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2)
三、回族形成过程中的双语时期
元代是回回人从外来移民融合成为一个新民族的关键时期。前已述及，元代回回人内部成份虽然非常复杂，来源不同，种属各异，但由于他们都因为均来自西域，在人种相貌体质上差距不大，但与汉人有较大区别。元末文人陶宗仪提出，“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贵回回所居”。一次回回人娶亲，因婚俗不同，许多汉人因好奇而攀援屋顶观看，造成房屋倒塌，宾客死伤的惨剧。当地人王梅谷戏作“下火文”，其中有句称“压倒象鼻塌，不见猫晴亮”。陶宗仪解释道：“象鼻、猫晴，其貌也”。这说明当时回回人仍保持明显的体貌体征，即鼻子普遍高于汉人和蒙古人，而其眼晴的颜色也与汉人和蒙古人不同。
陶宗仪的上述记载在其他元明杂剧的唱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元人吴昌龄在其《西游记·回回迎僧》中，将回回人按伊斯兰教规在斋月中把斋的习俗与其生理长像联系起来，称：“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晴、眼晴凹进去，鼻子、鼻子长出来”。这一段戏谑文字在其他杂剧中曾反复使用，但字句有时略有变化。如在另一则剧本中，其唱词是：“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晴、眼晴洼进去，鼻子、鼻子堆出来”。明汤显祖在其《紫钗记》第30出中描述扮相回回的演员出场道：“大河西回回粉面大鼻胡须上”，其唱词中有句“骨碌碌眼凹儿滴不出胡桐半泪”。上述记载足以证明，元代以至明初回回人从相貌上是明显区别于汉人的。
现存的资料证明，除相貌体质之外，元代的回回人在文化上、生活习俗诸方面亦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元中期以后部分回回人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汉语、汉文就是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种。
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大约为入华第三代移民后裔。清《四库全书总目》，称萨都剌为蒙古人，原因是上述千文传的《序》提到，萨都剌姓萨名都拉，并说“萨都拉云都，即华人所谓济善也”。而蒙古语“结亲”正与此同音。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17却提到，“萨都拉，本色目人”。而元末人孔齐在其《至正直记》中写有一条“萨都剌”，其中云：“萨都剌京口人，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称萨都剌是“回纥人”，而与萨都剌同时在镇江生活过的俞希鲁在《至顺镇江志》卷16提到，萨都剌天历元年 (1328) 起为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并称其为回回人。与萨都剌同登泰定丁卯(1327) 进士的杨维桢在一首诗中称萨都剌为“答失蛮”，可见他是回回人。陈桓先生对此有过研究。萨都剌早年曾经商，后闭门学习，于泰定四年(1327) 登右榜进士，足见其汉化程度很深。
像萨都剌这样习儒汉化的回回人在元代为数很多，与萨都剌齐名的有阿鲁浑人丁鹤年。陈桓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收罗了许多资料，其中习儒的回回人有合禄鲁（哈剌鲁）人也速答儿赤，斡端（今新疆于阗）人丁文苑，《元史·儒学传》收有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沙姆斯（shams-按，阿拉伯语，意为“太阳”），此外还有合鲁（哈剌鲁Qarluq）人廻贤等。
在元代恢复科举以后，因习儒学而先后登录右榜进士的有原籍西域的回回人伯笃鲁丁（Badral-Din-按，阿拉伯语，此言“宗教之圆月”）；原籍别十八里 (Beshbaliq) 的回回人默黑契沙（Malik Shah-按，此为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合成词，意为“君王”），其父为苫思丁（Shamsal-Din-按，阿拉伯语，译言“宗教之太阳”）；获独步丁（Qutbal-Din-按，阿拉伯语，意为“宗教之首领”）及其兄海鲁丁（Qayilal-Din-按，阿拉伯语，此言“宗教之首领”）和穆鲁丁；荣僧；吉雅谟丁，其祖父名苫思丁 (Shams al-Din)；迈黑磨德（Mahmmud-按，阿拉伯语，意为“受称赞的”）；札剌里丁（Jalalal-Din-按，阿拉伯语，译言“宗教之光荣”）；丁鹤年之兄爱理沙；马合末(Mahmmud)；马合谋(Mahmmud)；安鲁丁等。
尽管在史料中可以找到许多汉化西域人的记载，但不能就此误以为元代所有回回人都已放弃母语，改操汉语。实际上许多回回人虽然通汉文，参加科考，甚至荣登进士榜，但仍然保持回回名字，足见他们仍然有浓重的异域文化背景。
回回人在母语转换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双语阶段，即兼通波斯语和汉语的过程在史料中有所反映。洪武元年(1368) 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破大都，得元廷所藏图籍文档数万卷，悉运发建康（南京）。明太祖召儒臣从中选书讲讲，发现其中有西域军数百册，不识其文，不晓其义。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召见儒臣李翀、吴伯宗称西域的阴阳家推算天象历来十分精密，且预测皆有应验，其专长之纬度法则中国过去未见。因为星象学与天人关系十分重要，应将这些书译出。后来明太祖召见钦天监回回官员海答儿、阿答兀丁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将这些西域书出示给他们看，要他们翻译。明太祖说：“你们西域人既会本民族语言，又通汉语。你们先口译书中内容，而由儒生将口述的内容整理成文。但一定要按原意直译，不要文饰。”
《明译天文书·序》中的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在钦天监中任职的回回人海答儿、阿答兀丁与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是兼通汉语与波斯语的人。他们可被视为“双语时期”回回人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对汉、波两种语言的掌握度并不相同，他们只会说汉语，但不会书写，可能也不识汉字，但其波斯语的水平明显高于汉语，能够阅读原典。
在一则有关唐僧取经的元明杂剧中记录到，老回回出场前，丑角道：“老回回，大唐师父到了，快来迎接。”这时扮老回回的演员应道：“来耶”，而丑角又插道：“必耶”。这里的“必耶”当为波斯语 (biya)，乃动词 (amadan) “来”的第二人称单数命令式，意为“你来！”明回回馆教员所编《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之“人事门”中所收“来，比呀”，即此字。可见当时回回人仍习用波斯语。
四、回回人的新母语——“回族汉语”
虽然国内学术界的多数意见认为回族的民族语言是汉语，并且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回回人接受汉语为其新母语视为回族形成的标志。但多数学者依然注意到即便是当代，回回人在它们内部所使用汉语与他们所在地区的汉语方言之间有重要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回族人民多数中所操的汉语中包括了许多源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汇和其他一些专门的词汇。
据西北民族学院郝苏民教授说，他1949年在银川读中学时，见到解放宁夏的19兵团先头部队战士手中持有“装订极为简单的小册子，里面用汉字记的全是回民群众口语中常用的一些他人不懂的词语，实际上是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间或夹有突厥语族中某些语词，或者是使用汉语的穆斯林约定俗成的特殊汉语（即所谓‘经堂语’）”。50年代初郝先生又曾见过“一本小册子，是由西北民委（也许是国家民委）编写的供民族干部参考的内部读物，书名大约为《伊斯兰教常用语词汇编》”。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在其著作中就注意到回族人所使用的这些特别词汇。我国近年来专心收集这种词汇的学者日见增多。笔者仅粗略收检一下，发现手边即有杨占武所著《回族语言文化》中，页42收有西北回族口语中所习用的波斯语词汇34个，书后还附有“回族话外来词词汇表”，皆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很便于使用。此外《文明的关键词——伊斯兰文化常用术语疏证》，和何克俭、杨万宝著《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均是近期新见作品。
当代讨论回族语言的学者多将回族所操汉语中使用的这些专门词汇定义为“经堂语”，即它们是随着明末胡登洲开展经堂教育而流传下来的。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笔者将回族所操的汉语称为“回族汉语”，并拟在此讨论“回族汉语”的起源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回族形成史中的“双语时期”。这一时期回回人已经掌握汉语，但他们的汉语口语是什么状况，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少。笔者认为今保留下来最有意义的资料是《回回药方》。《回回药方》从残存下来的目录卷下可知，原书为36卷，目录卷有两卷，分为上下，是否包含在36卷之内尚不清楚。今仅存4卷，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1996年香港中国编译印务有限公司作为非卖品影印出版，2000年7月中华书局在出版宋岘教授的《回回药方考释》时，亦将残卷全文影印。
《回回药方》是回回医生翻译的穆斯林医书，其语言有明显的特点。《回回药方》卷12在描述治序偏瘫症时，写道：
“治左瘫右痪右将肫的别答西塔而，又名哈即米羊，即腽肭脐也；以此物用之得济。凡腽肭脐者，双连带皮者是真的，单者多半是假的。其假的用札兀石而(Jawushir)、三额·阿剌必（即是阿剌必地面李子树上胶）、腽纳脐少许，皆研细与血相和，盛在尿胞内晒干，则盛假矣。”
《回回药方》的这一段先说治瘫痪症的药有腽肭脐，然后说明识别真假腽肭脐的方法，最后介绍假腽肭脐的制作方法。上引史料不过百余字，就有音译外来语词4个：“别答西塔而”、“哈即米羊”、“札兀石而”、“三额·阿剌必”。
其中之别答西塔而为波斯语 (bid sitar) 的音译，在《回回药方》其他地方又音译为“别的西答儿”，意为河狸。
哈即米羊，《回回药方》的校注者宋岘已经指出，“为波斯语词海狸香、海狗肾(Khazamiyan) 的音译”。
札兀石而，宋岘提出，“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词苦树脂、格蓬脂 (Jawshir) 的音译”，按，札兀石而 (Jawshir) 乃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借词，其阿拉伯语原式为 (Gawshir)。
三额·阿剌必，《回回药方》在词后解释道：“即是阿剌必地面李子树上胶”。宋岘在其书页对“三额·阿剌必”解释道：“为阿拉伯语词阿拉伯树胶 (Samgh'Arabi) 的音译。三额，是‘树胶’(Samgh) 的音译。阿剌必，即“阿拉伯的”(‘Arabi)的音译。”
很明显这些词不经专家解释，一般人很难明白其真正含义。
明代回回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还有“回回司天监”。这个机构从洪武十五年 (1382) 开始，长期从事西域历法的汉译和编译工作，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机构。翻检明钦天监官员贝琳所编修的《七政推步》，可以发现其中有如下段落：
释月分大小及本音名号：
第一月大名法而斡丁（按，公历3月21日至4月20日）
第二月小名阿而的必喜世（按，公历4月21日至5月21日）
第三月大名虎而达（按，公历5月22日至6月21日）
第四月小名提而（按，公历6月22日至7月22日）
第五月大名木而达（按，公历7月23日至8月22日）
第六月小名沙合列斡而（按，公历8月23日至9月22日）
第七月大名列黑而（按，公历9月23日至10月22日）
第八月小名阿斑（按，公历10月23日至11月21日）
第九月大名阿咱而（按，公历11月22日至12月21日）
第十月小名答亦（按，公历12月22日至1月20日）
第十一月大名八哈曼（按，公历1月21日至2月19日）
第十二月小名亦思番达而麻的（按，公历2月20日至3月20日）
......
释七曜数及本音名号：
日一数名也闪别（按，公历星期日）
月二数名都闪别（按，公历星期一）
火三数名写闪别（按，公历星期二）
水四数名睿儿闪别（按，公历星期三）
木五数名盘闪别（按，公历星期四）
金六数名阿的那（按，公历星期五）
土七数名阙闪别（按，公历星期六）
上述《回回药方》与《七政推步》的两段文字有共同的特点，即其语法与基本词汇均为汉语，但语句中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术语特别多，且均为音译词。故它们虽然以汉文写成，但没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几乎无法读懂。但与前面提到的现代回族所操汉语相比，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之外，即出自回族人之口或笔，且包含有大量的波斯语或阿拉伯语词汇。上述两段文字可视为早期回族汉语的标本。这两段文字均早于“经堂教育”兴起之时，可见在元代和明初的“双语”时期，回族汉语即已使用大量非汉语词汇。
一些学术著作把这些词汇多划入“经堂语”的范围。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把“经堂语”解释为“回回等族伊斯兰教经堂解语解经的一种汉语形式宗教语文”。上述论断的提出者虽然正确地指出“从起源上说，经堂语不过是通过宗教用语的形式将回回人在语言演变过程中的遗存了下来，因而其语言现象主要是双语制和混合语遗存，”这就是说，“经堂语”中存在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是回回先民母语底层的反映，但却忽视了回回人从掌握汉语的初始时期起，就在他们的汉语中夹杂有其原先母语词汇的现象。而这些母语词汇的使用并不一定与经掌教育联系在一起。
笔者翻捡史料时发现，回回人在母语转变为“回族汉语”后，在本族内部始终使用这种语言。试读清初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中的一段文字：“补白克使奚商之鲁密阐圣人之教，始至奥拓，鲁密之属邑也。邑侯海叶勒遣使问话，不对，曰：‘不至王前不与言。’海叶墨衣召见，奚商曰：‘鲁密，天下之宗国，君侯，大臣也，不以礼接远人，将何以朝四方？’海叶询其来意，曰：‘奉使上国，阐扬圣教。’”这段文字虽然以文言文写成，但其中包括大量与西域和伊斯兰文化有关的术语，不了解其背景知识的人，一般很难理解。
笔者还在当代回族作家的作品中试着寻找类似的例子，发现张承志的作品仍保留这些特点，即其中有些段落的语言对于普通无伊斯兰文化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也是相当难懂的。
在关内爷所著记述马明心逸事的宗教著作《热什哈尔》的汉译本中，试读第15页的一段：“一次，我们的毛拉——维尕叶·屯拉召集四方远近的阿訇和多斯达尼。大家闻讯而来，进了毛拉尔麦里的打依尔。”
可见自明初至今约600年间，“回族汉语”中偏好使用其原母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以及与伊斯兰文化有关的术语的特点，一直保持着，历数百年而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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