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一天，早上七点多，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她夜里三点多发现的，但到七点多才给我打电话，怕吵醒我。她跟我一样没什么生活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问了别人，好像是要给110打电话，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下楼，开车，开了也就十分钟，就接到电话，是警察，上来就问某某处有一位老人去世，是你父亲吧？你对老人的死亡有异议吗？我愣，异议？没什么异议啊？警察说，有异议我们就把尸体拉走，没什么异议你就办手续，找社区医院找120，给120打电话吧。我就给120打电话，说家里老人去世了，120说，去世了我们就不能派车去了，找派出所找社区医院开死亡证明。这边挂了电话，警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你给120打电话，可别说老人死了啊，死了他们就不派车，就说病危，让他们派车来，来了他们看见了情况，就能开死亡证明了。我说，刚打了，说死了。警察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多了。警察说，你五十多了，你这点儿生活经验都没有？我说，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早高峰车辆拥堵，九点多才到城里。父母家楼下，停着一辆警车，一辆120救护车，120的医生正在开死亡证明，核对户口本，三三两两的大爷大妈在一边观望，我上楼，家里有三个警察，黑衣服，短袖衬衫，胳膊上别着对讲机，看样子是刑警，我先去我爸屋里看了一眼，老头儿略僵硬的躺在木板床上，一条腿曲着，微微睁着眼，警察问，你工作单位是哪儿？我想了半天，忘了自己工作单位是哪儿了，警察说，别着急。家里的门敞开着，邻居家的门也开着，邻居老太太跟警察说，我这防盗门坏了，你帮我修修。警察就给老太太修防盗门，折腾了几下，跟老太太说，您还是找物业吧。妈妈有点儿慌张，我安抚她到另一间屋里坐下，警察说，你们对老人的死亡没异议，我们就走了，这是正常死亡，不要打110，110是报警电话。送走警察，120的医生和护工上来结账，死亡证明开好了，你们把车费结一下吧。我结了账，问，该怎么送到殡仪馆去啊？护工见我没啥生活经验，留了一个号码给我：打这个电话。接电话的白事先生说过会儿就到。家里清静了，我在我爸床边上坐了一会儿，又陪妈妈坐一会儿，又去看一眼爸爸，再跟妈妈说两句话。差不多过了一小时，两位白事先生开着辆GL8来了，我们在车边谈价钱，车里有寿衣，价钱都差不多，有骨灰盒，有好点儿也有一般的，想早点儿烧，就去通州殡仪馆，那边不用排队。我说，烧了吧。两位白事先生上来，进了屋，先对遗体深深鞠躬，吩咐烧一大壶开水，给老人擦身体。我准备了两个红包给他们，后来想，在下面谈好了一价全包，按理说不用再给红包了。爸爸眼睛闭上了，身体擦干净了，穿上了寿衣。妈妈说，你爸老说，要烧他的时候，把那个收音机跟他一块烧了。床边桌子上有一台录音机，也能当收音机使，三洋，大概在我们家三十多年了，个头儿不小，白事先生看了看说，太大了。我也觉得太大了，我曾经送给我爸爸一台索尼收音机，大小像一张名片，很薄，如果烧那一台收音机还好。我爸爸喜欢听收音机，上大学的时候，收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转播，同学要睡觉，把收音机关了，我爸爸就跟人吵架，收音机还是那位同学的。后来他跟我聊庄则栋徐寅生怎么打乒乓球，大概都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他眼睛不好，视网膜萎缩，一点点加重，喜欢收音机远远多过电视。我这两年做播客节目，暗含的一个心愿是他老人家能听听，他听，翻来覆去的听，一期节目能听四五回，用我妈妈的手机听。那台老旧的三洋，可能是他拥有过的最贵的录音机，太大了，不好一起烧。所以，我爸爸被抬出去的时候，没带走家里的任何东西，寿衣从里到外都是刚买的。我爸爸被抬出去的时候，我妈妈哭了，说，就这么走了啊。我爸爸被抬出去的时候，寿衣裹着头，固定在担架上，到楼下，放进GL8，GL8经过改装，后边一半堆着各式骨灰盒，另一半正好放进去一个人。我在路边取了车，按照导航去通州殡仪馆。后来我接到停车费短信通知，从九点十分到十二点半，不过就在路边停了三个小时多一点儿。路上太饿了，早上没吃饭，到了通州，饿的不行，在一个小店里买了一份烧饼夹肉，吃了大半个，继续开，路过富壁路，经过了格拉斯小镇，原来这个著名的别墅区就在这里啊，再开一会儿，就到了通州殡仪馆，门口停着两辆GL8，两位白事先生跟另外两位白事先生聊天呢，殡仪馆中午休息，下午第一拨儿就能烧上。把车开进停车场，白事先生去办手续，遗体从GL8上转移到殡仪馆的铁床上，手续办完了，进入殡仪馆的大厅，服务人员叫我上前再确认一下，打开蒙在脸上的布，我再看一眼爸爸。又等了会儿，服务人员推着铁床到九号炉子边上，边上那一炉，送行的人不少，有人嚎啕了几声，我这边就我一个人，服务人员让我到告别厅等候。我看那炉子的结构，一次只能放进去一个人，疫情时有传言说殡仪馆排大队，一炉子烧好几个人，看来传言不属实。告别厅较简陋，一次成型的连排塑料椅子，跟白事先生结账，白事先生跟我加了个微信，说他也卖墓地，想买墓地的时候再联系他。我在空荡荡的告别厅里坐着，心里忽然非常难受，我拿着手机，找出史文朋的一首悼亡诗，那首诗很长，我抄下来几句：From

很多年前，我一位朋友去欧洲玩，回来后给我看她拍摄的一段视频，那是以色列雕塑家丹尼·卡拉万的作品，在西班牙的布尔特沃海边，像一个滑梯，沿山坡而下，金属封闭起来的走廊，里面是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到尽头是一道玻璃幕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到大海。她告诉我说，1940年9月，本雅明逃到布港，在这个小镇上自杀了。她那段视频，停留在玻璃墙外的海面，所以看起来有点儿走投无路的感觉。卡拉万在世界各地设计了很多跟犹太人相关的纪念作品。这件本雅明纪念雕塑名叫“通道”或者“走廊”，是在1994年完成的，作品上有一句铭文，写的是“记住那些无名之人比记住那些名人还要困难”。本雅明这个人，我还是略知一二。你知道北京有一个单向街书店，最早开在圆明园边上，有一个很漂亮的院子，院子里有核桃树，有躺椅。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厕所，天花板是玻璃做的，抬头看，是一个鱼缸，有水有鱼，鱼缸上面是天空。我记得书店里面很窄，墙上有本雅明的肖像，记忆不一定准确，是不是挂着本雅明的肖像，我其实也不太肯定，但“单向街”是本雅明一本书的名字，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书店，肯定会让人想到本雅明。我看过他的一些书，看不太懂，但有些句子，看过之后印象极深，比如，“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一件地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当代这一个小铜板。”再比如，“历史表现为一场诉讼，法庭决定为未来讯问证人。出场的有诗人，他感觉；有画家，他观看；有音乐家，他聆听；有哲学家，他知道。他们的证词互不一致，尽管大家都为弥赛亚的到来作证。”这些句子有上下文的，我读不懂，也记不住。三联书店2008年出过一本“本雅明文集”，叫《启迪》，原书的编辑是汉娜·阿伦特，汉娜·阿伦特写了很长的一篇序言，其中有这样一句，“历史像一条跑道，有些竞赛者跑得太快，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之外。”卡夫卡和本雅明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他们死了之后，变得名声大振。阿伦特说本雅明是个天生的倒霉蛋，不懂人情世故和学术圈的规矩，为谋生计，他想在耶路撒冷找一个教书的工作，也会在莫斯科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他既不想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也不是真心的信奉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会提供“文人”这样一个职位。阿伦特说，一个时代总会在受其影响最小、离它最远、因而也受难最深的人身上打下烙印，普鲁斯特、卡夫卡、本雅明都是这样的人。简单来说，总有人能适应时代，如鱼得水，人们也会关注这些时代弄潮儿，但有些倒霉蛋，知道自己不能适应时代，这一类人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困境，哪怕这困境要把他碾碎，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我虽然看不太懂本雅明的文章，但我喜欢这样倒霉蛋，本雅明自己说，“做一个有用的人于我永远是一件丑恶不堪之事。”那他想干吗呢？进行诗性的思考，想事儿。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叫“面对思的事情”。很多文艺青年，都不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都爱没事儿瞎琢磨。但是，“思”这个事情可不容易，过一种德国式的精神生活，那就更不容易了。有一本书叫《康德与德意志精神生活》，我只知道书名，这书名就显示出来了，沿着康德、黑格尔那条道路来打磨自己的心智，太严肃了。叔本华说过，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智力平平、思想狭隘，就是庸人，这样的人没有灵性，没有智力的乐趣，只有感官的乐趣。这话说的太绝对了。海德格尔说，大多数人没有什么精神生活，不是因为缺乏智力，而是想追求生活舒适，回避太严肃的精神生活，能让自己舒服一些，他们不认真思考上帝，不认真琢磨自己使用的语言。当年给我看卡拉万作品视频那位朋友，是一个哲学老师，她从没说过本雅明是哲学家，她有一个偶像是维特根斯坦，她说，康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样的人是一流的哲学家，“你老挂在嘴边的萨特，那是二流的哲学家。”后来我还听到一种刻薄的说法，忘了是哪一个大人物说的了，他说，你们所说的哲学，在我看是文学，你们所说的文学，在我看是新闻，你们所说的新闻，在我看是八卦。你看，阅读也是有鄙视链的。不过，鄙视链这东西私下聊天，朋友之间开开玩笑挺好，公开谈论就可能陷入争吵。叔本华说过一段话，“如果在任何的讨论和谈话中，有一个人比我们表现出了更多的知识，对真理更诚挚的热爱、更明智的判断力、更优秀的理解力，或者总体上显现出让我们相形见绌的智力品质，我们就可以通过侮辱和冒犯立刻消除他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浅薄，转而使我们凌驾于他之上。粗野胜于一切争论，它让智力彻底失色。如果我们的对手不在乎我们的攻击方式，不以更粗鲁的方式回应，那我们就是胜利者，名誉与我们同在。真理、知识、理解力、智力和机敏则必须鸣金收兵，把战场留给极度的蛮横。”叔本华的这段话，很适合描述网上的许多吵架。我们内心其实有粗野的一面，从粗野的一面来看，本雅明绝对是个loser，他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想当教授而不成。他出生在富贵之家，娶妻生子，到三十多岁还在啃老，不能养活自己，要靠老婆的工资生活。20岁赶上了一战，30岁赶上了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40岁赶上了纳粹上台，到二战爆发终于扛不住了。他一直靠写文章挣点儿小钱，居无定所，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有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但也没能完成。他要过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家里总贴着圣徒画像，他的大脑很厉害，可也管不住自己的鸡巴，勾三搭四。这样来总结本雅明的失意者形象，就比较粗鲁，粗鲁是一种品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偶尔要粗鲁点儿。但是呢，还好，我们还有温柔的一面。先说说本雅明是怎么死的。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本雅明从巴黎逃往法国南部，9月25日，他穿越比利牛斯山，越过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线，来到西班牙小镇布尔特沃，又称布港。本雅明已经获得了美国签证，但他听说，西班牙对来自法国的难民关闭了边境，难民要被遣返回法国，还有消息说，法国投降后的维希政府，和纳粹德国达成协议，像本雅明这样的犹太流亡者会被送回德国。9月26日夜里，本雅明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在这样一个没有出路的境遇中，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了断。这是比利牛斯地区的一个小镇，没人认识我。我的生命将完结。”那天夜里，本雅明服用了随身携带的大量吗啡，自杀了。第二天边境重新开放。他要是活到第二天，兴许就逃到美国去了。在本雅明死后，他的前妻朵拉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早已经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他还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也感受到，如果这个世界能够让一个他这样有价值和敏感的人活下来，那就终究不是一个那么坏的世界。看来我错了。”本雅明出生在富贵之家，如果处在平安时代，他天天琢磨事，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顶多也就是和他爸爸闹闹矛盾，偏偏他生在一个动荡年月，那种与时代格格不入之感就更强烈。德国童谣里有一个“驼背侏儒”的说法，小孩子摔了一个跟头，或弄碎了一个杯子，妈妈就会说，这是驼背侏儒干的，驼背侏儒总跟小孩子做恶作剧，出点儿什么状况就是驼背侏儒在捣鬼。本雅明成年之后的生活略显笨拙，好像总有个“驼背侏儒”给他捣乱，他本有机会过上稳定的知识分子生活，本有机会早点儿逃到以色列或者美国，但他就是笨笨的拖到了最后一刻。这种失意者和局外人的形象，其实很让文艺青年喜欢。所谓浪漫主义者，就是喜欢那些看起来要失败的事。比如开个书店。我说了，本雅明的文章，我大都看不太懂。比如他分析德国悲悼剧，德国悲悼剧是什么我不知道，也就无从理解他的批评文章。可他写卡夫卡的文章，我也看不太懂，但我能看懂几句，比如他说，“没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固定的居所，以及固定不变的外观，没有谁不处于盛衰沉浮之中，没有谁不与敌人和邻居交易品性，没有谁不是韶华已逝却仍未成熟，没有谁不是在漫长的生存之旅的起点便已精疲力尽。”

诺兰的电影《奥本海默》预计8月30日上映，相信许多人已经做了功课，对奥本海默及曼哈顿工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本文是围绕奥本海默所做的读书笔记，书目附在后面。1，诺兰的电影，基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传》改编。《奥本海默传》作者有两位，一位叫Kai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二十来岁，在《爱乐》杂志工作，闲着没事要给“三联生活周刊”做点儿兼职。介绍人说，她英语好。为了佐证英语好，又加了一句，她是王佐良的孙女。等她到胡同里的杂志社上班，我们一帮人经常在宝钞胡同的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她喝高兴了，对我们说，我要是到三十岁还像你们这样，还不如——。她没说完，我们就发出一阵嘲笑，不喜欢她后面说的死字。工作没什么好说的，她给我们写过狄更斯和简奥斯丁，写过一些关于语言问题的稿子，她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炫技，半天不往前推进，看完一大段，心说这该往前走了吧，她说，列位留步，我再给你们表演一个吞剑。有一阵她跑去写各省市的博物馆，我问她哪儿来的资源，她说，嘿嘿，你不知道我姥爷苏秉琦的厉害，可惜早死了。不过，语言和博物馆这两个方向都不是她的最爱，后来杂志每年做葡萄酒的专题，这是她的最爱。她很快过了三十，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也不比我们更没出息，谈恋爱，结婚。在东直门簋街，我们面前放着一大盘毛豆和小龙虾，她把她丈夫带过来，小伙子相貌堂堂，是她大学同学。然后跟着丈夫去了巴黎，她丈夫是外交官，她是外交官的家眷。住外几年，返回国内，很快就过了四十岁，接着给杂志写稿子，然后又要派住到留尼汪岛，临走之前，安排了一顿又一顿的告别酒，我们约定，抽时间去留尼汪岛上玩。不过我这么说的时候，知道自己多半去不成，身外有看得见的羁绊，心里有看不见的羁绊，岁数越大，肉身越沉。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虎年的时候，我还笑嘻嘻的祝她本命年快乐呢，这个心高气傲的小姑娘也会变成个小老太太，然而，她死在那里，我恐怕不会再去看留尼汪岛的火山和潮汐。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闪现某一年在南法，忘了是哪个城市，她给我当导游，我们住在一家旅社，早上她到我房间门口，从门缝儿里塞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在街对面咖啡馆”，她怕我宿醉未醒。我其实已经醒了，拿过纸条，从窗户上望出去，正看见她穿过街道，进了那咖啡馆。那旅社的房间中没有隔断，该隔开的地方就挂着一块扎染的蓝布，窗帘应该也是蓝布，在早上的风中飘扬，屋里的蓝布都飘扬着。这个场景之所以在我脑子里闪现，原因也很简单，到了四五十岁，那些先走一步的人就是去了某个地方等着我们。继而回想起来的都是一些享乐的事，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在古竞技场外面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午饭，然后找了一家德国餐厅吃大肘子喝啤酒，酒足饭饱之后，找到一家电影院看《耶稣受难记》，售票员一再说，这个电影是拉丁语对白，字幕是法语，她喝了酒，郑重的点头，喝了酒之后点头会更用力，更郑重。电影倒没什么看不懂的，就是梅尔吉布森扮演的耶稣不断挨打。我要查一下这个电影的全球公映日期，才能确定我们那次南法之旅是2004年的事。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达门多萨，喝着马尔贝克，吃着阿根廷牛肉，满大街都是流浪狗，又穿安第斯山脉回到圣地亚哥，在一个酒吧过了圣诞节，酒吧里的女招待都穿着围裙，围裙上印着聂鲁达的诗句，每一件是不一样的诗句，我们就对着那些围裙翻聂鲁达的诗，她随身带着西班牙语词典，她教我的几个西班牙语单词我现在还记得，水，气泡水，厕所，谢谢。怎么没有酒呢？酒我忘了。不怎么喝酒了。她叫王星，有一阵儿她做自我介绍时，喜欢说自己的名字是“天上星星的星”，她的藏书扉页上喜欢画一个星星，写上她的名字“斯黛拉”，西班牙语中的星星。她做翻译，写侦探小说，但送给我的书是《王佐良文集》和王佐良著《英国文学史》。有一次我读到《一个中国诗人》，问她有没有英文原稿，她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那是她爷爷写的英文。她爷爷翻译的彭斯诗流传甚广，我们都会唱，头一句是“老朋友哪能忘记，哪儿不放在心上”，前奏一响就能跟着唱，其中有两句是“我们曾赤脚蹚过河流，水声笑语里将时间忘。如今大海的怒涛将我们隔开，逝去了往昔的时光”。这两句诗可以做今日的道别。我想起来的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黑夜低吟也须纵酒的往昔时光，我知道它不会再来，如果我年轻几岁，也许会假装豪迈的说我们来世再聚。然而没有来世。

2019年12月9日，写了篇文章叫《初老之年》，记述那一年跟腰间盘突出、小关节错位的斗争。随后去新西兰玩，等2020年1月，回北京准备过春节，疫情开始了。2021年春天，确诊甲亢，后来又犯了肩周炎，到2021年底，写了篇文章《什么叫退行性》。今年春天，到医院复查甲亢，医生说，你就接着吃“赛治片”，终身带病吧。后来去医院要查核酸，就懒得再去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儿子去郊外玩，满山满谷的桃花，潺潺的流水，溪流中有几块石头搭的桥，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走过来，叫我“爷爷”，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爷爷。夏天来了，我在罗马湖边跑步，跑完了拉伸，看着湖中的荷花，有个老爷爷带着他的孙子遛弯儿，小孙子刚会走，歪歪扭扭向我走来，那位老大爷喊住他，“别过去，爷爷练气功呢！”我怎么就练气功呢？我明明是在stretching，再说我怎么就是爷爷了呢。我拿出我2015年的照片，端详了好多次，那时我70公斤，穿着白衬衫，怎么看都是你大爷的样子，而不是你爷爷的样子。这三年的疫情，让我有一种困顿之感，时不时有倦意袭来。我尽量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今年我在三联中读做了一个播客，叫“天真与经验”，播放最多的一期是跟北京医科大学王一方教授聊天，聊天的题目是“活得长，病的晚，老得慢，死得快”。那是4月8日，聊完了送王老师下楼，王老师叮嘱我，要做力量训练，要举哑铃，至少要用五公斤的，出门要穿的正式一些，要有精神。车来了，王老师说，“我比你强点儿，就是我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着我”。王老师比我年长10岁，多年来研究衰老和死亡，我跟他约好，疫情之后多串门儿，多跟我说说，前面是什么在等着我。下半年，又跟谭杰聊了一次，谭杰翻译了一本书叫《锻炼》，他练了多年马拉松，没事儿就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他叮嘱我要跑步，心率不超过140，慢慢跑起来。不管是跑步，还是举哑铃，我都在做，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究其原因，是心气儿不足。几年前，业内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哥，闹出了一点儿绯闻，传的尽人皆知，但没有人笑话他不检点，都说大哥五十五了，还有那么把子力气，佩服。这位带头大哥火力壮，心气高，这两年带领公司布局元宇宙，一如既往，始终在风口浪尖，立着。可见一个人的欲望和干事业的雄心是相匹配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某部作品里说过，男人过了55就老了，列宁老拿这句话鼓励革命战友，说革命者不要怕老不要怕死，活到55就够了。他的这个鼓励，让托洛斯基很是惶恐，老觉得55岁是衰老的开始，不过，托洛斯基过了55岁重新焕发了活力，性欲旺盛，跟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勾搭上了，还在墨西哥创立了“第四国际”。我倒不是说，我这三年的困顿之感和“心气不足”是因为欲求不足，我不是这样狭隘的，我盼着咱们能早日走出疫情，焕发勃勃生机，我心里是装、装着家国情怀的。有一出英国戏，里面有段台词，剧中角色问乔伊斯，一次大战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乔伊斯回答，我写了《尤利西斯》。这是很典型的作家的生活方式，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你都该安心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书。福楼拜也有类似的教诲，做一个奉公守法谨小慎微的小市民，把自己那点儿热情用在写作上。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外部世界总会对你施加影响。今天春夏，我看到很多围城中的上海朋友抱怨买不到青菜，然后发现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吃两盘蔬菜，我以前从来不爱吃蔬菜，这种怪异的想吃青菜的念头，从何而来？我儿子上一年级，平常带回家的都是中文课本，上了大半个学期，我才知道他们是有英语课本的，英语课本只能在课堂上使用，用完了就收回去。等家长会的时候，我问外籍老师，是否有课本。老师也支支吾吾不予正面回答。后来我看到教育部一位干部的讲话，说民办教育机构的数量激增，政府担心“教育主权旁落”。原来国际学校用一点儿英语教材，也怕别人知道。你看，我们吃点儿小青菜，教孩子认两字，也跟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关。躲进小楼成一统，哪儿那么容易？哪儿就让你“成一统”了？我们总想躲进小楼，遇到什么问题，就看心理学家讲怎么调节负面情绪，就是不敢站出来说一句：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没有讨论公共问题的意愿，私人生活的那个小天地是难以保全的。不过呢，疫情这事儿，讨论起来也实在太麻烦。多年前，我给自己找了位口语老师，是个美国人，音乐家，长年生活在北京，做了北京女婿，他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古典音乐。每逢我对防疫政策提点儿意见，这位美国朋友就会教育我说，现在是给一些人带来不便，但保护了大多数人。有一次说的略微激烈，他留言说，如果日本鬼子或者美国鬼子来了，你肯定跑去开城门。我看他的留言，感叹自己的英语没学好，他的中文已臻化境。他再次教育了我，人和人的想法是多么不同，或许我们两个都被对方的祖国洗了脑。多年前，我采访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郁喆隽，他说，我们要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跟不同的人一起生活，这真是个难题，大多数公共话题无法讨论，有一部分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另有一部分原因是人群中不可避免的恶意。一群人太容易称呼另一群人傻逼了，一些人也太容易对另一些人产生敌意和恶意了。比如“软肋说”。今年，我看了波伏娃的《论老年》。老年人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老年人悲伤，对抗着无聊、痛苦和羞辱以及无用感，并且在一个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世界中体会孤独。波伏娃说，老年人要忍受年轻人的恶意。年轻人对老年人抱有恶意，是要抗拒衰老这个他也逃不掉的前景。恶意，人群中始终有这种东西存在。这本书跟《第二性》一样，罗列了很多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在古希腊，我们就能听到各种对老年的抱怨，这些抱怨来自祭司、诗人和剧作家。比如“不再年轻之后，死亡胜过活着。人的灵魂被不幸所摄取，家庭破败，身体衰残”，“一旦迈入痛苦的老年，人会变得丑而无用，忧愁再也不离他的心，阳光再也不能给他安慰。孩子反感他，女人鄙视他，神赐予老年人的就是这些，充满了痛苦”。再比如，“活得太老的人，死时对自己的生命很反感，他的老年非常艰苦，他四处打转，遇到的都是敌人。他如果没有及时死去，便不得好死”。“老年，你是人类的敌人，破坏人类外貌之美的是你，将肢体的俊美化为沉滞、将人的迅疾行动化为缓慢的也是你”。波伏娃也分析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这电影讲的是乡村里的弃老传统。波伏娃分析，像阿玲婆这样的人，身体健康但还要服从习俗，到了七十就主动上山等死，这种态度比较少见。传说故事总有训诫的意味，要树立好典型，批评坏典型，阿玲婆就是给老人树立的一个学习模范。波伏娃引用了一份材料《纳尔特史诗》，这是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提亚人创造出来的叙事诗，用口述的方式传给后人，诗中描述祖先怎么商议处决老人，老人面对处决时心中的焦虑。族人会劝老年人自尽，说“你活够了”，该从悬崖处自尽，如果他们说服不了老人，族人就会把老人推下悬崖。诗中有这样几句，“他老了，成了年轻纳尔特人的笑柄，他们吐痰在他身上，在他衣服上擦拭箭上的污垢。他决意寻死，他杀了他的马，请人用马皮做了一个袋子，自己坐在袋子里，投海自尽。”在极度贫困、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感情是靠不住的，知识和经验也没什么传承下去的必要。波伏娃引用了几位人类学家的材料——在西伯利亚东北部过着游牧生活的雅库特人，其家庭是父权制，父亲对子女有绝对的控制权，然而，一旦父亲身体衰弱，儿子就会夺走他的财产，放任他衰亡。科里亚克人住在西伯利亚北方，每到冬季来临，族人要跟随草原上的驯鹿群迁徙的时候，就会用长矛和刀处死那些体弱的老人。日本北方的爱奴族，对待老人的态度也如此。在玻利维亚的希里欧诺人中，在非洲加蓬的芳族人中，在南部非洲的聪加人中，任由老人像动物一样活着，被虐待，被处死，都是常见现象。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对自己的衰老发出的哀鸣，但相比之下，还是这些人类学的证据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如果我年轻十来岁，我可能不太愿意承认，人类对自己的同类老年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恶意。我们说要在疫情中保护老年人，这实在是一个文明的尺度。不过，当我们听说某个死亡病例是个80多岁的老头儿，也很容易心安理得，由他去吧。波伏娃在“切身的体验”一章中花了较长的篇幅来讨论老年人的性欲问题，一般而言，老年人的性欲是个略禁忌的话题，像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的《疯癫老人日记》，七八十岁了还有欲望，还天天偷看儿媳妇洗澡，这就是变态。然而，性欲和生命活力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人没有欲望，他的情感表达也会变得非常迟钝。性欲是一种本能冲动，当这个本能受到破坏，很难说精神状态上就不会出问题。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性欲一旦熄灭，人生的核心就耗尽了，人生是一场戏，一开始时是由真人演出，到后来则是由穿着同样衣服的自动装置来演出。从文学和艺术角度来看，性欲和创造力之间有奇妙的关系，雨果、毕加索等人到了晚年依然有旺盛的创造力，也依然有强大的性欲，为了创造，他们必须有某种攻击性，某种劲头，这种攻击性就根植在性欲中。对普通人而言，到了老年，也需要情感上的温暖来感觉自己和世界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份情感上的温暖在肉体欲望消失之后，会不会熄灭呢？和世界缺乏肉体接触之后，某个层面的人生会不会也随之消失？作家纪德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痛苦焦虑，被欲望所缠，我祷告，当肉体收束之时，我可以整个献身。但是献身给谁呢？献给艺术？献给纯粹的思想？献给上帝？真是无知极了！真是疯狂极了！这等于是以为油尽之后，灯火还能燃烧得更旺。今天我身上还带有养活我思想的肉体，但我能不能保有这肉体和欲望直到死亡来临？”波伏娃生于1908年，《第二性》出版于1949年，那是波伏娃40岁的时候，正是人到中年。进入中年后的波伏娃都经历了什么呢？她1952年结识了导演朗兹曼，就是后来拍《浩劫》的那一位，比她小17岁，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七八年。波伏娃说，没想到自己四五十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年轻的情人，这让她再次焕发了生命力。到1964年，波伏娃的母亲去世，波伏娃写了一本小书叫《安详辞世》，记述了母亲去世的过程。在照顾母亲的时候，波伏娃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女性叫西尔维亚，两人的关系微妙，既是情人和朋友，又是妈妈和养女。此时波伏娃50多岁，开始认真考虑老年的问题。1970年波伏娃出版《论老年》。到1980年，萨特去世，波伏娃出版了《告别的仪式》，这本书几乎是老年萨特的起居录，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吃了什么药等等，目睹一个人的垂死过程，实际上是很残酷的。1986年，波伏娃去世，西尔维亚继承了她的全部遗产。我这份年终总结本来想记录一下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没想到变成了一份读书笔记。简单而言，我身体还好，久坐就会腰疼，所以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但我的好奇心还在，也还在坚持锻炼，也还有一些好看的衣服。我看《论老年》，是想看看波娃怎么度过自己55岁危机的，也顺便想了解一下，“前面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在《论老年》的“时间，历史和过往”这一章的开头，波伏娃说，人的存在是处在时间之中的，我们藉由存在的愿景活在未来，这种存在的愿景超越了我们的过去。过去是僵固的，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随着年纪增大，我们和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未来所剩的时间在缩短，过去却变得沉重。她引用了萨特的一句话，“是未来决定了过去是否活着”。年轻人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昨天的我今天的我还有改变的可能，但人老了，未来就没什么可能性了，只能跟往事纠缠。到年底了，我们还是要对未来抱有希望，希望情况不要那么糟了。有些事情变得糟糕，是因为个人的愚蠢和懒惰。我们先克服自己的愚蠢和懒惰。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希望你遇见你的朗兹曼，他遇见他的西尔维亚。生机勃勃。我也要借此告慰一位三年前去世的老朋友，我们还好。

我还记得40年前在和平里104汽车总站斜对面那个书摊上第一次看到明河社金庸全集时的震撼，说是书摊，其实不过是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铺着一层毡子，三十六本书摊成一片，上面盖着一块塑料布。我屏住呼吸，隔着塑料布仔细端详每一本书的封面，《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这些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武侠小说，至于《鹿鼎记》，我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这题目是什么意思，封面上的仕女图也和剑侠无关。我猜，那一定是很不一样的一本书。那时我刚上初中，只在武术杂志上读过金庸小说的某些片段，记得“九阴白骨抓”的险恶功夫。教室里的讲台是三合板做的，被调皮的同学踢出来一个洞，老师追问这是谁在破坏公物，同学们就说，肯定是梅超风！肯定是梅超风用“九阴白骨抓”打出来的！老师不知道梅超风是谁，一脸疑惑。小孩子喜欢打斗的场面，有耐心琢磨作者写下的一招一式，而且会想象，写出这样的书，那金庸肯定是一个会武术的大侠。我记得红花会的众高手守护着六和塔，天山双鹰一层层攻上来，和高手一一过招，那一段落让我非常兴奋。等到2001年，我成了个记者，去采访黄健中导演，他执导的第一部大陆金庸剧《笑傲江湖》马上要播出，黄导说，悬念不仅仅在故事上，武打也有悬念，看过小说的人都想看你是怎么用独孤九剑的，怎么练吸星大法的，药王庙里令狐冲是怎么刺瞎那十三个人，这都需要武术指导一步步的设计。我追问，那您是怎么做音乐的呢？《笑傲江湖》里可是有很多音乐的啊。黄导回答，我们用了管弦乐，而不仅是琴箫合奏。小孩子总会长大，总会从金庸小说中看到更多的东西。六和塔上，乾隆的双手被常氏兄弟握住了，金庸写，总算他兄弟不使劲力，否则一捏之下，乾隆手骨粉碎，从此再也不能做诗题字，天下精品书画，倒可少遭无数劫难。我要有一点儿知识，才能读出金庸的讽刺口吻。要更耐心，才会欣赏那些风平浪静的段落，比如《笑傲江湖》中《学琴》的那一章节。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三联书店工作。那时候三联书店要和明报社合作办一本杂志，也就是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用明河社投资的康柏586学电脑。那时金庸先生已经退休，明报换了老板。但我知道金庸先生创办《明报》的故事，他起初在香港多家报纸上写连载小说，而后决定自己办报，在自己的报纸上写《神雕侠侣》，读者追看《神雕侠侣》，自然就要买他办的《明报》。我还想当然的认定，《神雕侠侣》的故事节奏快，跟金庸初创报纸的心境有关。三联书店当时在永定门外的大磨坊面包厂租了办公室，有一个下午，办公室里风传，“金庸要来了”，“下午就来”。其实并不是金老板要来，而是三联版“金庸全集”来了，一辆130货车，拉来了若干个纸箱子，每个箱子一套书，那是我们的福利，买到大陆第一批正版金庸全集。买的，并不是发的，但真的是进三联后享受到的第一次福利。三联版本并不是不好，王司马、姜云行的插画都得以保留，然而，我见过明河社的版本啊，被那套书的精美所震慑，可以说，正是在和平里那辆三轮车前面，我接受了出版业的启蒙，明白了书是一种特殊的物理载体，讲究装帧设计，封面、插图、纸张，都是书的价值所在。有一段时间，朋友们去香港，总会背着一套明河社全集回来。等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多年后，终于，三联书店一位副总编辑，将当年出金庸全集用以校对的一套明河社版本送给了我，他说，“我知道你是金庸迷，这套书你拿走吧。不过，不全了”。那是大半套明河社版本，版权页上写着1980年10月初版，1992年9月第十一版。缺《笑傲江湖》第一册，缺两册《鹿鼎记》，缺两册《天龙八部》。就像慕容世家的还施水阁缺“易筋经”和“六脉神剑剑谱”一样。明河社的《笑傲江湖》四册封面是徐渭《梅花》、傅青主《山水》、朱耷《鱼图》、郑燮《墨竹》，金庸先生说，这四个人为人重风骨节操，徐渭是“极具笑傲江湖性格的人物”。说朱耷，图中之鱼寥寥数笔而神态生动，似是在江湖间自在游荡。中国古代文人，最让人着迷的那点儿东西，就是对消极自由的孜孜追求。《笑傲江湖》这本小说，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消极自由”的不可能，金庸写这本小说，是1967年到1969年之间，在中国大陆，正是“消极自由”不可能的时代。令狐冲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珍藏“笑傲江湖”琴谱，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琴谱的来历，不愿意把他在音乐王国中得到的东西讲给俗世的人，他从一个音乐的听众成长为一个音乐演奏者，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他已经是一位音乐家了，他用剑术捍卫了黑暗江湖中的一点点消极自由，实际上，我们知道，再也没什么东西能比艺术更深刻地捍卫那一点点自由。明河社《倚天屠龙记》用了四幅元代山水，《鹿鼎记》用了五幅清代画作，回目用了查慎行先生的诗中联句。金庸先生说，这也是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第一回的题目是，“纵横勾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有资深的“金迷”，查阅《敬业堂诗集》，对五十个回目一一做出解释。也有人对照当年的报纸连载版，说第一回原来的题目是“人为刀俎”，第四回中原本没有“羚羊挂角”这样的擒拿招数，为了回目名字，修订时给韦小宝增添了一招。金迷的研究涉及金庸作品的诸多方面，这是读故事之外的另一个乐趣。《鹿鼎记》第一回，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读书人，出现在武侠世界中。武侠世界中，多见师傅向晚辈传授武术的场景——江南七怪指点郭靖，张三丰指点张无忌。这一回中，有吕留良指导儿子识字读书的场景，吕留良先在纸上写下“鹿”和“逐鹿”，讲解《汉书》中的那一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小孩子聪明伶俐，一下就明白了“逐鹿中原”的意思。吕留良接着在纸上画一只鼎，讲古人煮食，不用灶头，而是用鼎。又讲《史记》中那一句，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接下来再讲《左传》中的一句，“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小孩子也就明白了“问鼎”是什么意思。这一段其实是向读者解释“鹿鼎记”书名的来历，但也有文化传承的意味。韩愈有文章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甫有诗曰，“清诗近道要，识字用心苦”。韩愈、杜甫所说的“识字”可不是认得两个字那么简单。宋人魏了翁说，“吾所谓识字者，若好学者，又于此溯流寻源，以及于秦汉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则读书为文也其庶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识字，就要对每个字追根溯源，从秦汉典籍中理解古人用字的本意。明清之时，读书世家的孩子开蒙，是从《说文解字》和《尔雅》始，吕留良这样的大儒，教自己的孩子识字，所举例句是来自《左传》《史记》及《汉书》的。武侠世界中的“世家子弟”，多是不成器的，但《鹿鼎记》中对吕留良的这一段描写，多多少少有一点儿读书世家的骄傲。金庸先生说，小时候在祠堂里听长辈谈论祖先，说到查慎行时，称为“初白太公”，现代人写白话文不用这样迂了，尊敬祖先，在心里尊敬就好了。实际上，这一章节表露的可不仅仅是对自己祖先的敬意，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环境下，在文字狱的环境下，顾炎武、黄宗羲流亡于江湖之中，知识分子是一种结晶体，其言行彰显观念的力量，统治者要打碎这样的结晶体。像顾炎武这样的知识分子，学问之外，要写《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像金庸先生，一支笔写小说，一支笔还要写《明报》社论。这也是文化传承。年幼时，我也曾按照书本上郭靖的架势，打出一招“亢龙有悔”，默默记下降龙十八掌的招数，等长大了，在《易经》上看到“见龙在田”“潜龙勿用”这几个字，才知道降龙十八掌是从《易经》来的。再到后来，也会翻翻《查慎行集》，第一册就是《周易玩辞集解》。或许金庸先生读祖先文章时，也就孕育了降龙十八掌的念头。正是从《查慎行集》的前言中，我才体会到“断尽江南士子肠”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味。等我后来去湖州、南浔旅游，带着一本《鹿鼎记》，南浔镇上已然见不到明史案中庄家的遗迹，但三百多年前，确实有那么一桩案子，有朱国祯，庄廷鑨，有70多人因明史案而被杀死，其中包括几位雕版工人和书店老板，他们的名字能在史书上查到。如果我们放纵想象力，我们也会相信，在华山顶上，曾经有华山论剑，在五台山上，曾经有韦小宝保护顺治帝，在青城山，曾经有余沧海的道观，在塞北、江南和辽阔的西域，曾经有乔峰和陈家洛走过。这是金庸先生所创造的武侠世界，他给真实的山河，赋予一层神奇的叙事魅力。此后的真实山河，就有一层归属于非凡的想象力。金庸先生也用他的小说为华人圈定了一处语境，当我们用“岳不群”这个名字来指代伪君子的时候，用“丁春秋”这个名字来讽刺某人专横跋扈喜欢被溜须拍马，重述其中某一段故事以寻求大家视野的一致性的时候，都是在认同金庸小说的经典地位。活着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那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2018年11月，当我得知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在网上订购一套明河社全集。书寄到，翻开版权页，上面写着“1980年10月初版，2018年8月第28版”，我把这套书放在书架最上层。也许哪一天，我的孩子会打开这套书，看上几本，就不再害怕繁体字和竖排版，也许他会从《鹿鼎记》中看到一点儿佛学知识，会从韦小宝的冒险中得到很多乐趣。

昨天跟李静录播客，聊她的书《王小波的遗产》。忽然说到王小波的恶趣味，他非常喜欢写屎。王小波《似水流年》中写海外归来的李博士，在干校守夜，去保护一堆屎，如果附近老农民来偷粪，一定要抓住，结果李先生挨了农民一扁担，他难以理解，自己一个博士，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的竟然是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教导员忆苦思甜，说他在一个除夕之夜，跟姐姐去要饭，在雪地发现了一块烤白薯，拿回家一咬，哪里是烤白薯，是一个屎橛子。“我”说，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不仅吃糠咽菜，还吃屎吃尿。X海鹰说，你觉悟太低，这是老地主蓄意拉的，迫害贫下中农。老地主长了一个恶毒的屁眼，一定要把他揪出来。“我”说，对于屎橛子能做出如此精妙的推理，显然是很高级的智慧，很浪漫的情调。不必揪出他来，只要揭穿他的阴谋，革命事业已经胜利了。这是《王小波的遗产》总结的两个例子。王小波小说我读的不熟，杂文中的例子倒记得几个——《极端体验》中，王小波上来就讲了一个典故，说唐代李赤的典故，然后说——有些人秉性特殊，寻常生活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需要某种极端体验：喜欢被人捆绑起来，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这不碍我们的事。其中还有些人想要golden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头上浇。《有关贫穷》中，非常著名的段落——我插队时，队里有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场。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屎，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掺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贻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话虽如此说，波美和他的外号曾给插友们带来了很多乐趣。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捡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叫做“文化”。有人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好的，都必须尊重。就我们谈的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这解释不对。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后自己也会变成一堆垃圾、一桶屎。所以，我觉得总要想出些办法，别和垃圾、大粪直接打交道才对。王小波有一篇杂文叫《有关克隆人》，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七期上，发稿时，王小波应该还在世。我还记得主编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说，这tm王小波，写了一大堆屎，我都给他删了。那篇文章开头部分，王小波还是写插队，写他看到的屎。然而，也没删干净。作为典故而存在的屎得以保留————伯尔先生的小说《莱尼和他们》中，女主人公莱尼在一位修女指导下，经过反复练习，在屙屎这件事上有了很高的造诣，做得非常流畅，达到了免纸的水平。20多年前我在一个小山村里插队，那里有几位大嫂因为没有生下一个带把的(即男孩)，一直在练习，虽然没生出带把的来，生不带把的却非常利索，完全是免纸的水平。假如有关技术继续发展，人可以从培养箱里造出来，这种绝技就无用武之地，这是叫人痛惜的。除此之外，人们还要问，从培养箱里造出来，那还叫作人吗？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也不想回答。接下来的一段，非常抒情——我说过，对克隆人这件事我不准备做任何评论。但我知道，人们为这样一种念头苦恼着：假如未来的人是从试管和暖箱里造出来的，没有父母了，他怎么生活呢？假如未来的人不用自己的身体造孩子了，他的精神又往何处寄托呢？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可以安慰这些未来的人：孩子们，你们的事业——科学与艺术，也是人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你们虽不是父母的儿女，但还是牛顿、爱因斯坦和莎士比亚的儿女。你们要把人类的事业发扬光大——去做这些事吧。这世界上还有更坏的情况，那就是你的生活与这些前辈的事业全不接轨，去感谢上帝吧，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我以前看过一本昆德拉评传，里面有一章叫“性交选集”，把昆德拉写性的部分都集中在一起分析。评论王小波的作品，也应该整理一章叫“屎尿集”。

，多花点钱让你受点好教育。有时候好多无奈和煎熬，不仅仅跟钱和分数有关系，谢强：我有深度交谈的学生，跟踪的孩子也比较多。我认为这里面有这么一个点，就是我还是必须要特别诚实的看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行业

我请来中国体育报高级记者谭杰来一起聊聊他最近翻译的一本书《锻炼》。这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的进化生物学的教授，叫丹尼尔·利伯曼。封面上就说，锻炼如此有益健康，而且回馈丰富，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化出锻炼的本能。简单来说，锻炼是违反本能的。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利伯曼教授说锻炼虽然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依然尊敬那些选择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人。利伯曼书中提到他参加了一次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成绩是3小时42分00，译者谭杰也跑了那一次风雨交加的马拉松，成绩是3小时42分13。谭杰说，我们不叫锻炼，我们叫训练，training，我们不叫exercise，exercise是为了健康，我们是为了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去参加比赛。他还特意区别了锻炼和体育的不同，他说体育就是竞技，要比赛才有进步。这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利伯曼写他去亚利桑那州参加一场马拉松，和马比赛。谭杰说——早年间，利伯曼读到了一篇论文，那个论文讲的是，早期人类在狩猎的过程中，能在没有工具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靠耐力捕杀动物，靠超级的散热能力，人不怕热，可以长期的在太阳地里边走不中暑，只要你调整的好，但是动物不一样，所以人瞅准某一个最弱的动物就开始追它，最后耗死它。如果你用6分配速跑一个半程马拉松的距离，运气好的话，猎物会倒地而亡。越庞大的动物，它排汗的能力越差，就越容易中暑。为了吃这口肉，人能跑很远。人是一个巨大的舌头，整个汗腺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舌头不停的在排汗。90年代有一天，利伯曼研究猪的奔跑，把猪放到跑步机上，研究猪的跑步姿态，他发现猪的脑袋跟他跑步的形态不搭，猪脑袋在不停的晃，不停的动，他想，那些善于跑的动物，脑袋不会这么晃。他赶紧把猪送回猪圈，然后查文献，马、鹿都有颈背韧带。人也有颈背韧带，人有足弓，足弓是减震的，人还有臀大肌和跟腱。他写的论文投到《自然》杂志，封面给他们起了个标题，

很多年前，某个阳光充沛的午后，我看了电影《飞越疯人院》。很多年前，某一次在书店里闲逛，我买到了《飞越疯人院》的原著小说，大略翻了翻，就把它放到书架上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再看这部电影。但我记得杰克•尼克尔森的表演，他面对关着的电视，解说棒球大联盟冠军系列赛，病人在他身后围拢。

斯蒂芬金有一个小说叫《瘦到死》，一个体重300磅的律师，在街上被一个吉普赛老头儿摸了一下，而后每天瘦三磅——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哪怕我要说自己的事，也要拿一个别人的故事开头。我还是重新开头吧——今年年初，我忽然感觉身体不太对劲，先是脚抖，系鞋带的时候，脚跟抬起，脚就开始抖。然后是心跳加快，手表显示，静息心率超过100次。按理说，这就应该去医院了，可奇怪的是，我总抵触身体的信号。接下来就是体重减轻，先是降到68，我以为多年锻炼有了成果呢，然后降到67，晚上睡觉，感觉这身体很怪异，瘦得不像自己。然后降到66，65，我心说，别是什么大病吧。观察一下大便，还算正常。体重减轻的过程中，我还参加了两场活动，拍了照片，看着照片，发觉自己瘦的不像样了。到三月中，终于去医院了，我当时心里很害怕，进了诊室，医生是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姐，微胖，手有点儿浮肿，她看了我一眼，说的第一个词是：甲亢。听到这个词我就安心了，我自己的诊断也是甲亢。我问医生：您看一眼就看出来了？医生说，我都看了好几十年了。她指着我的眼睛，跟坐在对面的一个实习医生说，你看他的右眼，凸又亮。我那阵儿看书，右眼容易累，还流泪，却不知道甲亢有一个症状是眼凸。医生说，我看着是甲亢，但还是要化验的。你放心，甲亢是能治好的。我说，我放心，是甲亢我就放心了，就怕是什么大病。医生开化验单：不是什么大病，你还年轻呢。听了这句话，感受很复杂。以我的年龄，当然不算年轻了，但以医生的眼光看，离那个病魔缠身的衰老还有相当的距离。医生安慰我，吃药，吃一年到一年半就能好。也可以用同位素治疗，不过，还是吃药更好。等化验结果出来，第二天再去看医生，确诊是甲亢。医生开了药，嘱咐我，不要喝酒了，喝酒伤肝，吃药本来就损害肝功能。也不要吃海鲜，海鱼、紫菜、海带等等不要吃。我拎着一大袋子药回家。此后每两周去医院化验一次，监测甲状腺激素及肝功能。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自我感觉好点儿了。忽然，右肩膀开始疼，伸手拿一样东西，会疼，穿一件衣服也会疼，更不要说举哑铃了。我本以为自己的肩膀还算灵活，瑜伽有一个姿势，好像叫“犬首”，两手在肩后相握，我原来能做到，肩周炎犯了之后，右胳膊放到背后都做不到。于是又去医院看。医生只接待了三分钟，告诉我，肩周炎是退行性疾病，也是自限性疾病，过三个月就好，做更多的检查也是浪费钱，他给我开了点儿膏药和止疼片。肩周炎尚未缓解，又觉得腰疼。我以前犯过一次小关节错位，有一位康复专家帮我治好了，于是我又去医院找他，他诊断之后，告诉我，这次不是小关节错位，就是退行性的腰疼，过些日子就好。又是“退行性”，我查了一下字典，degenerative，字典上有好几个例句：腰椎的退行性滑移是导致椎管狭窄的主要原因，并常与腰腿痛密切相关。Lumbar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吧，记忆》，摘自《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899-1929》，[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

那时候的工作，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点儿精英色彩的。后来我离开三联，最感窘迫的就是思想资源的匮乏。我当然还是会看书，思考，但聊天的机会太少了。

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叫《无处安放的同情》，德国作家里德写的，其实就是一本读书笔记。值此疫情微妙之际，我们一边有点儿惶然地考虑自己的处境，一边又对他人的不幸深感同情。里德说，西方人坚信自己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有同情心，也能共情，在此基础上，有更好的道德，关心难民，关心他国的文化，关心野生动物，还会为自己以前造的孽忏悔。同情的东西越多，我们就越有道德优越感。但可能有一个悖论，我们对远方的灾难表示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巴尔扎克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凭借意念杀掉一个“中国的满大人”，杀完之后能富裕起来，你杀不杀？对我们来说，这问题一点儿不难，杀！听着这就是一个贪官，凭意念就能杀，不费劲，不给钱都想杀。实际上这问题必须转换一下，我们会平白无故杀掉一个南美洲的胡安先生，然后拿走他的钱吗？这好像不容易。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人，觉得这就叫人性，一头连着巴黎人民，一头连着北京人民，四海一心。卢梭觉得，这说法不一定对，他说人性这情感，若延展到全世界，就会蒸发，变弱。欧洲人遇到灾害，我们感同身受，要是鞑靼人日本人遇灾了，我们可能就没那么强的感受。唰的一下，过去一百来年。有个德国作家云格尔，他说了，满大人这样的问题，就是法国那帮知识分子没事儿瞎琢磨的，他们在搞普世道德（普世这个词出现了），喜欢抽象的人性之说，远方发生灾难，人们感到怜悯，但未必有行动的义务，可如果不发表同情，就不太像个文明人了。他说这种情感状态是布尔乔亚选择无能症，布尔乔亚把世界本身当成镜像，要通过新事物验证自己的美德。云格尔这说法呢，可以说冷漠一派，你别瞎同情瞎流泪，要不你就去武汉做志愿者，要不你相信政府，老老实实在家呆着。云格尔这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互联网上的喷子最高的思想水平就到这了，再也高不上去了。大思想家不这么浅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处理的就是满大人桥段，拉斯柯尼科夫想杀掉阿廖娜，这个老太婆放高利贷，卑劣，杀死她，拿走她的钱做好事，我的罪行不就被抵消了。能不能用行善，为世人造福的幻象来粉饰杀人之罪行。这是陀爷提出的问题。弗洛伊德也聊过满大人桥段，他在1915年一战爆发之后发表过一个演讲，大意是说，我们原来以为是文明人了，享受着文化共同体，可一打仗，文明人的高贵情怀就是不牢靠的，基本上是伪善的，我们老是高估自己，其实没达到自己以为的那个高度，我们很容易跌回到蒙昧状态，文明的进步必经历倒退，原始状态随时可以回归，蒙昧之心永远伴随着我们。弗爷解读满大人桥段的高明之处是这样一句话——在他人的恶意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十五年后，弗爷写出《文明及其不满》，其中一个小脚注里，再提满大人，讲到外部权威取代发展成熟的良心，社会满足于停留在它的幼儿阶段等等。时间再跳回去。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大地震，死了一万多人。欧洲展开一场讨论，里斯本地震可以是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再次发生的一场灾祸，人们对逝者表示哀悼，同情中隐藏着自怜——再发生一次这样的灾难，我该如何自处。1759年，亚当斯密发表《道德情操论》，他假设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伟大帝国连同亿万人民都被地震给吞没了，一个“富有人性的伦敦人”该如何反应。亚当斯密说，先悲伤，想到人世的不安，如果他是个商人，就要判断对欧洲商业和世界贸易的影响，这一过程是“精细的推理”，然后悲伤情绪就会结束，表达完高尚的情感，就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果他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头，他今晚就睡不好觉了，他会感到恐惧，远处的灾难无意义了，小指头激发的自怜，远大于成千上万人的不幸所造成的震撼。自怜高过同情。亚当斯密的问题是，人们在实际行动中，会不会跟情感世界中那样，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级？如果杀掉很多人，才能避免自己的不幸，他会杀掉很多人的。大卫休谟说，毁掉世界，也不想让我的手指受伤，这在理性上不矛盾，理性只关心动机的合理性。亚当斯密说，消极感情和行为原则是两回事，两者不一致，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他听任情感摆布时完全不同。情感可能卑劣自私，行为可能是符合道义的，崇高的。对于社会来说，人们内心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原则。亚当斯密说，对自己影响能力以外的不幸，无需太在意。对自己的得失，身边人的命运，不妨多介入。介入越多，越能培养出人性的热情。对具体对象产生同情，接触身边的人，才能实践高尚的人性，不夹杂道德上的娴熟油腻。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富有人性的伦敦人”，卢梭写过一个“塞住耳朵的哲学家”，他说，一个哲学家正在写社会幸福的著作，有人在他的窗户下被谋杀，哲学家斟酌一番，决定不闻不问，不希望自己关于普世价值的工作被打乱，他在思考人类命运，不管眼前的不幸。卢梭瞧不上这样的哲学家，他说，那些对社会上的不公采取冷漠态度的人，个人利益受损时就会暴跳如雷。他很看重怜悯心，这是一种不掺杂其他冲动和利益驱使的纯粹情感，先于一切思考而存在的纯自然的感动，自然的怜悯心就是这样，最坏的风俗也不能将它毁灭。卢梭认为，覆盖全人类的普世同情太模糊，同情之心最好局限在那些能从同情中获益的人，覆盖和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当人性之情单单聚焦于同胞时，会获得新的力量。因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共同的利害将他们聚合在一起。”

一月的时候，在家举杠铃，有好长时间没去健身房，就想在家活动活动得了，结果有一天，举完之后，腰疼得厉害。开始没在意，以为就是闪了一下，养了两天没见好转，反而疼得越来越厉害，走路都费劲。赶紧找了个球杆当拐杖，去中日友好医院。运动康复科的王大夫说，这是小关节错位。王大夫身体健壮，墙上挂着一溜儿马拉松完赛奖牌，他说，您还举杠铃，您看看我这肌肉，练了七年了就没碰过哑铃，全是徒手。王大夫给我复位。我也拍了核磁共振，腰椎间盘突出，王大夫说，腰椎间盘突出还不至于这么疼。回来之后，缓了两天，我又开始锻炼，结果又疼上了，再去看，王大夫说，又错位了，您先别练腰了。之后几个月，总是腰疼。有的时候疼得厉害，走路是歪的，坐着也不舒服，要斜靠着。有的时候疼得不那么厉害，我就小心翼翼地锻炼，举很轻的哑铃，走路。也陪儿子玩，尽量不抱他，但有些游戏我真的玩不了了，他今年迷上了蹦床。等天气暖和起来，感觉好了些，但起床的时候总觉得费力，手要撑着。给儿子洗完澡，把他从浴缸里拎出来，也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腰像是身体的发动机，干什么都要用力，坐着、站着、走着，都要用到腰。总是这么没劲可不好，我就到顺义的一家医院去看。医生看了片子，开了一些中药片，还要做几次理疗。理疗室不大，摆着三张床，还有两把椅子，腰疼的人趴在床上，肩周炎的人坐在椅子上，床位和座椅上总是满员。理疗能有什么用？不过是那半个小时能缓解一下疼痛。160年前，英国军医戈登，随英军进入天津，他开了一阵儿医院，给中国人做手术，他说很多中国人做手术时不用氯仿麻醉，因为忍受疼痛，是他们道德训诫中的一条。我看着理疗室里那些中老年患者，明白了一个医学常识，30%的成年人都忍受着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这个比例会随着年龄上升。我也做好了忍受疼痛的准备，翻看一本文艺理论书，就叫《疼痛中的身体》，作者说，疼痛这东西是无法言说无法传递的。心中的害怕和愧疚，都是有对象，怕什么？为什么而愧疚？都有一个外在的对象，都能叙述，疼痛这东西是完全内在的。我期望腰疼能缓缓消失，它似乎也在缓缓消失，一点点减轻，然后又在某一天重来，然后又一点点消失。我觉得天山童姥给江湖人士种下的生死符也就是这样，一个冰片，好像在身体里融化了，可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阵寒意。一周的理疗时间结束，生死符也没有去除。到夏天，感觉好多了，像是不疼了。有一天带着儿子出门去超市，路上，儿子睡着了。我抱着他，买完东西回家，走到半路上走不动了。腰疼，右边屁股也剧痛，抱着儿子坐在外面，打电话叫老婆来接我。回到家查了一下，这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坐骨神经痛，从腰到屁股到腿到脚，原来小关节错乱是在左边，这次是右边疼生死符就是这样游走的。其实，身体总会提前发出信号，只不过一开始很微弱，我前两年就偶尔会觉得脚丫子发凉，以为是没穿厚袜子呢，其实不是凉，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那天坐在阳光下抱着儿子，感叹自己一下子老了。再去一家附近的医院看病，骨科医生是个老头儿，精瘦，看了一眼我的片子，很不耐烦地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坐骨神经疼，终身带病，不可恢复。终身带病，不可恢复。他重复了这八个字，叫我回家睡硬板床。我说，一定要睡硬板床吗？我那个床垫子可贵了，不软不硬正合适。老头儿很不耐烦，我说了，硬板床！然后问我，你还开药吗？开药。开了洛芬待因片和弥可保，洛芬待因是止痛药，治疗中度疼痛，弥可保是一种治疗周围神经病的药，服用一个月如果无效就不用再吃了。我学会了一个日本词，叫初老之年。有一位会日语的朋友跟我解释，初老原本是指四十来岁的人，初次尝到老的滋味，太宰治有一封信上说他三十八了，感觉不到初老，还是一个少年云云。后来日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初老是六十岁以后的事。但我拿到那两种药感觉到了初老的滋味，以往我熟悉的药就是芬必得、康泰克、阿司匹林等寥寥几种，现在居然要在百度上查什么叫弥可保，什么叫周围神经病，要开始熟悉一些特定的药物了。我还买了一个真正的拐杖，英国产的，话说拐杖居然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用上之后感觉走路轻快很多，右边屁股疼的时候，往拐杖上轻轻一靠，就有所缓解。吃药之后不到一个月，右边屁股和腿脚不再疼了，但我用拐杖用上瘾了，出门锻炼身体，慢走的时候用拐杖，走得高兴跑起来，也拿着拐杖，像是拿着一把佩剑。手持拐杖慢跑，碰上的车辆都会小心避让，拿着拐杖去餐厅，服务员都给开门，都对你客气两分。我还是坚持锻炼。这次也不看文艺理论了，在网上找到一本书叫《螺旋肌肉链训练》，作者是一位捷克康复教练，帮助许多滑雪受伤的运动员康复，他在书中说，他的训练就是帮助患者建立螺旋肌肉链，收缩腰围，产生一个向上的牵引力，牵拉脊柱向上，使椎间盘再生。一周之内消除疼痛，但要形成让身体稳定的肌肉链，至少要练三个月。这本《螺旋肌肉链训练》配有大量彩色示意图，用的训练器材是弹力绳，这是麻烦所在，买弹力绳容易，把它安在哪里是个大问题。我买了弹力绳，先练起来再说。还买了苹果手表5，每天坚持运动。十月，有朋友给我介绍了北京工体里的一家运动康复医院，我去看病。医生做了详细检查，L4-L5,L5-S1椎间盘突出，相应层硬脊膜受压，头前倾，骨盆前移，两条大腿后侧紧张，曲髋范围不足，双侧股直肌紧张，右侧多裂肌萎缩等等。医院里有给体育明星治疗的照片，有一个健身房，治疗室里有各种绳子，给我治疗的大夫，北体大康复专业毕业，身高1米8以上的女生，康复方案的要领就是肌肉链和身体的稳定，练的最多的就是核心力量和臀部。跟着医生训练一个月，我感觉好了很多，当然还是不敢再举杠铃。苹果手机上的活动指标每天都能做足，又开始第N次的幻想，到来年夏天把肚子上的肉减下去。这一年与腰疼斗争，体会到初老之年的滋味。我家铁蛋，也从七岁长到八岁，如果换算人的年纪，居然跟我差不多大了。他花更长的时间睡觉，长时间的一动不动，像个摆设，偶尔看到窗外的小鸟还会冲刺一下，摩擦牙齿。实际上他捉不到鸟，也根本适应不了外面的世界。冬天来临的时候，我跟一位老友相会，跟他聊起我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体会，席间一起上厕所，我说，天气真冷，冻得我尿了好几泡尿了。他嘿嘿一笑说，到咱们这个岁数，该看看前列腺了。

8月29日早上，一位奥地利工程师告诉JOSEPH，只有一家“自由的”电台还在播音，在950千赫，JOSEPH找到那电台，声音如耳语，接下来便是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