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威廉•戈尔丁
。。“我当时所能从事的最好工作就是追溯出人类病态的本性和人类本身堕入国际纷争的联系。”；“我的总的用意说来很简单。”
William Golding，1911—1994
寓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英] 威廉•戈尔丁
顾明栋 / 译
。。“老伯伯”，《李尔王》剧中的弄人说，“你把你的聪明从两头削掉了，削得中间不剩一点东西。瞧，那削下的一块来了”。此处提到的削下的一块是高纳里尔，她冲着小丑狠狠瞪了一眼。谁也说不清楚剧中的弄人后来的遭遇如何，他在该剧演到一半时就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了。不过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别人对他迅速采取惩罚措施。噢，他给人的忠告是多么令人不快呀！“当你把你的女儿当做母亲的时候，你没做什么好事。”他竭力想安慰李尔，帮他排遣悲伤；然而辛酸的真相总要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来。请注意他没有说：“你让自己受两个狠心的女儿摆布真是件蠢事”，他道出的真相总是暗含比喻的，因此他就消失不见了；虽然莎士比亚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觉得这一点已十分清楚，李尔的女儿终于把他除掉了，因为那个弄人是个寓言家，而寓言家一向是不讨人喜欢的。寓言家们应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常出现在历史的边缘，作为奴仆或弄人，鲁莽的侍从，或者是普通的聪明人，出现在五花八门的琐闻轶事中。他们对独裁者，专制的君主说的全是这些人应该知道却又不愿听到的话。一般情况下，寓言家总要被吊死，或者被砍头，甚至被剖腹扒肠，除非他们有聪明才智，以另一个令人叫绝的笑话使自己摆脱困境。做寓言家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为什么是这样，道理显而易见，寓言家是说教者，他不编故事则已，一编故事其中必定隐含对人类的教训。他安排比喻时，并不想引申出多层次的深刻含义，而是想获得人们会从比喻中联想到的东西，即明显的意义。因此就其技巧的特征而言，寓言家是说教者，期望灌输一种道德训诫。人们并不十分喜欢道德说教，因此，这颗苦药就得裹上糖衣，必须妙语惊人，情趣横溢，或在某种意义上引人入胜。而且，当教训的全部意义为受教训者明了的时候，说教者必须置身于受教训者可及的范围之外，因为说教者作出了一种不可饶恕的设想，即以为自己的知识胜过了读者；这即使是出于善良的用心也不能使他免遭责难。假如这颗苦药上糖衣裹得不够分量，就不会有人把它吞下。倘若说教的寓意过狠，人们就会把说教者看成毫无人性；如果寓言的利刃刺得太深，他就会被送上十字架钉死。
。。任何一则伊索寓言都可以作为开头的例子。狐狸落入陷阱后失却了尾巴，因而就企图劝别的狐狸把尾巴统统割去，理由是这样看上去更美，这只狐狸的情形也可在人类的经历中轻易找到相似的例子。不过，人们无法造出一种标准的模式。乔治•奥威尔的杰出寓言小说《动物农场》不得不在虚构人类环境和虚构动物的特性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选择了后者，道理就在于此。我们往往会忘记书中出现的是动物，它们其实就是人，奥威尔那卓越的写作技巧把它们置于一种情境中，在这种情境下，他可以强调自己愿意指出的每一点寓意，我们阅读他这部有趣、辛辣的小说，既会根据他的经验，也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对书中的教训持相同的看法。过去的时代也涌现出一些寓言。如《格列佛游记》、《天路历程》，也许还可算上《鲁滨逊漂流记》。儿童们喜爱读这些书，因为他们天生就有上帝赋予的追求快乐的本能，他们绕开书中的寓意，只是欣赏故事本身。然而儿童们并不喜欢《动物农场》，那些可怜的动物为什么要那样受苦？为什么甚至于动物的生活也没有意义，没有希望？也许在20世纪，我们必须编造的这类寓言在任何层次上都不是为儿童而写的。
。。这种以寓言形式表达真理的方法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和困难之处，但我在自己得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中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我的总的用意说来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相信社会的人能够达到完善的境地；一种恰当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亲善的感情，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重新组织社会的方法消除一切社会弊端，很可能我今天又一次相信了与此相似的见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却不抱这种信念了，因为我无法怀有这种信念。我发现了人对别人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我并不是说一个人持枪杀害另一个人，或者向这个人扔一颗炸弹，或者把他用炸药炸死，或者用鱼雷来炸死他。我是在考虑难以用言语描绘的、年复一年地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的卑鄙无耻的丑行。只须说下面的这些事就够糟的了：那么多犹太人就这样给消灭了，有那么多人给整肃了——多么美妙文雅的字眼——但在那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我现在仍然想都不敢去想，唯恐心里感到难受。干这些事的人不是新几内亚境内以猎取敌人头颅作为战利品的野人，也不是亚马逊河流域某个原始部落。这些罪行是由受过教育的人，医生、律师，继承了文明传统的人娴熟而又冷酷地对自己的同类犯下的。我不想对此事详加解说，我愿意接下去讲些别的；但我必须说，任何人只要经历过那些年月却不懂人制造罪恶就像蜜蜂产蜜一样，那他准是个有眼无珠的人，要么就是个神志不清的人。……据说人身上没有残忍和肉欲这种可悲的东西。当这些属性成为行为之时，人们就认为这是反常的行为。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建立，脱离了人的真正本性。它们是人们可称之为政治交响乐的东西，它们会使大多数人达到完善的境地。至少可以减少反常行为。
。。我以为，人们的贪婪本性，内心的残忍和自私隐藏在一条政治的裤子里，因此我认为，人类出了毛病，不是某个例外的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我相信人类的情况是一种道德病态的产物。我当时所能从事的最好工作就是追溯出人类病态的本性和人类本身堕入国际纷争的联系。
。。在你们许多人看来，这种看法以神学的观念来看不过是陈词滥调，浅显之说和老生常谈而已。人是一种堕落的生物，人受到原罪的制约，人的本性是有罪的，人的处境是危险的。我接受这种神学理论，并承认其陈旧性；然而陈旧的东西却是真的，而且当一种自明之理成为人们狂热地笃信的信念时，它就远不只是陈词滥调了。我在周围寻觅某种阐明上述论点的方便形式，结果在儿童的游戏中找到了，我当时的环境十分适宜做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在给孩子们教书。而且我既是儿子，又是兄弟，又是父亲，能十分准确地理解他们，了解他们。我决定采用小男孩流落到荒岛上这个常见的文学形式，但又把他们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缺乏生气的剪纸人儿；并力图表现他们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如何受到病态的天性、堕落的天性所制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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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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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