组成了黄背心运动强大主力军的人。他们不希望法国因融入欧盟而丧失作为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治形式在目前看来是对玛丽娜·勒庞和国民联盟的拥护。
“权力转向威权主义的趋势是由于其结构上的少数性”
让我们将目光再转回大众阵营的中坚力量,这些人来自私营部门、行政部门,通常面临不稳定甚至失业的局面,还有一些处境也差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正是这些人在2018年12月的时候整日待在巴黎的街道和环岛上。他们遭受着法国资本和工资条件变化带来的猛烈打击,他们正处在被剥削的境地中,而且越来越多的是通过社会领域中的“优步化”(优步化是经济领域最近出现的一种现象,指一种像优步司机接单一样的工作方式,即通过使用新技术,将现有的工作和服务转化为分散的任务,服务的提供者和客户可以即时且直接地联系彼此,这就导致了劳动者可能需要随时提供服务。——译者注)而进行的自我剥削。这群人已经非常接近无产阶级的概念了,他们可能拥有与公职人员相当的薪水,甚至更高,但他们又和公职人员不同。这种不同应当追溯至两类人不同的生存手段。使反对税收的人和依靠公共支出生存的人达成共识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就算如今除了那些非欧洲移民,现代无产阶级在选举中也倾向于国民联盟,并且人们也能在丙级公职人员(法国的公职人员被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中丙级为最低级。——译者注)中间观察到细微的变化,但公职人员中并不存在上述倾向。其他人,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则常对左翼话语有着认同感,主要是因为左翼话语能够使他们摆脱各阶层的冲突,黄背心运动开始的前几周里他们的观望态度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阵营与精英阵营之间不可避免的抗衡现象会加速前者的建立。借助阵营间矛盾的升级消除阵营内部的差异,这是再经典不过的模式了。
起风了:您花了很大篇幅详细分析了黄背心运动时当局威权式的反应。您是否同意马克龙主义的加强预示着专制之下的新自由主义?
杰罗姆:权力转向威权主义是由于其结构上的少数性。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早在当选之前就这样说过了,尤其是在2016年7月12日的那次著名的会见中。我注意到他总是言行一致。他向自己的选民和竞选资金提供者都做出了承诺。他缔结的协议可以归纳为拒绝他所定义的“小调整”,即不作出社会妥协。他致力于深刻而持久地改革法国社会,并使之达到自由全球化和欧盟的标准。这是一份明确且完全合理的协议,使他能够把几乎三分之一的选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唯一的问题是这项计划得不到法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我们显然不能把收到了大量弃权票的第二轮总统竞选和立法选举解读为与全体选民就改革问题达成了一致。马克龙主义是一项少数派的计划,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引以为豪。
“我们已从政党的有限轮替过渡到了无可轮替阶段。”
应当将一种自由主义的变革强加给躁动的民众。这种变革实际上就是一种财产转移。在巴黎机场和法国彩票公司私有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其实一切的所得税减免或者是医保报销条件的调整都可以看作是以变更所有人的方式进行的财产转移。当然,大家都挺重视私有资产的。因此,当你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上着手进行重大资产转移 的并且不能将其隐藏起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和施行财产集体化政策时一样的事情:使用强力。根本用不着做任何夸张的类比,我们每个人经历过的自由主义革命都或多或少的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强化。经济自由主义总是和文化自由主义相适应,但它却不一定能和政治自由主义协调一致。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司法和治安方面的具体行为,我们能注意到在 公共自由领域的许多重大转变。在那些总统许下愿望的场合,我们可以想到那种不只对网络,而且还对信息进行控制的持续的期盼。很不幸的是,这项侵犯了信息自由的计划在那些自称是左派的人那里也没有遭受到许多的反对,虽然也没有获得明确的支持。在这项难以分辨政治观念和道德范畴的运动中,对令行禁止和司法审判的渴望似乎难以平息。回到马克龙的计划中,社会中的国家权力正在增长,而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权力也亦如是。这一切都紧密结合并使我们回想起第五共和国成立时的景象。早在胜选之前马克龙就已经表达过要使体制与他的目标相适应的愿望。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另一个使政治斗争条件恶化的因素,政党轮替的问题。让-克劳德·米舍尔说到的有限政党轮替指的正是在左右政党规律的轮替下公共政策极度相似的情况。但如今有限的政党轮替已经被一种禁止政党轮替的模式所取代。事实上,这种政治模式处 在“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对立的状态中,前者是马克龙所称的那些唯一能够正当行使权力的人,后者则被政治、经济、工会、哲学甚至宗教权威排除在民主常态之外,并处于一种象征性放逐的状态里。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图景。它使得政治制度变得强硬,也使得当下的变化显得更像是回到了第五共和国成立的根源问题上。
本文受访者杰罗姆
起风了:您提到了政党无可轮替的阶段,然而黄马甲的出现正好可以被解释为反对力量的弱化。而后者的职责正是在政治领域引导不同政见和转述那些不满。除了国民联盟 之外,这种共和国前进党所有反对派的弱化是否意味着一种远离政党轮替并将政治竞争转化为马克龙与勒庞的永久二元对立的权力战略?如果法国社会拒绝政党轮替又会有哪些风险?
杰罗姆:对于那些未能吸引民众注意力的政治人物辩称是权力主动选择了反 对者的观点,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曾有几个月,人们总是在说马克龙是作为让-吕克·梅朗雄的主要对手才被选择的。这一言论惹怒了不屈法国 (France Insoumise, FI, LFI) 的支持者。我们今天又看到这个观点被迁移到了勒庞身上。对于一个被赋予权力的法国总统而言,这 实在是太令人尴尬或者过分夸张了。事情总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而且,国民联盟与其他反对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意识形态、社会土壤和政治选择上皆是。国民联盟完全符合一个新的群体的期待,而正是这同一群人实现了马克龙执政的。
其他的反对党认为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常态,而是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时艰,而最后的最后,政治世界的万能定律就是对抗只会在左右两派之间形成。这并非没有理由。国 民联盟和共和前进党在社会层面上都相对单调且一致,而其余党派都更多的混杂了不同利 益的各类社会群体。有时勒庞的政党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里,因为政治日程总是安 排一些将其支持者割裂的议题,正如我们在劳动法改革中所见的那样。所以国民联盟并不 真的被看作是主要反对党。这个角色又在针对梅朗雄的民调中被重新提起。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面对这种针对所有社会群体的措施,国民联盟还是在其言论中重新找到了一致性。
相反地,梅朗雄的选民,比如在2017年4月23日的选举中的那些人,有着社会层面的多样性,尽管他们可能有着相似的社会地位:那些被过度代表并且为党内运动定调的人总是来自于公共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屈法国在是属于公共部门的政党。第一轮投票时,中产、低产甚至于上层中产阶级有着相似的投票比例。这些投票者的财产与其所获得的学历相比严重滞后,而他们又都相对年轻。面对各种当代社会的关键问题时,这些人很难形 成统一战线,因为他们的利益核心并不总是一致。他们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也存在着巨大的 分歧,比如移民问题和世俗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讨论的重点。为了让这种分歧的状态得以升华,人们利用了左派的一些标志性的做法、利用了认同和拒绝这两种具有神话意义的 形象以及左派本身就设为前提的各种价值。这种政治上的盲目崇拜使得不屈法国能够绕过无法利用某个社会阵营并以此重新确立领导权的困难。所以不少方案都漂浮在弥漫着意识 形态建设的氛围中,但由于缺少能够干预当下阶级斗争的权力,这些方案就只能吸引那些 提出它们的人。不屈法国所面临的问题和那些构成左右两派的其他政党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共和国前进和国民联盟和它确实在许多议题上持相反的态度。然而社会党和共和党却 可以有效的利用它们的党内结构和庞大的地方议员网络,而让-吕克·梅朗雄的政治运动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
起风了:如果我们不顾具体的操作困难并在此时提前三年对大选做出一个展望,看 看有哪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前景,您觉得2022年会有一番怎样的景象?
杰罗姆:我可以预测到四个战略性的事件:左翼联合,右派联合,多样的右派联合以及一个大众阵营。
左派联合是一个可以保证拿下市议会选举和 拯救省区领导权的方案,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能够 夺得国家权力的战略。此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大选的结果,除了欧洲生态-绿党 (Europe Écologie–Les Verts, EELV) 有意与左派保持距离外,他们得到了近30%的选票。在联合其他政治类别和团体的策略下,比如红绿政党联合或者红色(共产党或者 不屈法国)、粉色(社会党)、绿色政党联盟,为 什么左派里不能有一些共和国前进党的政治主张呢?人们相信这可以增添党派的竞争力。但当我们试图人为的将那些并不能统一战线并在重大议题上 拥有分歧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操作就显得有些刻意并有自陷风险的可能。别忘了一大批自称左派的人是十分反对黄马甲的。而且左派里有相当 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在欧洲选举中投了绿党选举和社会党-公共广场 (Parti Socialiste-Place Publique, PS-PP) 联合选举名单的人,会在五年任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选择支持现任总统。在法国舆情学会 (IFOP) 2019年10月的民情风向里,38%的生态党支持者以及41%的社会党支持者支持作为法国总统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但这一支持在 不屈法国那里仅有11%,在国民联盟那里是14%. 人为的将选民规模扩大至被固执的认为是左派的人身上,就会将那些本来就不相同且不会达成一致意见的人强行的置于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中。此外,除了在某些场合下,左派联合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它的魔力:如今每五个法国人中只有一个会认为自己是左派,但如果我们给这些人展示一些不将自己定位在传统左右政治坐标的可能性上的时候,大约会有45%的人会被认为是左派。确实有一 部分人会对政治标签比较敏感,但是今天的选民会更直接地关注政党提出的计划。左派联 合的这个想法曾经依赖于一些协议并确实盛行一时,而且它也成功的围绕共同利益组建过有着共同计划的政府。但在今天这已经不太可能了。
第二个选择是更现实的右派联盟。这是瓦莱丽·贝克莱斯 (Valérie Pécresse)、格扎维 埃·伯特兰 (Xavier Bertrand) 和弗朗索瓦·巴鲁安 (François Baroin) 提出的方案。这是一个有所保留的替代性团队所提出的方案。方案中的许多选择比较温和并与马克龙执政的许多大方向保持一致。这个方案主要会遭受到执政党的打压,因为它在精英团体中会吸引那些对马克龙方案在2022年将会失败持保留意见的人。如今右派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过分依赖 于退休职工和那些拥有资产的人,并且逐渐远离法国资本主义中比较具有活力的那一批人。而且我认为右派在人数上的局限性和他们在人又上的局限性一样严重,右派主要依赖 于年长选民。他们缺乏在2022年继续生存的资源,而且,更明显的是,他们没能反对如今的执政党。所以他们职能将很有可能会被替代。
“总统选举第二轮建构法国政局雏形”
谈谈右派联合后的前景,这里不光指右派和中立派的联合还有一部分右派与国民阵线的联合。这种论调颇受媒体青睐因为它回避了平民阵营未来有可能取得胜利的预判。人们也常常用“玻璃天花板”来形容平民阵营的胜利,这更反映了人们对于在现实政局中平民也有可能胜利这件事的抵触,特别是当勒庞在总统选举第二轮前的民调中获得43%或45%时。两年半来她的民调增长了10到12个百分点,这已经不是“玻璃天花板”了而是“升降机”!关于右派联合的假想甚嚣尘上,这使得人们过高地估计了这种方法所能带来的效果,九月时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它的局限。我认为右派的联合从本质上看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战略是建立在目前平民都投给勒庞且未来勒庞可以接受与右派中小资得多的那部分人联合的基础上。因此人们认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的40%是手拿把攥的,而与右派的联合则会解决剩下的10%。但这在我看来就像是一种政治提喻,我们将一个部分视作手拿把攥的而实际上它或许根本就得不到:这种联合要把观点南辕北辙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都不一样,自然也无法形成意识形态、社会观和选举观的统一。假设左派会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要害怕用简洁的方式阐述分析,也不要对表明我们所见即是事实这件事感到恐慌。热忱支持国民阵线的选民会抵制精英阵营和马克龙。这部分选民有一套自成一派的社会观,在他们的意识中认为移民问题是危害国家主权的因素之一,在这种思路下不难设想出一种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也回应了社会的主流期待,也因此这一招在选举中非常有效。平民阵营已经形成,虽然力量还比较薄弱,但在我看来是最有可能颠覆马克龙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执政及其所代表的精英阵营的。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述,我们还要意识到各种组织在这场民主博弈中所起的作用。大选第二轮会决定法国政局的整体走向,密特朗在60年代就属于最先明白这一点的那批人。勒庞与马克龙在第二轮中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并直至2022年都将继续决定政局走向。这种局面通过欧洲议会投票民调也愈加清晰地显现。精英阵营和平民阵营的对峙会压缩、裂化社会政治力量,且不会给任何政治派系独善其身的可能,若这种激进对峙不止停留在想象中的话,那现实中的情况会让人十分担忧。
这一切都使我们处于非常紧张的局势中,自马克龙当选以来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执政精英阵营与不断扩张、俘获人心且使公共辩论愈发突出的平民阵营间的对立。我们所处的这种形势从很多方面让我想到50-70年代的意大利,那时的执政党是基督民主党,而最大在野党是意大利共产党,由于一些地缘原因意共的执政是被禁止的。同理,勒庞的掌权受到了主流社会力量的抨击,并不是因为她所代表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她的执政对于我们的国际承诺特别是欧洲协作是一个威胁。因此人们会禁止国民阵线执政,因为国民阵线会使得整个体制陷入可怖的境地。在街头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2022年大选结果如何,我们都会陷入巨大的矛盾中:如果平民阵营胜利了自不必说,但一旦它失败了,我们一定会愈发投入于抗争使这个体制朝着专制自由主义的方向去。
翻译文章网络链接:https://lvsl.fr/jerome-sainte-marie-le-macronisme-est-un-projet-minoritaire/
译者介绍
小涵,武汉大学硕士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张笑语,华东师范大学2019级法语语言文学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罗声远,巴黎第二大学政治学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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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杨淑榆责任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