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国宝给深圳的人

商声振金石

——纪念商承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展

正在深圳博物馆展出

记录一代大儒商承祚一家三代的

学术历程

和对祖国及特区文博事业的

无私奉献

他们和深博有什么渊源呢？

还得从这里说起......

1522年明嘉靖元年，明代“吴中四大才子”之一祝允明离开任职5年的广东兴宁，就任应天府（明留都南京）通判，人称“祝京兆”。虽被后人封为“四大才子”，但“老天给祝允明开了一扇文艺之窗，却关闭了仕途之门”，祝允明出身官宦名门，一直科举失败仕途不顺，56岁才到广东兴宁做了一个七品芝麻官。及至到南京工作，已年过花甲。

这一年3月，祝允明怀念起在岭南就职的岁月，感到仕途力不从心，心生归隐之意。怅惘之余，他研磨提笔，抄写起晚唐杜牧的《晚晴赋》与盛唐广东名臣张九龄的《荔枝赋》。尤善草书的祝允明，写得行笔奔放，气势撼人，竟成为其晚年的代表作。此去经年，这两幅字辗转被明末姜绍书与民国朱荣爵等藏家收藏。

1992年，一辆汽车驶入位于深圳同心路刚落成没几年的深圳博物馆内，一位老者带着几个人从车上搬下几个箱子。打开箱子，里面是上百件字画。老者对馆里的工作人员说：“这都是我们家的东西，咱们一张张打开点吧，有不对的我就拿回去。”

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部的黄诗金当时就在现场，“一张一张打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没见过这么多珍贵文物，那天足足点了一天。”

打开其中的一幅草书长卷，开卷之首，是功力老到的5个隶书大字“祝京兆墨迹”，5个大字下署10个小字“南仁兄属题，代州冯志沂”，并有冯志沂的印章。在冯志沂题、印的下方，并有两枚押缝章“两溪轩”“靖侯鉴赏”。

缓缓展开卷轴，先看到的是唐代杜牧的《晚晴赋》：“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园，见大者小者，有状类者，故书赋云……”接着是唐代张九龄《荔枝赋》：“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状甚瑰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卷轴的最后落款是“枝山允明书于春蛰堂中壬午改元三月一日也”，下有朱印“祝允明印”、“希哲父”。

在场的专家感到身上一阵发热。这就是500年前，祝允明写的《晚晴赋》和《荔枝赋》！广东省文管会带的几位专家也在现场，著名书画鉴定师苏庚春脱口而出：“太珍贵了！这绝对是国家一级品！”

我国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教授也曾专门来馆里鉴定，并说“世传祝枝山草书，向多明清以来知名和不知名书家仿本，此二赋草书近承张东海，远法张颠、醉僧，心手两畅，诚属不可多得之妙迹”。

带来这批文物的老者叫商志（tán），他所带来的是他的父亲商承祚捐给深圳博物馆的第一批文物。此后的十数年里，他遵从父亲的遗愿，先后5次将商承祚的收藏捐给深圳博物馆，共计530余件。

今天，在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内，正在展出“商声振金石——纪念商承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展”，展厅里静静躺着这件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晚晴赋》《荔枝赋》。而它的隔壁，是各种珍贵的金石、字画、印章等。这些展品除了诉说着文物自己所承载的历史故事，更记录着一代大儒商承祚一家三代的学术历程和对祖国及特区文博事业的无私奉献。

这么一场勾古连今的大展，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莲花巷与探花郎

在现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光塔街道内，有一条不到百米的小巷，叫做“莲花巷”，这里曾经住过清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探花商衍鎏。商衍鎏在家里的玉莲园勤读，后来中了探花（殿试第三名），于是玉莲园被称为“探花第”，这座园子在抗日战争中被毁。战后，玉莲园复建为街巷，名称取“玉莲园”和“探花第”中各一字为“莲花巷”，一直沿用至今。

商家是近现代广东“书香门第”的代名词，自商承祚祖父商廷焕开始，一门四代从文，连中两位进士。商衍鎏和哥哥商衍瀛一心想让商家子弟再续兄弟俩当年辉煌，四书五经诗赋策论之类的旧学均由二人亲自教授。

1902年，商衍鎏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他给儿子起名承祚，“祚”就是福运久长的意思。商承祚自幼传承家学，早年师从罗振玉选研甲骨文字，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当研究生。21岁的商承祚就凭借处女作《殷墟文字类编》震惊学界。此书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甲骨文字典，全书14卷，收字4184个，其中包括重文3394个，甲骨独体文790个。王国维也欣然为此书作序，称“如锡永（商承祚的字）此书，可以传世矣”。

翌年，22岁的商承祚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教授，25岁又到中山大学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生的成就巨大而且多方面，集收藏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于一身。

2023年3月，我来到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与黄诗金约在展厅采访。黄诗金是深博在岗馆员中资历最深的一位。1984年就来到深博工作的他，不仅见证了深博的建成与发展，更是与商家后人交好，亲历了商家文物的几次捐献，甚至有不少珍贵藏品是黄诗金亲手从商家拿回博物馆的。

我问他：“上世纪80、90年代的深圳博物馆才刚刚创立，商老为何要将宝贵的藏品捐献给深博？他与深博的渊源从何而来？”

谈起故人，谈起藏品，黄诗金的眼睛发亮，仿佛那些数十年前的往事，伴随展厅里的器物，竟都清晰地展现在今人眼前。

1988年11月1日，深圳博物馆高朋满座，正在举行隆重的开馆典礼，时任馆长黄崇岳请来了自己的老师商承祚。那年商老已是86岁高龄，专程从广州赶来。在次子商志教授和馆领导的陪同下，商老从展厅四楼一直参观走到一楼。

刚刚落成的深圳博物馆，馆藏文物可谓少得可怜。一层层看完，商老的神情显露出担忧。他问身边的黄崇岳：“你们深圳建这么大的四层展馆，将来有什么文物可展呢？”黄崇岳回答说：深圳博物馆是特区的一个窗口，将来要靠各省市博物馆支持，引进各馆文物到此宣传展出。”商老听后笑着说：“难呀！”

我问黄诗金：“那天商老有没有提到捐赠的事？”黄诗金说：“当天并没有，但是商老回去后，就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写了信，建议成立深圳文管办，保护祖国的文物不要经由香港流失到海外。”几年后，深圳文管办就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

那时的黄诗金和深博的其他人没有想到，这之后，商承祚将自己所藏的部分文物陆续捐给了深圳博物馆。

▲“商声振金石——纪念商承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展”现场。

▲黄诗金在展厅介绍商老捐献的文物。

藏之国家，万无一失

商家是几代收藏大家，受父亲的熏陶，商承祚8岁开始痴迷古文古物，常把早餐钱省下来到地摊上淘宝。他自己也曾在自述中写道：“我在北京，月薪五百多元，收入甚丰，除家用外，几乎都把它送进琉璃厂的古董铺。我的文物爱好方面广泛，举凡金、石、竹、木、陶、瓦皆在收藏之列。初时买了不少伪品，但我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定要研究其伪之所在，学费才不白交。”

1960年代，商承祚的父亲商衍鎏就开始将家里珍藏的国宝无偿献给国家，前后共捐了两次，捐出家传青铜器、明清家具等100余件。1964年商衍鎏去世之后，商承祚继续将家里珍藏的宝物捐给国家。

商承祚晚年时主张“藏宝于国，实惠于民”、“独乐不如众乐”。1991年商承祚病重，弥留之际他告诫子女：“我死之后将家中珍藏悉数上交，不能要国家一分钱。”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箴言：“文物藏之子孙，莫若藏之国家。藏之国家，万无一失。”同年5月12日，商承祚逝世，享年90岁。

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2007年2月9日深圳博物馆“商承祚教授捐献文物展”开幕式上说，“商承祚和家人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第一”。

有人统计过，商家先后无偿为国家捐献了商代青铜钺、唐代《大般若波罗蜜心经》、明代徐渭《梅竹图》、陈洪绶《芝草图》轴、董其昌《秋山图轴》等文物。受捐单位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广东省民间工艺博物馆等。

我曾在一则报道中看到一个说法：“接受其捐赠数量最多的是深圳博物馆。”我仔细查阅了资料，发现商老捐出的文物总数过万件，其中有4000多件的古籍捐给了中山大学，所以上述报道并不准确。但商老捐给深圳博物馆的确实有很大部分都是国宝级的文物。

黄诗金回忆道，自1992年至2009年，商家后人先后分5批向深圳博物馆捐赠了殷墟甲骨、商代青铜钺、战国铜环权、战国铜镜、唐代经卷、明清书画印章以及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共计530余件，其中大多数都被定为一、二、三级珍贵文物。有些藏品的背后还颇有故事。

1997年商家捐赠了一批铜镜，其中一件战国的四山纹铜镜是商老1938年在湖南长沙用重金购买。商志告诉黄诗金这面铜镜的故事：“当时战乱，外国人大肆购买中国古文物，非法运往国外，造成国宝大量流失。父亲在一位藏家那看到了这方战国铜镜，上面是四个山字纹，精致华美，父亲与卖家谈好价钱，由于身上钱不够，只预付定金，说好第二天来交钱取货。没想到第二天卖家竟突然反悔，说这面铜镜不卖了，原来是一位外国商人也看上了这面铜镜，出更高价钱要买走。父亲二话不说，将身上所有钱都给了卖家，卖家还是不肯卖。父亲从怀里掏出了一块进口的怀表，这是我爷爷从德国买的送给父亲的心爱之物，最终父亲用这块怀表终于换回了国宝。”

一件件文物，摆在展厅里，观众看到的往往只是它们的文物价值，或许此物价值连城，或许此物世间唯一。但对我来说，这文物背后的收藏故事最为动人。这面铜镜虽然冰凉，但你在铜镜里看到的，恍惚是80多年前的商承祚，他掏出一块温热的怀表递给卖家，脸上的神情有几分犹豫更有几分坚毅。那滴滴答答的走针声响，也是扑通扑通跳动的赤子之心。

▲清代戴熙《龙泉寺检书图》

容庚看走眼的宝物被商承祚买下

每一位藏家都有好多收藏趣事，人们最喜欢听的还是“捡漏”“淘宝”的故事。

黄诗金带我来到展厅一处字画旁，这是一幅清代的戴熙《龙泉寺检书图》。画卷本身已是国宝文物，有趣的是其无意中记录了两代文人的交往。

此卷创作缘于清代著名学者官员程春海在北京病逝后，停棺于城南龙泉寺。阮元担心其遗籍散弃，与其生前好友汪熹孙、陈庆镛、何绍基相约在龙泉寺整理、校对。1838年，汪熹孙请画家戴熙将4人整理程春海遗籍之事绘成《龙泉寺检书图》，并邀阮元题引首篆、跋记，此后潘曾绶、汪熹孙、陈庆镛、何绍基等陆续作跋。

这幅字画不仅记录了清代文人的友情，也留下了近代岭南文人的一段佳话。其实，最早发现这幅字画的并不是商承祚，而是我国现当代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收藏家容庚，因为看走了眼，与宝物失之交臂。

容庚与商承祚有60多年的深厚情谊，在文史界留下颇多轶事。

1961年8月，容庚在琉璃厂荣宝斋看到此画，画作裂为数段，戴熙画与题图三字与见到的作品不大类似，容庚怀疑为赝品，没有买，但他回到广州后告诉了商承祚。商承祚听说之后，写信给荣宝斋经理，索寄此图。收到图后，发现画作裂为五段，但细细观看，商承祚认为戴熙画和题字应为其38岁时所作，故显稚拙，何绍基的跋应该在陈庆镛之后，是流出后割裂流失。

商承祚非常高兴，火速捡漏买下，不久后他邀请了卢子枢、李曲斋、胡希明和容庚诸先生在南园酒家宴饮，“展示长卷，相与证论、研辩殚思，穷半日之功，终定真迹”。一年多后，1963年重看此卷并记得卷始末，后又不断请当时的士林宿贤观后题跋，共有11人，均为受商承祚之邀而题。

黄诗金说：“商承祚教授为一幅藏画，后力邀11位广东名家作跋，如此盛举在岭南文化史上也是史无前例，大大拓宽了此图与岭南文化的渊源和关系，对研究现当代岭南书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客观上体现了商承祚对文博事业的重大贡献。”

▲《晚晴赋》

▲四山纹铜镜

“别人不能拿，但你可以”

有人统计过，商家三代捐赠给国家的文物，其总市值超过10亿元。令人感动的是，商家后人多为工薪阶层，但没有人想过靠文物发财。

黄诗金告诉我，商老收藏这些文物主要是用作学术研究，并不是像现代人抱着升值的想法“囤积居奇”，很多也是商老省吃俭用买来的。

1972年，商承祚一家搬到中大东南区1号后，除了添置几张折叠坐椅和一张折叠桌外，就再也没有添置新家具，五六十年代购买的家具一直用到他去世。

商承祚的无私为国和简朴为家的习惯也被子孙承袭了下去。黄诗金说，商承祚大女儿自家用的八仙桌，因为是文物，都被商志悄悄“偷”了出来，捐给了深圳博物馆。

商承祚育有一女二子，晚年一直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小儿子商志一同居住。黄诗金告诉我：“我的岳父罗志昌是广东省第一批考古队队员，有些渊源，捐赠事宜是商志在负责，我经常去他家交流，一来二往，与他们就熟悉起来。”

深圳博物馆如今很多珍贵文物都是黄诗金在商志家“聊”出来的。

有一年，黄诗金去拜年，聊到深圳建了一座关山月美术馆，黄诗金就想在深圳博物馆给商老建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商志说：“没有必要，你们只要保管好，有人去研究就好了。”说完，商志突然想起什么，带黄诗金走进书房，搬了个凳子让他从书架的最上面拿下一幅大画。展开一看，是1984年关山月和黎雄才给商承祚祝寿时画的《苍松寿石梅花图》。黄诗金特别兴奋，说：“这么一幅3米6的大画，连关山月美术馆都没有。”商志表示，这幅画可以连同清代金释行草书《赠别石友道兄之三衢郡丞序》一并捐给深博。

黄诗金当场就问：“今天就能拿走吗？”

商志说：“可以，别人不能拿，但你可以，我相信你。”

2006年，他又将商承祚所藏173方名人印章都悉数捐给了深圳博物馆。唯一的要求是：“你们要做研究，要出书。”

商承祚去世后，商志一心扑在商老的文物捐赠与学术整理上，可谓殚精竭虑。2009年，商志因为脑溢血去世。商家的后人里，再没有从事文博工作的人了。

在对黄诗金的采访中，他一再提起商家人的愿望，是不仅保管好这一批文物，更重要的是能继续商老的学术研究，这也是商老捐赠的目的所在。

采访的最后，黄诗金送给我一本书《契斋藏印——深圳博物馆藏商承祚捐赠印章集》，这是黄诗金和深圳博物馆同仁完成商志的生前嘱托所交出的答卷。

这本精美的学术图录记录了商承祚的学术成就和商家的捐赠义举。

第九页的序，是故宫博物馆研究员罗随祖的文章，作为商承祚的表甥，他曾帮助商志整理商承祚所收藏的印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忆成长往事，概多感慨父辈学人谆谆之教诲……有关人事冗杂、细琐点滴故事借此陈述，虽仅关乎家族父兄辈行状，但或将来有人希望了解世人文者，余之所叙，或具拾遗补缺之末功，则足慰凡心矣。”

我想，这也是我这篇故事的意义所在。

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晶报（jingbaosz），作者：谢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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