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1)

一、古代亚洲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运动——13世纪回回人的入华

回族，又称回回。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多数是中国及毗邻的东亚地区的世居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但回族不同。回族的主体是由中古时代入华的外来移民的后裔形成的。

回回人的先民最早的族源是唐宋时代入华留居不归的蕃客中的穆斯林，他们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港市，聚居于“蕃坊”之中，尚处于外来移民的阶段。泉州保存至今的伊斯兰宗教刻石证明，这些穆斯林不论他们的实际种族背景是什么，其文化呈现阿拉伯、海湾地区的文明面貌。

应当指出的是，唐宋时代从海路入华的蕃客，并非都是穆斯林。泉州发现的宗教石刻证明，其中有许多印度教徒，因此这些蕃客并不能全都与回族的祖先划等号。同时，应当提及的是，唐宋时代的穆斯林蕃客虽然入华时代较早，但人数很少。在回族的族源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次要的地位。如无历史剧变和新的历史因素出现，这样少量人口的后裔，根本不足以在中国的环境中长期保存自己的文化，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它们会与唐以前入居中原的北族与胡人一样，很快融入汉族之中。当代一些研究回族历史的论著，在论述回回人的早期历史时多将其重点过多地置于唐宋时代入华的蕃客，这其实是一种不正确偏向。

回族形成的最重要的历史契机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事远征。回回人的主要族源是元代入华的西域人。回回人的故土——中亚与西亚的自然面貌与东亚有巨大的差别。那里远离海洋季风带，缺少自然降水的自然条件，使高山雪水融化形成的内陆河成为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在为数众多的大小内陆河的中下游，水流趋缓的地区自然形成了许多苇草、树木丛生的沼泽。经过人类的开垦成为宜于农耕的片片绿洲地区。这些绿洲为荒漠所包围与分割，面积大小取决于水资源的多寡，即便是最大的绿洲与我国东部的大江大河冲积形成的辽阔平原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面积有限的绿洲与小规模的社会生产所提供的产品不可能满足人类对生活的追求。因此绿洲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外出贾贩传统——通过长途贩运来积累财富与补充生活所需。

中古时代最为引人注意的活跃于东西陆路商道的民族是粟特人与回回人。自北朝时代起，粟特人（九姓胡）就活跃于中亚——大漠南北——中原汉地之间。宋元时代，代粟特人而起的是回回人。从粟特人与回回人祖居地与其共同的善贾传统来看，他们应当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简言之回回人不过是伊斯兰化了的粟特人后裔而已。

如前所述，回回人先民的主体是14世纪上半叶大批随蒙古军进入汉地的西域人。成吉思汗在征服华北金统治区的大片领土之后，开始了其西征花剌子模之役。为时6年的西征使原西辽、花剌子模、古儿王朝、伽色尼王朝与波斯北部、太和岭（按，今高加索地区）、宽定吉思海（按，今里海）等周围大片地区成为蒙古人属地，生活于上述地区的大批穆斯林人口成为蒙古国的臣民。西征结束后，蒙古军的兵锋转向东方，大批新近进入蒙古国版图地区的回回军、降将降官、被掠人口、宗教人士、工匠、商贾随东回的蒙古军来到东方，在灭西夏、灭金与灭宋之战中和在华北原金、夏统治区建立蒙古政权方面均起了极大的作用。

回回人的故土西域与内地相距极为遥远，除少数早期降蒙的贵族之外，随蒙古军万里东来的回回人大多数是蒙古贵族的奴仆与臣民。在西征之役中回回人死于兵祸者不可胜计，他们虽是这场惨祸的幸存者，但又被强行驱离故土，许多人想必经历了妻离子散、生离死别、故乡不堪回首的悲景。除此之外，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这样万里的远涉征途中的千辛万苦，更使这一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甚至可以说元代绝大多数入华的回回人都有一部血泪的家史。即便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登上宰相高位的阿合马，究其出身，也不过是西征之役中的被掳掠人口而已，后来成为元世祖察必皇后的娘家宏吉剌惕部贵族的奴仆。

现存史料中缺少对这一移民运动细节的具体描述。从蒙元时代文献中一些回回勋臣的家传、世勋碑、墓志铭等资料，和元太宗以后回回人在中原大量出现的史实判断，这一移民运动主要发生于成吉思汗晚年，即蒙古军结束西征之后，回师进攻西夏之时。成吉思汗以后元代各帝统治时代，也陆续有西来的回回人在汉地定居，但其主体进入中原的时间当在13世纪20年代后半叶至30年代。这一时代迁入汉地的回回人口是历史上空前的，可称为近代以前亚洲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远距离移民运动。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与构成。

“回回”这个名称有古今两义。今天“回回”基本就是“回族”的同义词，但元代的“回回”范围要广泛得多。元代在“回回”这个名号之下，包含着种属众多的人群，有号称“术忽（有时又写为“主鹘”，“祝虎”，乃波斯语 (Yahud/Johud) “犹太人”的音译，即波斯语的音译词。）回回”的犹太人；名为“绿晴回回”；信奉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基督教的阿速人，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的拂林（即卢眉、鲁迷，今叙利亚）人爱薛，受命执掌元政府中负责药物的“广惠司”，也里可温（基督教）教徒聂只儿也在此馆中任过职；被称为“罗里（当为波斯语对吉普赛的称呼 (Lun) 的音译。）回回”、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及号为“忻都回回”的西北印度各族居民。此外信奉伊斯兰教、操突厥语的阿儿浑（阿鲁温）人也被视为回回人的一部分。总体上讲，当时“回回”大致可以说是“西域”的近义词。

二、从移民集团到中国少数民族历程的关键——元和明初时代回回人内部的语言整合

研究回回人母语演变论著很多。依笔者管见，只有抓住回回人的主源，其研究才有普遍的意义。前以述及，回回先民的主源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晚年至元太宗窝阔台时代蒙古军从西域携归的掳掠人口。因此关注回回人母语的演变史，主要应考察元初入华的回回人的语言状况。从文化背景看，元初入华的回回人成份复杂，语言不一。来自伊斯兰的世界西部的操阿拉伯语，为数不会很多。而故土为东部伊斯兰世界的回回人，有的操有波斯语，有的操突厥语，还有的操各种印度语言。（有的学者将回回人先民的语言来源划得过宽，甚至将回鹘语、蒙古语均列入。“回鹘”这个词在元代的意义与唐、宋大不相同，并非指从漠北高原西迁至今新疆地区立国的高昌/西州回鹘，而主要指伊斯兰化的中亚人。高昌回鹘在元代称为“畏兀儿”、“伟兀”，或高昌人、北庭人等。畏兀儿人在元代主要信奉佛教与聂思脱里教，穆斯林为数很少，虽属“色目”等级，但与回回人从不相混；蒙古人在元代属“国族”，地位高于色目人，是回回人所远不能企及的。）尽管各种回回人的故土文化背景各异，但他们入华后，即成为陷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弱小移民集团。他们之间的种族与文化区别不论怎样大，也小于他们整体上与汉文化的差别。同时元代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将所有回回人均划入社会的第二等级——色目人，其社会地位低于蒙古人，但高于汉人和南人。元代的社会高居于社会上层的蒙古人与处于社会底层的汉人与南人为东亚世居民族，它们是近邻。虽然农耕与游牧文化差异巨大，但互相了解程度较高。而回回人则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换而言之，在蒙元的“国族”蒙古人与社会多数民族——汉人与南人眼中，各种回回人被视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被外界（“国族”——蒙古人与社会多数——汉人、南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回回人，尽管其内部千差万别，但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有沟通的需要，这就催生了回回人的民族共同交际语的问题，以及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际时的族际交际语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于波斯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故自10世纪起在东部伊斯兰世界，波斯语就取代阿拉伯语占据了统治地位。元代入华的回回人也不例外，其文化面貌呈现强烈的波斯文明色彩。波斯文在东部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地位，造成了三个后果。

其一是，波斯语逐渐取代各种入华回回人的原有母语，成为其内部的共同交际语。

其二是，波斯文也成为回回与其他社会阶层交往的重要交际语。元政府在许多政府机关中都设有回回椽史与回回译史等官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回回官僚与其他各族官僚之间的交流。元代文人王恽的《中堂事记》（上）提到，回回译史麦术丁“其所译薄籍捣治方厚，尺纸为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该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上述史料中提到的“普速蛮”，即波斯文 (musalman) 的“地理门”第89词正是这个 (musalman)，其汉字注音为“母苏里马恩”，旁译“回回”。

其三，12至14世纪，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四大文化圈：即东亚的汉文化圈、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圈、中亚至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圈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又可略分东西两部分，其西部阿拉伯语占统治地位，其东部则以波斯语为第一文学语言，故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与拉丁文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上，自东而西分别扮演着国际交际语的角色，也就是说，波斯语是回回人内部的共同交际语和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族际交际语。故波斯文成为蒙元政府对外交往的主要外交语言，这一点可从今存于梵蒂冈教廷中的元定宗贵由的国书的波斯文本得到证实。换而言之，波斯语在那一时代的中国即是一种外语，也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即回回人的共同语。这就是波斯语在元代被列为三种官方语言（国语蒙古语、汉文与波斯文）的基本背景。

波斯语言在亚洲的地位是客观形成的，故而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它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并未随着元朝的灭亡、回回人社会地位的失东而衰败。《永乐大典》中保留了这样二条记载，其一为“园水门关，密斯儿之地，有清水江一道，名卢的泥勒，江源之上，有园水关一座，上有亮光。四边有门悬于虚空，每立春时，其门自开，水从东门中来，往四十日方闭关门，既闭，水常从门坎下细流而出”。又曰：“密斯儿麦，国朝遣使至密斯儿之地，云：其国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间，古人种植，今但有杂果木，其所遗小麦种，大如黄豆，常自发生。”

文中“国朝遣使致密斯儿之地”一句中，“国朝”二字抬格写，故国朝指明朝。可见直至明初曾遣使赴埃及。这里提到的米斯儿为阿拉伯语 (Misr) 的汉字音译，乃指埃及，又写为米昔而等。这两段史料中提到“密斯儿”为有清水江，一望可知是尼罗河 (Nile)。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文中给出了这条大河的名称，即“卢的泥勒”。这个“卢的泥勒”显然

是尼罗河 (Nile) 的波斯文名称 (Rud Nil) 的汉字音译。这个地名足以证明，直至明初，明使臣访问埃及时，所依靠的乃是波斯语通事，而非阿拉伯语译员。

《海国广记》在记天方物产时提到当地的一种动物“草上飞，番名昔雅锅失，形如大犬，浑身玳瑁斑，两耳尖黑，如猫，性复驯善，若狮象等猛兽见之，即伏不动，乃兽之王也”。这里提到这种“草上飞”的番名“昔雅锅失”，当为波斯语 (Siyah Gush)“大山猫”的汉字音译。

永乐七年 (1409) 郑和率船队远航西洋时，曾为向今斯里兰卡的寺院布施事在当地立碑志其事，碑文以汉文、泰米尔文与波斯文三种文字刻成，碑今藏于科伦坡斯里兰卡国家博特馆。其汉文碑文收于已故向达教授所校注之《西洋番国志》，其波斯文碑文部分亦有国外学者作过研究。永乐帝立四夷馆以译审中国周边政权统治者的来文和教习四夷语言，其中回回馆主波斯文，其译审文书的地理范围除中亚与西亚外，甚至包括东南亚某些地方，足见直至明初，波斯文仍然是明与外界交流的主要语言，掌握波斯语的回回人也因之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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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回回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