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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甜甜:以满分夺冠的毛泽东作文手稿

欧阳甜甜 新湘评论
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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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分夺冠的毛泽东作文手稿

——《商鞅徙木立信论》手迹

欧阳甜甜



档案故事: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全文含批语600多字。作文联系社会现实提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依法治国。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手稿。这是湖南省档案馆保存的复制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根据手稿,将其编入《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年湖南出版社内部发行)。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更名为湖南省立一中),编入普通第一班。6月,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主题是读史用史,题目自拟。毛泽东根据《史记》记载的“商鞅徙木立信”一文,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以满分夺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篇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手稿,也是一幅毛泽东留存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手迹。这篇作文受到当时国文教员柳潜的器重,毛泽东这篇作文500余字,柳潜阅卷后,作了足足141字的眉批和总评。


 读《史记·商鞅列传》,深受启迪

柳潜,号涤庵,湖南湘阴人,前清秀才。他学识渊博,精通古今文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被时任湖南省立一中校长的符定一聘为国文教员。他推崇梁启超的文风,鼓励学生多阅读课外书籍,还曾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见到写得好的作文,常写上评语交全班同学传阅。

《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其中一篇。商鞅“徙木立信”,是一个流传久远的历史故事,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除既得利益的顽固势力外,老百姓对新政策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虑,在国都南门口竖起一根木柱,宣称谁能将木柱徙置北门,赐10金。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置,赐50金。过了多日,一位大汉将木柱由南门搬至北门。商鞅当即赏赐50金,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赏赐一样,取信于民,使变法工作顺利推行。

商鞅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成效显著,随着新法颁布,秦民大悦,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战争节节胜利。据《史记》记载:“行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不贫困)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农村)邑(城市)大治。”

毛泽东看了《史记·商鞅列传》,深受启发,挥笔撰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抒发胸怀。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写《商鞅徙木立信论》,阐述法治思想

《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执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出发点、归宿点,要有利于人民。同时,执法要严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能取信于民;或对人不对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于民。这篇文章紧紧联系社会现实,提出当政者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言必信、行必果。

毛泽东赞赏商鞅变法。他肯定其立法内容,“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我国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但是像这样的好法,最初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失信于民,“黎民惧焉”。毛泽东在文中发出“三叹”,感叹几千年来民众心智的闭锁和中华民族几近沦亡的悲惨,并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论述了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思想,立意高远,论理透彻。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一个刚满18岁的中学生有这样不凡的见解,很不容易。柳潜在文中看到了这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改革抱负,惊叹不已,在作文上方写下眉批:“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他又写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柳潜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教员。他从毛泽东的作文根基、思想、抱负,预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之器”,预测毛泽东将是一位有大出息的人。毛泽东也没有忘记这位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柳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地向来北京中南海家里做客的周世钊询问起柳先生,并一再强调,“他们如有生活困难,请先代我进行帮助”,可惜的是,柳潜52岁时就已因病过世了。

(选自《新湘评论》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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