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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 影 子 | 王炜

王炜 比希摩斯的话语 2023-10-08




“他们是否会一边听,一边笑,然后给我取个绰号,名唤‘世界精神老爷’?”


“而我试图读到,一条灾难之路被世代移交的历史。”


“当我们,把原地打转、浮尸般的方舟当作漂浮的父亲的我们,懂得了‘雄才大略’的虚设性,它的对立面和替代物,又是什么?”





三 个 影 子


王 炜


一、谢阁兰在1911—1914年
二、福州,保罗·克洛岱尔故居
三、俊杰——致圣-琼·佩斯




作者前言
这组散文诗赠给我的朋友,法语现代诗研究者和译者潘博,长时间来他致力于系统地翻译现代法语诗人,包括阿尔弗雷德·雅里的全部诗作,谢阁兰关于西藏的诗作,克洛岱尔的《百扇贴》,瓦雷里的诗剧,以及圣-琼·佩斯的全部诗作,这些,只是他未完成的翻译与研究工程的局部,迄今只能读到零光片羽,愿我有生之年得见全貌。若无与他的数次交流,我不会写出这三篇散文诗中的一些段落,例如,与他关于谢阁兰作为医生与考古学者、克洛岱尔作为政客、佩斯作为年轻外交官在中国期间的具体活动(这些材料在中文里依然缺乏)的漫谈,使我完全重写了关于谢阁兰的一篇,增补了写克洛岱尔、圣-琼·佩斯两篇的内容。这三位无论在生平还是写作上都有关联性的诗人,是一种“小传统”,我本想再写一则论述性的短文以讨论这个“小传统”的诗学意义,却发现我之所想,也已写在诗中,再另论已属赘述。三位以散文诗为主要体裁的世界主义诗人所写的那个“错觉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民族本质主义的“第一中国”所认可的“第二中国”,今天,从后者,我们能够借以看见怎样的“大陆的额外光芒”(让·鲍德里亚语)?





一、谢阁兰在1911—1914年



大瘟疫爆发后,我沿着长城巡视,不像以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旅行,甚至也不像在这个国家。


白骨露于野,如一扇无人凝望的世界之窗。阿列克西·圣-莱热·莱热(他该有个简短的笔名)见过这遍野白骨吗?显然,他雄心壮志,亟欲创造《维特鲁威人》的东方划时代变体。生命力依然存在,城春草木深,显示大毁灭者尚未到来,尽管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小死神(那些纸糊的童子)踏着飘飞的纸币,遍布内陆。哦,那将在各种“维特鲁威人”的交游合作中横空出世的新神的子民们,沉默不语,几乎悠闲地等待在对一场巨变的无意识呼唤之中。在他们之中,我没有认识过任何一个人,满怀对于在一个新世纪生活的希望,和那些生活在秘密政党或麻木中的人们截然不同。听说,小偷们又打破了几座前朝圣殿。在这里,造假者拥有成千上万的废墟可以学习。造假者们,正是废墟所需要的生生不息的奴隶吗?造假者们,是活动在白骨和“维特鲁威人”之外的另一种人吗?


不,对造假者的关注,并非我的自我否定的无意识流露。不,不是北京、拉萨或西安,我的“异域”在骨骸与希望之间——错觉就是我的废墟,当我前顾后盼,似乎我是惟一进入者。世界的退化,正是因为“异域”退化了。未来又有谁,会像我一样,来参观我的废墟?对于那些批评我,认为我所见一切均为错觉误解的人,我的回答只可能是:那正是世界踏过我们这些人的大脑,同时也踏过它自身的足迹。也许他们并未看见,在这个踩着造假者的忙碌身影、踱着方步的世界的背面,每个国家依然相通,万国之间遍布着条条大路般的裂缝,正如我们总是可以在不同的古老经典中,读到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句子。


几年前,从横断山脉一路南下,我对中国轿子感到不适。我无法从那种建立在苦力之上的微妙颠簸获得舒适感。可是,我唯一的抵抗,只是忸忸怩怩,试图在轿子上,抓住从汗流浃背者身上升腾而起的一缕气味难闻的真实,进行一番自然主义描绘。这是我的左拉式自欺吗?那种颠簸,又像一种消除,像反反复复的波浪,涂掉了我一路上旋生旋灭的思想,以至于后来,我又在《出征》中自相矛盾,既反对“旅行文学”却又不断追加回忆,想要抓住流沙一般雕琢。是否,轿子的颠簸用另一种抹去现实事物、也抹去记忆的句法,替换了我在西藏高原,在被一伙狼群般的不明武装者袭击之后,用兰波式的惊恐句法精心镂刻的虚空?是否,轿子的颠簸像另一种写作,把我的身体与苦力们的身体铆合成同一个人——同一个混合形象:一个疲倦的运动之子?是否,从《出征》开始,一个疲倦的运动之子,就是我的开端,是我的第一个错觉?当运动本身,像被赤裸上身的苦力们抬在肩上的一顶八抬大轿,而我正在上面如坐针毡,我还能够对黑格尔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性,再别出心裁地说出些什么?


(诗人,我想告诉您,十数年后,同样在川西山地,衣衫褴褛的人山人海用一顶顶特制的担架,抬着领导者们,步行长征,如同一片摇摆的野草之上移动着会思想的大脑。)


此时此刻,我,一个洋医生,需要对流民和士兵,对疲倦的运动的人们说些什么?把我的一切错误印象,把充满我默默无闻的半生,并不全然无声、隐然如血流般低鸣的喧嚣,把那不断干预我的思想和梦境的大脑喧嚣告诉给他们吗?他们是否会一边听,一边笑,然后给我取个绰号,名唤“世界精神老爷”?


哦,勒内·莱斯,紫禁城是他的食莲岛。他比我更接近一个“世界精神老爷”惟有在经过他人——在经过中国人之后——才可成为的陌生人。在走向错觉方面,他比我单纯。在被错觉创造方面,他比我复杂。他希望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灾变时代仅仅令人恐惧而又浅薄。他像错觉的士兵,似乎知道却又不知道死亡。他从不在与我相处的时光中构成朋友阶段。而且,他不可侵犯,尤其不可被我作为作者的现实还原论所侵犯。他那么年轻而纤细,魔鬼动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弄死他,可是,似乎他正是那个小指头。是的,这个秘密警察头子,他所带领以及他所抓捕的那些掩藏在狭小机会和困难局势中的人,就是动一动就会弄死这个空洞世界的小指头。他像个明明喝醉之后,却显得滴酒未沾的歌唱者,并不知道自己正站在地狱大门前,协助死神向活人传递可怕的话。他说服我,让我跟随他,为一个个木版画般的光晕时刻做下标记。他是疲倦的运动之子的头头,还是疲倦的运动之子的逮捕者?是否,正是被我的错觉所创造的勒内·莱斯,逮捕了我的错觉,将其关押在光晕时刻中?所以,我写下一个碑文林立如樊笼的天城。但是,我没有写下的是,从少年之中很快长出叛逆的人民,沾地就活,见风就长,迅速长到二十岁上下,发现生命是一场空。我没有写下的是,对于世界的空洞性,人们仍然没有准备好,在这如同永睡于前夜、又不时在睡眠中悸动惊抖的国度,一个个男子汉,堆砌起辞藻来像个古代仙女,仿佛他们丝绸般的计划可以永存,而语言尽头是一个惨淡的月球。不是那些苦命人或幸运儿,不是激进分子或者文明化了的白痴,也不是我,惟有勒内·莱斯,我的勒内·莱斯,才能看到一个木版印刷的第二世界。因此,我跟随他,写下一个行文如翻越夜间数座黑暗山丘的故事。只要我再勇敢一些,小说就会仅仅是诗,如同莲花盛开,阴阳在夜晚摇曳,海可以是鬼,也可以是仙女,光会射向一个世界流浪真君的太阳穴,月亮之月亮就会被看到,像一首马拉美从未写出过的诗,区分了你们的中国、可能的中国与我的中国。


袁克定们,是勒内·莱斯的对跖者、我的第三种错觉吗?当我治疗他(孙逸仙也是个医生),这位个性化的公子,我发现一切都是平庸的。完完全全,完完全全没有精神的迹象。似乎不仅体能,整个灵魂都必须成长性地被纳入到一种国家规模的退化中。那么,当我治疗他,其实我是在自我治疗吗?一个身份显赫、岌岌可危却毫无价值可被我写入精神事件史的公子,恰好说明京华成梦,是对我的想象力的截停,将我截停于即将步入肤浅之时?这些近似领导人、明天就会被遗忘的公子们,我的一切错觉中剩余的错觉,完全多余地,被用来喻指那个体态浑圆,冠冕堂皇,越来越像人形天坛的父亲。为什么要去围绕他们,把他们当作回音壁?只有造假者才会跟随他们,只有造假者,踩着他们身后废品般的影子,走进一切回音壁最终指向的:废墟。


革命,是这个空洞世界针对自我的诉讼吗?革命是回音壁与回音壁的通感吗?可是,我没有写下这片因为内部在熊熊燃烧、因此外表光明的回音壁,另一部《碑》。我们中无人写下它。克洛岱尔没有——他比我成功。阿列克西·圣-莱热·莱热没有——他前途无量,堪称俊杰。但惟有我,意识到那座烈火焖燃的回音壁的存在——我的第四重错觉。


我最大的错觉,是各种各样的“世界精神老爷”被轿子追逐——被飞奔的轿子,被光明时代般的中国轿子!我控制住尖叫冲动——这是我句法离奇的原因——犹如控制住一个不可能的尼采,而他本该扭转灵魂,把轿子改造成满弓与飞箭。再见,北京,亚洲的大内!再见,北京,流放地的惊悚步辇!当我离开,再次启程漫游,我要如飞箭一般流于事物表面,用你们熟知的谢阁兰文体作为别话——


你们,不愿蓦然面对陌生事物的你们,你们要求即使神的灵如风行于水上,也要和你们商商量量。我听说,你们的神灵,喜欢活动在一个数百里长的天台范围,猴子、凤凰和桂树陪伴他们。他们是一些衣裳如绿色波纹的隐士。(后来,在南方,我嗅闻过桂树的气味。)往往,就在你们的有目共睹中,他们飞过中国,飞上天堂。那是一个常常举行首脑会议的天堂,那里的领袖,是所有云彩的皇后。


你们那座伟大的山,泰山,是你们的男性高度。我听说,你们最出格的行为,也就是在山顶,瞬间看遍所有鳞次栉比的社会领域,好比抽大麻。你们的河流是众魂之魂,是一个长长的叹息。我听说,你们的一万件事,不是都很喜欢抛掷给东流水吗?你们的诗人喜欢说:“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认认真真点头哈腰的人?”。他们的内心是迷失的烟霞。


我看到,你们的老师,神奇的官员,把一脑子太玄经的影子投射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内战的大江升高水位,人群在流动,绅士政治家在写他们的书。我看到,那一座座包围你们的山峰,你们的天然屏障,像一百万个患有白内障的人。你们的死神也是法律之神。有时,你们的孩子也是雷神。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精神阴影。千百年来,你们的固执,如重击大鼓。咚!咚!咚!


是否,我该为你们执意维持的、那祠堂般的天下观撰写另一部《碑》,一座烈火祠堂?我的错觉和误解,永无休止。我看到,不垢不净的人们,停下来的人和前进的人,离离野草中,阵风鼓舞着走失的大队人马。我的错觉和误解永无休止!我看到,你们从一次偷天换日到下一次偷天换日,从粮食到粮食,沿着你们的两条主流水系,那有病的双螺旋,一直走进乌云的影子,走进一座大地背面的永乐宫。


2015.1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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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圣-琼·佩斯的本名。
② 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在1487年前后创作,呈现人体黄金比例的著名素描。






二、福州,保罗·克洛岱尔故居



楼房里还有住户,楼道昏暗,仿佛108年之中一直在修理电灯。


我很想去敲其中一扇门,门上贴着家庭教会的传单。排水沟哗哗作响。新月的照明也不稳定。大杂院里,一家人正在晚餐,男人和女人互不理睬,小孩儿默默吃着什么,并非没有想法的头埋进碗里。男人去打开电视,好像要把国家晚会置于家庭温暖之前。


千禧年并不壮观。今天,我们的《先知书》,是否只是一份份失去了所有依据的自我报道?今天,使徒们是否被迫更加谦虚?不断的疾病,层出不穷的死亡,我们的语言并未抓住。我们所写的一切,只是一些被惊呆了的噪音,实际上难以掩盖无知。


我喜欢《缎子鞋》的结尾:“乐器一件接着一件停奏”。就好像这是,天使们仅仅选择人类灵魂的正确部分(因此,布勒东们反对你),进行着测试。你写作的方式,像天使们一直围守在云的悬崖上,收集最佳的世界散文。


什么是世界散文呢?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想要把天堂和地球都笼罩在一个超级形状中,最终却使笔下所有的东西都因自私自利的“意义伎俩”而令人沮丧。或者,它以一个干燥的吻开始,最后,从死人身上流逝。每一个变化,都在你看见的每一张脸上。当你思索他们,他们就会发笑,或与他们的方言一同叹息,显得接受命运操纵,却不包含任何内容。我不知道,我那些顽强地写着世界散文的朋友中,是否也会有一个人,看不起其他所有人,最后却也去向一匹马鞠躬,而其他人不仅原谅了地狱,也顺便原谅了天堂,并各自谋生。


我算是熟悉,你写《五大颂歌》的几个城市。在秦皇岛,那么多人挤在长城上,那么多人,不论老少,都像是盼望着下一个徐福的世界婴儿。在紫禁城,人们守着《千里江山图》,排队直奔古人。在天津,一个能见度低下的早晨,天地灰暗得如同不可能允许一个白昼进入,码头上的起重机,几乎就要漂浮在雾霾中,而渤海湾依然是一个长夜的驿站。


有一天,我翻开一本关于你的书:一个浅薄的研讨会,很难说他们对与错。不论存在歧义与否,其实肤浅和深刻彼此都无需退让,总有人将其改造为一条对称的铭文,像一道明朗的波浪,一种双重的美,平衡了两种伤害,不承认语言的白昼与黑夜都各有一扇封闭的门。而我们无非是选择,依靠世界之书的第一章,或者屈服于最后一章。我们的圣人总是说,万事万物总有结束,即使最重要的告别也不用太久,而且,还要不偏不倚,像滩涂上的水草,清澈而安静。


也许您的戏剧就是那样的。虽然,您追求雄伟,像一个寂寞的人与火山聊天。而我试图读到,一条灾难之路被世代移交的历史。跌落悬崖的两千头猪,是否像一口大海的浓痰,沿着黄浦江,被吐回给了我们呢?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封从猪群写来的信,在巨头们心中挥之不去,所以他们发表的每次新年讲话都是一个隐晦的末日警告,当他们像穿衣服一样,坐进办公室,连他们的唾液都很奇特。


在我沉浸于读史的这几年里,鬼魂来去匆匆,并不留给我任何馈赠。我一边读着您的颂歌片段,一边读着,迄今全部人类谎言合力同构的不确定性。两者相会中,有一个似是而非、着意逆反的奇点(因此,布勒东们可能是对的),我只能提供给它一个小小的争论。


来到福州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乱看了一些书,概括起来就是一叔一舅仨先生:项狄叔叔,邦斯舅舅,莫须有先生,帕洛马尔先生,我思先生


我没想到在他们中又多了一个:瞿秋白——多余先生。


到达这个城市之前,我和童末游荡在汀州。在这里,展示着一个令人惊异的悖论:一个国家用一座庞大的纪念碑,压倒性地书写着一个永远的多余先生的必不可少性。这位留下来等死的多余先生,这位用多余的话涂去了他的开端性、也涂去了那支弃他而去的军队的晦暗踪迹的,红色毕巧林,会知道他的名字将被刻写在一座大橡皮般的纪念碑上吗?这座纪念碑,持久地对抗和镇锁着他的多余性吗?那看向永远的多余先生的,奚落的目光,不是也看向我们,因此钥匙一般,从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个多余人身上,打开一个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主动性,却终将多余的、中国的灵魂世界吗?而许许多多的必不可少者,不是通过揶揄多余先生来逃避自己分裂的灵魂吗?一个不能成为多余人的人,有可能是他自身,并保有其正直如一吗?难道,不是那些承受了自身的多余的人们,才负担了刻写在人类身上、镂空了每个人灵魂的谎言般的必不可少性吗?


诗人,您在每个诗人之夜,以有利于自我完善的必要性书写的世界散文,与您在每个政务白昼书写的另一种世界散文——递交给内阁的殖民可行性报告——之间,是否有那么一刻,您意识到,那些被您多情书写却终将多余的中国灵魂,永远隔开了您的时代和以后时代,因此也终结了您的世界散文的未来,使您成为一个不断被它抛回到过去的诗人吗?


但我的多余先生不是瞿秋白,也不是您,而是一艘在如今之我与未来之我之间过渡的,流荡的小船。我有一堆麻烦拖在船底。我醒着,船和水鸟在商量着做它们自己的梦,大鱼像狐狸一样令人惊讶。


我醒着,而且是惊醒着,好像我可以通过摇动的树叶,或沿着波浪,去询问光源。我不知道,是否最不可抗的黑暗,也在涓涓变化,这是春雨下起来的最好时间。


2019.3—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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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思先生”是兹别格涅·赫贝特系列诗作的主人公。在花城版《赫贝特诗集》中,译者赵刚音译为“科吉托先生”。





三、俊 杰


致圣-琼·佩斯



惟有您,写下两战时期惟一的狂风。


何种纪律与坚定,而非傲慢放纵,持存于您所领护的航程?


今天,又有何种新诗艺——无非是一副副可让死神稍作回味的语言白手套——即使抱团振作,敢比全体鸟类的自我延伸,可以递交给一位大鹏作者?向语言吐痰,向一切远征——被一把自以为是、扼住咽喉的奥卡姆剃刀抵制的远征——吐痰,就是他们的口号。好像他们要代表那口灰暗的中国浓痰,向狂风征税。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只要和上级,和观念大领导握一次手,他们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蹦跳。反对,是一种庸人韬略。由此组建而成的另一支队伍也勤奋不辍,在彼此类比的可见性中,他们也锲而不舍,重视严肃性。在西山,您曾写下《阿纳巴斯》之地,漫山遍野的农家乐、中产灵知书院和成功学寺庙,正是他们在故弄玄虚中所写一切的直白概括。


危时暗世,死去已久的行人时时瞥向我们。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陆续倒掉。我们能做的一切,只剩下一场“常见之鹰”的盘旋。如果,还有一阵逆风汹涌而至,我们在其中无法发出的声音,就像被钉在墙上,羽毛飘拂的鸟。我们每个人,只是被我们的沉默一同钉在这只鸟的身上。在我们的大脑活动中,从一百年来的秘密污秽积重而降的灰色阵雪,在灵魂的每个不可见的晨昏,纷纷扬扬,日复一日,驱逐希望,如同驱逐一线弱小而缓慢、同龄人般的星羽。迄今为止,我们看见的光辉为何?是那些取代了黎明的苍白脚趾,拖着的一道血迹吗?这些脚趾,轻轻踩过我们。趔趄的我们,只是写下了在背后,在肩头,在头顶,时时刻刻都在轻轻走动的,并未退出现实世界,而是隐蔽了的奴隶制。今天的奴隶制,难以从我们身上分解,也难以攻击。


不,无需呼唤失去的战斗,如同呼唤某些不可见的、雄伟力量的阴影,相反,后者已经漂浮在我们中间,通过不断平凡化,一次次潜入我们。仅仅把它视为漂浮在一册美学卷轴之上的薄雾,是一种大汉沙文主义的否认。我们甚至更残酷,仿佛它是一头头可以为我们带来暴利的雪豹,我们捕猎它。它那凶猛的斑斓,被我们视为炮灰之血。同时,雾和血,侵入每个因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日益消极的青年,对他们允诺某种虚假平和。可是,并不是那个消极的青年隔在您与我们之间,如果,要到达您指出的那条地平线,我们必须经过一条血河。在您与我们之间,还隔着那未完成的一步,一个清扫道路的前者——我们中并没有一个洛特雷阿蒙,想要把一百年的每个血滴都溅在自己语言的胸膛上,来吓唬人类


坚执不舍的敏感,在我们的语言中堆积,如碎石,使我们在彼此的自私自利中磕磕绊绊。可是,敏感已经太多了,因此我们缺乏敏锐,一如您曾以顽强、准确和敏锐贡献过的惊雷。


我们语言的胸膛上,并没有血,只有每个人的污点。那是如同柴郡猫的微笑般,我们每个人的巴士底狱。


因此,在一切远征行为已然终结的时代,沿着每个人的污点,我们只能逡巡于一种内向的《阿纳巴斯》。我们并未走出困局,却恰好走向了米诺陶洛斯,误以为它粗重的鼻息是帕加索斯的蹄音吗?也许,您是骑乘飞马、振羽凌空者中的最后一位,可是,怎样理解您惟一的污点:赞美斯大林?


“俊杰”是什么?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机关化的垃圾堆中,说真话的人,一个更像敌人的朋友,把我们不断牵引到真理性的紧张关系中的人吗?谁能够促使嘻嘻哈哈而又唯唯诺诺,如同一个阴险种族的我们,对浅薄和自我封闭感到不满,让那需要被反复打开的反成功性,成为大地上默默移动的,鹰的投影?当我们,把原地打转、浮尸般的方舟当作漂浮的父亲的我们,懂得了“雄才大略”的虚设性,它的对立面和替代物,又是什么?只要稍稍注视它,我们就会被它勘定,并跃向一个不可穷尽的决断领域,一个耀亮而又顽强的场所?


我们处于长时段语言的结束期。如今,在我们之中,连粗俗也是珍贵的,人们甚至对此嫉妒,而狗的枷锁是什么?


写一个虚浮的巨大章节,把汪洋大海充斥在每个行人脚下,淹没、更换他们的视野,这是对您的庸俗模仿。我认识过几个这样的庸人,他们用一种仿佛自己已被置入不朽的方式胡说八道,是的,那也是生动的,像溺死者嘴里大海的咸味。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一直走在您语言的冰川之上。直至江源地区,走在消退中的冰川之侧,我的背包里仍然带着一本您的书。


我与冻土地带之人相交游。他们在工作中沉默和死去,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是一场狂飙的剩余物。听从一场久久不息的、无声的风,他们每一个,只是日光之下,艰难之事投落在地上的一道道短短阴影,以无名通向诸时代的无名,通向一条堪称广大而又无处可去的道路。如今,他们是我的地平线。


最终,只有两场狂风——您的狂风,以及与之相反的另一场无声狂风。这是世界的双翅,一明一暗。在您走过的道路上,在那另一场席卷众人的狂风中,我听见所有劳动着的、语言中的递减的呼吸,随临终而臻于不驯的寂静,仿佛世界在回到一个履风之子的脉搏。


2019.3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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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尔多罗之歌》(秦海鹰译)第一歌第6部分:“你看,想出名,就必须高高兴兴地跳进炮灰形成的血河。”
② 同上,第5部分:“每一滴血都将溅到一个人的胸脯上,以便恫吓人类。”







→ 最后一站 


→ 灭点时代的诗 




“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文学、思想史、亚细亚,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也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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