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疯人院

很多年前，某个阳光充沛的午后，我看了电影《飞越疯人院》。很多年前，某一次在书店里闲逛，我买到了《飞越疯人院》的原著小说，大略翻了翻，就把它放到书架上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再看这部电影。但我记得杰克•尼克尔森的表演，他面对关着的电视，解说棒球大联盟冠军系列赛，病人在他身后围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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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评论中有一个说法，叫“不可靠的叙事者”，小说叙事还有一个手法叫“自由间接体”，这些名词其实没什么意思。但我在这里想借用一下“不可靠的叙事者”这个词。

 有一本书叫《如何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作者约翰•莫德罗，开头就说，我六七岁时，被我妈带着去看医生，医生说，这孩子有病，要送进精神病院，否则症状会越来越严重。妈妈没把他送进医院，但总疑心这个孩子有病。莫德罗撒尿和泥，玩动物粪便，妈妈就说，你这样的孩子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过圣诞节，莫德罗拿着未拆封的礼物，说他开了天眼，知道盒子里是什么礼物，爸爸就说儿子有毛病。莫德罗说自己的太奶奶是个自私的老太太，逼着太爷爷自杀，拿太爷爷的保险，说自己的精神分裂症不过是一家人变态人格的不断累积。

莫德罗这本书，有一套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理论，有自己的回忆，有对精神病治疗的历史梳理。莫德罗上学后，被老师视为异类，他说，社会上的人无非是两类，一类是彼此差不多的正常人，一类是总和别人不一样的异类，正常人把异类视为精神病。这其实就是涂尔干这类社会学家说的话，社会先定义了“正常人”，然后产生了“异常人”，把“异常人”归为少数。

莫德罗在1960年发作，1961年痊愈，后来写了这本书，再后来建了一个个人网站，个人网站上，他把自己的形象P成弥赛亚，放到宗教画中。他还引用好几位医学专家的推荐语，但我读的时候，那种“不靠谱”的感觉太强烈了。我这里借用“不可靠的叙事者”这个词，没有任何修辞或者美学上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觉得作者不靠谱，作者并不是在说谎，但他说的不可靠。我也没有能力说清作者哪个段落说的不可靠，但“内心不确信”，有很多书，都会让我们感到“内心不确信”。

 比如，有一个女记者叫苏珊娜·卡哈兰，她是《纽约邮报》的记者，这个报纸就很不靠谱。苏珊娜2009年罹患脑炎，却被误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痊愈后，苏珊娜对精神病学的学科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出版了两本书，《燃烧的大脑》和《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据说，“她的调查在美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奈飞根据她的经历拍摄了电影，专业医学期刊《柳叶刀》也刊登了她的成果。”

我看过她写的《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她在后记中感谢了一大堆专家，但跟《隐谷路》相比，她的这本书还是给我一种非常不可靠的感觉。记者这个职业，记者所进行的一些采访，并不增加他们讲故事的可信度。

 肯•克西，从小体格强壮，擅长摔跤，凭借体育奖学金进入俄勒冈大学学新闻，1959年到斯坦福大学学写作，他自愿参加了一个精神药理学的试验项目，在医院里服用致幻剂，留院工作。1962年，他的小说《飞越疯人院》出版。小说的叙述者是印第安人“酋长”布洛姆登，布洛姆登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整天在医院里拿着大扫帚，他不言不语，实际上是装聋作哑。一开始他感觉周边有雾，连六英寸外都看不清，他将外面那个控制一切的系统称为“联合机构”，他被逼着吃下药片，担惊受怕，但他开始讲麦克墨菲的故事，“就算事情压根儿就没发生过，我说的也都是真的。”

 大护士肖像

这本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时，肯•克西写了两稿剧本，但很快就不干了。后来的编剧把布洛姆登的叙述视角改为全知的视角，小说及电影的名字都来自一个古老的美国民谣，但酋长哼唱这段民谣的段落没有出现在电影中。肯•克西对电影《飞越疯人院》非常不满，他跟制片人打过官司，获得了一笔补偿，他发誓不看这部电影，据说有一次他在电视上偶尔看到，立刻换台。但根据合同，他能从这部电影的利润中获得2.5%的报酬。这部投资400万美元的电影在美国国内挣了将近两亿美元。

 对比小说和剧本，最大的变化就是叙事者布洛姆登，小说是以他的视角在讲故事，他会回忆爸爸和妈妈，回忆俄勒冈大草原上的月亮和狩猎，回忆原来的印第安人村落被白人政府买下，白人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压制和这所医院对病人的压制是一样的。一部小说是带有叙述者的语气的，肯•克西对电影的不满，或许就是他独特的声音被抹杀了。

 肯•克西1994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他爸爸曾经带他去看俄勒冈的牛仔竞技大赛，他和原住民一起玩，经过哥伦比亚河峡谷时，发现那里正在建大坝。印第安人的捕鱼地消失了，他们的村落被政府买下来，他们要移居到别处。有一个印第安人，嘴里咬着一把刀，撞向一辆柴油卡车。这个自杀行为给克西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这种“野性中蕴含救赎”的观念，肯•克西选择布洛姆登来做小说的叙述者，布洛姆登能记起深夜站在水坝上听到的声音，能感受到“联合机构”那种无情又残忍的力量，他10岁时，村子里来了三个白人，跟村里人说，这个村子能换来多少钱，他们根本就无视年少的布洛姆登，所以布洛姆登就变成了一个“聋哑人”，他听不懂外在的变化，也无从表达自己的看法。肯•克西选择布洛姆登来讲这个故事，肯定有他诗意的考虑。

 然而，我无法想象《飞越疯人院》这个电影以装聋作哑的布洛姆登的旁白来讲故事。放弃布洛姆登的叙述视角是合理的，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可靠的叙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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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者如果对笔下的人物有强烈的情感，他恨不得笔下人物能在稿纸上活起来。我不知道演员看到小说中的那些活跃的人物时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影星柯克•道格拉斯看到小说《飞越疯人院》后，立刻买下了改编权，他要让麦克墨菲活起来。他先改成了话剧，在百老汇演了半年，收到的评论都不太友好。他希望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扮演里面的麦克墨菲，但好莱坞没人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柯克•道格拉斯说，这个故事中有些东西让好莱坞不舒服。十年后，柯克的儿子麦克•道格拉斯说，您这个版权砸在手里这么久了，我再出去试着卖卖吧。

 麦克•道格拉斯找到了奇幻唱片公司的老板索尔·赞茨，赞茨以前表示过对《飞越疯人院》的兴趣，但他不想让柯克•道格拉斯演，柯克想演麦克墨菲，如果不让他演，他就不卖改编权，杰克•尼科尔森对麦克墨菲这个人物极有兴趣，一直想演麦克墨菲。等这部电影真的开拍时，所有人都觉得柯克•道格拉斯太老了，杰克•尼科尔森最合适。1976年，《飞越疯人院》获得奥斯卡五项最重要的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改编剧本。杰克•尼科尔森的片酬是影片利润的10%，他在颁奖仪式上对编剧说，我赚到钱了！柯克•道格拉斯也赚到钱了，他的儿子担任制片人，但柯克•道格拉斯说，我从这部电影里赚的钱比我扮演任何一个角色挣到的钱都多，但如果能让我演麦克墨菲，我愿意把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给片方。

 1971年，麦克•道格拉斯打电话给索尔·赞茨时，没想到这个电影能如此成功。他们当时想的是用比较小的成本，把这个电影给拍出来。他们找到一个落魄的导演，米洛什•福尔曼，福尔曼是捷克人，1968年流亡美国，拍了一个不太成功的电影，正在纽约切尔西区一间旅馆里为房租发愁，他接到电话，跟麦克•道格拉斯、索尔·赞茨一起出去吃饭，八点钟进了一家日本餐馆，到饭馆打烊，服务员把后厨和桌子都收拾干净了，他们还在聊。

 米洛什•福尔曼，1932年出生，他还记得母亲被盖世太保带走的场景，那时他7岁，母亲到他床边，跟他吻别，此前，他的父亲已经被关押到集中营。青年福尔曼在布拉格学电影，他的文学课老师是米兰•昆德拉。1960年代，福尔曼在布拉格暂露头角，柯克•道格拉斯访问中欧时，就曾和他有过接触，答应给他寄一本《飞越疯人院》的小说，但书寄到捷克，被海关没收了。然而，该是他的电影就一定还是他的电影。福尔曼决定拍摄《飞越疯人院》之后，有朋友劝他，这个故事太美国了。福尔曼回答说，不，这个故事写的是极权主义，我刚从那儿逃出来。对你来说，这是个美国小说，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我太知道大护士是怎么回事了。

 《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是按顺序拍摄的，除了出海捕鱼那场戏。影片开场是田野和山脉，一对汽车大灯穿过风景，麦克墨菲在两名执法人员的护送下抵达精神病院。他亲了警卫一口，他被带到院长办公室，跟院长谈话。俄勒冈精神病院的院长出演了自己，福尔曼喜欢用非职业演员，但他不给非职业演员看剧本，也不会让他们排练，尼科尔森和院长的对话场景拍了四条。院长在办公桌上管理着他的病人，他发出行政指令，精神病院转化为社会对其持不同意见者实施的复杂镇压的缩影。麦克墨菲来了，他想唤起病人残存的人性，他是一个秩序的破坏者。他与拉切特护士的暴政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倒不是说麦克墨菲对他的病友有多少同情心，他只是为自己找乐子，不甘于被操纵，也不甘于看到别人被操纵，他想在心理层面上释放病人。

 精神病院是一个由门、锁和笼子组成的迷宫般的监狱。那些让病人平静的音乐，也是一种阴险的统治手段。病人打牌嬉戏，但无法逃脱监禁之感。他们按时吃药，按时进行团体治疗，稍有反抗就会被带上约束带，被电击治疗。拉切特护士，被酋长称为“大护士”，她在电影中的样子要比小说中的样子温和一些，她总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她维护秩序和例行公事，用最平静的微笑压制所有男病人的反抗，福尔曼谈到她的性格时说，拉切特护士深信她做得很好，这是真正的戏剧，这比一个知道自己做坏事的邪恶的人要可怕得多。

 《飞越疯人院》让米洛什•福尔曼和索尔·赞茨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后来拍了《莫扎特传》和《戈雅之灵》。50多年前，昆德拉指导福尔曼看法国小说的时候，福尔曼还看了一本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书，“我不敢相信我在读什么。我在读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事——让人们承认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彼时彼地，我不可能拍那样一个电影。但种子播下了。到1980年代，我和索尔·赞茨在马德里宣传《莫扎特传》，我第一次去了普拉多博物馆，我当年在布拉格看到的那本书就展现在我面前。我要把戈雅和宗教裁判所放在一起拍一部电影。”

 《戈雅之灵》这部电影2006年上映，不是大片，却是74岁老导演的谢幕之作，他说，“艺术家天生就是叛逆者。就像《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墨菲，个人反抗机构的冲突，是一场无止境的冲突，一场本质的冲突。我们需要机构。我们创造它们，我们用税款支付它们来为我们服务。可反过来，我们总是要供他们驱使。我认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人类最本质性的冲突。”

 米洛什•福尔曼2018年去世，布拉格帕里斯卡街上的一个小广场被命名为“福尔曼广场”，紧邻俯瞰伏尔塔瓦河的洲际酒店。1976年他获得奥斯卡奖的时候，他的双胞胎儿子获准离开布拉格，去美国和父亲团聚。人何以反对人，这真是一个本质性的冲突。

未完待续

全文发表在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