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爷爷太沉重

2019年12月9日，写了篇文章叫《初老之年》，记述那一年跟腰间盘突出、小关节错位的斗争。随后去新西兰玩，等2020年1月，回北京准备过春节，疫情开始了。2021年春天，确诊甲亢，后来又犯了肩周炎，到2021年底，写了篇文章《什么叫退行性》。今年春天，到医院复查甲亢，医生说，你就接着吃“赛治片”，终身带病吧。后来去医院要查核酸，就懒得再去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儿子去郊外玩，满山满谷的桃花，潺潺的流水，溪流中有几块石头搭的桥，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走过来，叫我“爷爷”，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爷爷。夏天来了，我在罗马湖边跑步，跑完了拉伸，看着湖中的荷花，有个老爷爷带着他的孙子遛弯儿，小孙子刚会走，歪歪扭扭向我走来，那位老大爷喊住他，“别过去，爷爷练气功呢！”我怎么就练气功呢？我明明是在stretching，再说我怎么就是爷爷了呢。我拿出我2015年的照片，端详了好多次，那时我70公斤，穿着白衬衫，怎么看都是你大爷的样子，而不是你爷爷的样子。

这三年的疫情，让我有一种困顿之感，时不时有倦意袭来。我尽量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今年我在三联中读做了一个播客，叫“天真与经验”，播放最多的一期是跟北京医科大学王一方教授聊天，聊天的题目是“活得长，病的晚，老得慢，死得快”。那是4月8日，聊完了送王老师下楼，王老师叮嘱我，要做力量训练，要举哑铃，至少要用五公斤的，出门要穿的正式一些，要有精神。车来了，王老师说，“我比你强点儿，就是我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着我”。王老师比我年长10岁，多年来研究衰老和死亡，我跟他约好，疫情之后多串门儿，多跟我说说，前面是什么在等着我。下半年，又跟谭杰聊了一次，谭杰翻译了一本书叫《锻炼》，他练了多年马拉松，没事儿就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他叮嘱我要跑步，心率不超过140，慢慢跑起来。不管是跑步，还是举哑铃，我都在做，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究其原因，是心气儿不足。

几年前，业内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哥，闹出了一点儿绯闻，传的尽人皆知，但没有人笑话他不检点，都说大哥五十五了，还有那么把子力气，佩服。这位带头大哥火力壮，心气高，这两年带领公司布局元宇宙，一如既往，始终在风口浪尖，立着。可见一个人的欲望和干事业的雄心是相匹配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某部作品里说过，男人过了55就老了，列宁老拿这句话鼓励革命战友，说革命者不要怕老不要怕死，活到55就够了。他的这个鼓励，让托洛斯基很是惶恐，老觉得55岁是衰老的开始，不过，托洛斯基过了55岁重新焕发了活力，性欲旺盛，跟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勾搭上了，还在墨西哥创立了“第四国际”。我倒不是说，我这三年的困顿之感和“心气不足”是因为欲求不足，我不是这样狭隘的，我盼着咱们能早日走出疫情，焕发勃勃生机，我心里是装、装着家国情怀的。

有一出英国戏，里面有段台词，剧中角色问乔伊斯，一次大战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乔伊斯回答，我写了《尤利西斯》。这是很典型的作家的生活方式，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你都该安心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书。福楼拜也有类似的教诲，做一个奉公守法谨小慎微的小市民，把自己那点儿热情用在写作上。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外部世界总会对你施加影响。今天春夏，我看到很多围城中的上海朋友抱怨买不到青菜，然后发现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吃两盘蔬菜，我以前从来不爱吃蔬菜，这种怪异的想吃青菜的念头，从何而来？我儿子上一年级，平常带回家的都是中文课本，上了大半个学期，我才知道他们是有英语课本的，英语课本只能在课堂上使用，用完了就收回去。等家长会的时候，我问外籍老师，是否有课本。老师也支支吾吾不予正面回答。后来我看到教育部一位干部的讲话，说民办教育机构的数量激增，政府担心“教育主权旁落”。原来国际学校用一点儿英语教材，也怕别人知道。你看，我们吃点儿小青菜，教孩子认两字，也跟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关。躲进小楼成一统，哪儿那么容易？哪儿就让你“成一统”了？我们总想躲进小楼，遇到什么问题，就看心理学家讲怎么调节负面情绪，就是不敢站出来说一句：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没有讨论公共问题的意愿，私人生活的那个小天地是难以保全的。

不过呢，疫情这事儿，讨论起来也实在太麻烦。多年前，我给自己找了位口语老师，是个美国人，音乐家，长年生活在北京，做了北京女婿，他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古典音乐。每逢我对防疫政策提点儿意见，这位美国朋友就会教育我说，现在是给一些人带来不便，但保护了大多数人。有一次说的略微激烈，他留言说，如果日本鬼子或者美国鬼子来了，你肯定跑去开城门。我看他的留言，感叹自己的英语没学好，他的中文已臻化境。他再次教育了我，人和人的想法是多么不同，或许我们两个都被对方的祖国洗了脑。多年前，我采访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郁喆隽，他说，我们要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跟不同的人一起生活，这真是个难题，大多数公共话题无法讨论，有一部分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另有一部分原因是人群中不可避免的恶意。一群人太容易称呼另一群人傻逼了，一些人也太容易对另一些人产生敌意和恶意了。比如“软肋说”。

今年，我看了波伏娃的《论老年》。老年人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老年人悲伤，对抗着无聊、痛苦和羞辱以及无用感，并且在一个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世界中体会孤独。波伏娃说，老年人要忍受年轻人的恶意。年轻人对老年人抱有恶意，是要抗拒衰老这个他也逃不掉的前景。恶意，人群中始终有这种东西存在。

这本书跟《第二性》一样，罗列了很多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在古希腊，我们就能听到各种对老年的抱怨，这些抱怨来自祭司、诗人和剧作家。比如“不再年轻之后，死亡胜过活着。人的灵魂被不幸所摄取，家庭破败，身体衰残”，“一旦迈入痛苦的老年，人会变得丑而无用，忧愁再也不离他的心，阳光再也不能给他安慰。孩子反感他，女人鄙视他，神赐予老年人的就是这些，充满了痛苦”。再比如，“活得太老的人，死时对自己的生命很反感，他的老年非常艰苦，他四处打转，遇到的都是敌人。他如果没有及时死去，便不得好死”。“老年，你是人类的敌人，破坏人类外貌之美的是你，将肢体的俊美化为沉滞、将人的迅疾行动化为缓慢的也是你”。

波伏娃也分析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这电影讲的是乡村里的弃老传统。波伏娃分析，像阿玲婆这样的人，身体健康但还要服从习俗，到了七十就主动上山等死，这种态度比较少见。传说故事总有训诫的意味，要树立好典型，批评坏典型，阿玲婆就是给老人树立的一个学习模范。波伏娃引用了一份材料《纳尔特史诗》，这是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提亚人创造出来的叙事诗，用口述的方式传给后人，诗中描述祖先怎么商议处决老人，老人面对处决时心中的焦虑。族人会劝老年人自尽，说“你活够了”，该从悬崖处自尽，如果他们说服不了老人，族人就会把老人推下悬崖。诗中有这样几句，“他老了，成了年轻纳尔特人的笑柄，他们吐痰在他身上，在他衣服上擦拭箭上的污垢。他决意寻死，他杀了他的马，请人用马皮做了一个袋子，自己坐在袋子里，投海自尽。”

在极度贫困、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感情是靠不住的，知识和经验也没什么传承下去的必要。波伏娃引用了几位人类学家的材料——在西伯利亚东北部过着游牧生活的雅库特人，其家庭是父权制，父亲对子女有绝对的控制权，然而，一旦父亲身体衰弱，儿子就会夺走他的财产，放任他衰亡。科里亚克人住在西伯利亚北方，每到冬季来临，族人要跟随草原上的驯鹿群迁徙的时候，就会用长矛和刀处死那些体弱的老人。日本北方的爱奴族，对待老人的态度也如此。在玻利维亚的希里欧诺人中，在非洲加蓬的芳族人中，在南部非洲的聪加人中，任由老人像动物一样活着，被虐待，被处死，都是常见现象。

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对自己的衰老发出的哀鸣，但相比之下，还是这些人类学的证据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如果我年轻十来岁，我可能不太愿意承认，人类对自己的同类老年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恶意。我们说要在疫情中保护老年人，这实在是一个文明的尺度。不过，当我们听说某个死亡病例是个80多岁的老头儿，也很容易心安理得，由他去吧。

波伏娃在“切身的体验”一章中花了较长的篇幅来讨论老年人的性欲问题，一般而言，老年人的性欲是个略禁忌的话题，像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的《疯癫老人日记》，七八十岁了还有欲望，还天天偷看儿媳妇洗澡，这就是变态。然而，性欲和生命活力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人没有欲望，他的情感表达也会变得非常迟钝。性欲是一种本能冲动，当这个本能受到破坏，很难说精神状态上就不会出问题。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性欲一旦熄灭，人生的核心就耗尽了，人生是一场戏，一开始时是由真人演出，到后来则是由穿着同样衣服的自动装置来演出。

从文学和艺术角度来看，性欲和创造力之间有奇妙的关系，雨果、毕加索等人到了晚年依然有旺盛的创造力，也依然有强大的性欲，为了创造，他们必须有某种攻击性，某种劲头，这种攻击性就根植在性欲中。对普通人而言，到了老年，也需要情感上的温暖来感觉自己和世界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份情感上的温暖在肉体欲望消失之后，会不会熄灭呢？和世界缺乏肉体接触之后，某个层面的人生会不会也随之消失？作家纪德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痛苦焦虑，被欲望所缠，我祷告，当肉体收束之时，我可以整个献身。但是献身给谁呢？献给艺术？献给纯粹的思想？献给上帝？真是无知极了！真是疯狂极了！这等于是以为油尽之后，灯火还能燃烧得更旺。今天我身上还带有养活我思想的肉体，但我能不能保有这肉体和欲望直到死亡来临？”

波伏娃生于1908年，《第二性》出版于1949年，那是波伏娃40岁的时候，正是人到中年。进入中年后的波伏娃都经历了什么呢？她1952年结识了导演朗兹曼，就是后来拍《浩劫》的那一位，比她小17岁，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七八年。波伏娃说，没想到自己四五十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年轻的情人，这让她再次焕发了生命力。到1964年，波伏娃的母亲去世，波伏娃写了一本小书叫《安详辞世》，记述了母亲去世的过程。在照顾母亲的时候，波伏娃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女性叫西尔维亚，两人的关系微妙，既是情人和朋友，又是妈妈和养女。此时波伏娃50多岁，开始认真考虑老年的问题。1970年波伏娃出版《论老年》。到1980年，萨特去世，波伏娃出版了《告别的仪式》，这本书几乎是老年萨特的起居录，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吃了什么药等等，目睹一个人的垂死过程，实际上是很残酷的。1986年，波伏娃去世，西尔维亚继承了她的全部遗产。

我这份年终总结本来想记录一下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没想到变成了一份读书笔记。简单而言，我身体还好，久坐就会腰疼，所以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但我的好奇心还在，也还在坚持锻炼，也还有一些好看的衣服。我看《论老年》，是想看看波娃怎么度过自己55岁危机的，也顺便想了解一下，“前面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在《论老年》的“时间，历史和过往”这一章的开头，波伏娃说，人的存在是处在时间之中的，我们藉由存在的愿景活在未来，这种存在的愿景超越了我们的过去。过去是僵固的，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随着年纪增大，我们和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未来所剩的时间在缩短，过去却变得沉重。她引用了萨特的一句话，“是未来决定了过去是否活着”。年轻人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昨天的我今天的我还有改变的可能，但人老了，未来就没什么可能性了，只能跟往事纠缠。

到年底了，我们还是要对未来抱有希望，希望情况不要那么糟了。有些事情变得糟糕，是因为个人的愚蠢和懒惰。我们先克服自己的愚蠢和懒惰。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希望你遇见你的朗兹曼，他遇见他的西尔维亚。生机勃勃。我也要借此告慰一位三年前去世的老朋友，我们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