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劳的反抗：反恐战争导致国家权力增长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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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的反抗：反恐战争导致国家权力增长

作者：托马斯·赫格哈默（Thomas Hegghammer）

译者：潘偲毓

法意导言

从基地组织发动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到伊斯兰国在西方国家掀起的暴力袭击浪潮，恐怖主义无疑是近几十年间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之一。来自这些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们一度利用新兴加密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等手段在西方国家面前占据信息优势，但现代情报部门的发达程度却足以使这一优势迅速转换为劣势。应运而生的一系列高强度监控措施一方面对遏制恐怖主义产生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压制其他无害政治活动的隐忧。挪威防务研究所的一名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托马斯·赫格哈默（Thomas Hegghammer）于2021年8月24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徒劳的反抗：反恐战争导致国家权力增长》（Resistance Is Futile: The War on Terror Supercharged State Power）一文，旨在对恐怖主义势力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进而指出西方在严峻考验面前的应对措施，并分析这些新型监控手段对国家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教授有关恐怖主义历史的课程时，我有时会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在欧洲的分支叫什么名字？”这是个有些刁钻的问题，因为伊斯兰国（即ISIS）从未设立过成熟的欧洲分支。该组织自封的哈里发（caliph）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知道最好不要进行这种尝试。到2014年，当伊斯兰国正式从基地组织（al Qaeda）中分裂出来并成为全球萨拉菲吉哈德运动（Salafi-jihadi movement）的主导者时，西方安全部门已经想好了如何使之无法在欧洲或北美建立行动基地。就像此前的基地组织那样，伊斯兰国在西方的势力仅限于分散的小组和同情者。巴格达迪及其党羽明白，一个拥有正常运作的官僚机构、固定的会议场所以及内部宣传机制的传统恐怖组织在当代西方国家生存的机会如同地狱中的雪球那么渺茫。

实际上，在欧洲及北美，近几十年来运作一个能够发动持续的大规模攻击的主要恐怖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分离主义运动和极右翼民兵也只能进行相对小规模的行动，尽管他们的言论看起来颇具威胁性。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他们杀害的人数较少、从未引起当局的充分关注。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的最后几个恐怖组织，即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以及北爱尔兰的效忠派与共和派准军事组织在国家的打击措施下于90年代崩溃了。

图为911事件中世贸中心遭到爆炸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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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恐怖袭击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改变。当然，过去的二十年间西方的软性目标已经遭到了几次恐怖袭击：2004年马德里的火车站发生爆炸、2015年巴黎的音乐会场馆遭到攻击以及2016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夜店发生袭击都是其中缩影。这些犯罪事件并非由当地的组织所制造，且其中的肇事者没有一个能够发动两次以上的袭击。尽管这些成群出现的联结不甚紧密的袭击者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时不时战胜西方的安全和情报部门，但后者已经适应了这一切并最终占据了上风。

尽管911事件令人惊叹，但其并没有如很多人所恐惧的那样表明强有力的大型恐怖组织已经在西方扎根并威胁到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此同时，对于这一并不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持久恐惧使许多人忽视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趋势，即技术官僚国家强制权力的稳定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对这一优势的巩固，大规模武装叛乱的威胁至少在发达国家已经变得几乎无法存在。

威胁等级：严重

本世纪初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911事件被广泛认为标志着极端致命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许多人相信，他们已经在数十个西方城市拥有装备精良的潜伏小组，武装分子们则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潜入社区并等待发动袭击的命令。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这些潜伏小组存在的证据似乎无处不在：在2001年的九月底十月初，一系列带有炭疽病毒的信件被寄到了美国参议院办公室和新闻机构；同年12月22日，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在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上在试图点燃自己装有塑料炸药的鞋子前被机上乘客制服。络绎不绝的媒体报道表明，圣战分子能够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2年底，政策制定者们被一些智库报告所震惊。这些报告警告称，基地组织计划使用名为“mubtakkar”（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发明”一词）的双室装备在纽约地铁内释放氰化物气体。新闻主播们指着美国官方威胁晴雨表上定期闪烁着的象征“严重威胁”的红色表示，所有人已经不再安全。

这种普遍的焦虑情绪在学术与战略思维中以一种低调的形式得到了反映。在极端主义邪教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于1995年对东京地铁发动致命的沙林毒气袭击后，瓦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等学者开始谈论“新恐怖主义”，即一种以宗教狂热、组织分散、致力于造成最大限度伤亡为特点的政治暴力新形式。911事件使这种观点得到了普及，人们开始相信西方社会在这种新型威胁面前极其脆弱。

图为瓦尔特·拉奎尔的著作《新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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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激进主义在90年代确实有所发展，基地组织通过展示非国家行为者能够对一个强大国家造成多大的破坏而大大提高了激进主义的标准。当时，多数西方国家的国安部门都比今天小。由于这些部门对它们所面对的行动者了解较少，对于其最坏的假设很难被推翻。

然而，更大的分析错误并非高估敌人，而是低估富裕的发达国家适应与调动资源应对新型威胁的能力。在911事件后，评论家们经常将这些国家的政府描绘成被轻装上阵的叛乱分子所欺骗的懒散官僚机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充满活力的技术型国家出现了，这些国家拥有雄厚财力和训练有素的调查员及特工。伊斯兰国国库每增加一美元，美国中央银行至少能增加一万美元。基地组织每增加一名炸弹制造者，美国都会增加一千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

事实证明，西方政府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也没有许多人在反恐战争初期所预测的那么严谨。当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临安全威胁时，多数西方国家扭曲或打破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践行其自称的自由主义理想。

战略分析中最普遍的认知偏差之一是将对手的行为理解为被狡猾的战略或物质资源所主导。然而，恐怖主义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战略游戏，反叛者们能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反制措施。简而言之，新的恐怖分子实力强并不重要，因为追捕他们的人实力更强。

要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人们便必须思考竞争的基本要素。在西方国家或任何和平且相对稳定的国家，恐怖组织通常只是无法控制任何领土的小派别。他们的实力远逊于国家的综合力量，但他们享有一项关键优势，即匿名性。只要执法部门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与基地，他们便可以实施行动。因此，反恐从根本上是关于信息的：安全部门努力识别和定位嫌疑人，而后者则极力保持隐蔽。恐怖主义运动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恐怖主义者们打赌自己能以超过追逐他们的警察的速度吸引新成员或战胜国家。

通过调查、情报分析和研究，国家对于恐怖主义者们信息的了解逐渐加深。除非恐怖主义者们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招纳新人并使这些信息不断失效，他们便将在竞争中失败。因此，多数恐怖主义运动遵循着高开低走的活动曲线。由于激进分子往往会在最后竭尽全力试图扭转颓势，有时该曲线会在尾部有所波折。

通信技术也影响着恐怖主义运动。例如，新的加密技术可以帮助恐怖主义者们躲避监测，而新的社交媒体平台则可以帮助他们开展宣传并招募新成员。然而，恐怖主义组织只能在国家开发出解密或监控等反制措施前短暂地享受新技术的果实。例如，在2003年，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成员利用手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政府的监控措施在一年的时间内就使这一手段成为了一种负担。

第一场反恐战争

广义上讲，西方国家发动了两次所谓的反恐战争：一次是本世纪前十年对基地组织的战争，另一场则是2010年代针对伊斯兰国的战争。在两场战争中，新的组织在冲突地区成长。它们在通过跨国袭击使国际社会震惊前基本上未被注意，但其很快就被匆忙的反恐力量所击败。激进分子们在两场战争中都曾在最初因拥有西方政府不知道的行动者与同情者而获利，但后来都在后者对其网络的搜查下失去了这一优势。同样，技术创新一开始能够使恐怖主义者们获益，但在一段时间后则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基地组织最初是由一群参加过80年代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老兵组成的，他们在90年代中期决定对美国发动不对称的战争以结束他们眼中西方帝国主义对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该组织在90年代末通过进入阿富汗领土而发展壮大，并于此训练战士并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发动袭击。穆斯林世界、欧洲以及北美的数百名志愿者在1996到2001年间加入了训练营。由于它们并未被视作对于美国或欧洲本土的重大威胁，西方政府很少关注他们。在911事件中，该组织便受益于其行动人员相对匿名性带来的出其不意的效果。

当西方国家争相绘制基地组织的网络图时，它的势头又持续了另一个五年。于2002年初设立的关塔那摩监狱旨在用于关押重要的基地组织成员，但最终进入监狱的却是低级别成员以及一些与组织毫无关系的人，而这便是早期信息劣势的体现。2002年，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将关塔那摩监狱的被关押者称为“最糟糕的人”。事实上，由于华盛顿当局对该组织的行动及人员知之甚少，美国几乎完全不了解这些被关押者在基地组织中扮演的角色。

图为关塔那摩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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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基地组织本身也在不断壮大，从一个组织转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它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同情者，这是由于911事件的促进作用、线上的圣战宣传以及2003年美国领导的对于伊拉克的入侵在穆斯林中引发的愤怒情绪所共同作用的。在2001年到2006之间，受基地组织训练或启发的小组在欧洲实施了多次袭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4年马德里的袭击事件以及2005年伦敦公交车爆炸案。此外还发生了几十起被挫败的阴谋——例如，一个英国小组曾计划在2006年通过将炸弹成分分装在小容器中带上飞机并在起飞后组装炸弹使数架商用飞机爆炸。（这一阴谋导致乘客们直到今天都不能携带水瓶通过机场安检。）

不过，西方情报部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在西欧和北美，911事件后从事圣战主义研究的分析人员数量激增。各个国家安全部门设计了收集信号情报并互相交换信息的新系统。许多国家都通过了能够有效降低调查和起诉嫌疑人门槛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都扩大了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将“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后勤支持”也涵盖在了“恐怖主义活动”的范畴中。硬盘内开始储存大量数据，打印机不断打出网络图表，调查人员们则开始研究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细微之处。

2007年左右，形势终于发生了改变。在那一时期，911事件前基地组织在欧洲发展的网络均被围剿，当局也已经找到方法拘留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极端主义神职人员。欧洲的圣战阴谋数量开始下降，线上的基地组织宣传也随之减少。在曾经令用户们觉得可以放心地分享电话号码的圣战线上论坛中，对渗透和监视的恐惧也开始变得明显。基地组织在中东的分支机构也开始减少，其中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尤为明显。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也门裔美国人、萨拉菲圣战传教士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影响，美国在2009年和2010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袭击潮，但这并不足以改变整体形势。到2011年，西方反恐圈子的情绪开始变得谨慎乐观起来。2010年底在阿拉伯世界爆发的群众起义潮（即“阿拉伯之春”）被认为有望结束许多人心目中作为圣战主义根源的独裁主义。在美国海豹突击队员于2011年5月2日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击毙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后，人们有可能认为反恐战争已经行将结束了。

图为也门裔美国人、萨拉菲圣战传教士安瓦尔·奥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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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想法既对也错。回过头看，2011年并不是基地组织对西方战争的结束。该组织在索马里等地以一系列具有地方议程的民兵组织为形式继续存在，但它在近十年内都没有对西方成功发动一次重大袭击。与此同时，另一个组织接过了其衣钵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圣战与社交媒体

伊斯兰国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产物。在随后的逊尼派叛乱潮中，一个高度活跃的基地组织分支出现了。该组织于2006年并命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在之后的几年间，美国和伊拉克的反叛乱措施削弱了这一组织。如果不是两个意想不到的发展，该组织很可能仍是基地组织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分支。

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这为伊拉克伊斯兰国提供了一个供其扩张的避难所。该组织最初以不同的名字在叙利亚开展活动。由于一切进展得十分顺利，它于2013年脱离了基地组织，以独立的伊拉克-叙利亚团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并将自己称为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ISIS。在2014年中期，它占领了伊拉克西部三分之一的地区并将自己塑造为全世界穆斯林必须效忠的哈里发，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扬名。与此同时，在之前的几年间，叙利亚战争的恐怖吸引了世界范围内逊尼派穆斯林的注意，并使其中数千名宗教信仰更坚定且更具冒险精神的成员前往叙利亚并志愿加入叛军。叙利亚一跃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全球中心，而在以叙利亚为基地的组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国也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国战斗人员。

第二个意想不到的发展是社交媒体革命。在2010年左右，Facebook, Twitter和YouTube等平台成为主流，从而改变了网络媒体的格局，为激进的意识形态行为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首先，他们的宣传现在得以传播得更广。此前，圣战分子一直被限制在某些神秘的网站上，只有至少已经有点极端的人才会访问这些网站。相反，现在的新平台拥有几百万用户，其算法则可以将圣战视频推送到从未搜索过此类视频的用户的首页。

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国家安全局不能像侵入马来西亚等地的晦涩圣战网站那样侵入Facebook，圣战分子们在这些新平台上反而比在旧网站上更加安全。此外，社交媒体提供了与智能手机的更好联动，从而使激进分子能够在任何地点查看和上传宣传资料。激进分子们抓住了这个机会。2010年代的前几年，圣战组织的宣传活动大幅增长，伊斯兰国产出材料的规模与复杂程度都达到了非国家武装组织历史上见所未见的高度。

最后，新的网络生态系统为秘密通信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加密短信应用数量激增，圣战组织的通信则在大量平台上得以传播。这是一场信号情报的噩梦。激进分子们开始广泛使用通信应用进行双边以及小范围的交流，他们似乎已经不再被此前对于监视的恐惧而束缚。叙利亚境内的外国战斗人员在2013至2014年间迅速增长的一大重要原因便在于早期招募的人员能够给他们的朋友发消息以说服其加入。

西方国家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阻止这些发展，其原因很简单：伊斯兰国还没有在中东以外发动袭击。直到一个旨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军事联盟于2014年秋天成立后，该组织才将其行动目光投向了西方城市。同年9月，它开始号召全球的追随者尽一切办法杀死西方人，并开始训练能够在欧洲开展高调行动的攻击小组。正如2001年的基地组织一样，伊斯兰国正处在其权力的顶峰，而它享有着一项核心优势：西方情报部门对其成员与同情者网络所知甚少。该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更年轻也更具活力的基地组织替代者，并吸引了新一代的欧洲激进分子。其宣传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国家安全部门无法有效跟踪其所有新的同情者。

图为圣战分子与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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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转换为了欧洲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暴力浪潮之一。在2015至2017三年内，欧洲的圣战分子杀害了近350人，这一数据超过了此前20年欧洲圣战袭击中遇害人的总数，也超过了1990至2020年间欧洲右翼极端主义者杀害的总人数。伊斯兰国的强势之处还在于它拥有第一个能够在欧洲发动两次袭击的恐怖主义小组：该小组发动了2015年11月对巴黎的袭击以及次年4月对布鲁塞尔的袭击。其成功表明情报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打回了原形。

不过，暴力事件引发了国家的反击，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在2015年巴黎袭击事件后，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前表示，“我们处在战争之中。”911事件刚结束时的模式得到了重演：扩大的情报预算、更积极的监视手段、降低涉及圣战主义案件中警察干预门槛的新法律都随之出现。欧洲发现自己采取了关闭清真寺、驱逐传教士、剥夺人们的公民权等异常严厉的措施，而几年前这些措施在政治上都是毫无可能出现的。一些欧洲国家向伊拉克派出特种部队追捕加入伊斯兰国的公民。自2016年起，政府和社交媒体巨头们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努力从互联网上删除该组织的宣传信息。从前被视作在政治上不被待见或在技术上不可行的审查制度如今正在硅谷的人工智能机制下被全力推行。

国家再一次胜利了。截至2018年，欧洲圣战阴谋和袭击的数量较之2016年减少了一半，外国战斗人员的流动则完全枯竭。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以来在欧洲发生的每一次圣战袭击都是由某个个体实施的，这表明策划集体袭击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同样，2017年以来的恐怖袭击都没有涉及炸药；相反，袭击者们使用了枪支、刀具以及交通工具等更加简单的武器。曾经也有过一些复杂且更具野心的阴谋，但它们都被警方所挫败。这并不是要忽视当前仍然严重的威胁，只是用于说明伊斯兰国2010年代中期的攻势得到了有力的回击。

数字全景图

普通公民可能无法明显感觉到现代情报部门已经变得多么强大。请试想你想出于某个原因在西方国家发动一次暴力叛乱；你想要建立一个组织，而不仅仅是进行一次攻击。你会怎么做？你所有的互联网搜索记录、邮件往来以及通话记录原则上都能被国家获取。你可以从现在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但你与合作者的数字历史仍然可以被国家追踪。在以信用卡交易为主导的经济下，你不留痕迹地行事的能力是有限的。你进入城市冒险的踪迹会被监控摄像头记录，那些摄像头也许还配备了面部识别软件。当你新招募的成员可能是警方派来的渗入者时，你如何知道该信任谁呢？当你最得力的成员——包括那些了解你组织秘密的成员被逮捕时，你该怎么办呢？

信息技术随着时间推移越发赋予国家权力的原因在于，叛乱是一场信息之战，而国家则可以在小团体难以企及的范围内使用新技术。计算机使国家能够积累更多有关其公民的信息，而互联网则使研究机构和国家更快地共享这些信息。信用卡终端以及智能手机等工具使当局能够更深入地窥探人们的生活。我有时会在恐怖主义审判中担任专家证人，所以能够看到警方收集到的有关嫌疑人的信息。我所了解到的是，一旦国家将某人锁定为监控对象，那么这个人就不再能保有任何隐私。

监视正常化

鉴于富裕的发达国家享有压倒性的优势，圣战主义即便以较低的水平持久存在于这些地区也是很了不起的。其背后的一大原因在于，国家的能力在其边界之外便有所减弱，而圣战主义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跨国运动。几十年来，西方的圣战分子能够前往穆斯林世界的冲突地区接受训练，从而享有西方其他激进分子所不具备的战略深度。另一大原因在于，圣战意识形态培养了一种自我牺牲的文化。任何考虑在西方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亲自享受自身努力带来的假想政治果实，因为他在该过程中要么死去、要么被捕。然而，由于来世回报的承诺，圣战运动能够培养出数以百计的志愿者通过一次性袭击不断涌向敌人。圣战分子中出现这种志愿者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反叛运动，而意识形态显然是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最后，穆斯林世界大量的武装冲突使人们怨声载道，从而为圣战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行动空间。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不应被低估。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西方出现第三波伊斯兰恐怖主义潮确实存在一定可能性，但其真正发生的几率很小。较之鼎盛时期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未来的恐怖分子将面临严峻得多的行动环境。国家安全部门针对圣战分子运用其技术的机会也会使其他激进运动的开展更加困难，那些无法轻易进入冲突地区且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的激进运动未来将很难发动大规模行动。

发达国家的数字化程度将越来越高，而这会使隐藏身份与脱离网络变得越发困难。未来的反叛者将不得不终生使用互联网，他们将一路留下数字痕迹，而这些信息将会被国家获取。新技术或许会为非国家行为者提供在数据世界中隐身的机会，但其效果只会是暂时的。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会加快国家走向技术主导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能力利用他们获取的所有数据。机器学习或许会改变这一现状。

图为现代国家的监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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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发展或许会使政治暴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更加不均匀。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够通过购买来维持秩序，而较弱的国家则不能。穆斯林世界已经在反恐战争期间遭受了远大于西方的不幸，而一切还将变得更加不平等。随着资源丰富的专制国家利用监控技术的力量，未来的稳定鸿沟可能会贯穿南半球。

对叛乱免疫的国家的崛起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认为国家的新权力只会被用于对付策划炸弹袭击的人，那就太幼稚了。这些权力能够也确实被用于监视并不致命的政治活动。在专制国家中，同样的工具正在以不受拘束的方式被用于压制和平的政权反对者。它们使中国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得以识别激进分子并将动员活动扼杀于摇篮之中，而这在几十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欧洲和北美的富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其政府同样是能够进行凶猛且高效镇压活动的工具，他们所掌握的监控手段如今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因此，这些国家在选择其领导人时应该更明智一些。

文章来源：

Thomas Hegghammer, Resistance Is Futile: The War on Terror Supercharged State Power, Foreign Affairs, Aug 2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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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潘偲毓，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重庆大学博雅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喜欢竞技体育和摇滚乐的翻译爱好者。

技术编辑：葛   松

责任编辑：徐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