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幺《魔鬼在人丛中打着响嗝》
晚清的天安门
。。编者按：黎幺的小说《<山魈考>残编》虚构了一个名叫“鬾阴人”的人种和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山魈考》。本文出自这本小说，署名为学者“古辛·泽尔比希”所写。小说中这样描述古辛·泽尔比希——通过另一个名叫“詹苏•厄齐尔”的学者回忆——“这个倨傲的年轻女人，生就或练就了一种隐匿的、几乎无法被觉察的美貌，她的面容仿佛经过哑光处理”。
。。“皇帝名叫爱新觉罗·溥仪，我们与他在天津会面，那一天，当袁告诉我坐在我们对面的年轻男人身份如何尊贵之时，他将一口茶咳在了自己的领口上。龙袍已被玷污、被撕毁，宝座被落在了臣子们无法朝觐的远方。他仿佛有意要和我们谈论一些厌世的话题。‘知道我为什么会见你们吗？陌生人’，他说：‘因为我每天都盼望着被人行刺。’”
魔鬼在人丛中打着响嗝
（《山魈考》第二版序言）
黎幺
。。你看到一则蹩脚的序言跌倒在地，但由于对它臭名昭著的无赖行为早有耳闻，你拒绝把它扶起来。天啊，它冲你惨叫：犹豫什么？伸手搀扶一位落难的老人家莫非会叫你大祸临头么？
。。。。——《堂吉诃德》首版序言遭删减部分
。。本文引言尽管罕为人知，但确乎无疑出自塞万提斯之手。虽则做这一番引用，招致嘲笑和争议是无可避免的，所幸我久已习惯，并未稍惧。此举除向这位非凡的作家以及他所创造的那位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游侠和精神病患者致敬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耐心地读完本文，读者自会明白。
。。从幼时，蒙第一道意识之光照拂额头的那天起，我便深知，人因直立于地面，得以与自己的影子组成一个纵达天际，横至两极的坐标系，所有神秘的事物便在其中获得了一个存在的维度。《山魈考》是一座文字搭建的海市蜃楼，虚则虚矣，但在某一处地方必留存着它的实体。这本没有作者的书，正像一个没有手的手势，只在虚空中留下一道无形之迹。我早早地知觉到它，但更加知觉到要掌握它之不能。长久以来，我思之想之，执卷默等天授机宜，仿佛在我们之间存在一个秘密的承诺。我在辞藻的丛林中踽踽独行，甚或去口头世界的浮光掠影中冒险——那里布满谎言栖息的沼泽——却欲入彀而不得。寄身于文字中的历史，其虚矫与缥缈，正如在一场迷梦之中为霜雾所催，坠落了满纸的黑蝶。所谓人，充其量不过是百年一响的节拍，文明、战争、王权、社稷、城市、乡村，全部混在神灵降下的一阵濛濛细雨中（神不以水滴造雨，而是以这种倨傲的、直立行走的音符），点点滴滴、前赴后继，哗噪几刻便褪去无踪。
。。然而，生活本身既是病状也是良方，既是谜面也是谜底。一切柳暗花明，终又现身于历史昏厥跌倒之处。在1919年秋季以前，对于《山魈考》文本的外围研究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那时，我整日在图书馆中漫无目的地翻看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和地理学文献，像一个生物学家或地质学家，孜孜不倦地膜拜那些纸上的蚊蝇化石。一个朋友的无心之举，将我从枯燥而无效的愚行中解放出来。那是一个叫做袁石山的中国留学生，他自称是四年前被推翻的中国皇帝袁世凯的私生子。作为一个追求者，他从未打动我，但作为一个同时身具民族性和超民族性的异国学人，他赢得了我的尊敬，并且向我展现了他所属人种的特殊魅力。袁石山听过我对于这本奇书的介绍后，告诉我一个曾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故事——其作者据说是数学家祖冲之：一种形如木棍的奇怪生物多次偷食一张渔网的网中之鱼，终被渔人以这同一张渔网擒住。在哀求无果后，这怪物连连询问渔人的姓名，但渔人拒绝回答，只将其混在几根木柴里焚化了事。我的中国朋友继续解说道，人们称这邪物为山魈，但这并非它的名字，而是借自另一种稀有的动物。被它知道了名字便意味着受到诅咒，因此它绝不能拥有——若已然拥有则必须忘记——自己的名字。或许那名字的真正主人——名为山魈的灵长类动物，正因这一致命的张冠李戴才濒临灭绝。
。。这个故事近乎完满地解答了我对于本书的几个费解之处。若不将之视为无意义的巧合，而是予以接纳的话，那书中所述一系列捕猎行动的对象便可统合为一。即那神出鬼没的、那身体细长如木棍的、那能作人语的、那善于施咒的、那以影为食的，应为同一物的诸般特征，人因具有为一切命名的习性而被它视为天敌，它的沉默、隐蔽与多变只为避开如流弹一般飞袭而来的名字。从此，我将研究方向转往中国，这为我招致了许多非议，即便是塞汗?阿赫斯卡教授，起初给予我的与其说是支持，却不如说是同情和有所保留的放任。我常被指责为过于武断，然而犹豫意味着理性的死角，是最温和但也最固执的矛盾形式，是本质性的——连性交也是一种犹豫，在欢愉与痛苦、羞耻与神圣的两难中，肉体与肉体举棋不定——我的坚决也许非但不是对它的胜利，反而是对它的逃避。
。。被暴露、被孤立的处境倒使我得到了一些意外的好处，它令我成为一个在无人到访的绝地献身于瘟神的女萨满，获得了某种跨越或模糊东方与西方的特权。我虽身处土耳其，却仿佛可以用双手分别触摸世界的此岸与彼岸，尽管这一说法建立在一种并不可靠的灵知体验上，甚至多数是在一种怪力乱神的意义上。梳理《山魈考》与其他文本的雷同部分使我们随后的一切调查有了基础，而这一类的发现，是从——在袁石山的帮助下——阅读中文文献开始的。
。。《楚辞 ·招魂》有诗句“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些。/ 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 归来归来！不可以讬些。”在教授抄录的《山魈考》第6章第9节中则有这样的段落：“这异物的身体是一只藏影之弹匣，它懂得利用斜阳的角度，将阴影掷出千丈之远，鞭袭那遭灾的魂魄，将其敲得粉碎。”这千仞高的东方长人，再加上祖冲之的山魈故事，使得这些即将付梓成书的文稿自然而然地在我这里取得了一个中国背景。以我的经验来看，巧合往往更接近本质，或者说，更接近某个不可理喻的神的旨意。很快，我在《山海经?西山经》中看到如下文字：“又西百二十里，曰刚山。多柒木，多（王雩）琈之玉。刚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光鬼），其状人面兽身，一足一手，其音如钦。”对于《山魈考》第三章第二节的内容我再熟悉不过。其中同样有对于一手一足的怪物的描写：“一旦运动起来，它的手和脚便都合而为一。像一个永恒的侧面，它在猎人的注视下跳进它自己制造的黑夜，一路撒下如病弱者一般悲苦的呻吟。”我的中文进步愈快，发现便也越多。离开了袁的支援，我借助汉语辞典，从司马迁、陶渊明、干宝和张华的著作里挖出了若干蛛丝马迹；再之后，除少量生词外，当我几乎已能独立读通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显生涩的古籍之时，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徐铉的《稽神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及张岱的《夜航船》中又有所发现。
。。然而，很快我又像一头瞎了眼的母山羊，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东方牵回到西方。《马可波罗行纪》第五十六章有云：“然有一奇事，请为君等述之。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侵袭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欲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甚至日间亦闻鬼言，有时闻乐声，其中鼓声尤显。”读者可于《山魈考》第五章第二节找到极为类似的叙述。在此之后，更多的碎片从托马斯·布朗爵士、叶芝和福楼拜等人的作品中接连闪现。仿佛已不是由我抛出意图，从书本中捞取渔获，而是它们自行跃出，咬住了我的阅读之钩。这些或多或少与《山魈考》发生关系的著作，创作时间有些在其先，有些在其后，似乎这本书成书于对过往经典的引用和篡改，之后又被其他作者以同样的方式盘剥利用了。
。。如此一来，研究似乎只剩下一件可做之事：核实并列出一张反映书与书之间承启关系的表格。但我认为，即使这本书的作者果然曾读过不同时代、不同语种的上千本著作，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分居世界各地的众多后世作家竟也都对这本籍籍无名的书有所借鉴。明知自己必遭耻笑与攻击，我仍决意以我的笔尖、双唇，恭迎一个神话的降临——或许这本是一次回归：这世上所有的书堆积在一起，便如两座庞大而洁白的纸山。一正一反，两个锥体的顶角针锋相对，将《山魈考》夹抵在当中。翻开这本临界之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书本身便是临界之物，作为一种文字的劫余状态，被思想知觉到。一本书，从问世之日起就已注定将遭遗落，但失传亦非消亡，而是用“曾经”这个词对其存在的再次强调），便等于拔掉了一个塞子，字与字相互倒灌，泥沙俱下。不妨就将《山魈考》理解为书面形式的时间和空间——与在时空中被接纳为实在的万物相比，文字的特殊之处仅在于它自己是黑的，影子却是白的——古今中西的互通与互化，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对质与对流在其中得以实现。
。。塞汗·阿赫斯卡教授的离世，于我是一次极端的托孤行为。我在袁的陪同下前往中国，起初只想从诗人那里学习流亡的技艺，以期走进与死亡同质的陌生，而无知和日常语言的失效却使我更加深入和顺从自己的本能。在此次东方之旅的行程中，我对《山魈考》进行了大量的增补，甚至对于教授的抄本，也改动了几处细节。而这种修订此后再未终止过。对于可能的错漏之处，我并未百般纠结，只是深切感觉到，书在向我表达一种流动的需要（对于这种状况，《山魈考》一书并非孤证。《摩诃婆罗多》有无限多个版本，《圣经》或荷马史诗绝非某个特定的年代由某个孤僻的作者独自完成的。书本不是一具分页的棺木，作品不甘于封闭自身，对于推促生命代谢的外力，对于野马和尘埃，必定是欢迎的）它租借了我的双手，举起我自己，像举起一块有体温的石头。我被掷进了神秘，成为芝诺悖论的一个现世样本。
。。在中国，我曾经想以之作为本文的标题。《在中国》。在我之前，数不清的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印度人，甚至月球人到过这里，但我仍坚持“在中国”这一体验为我个人所独有。我和袁一起，漫无目的地走访了这个臃肿的、打着呵欠的国度，像两个幸免于梦的人，在睡鲸的棉麻宇宙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跛行。我们向酒鬼问路，与乞丐和妓女谈论东方圣人的处世之道，仿佛他们每一个都是一片古老历史的结晶。一路走来，遍地残垣。人们躺在发霉的床铺上，嘴角挂着口水——一道梦呓的瀑布。这大而无当的嗜睡者掖在枕下的星光，在我们的脚下粉碎了成盐。
。。皇帝名叫爱新觉罗·溥仪，我们与他在天津会面，那一天，当袁告诉我坐在我们对面的年轻男人身份如何尊贵之时，他将一口茶咳在了自己的领口上。龙袍已被玷污、被撕毁，宝座被落在了臣子们无法朝觐的远方。他仿佛有意要和我们谈论一些厌世的话题。“知道我为什么会见你们吗？陌生人”，他说：“因为我每天都盼望着被人行刺。”袁认为向一个被罢黜的中国皇帝打听一本书是绝妙的主意，出于特权需要，朝廷搜罗以往所有的书籍，除去某些对于政权而言可判定为敌对的思想之外，这些著作多少都在御书房里留下过一方踪迹。“在这个国家里，数他知道的故事最多”，袁这样告诉我。
。。对于我们的提问，皇帝沉默良久。我注视他，想从那对忧郁的眼睛里打捞一尾露水凝结的金鱼。然而，在打过一个鸦片气味的瞌睡后，他的眼中却泛起一颗麻木的泪珠，滴落在发光的鳞片之上，散作一阵迷茫的青烟。片刻以后，他扬眉侧目与我对视，乌黑失色的瞳仁就像两颗熄灭的心脏。以下是他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
。。“280年以前，我的祖先率领一支大军，由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接引入关，击败了刚刚推倒明王朝的反王李自成，建立了大清国。这是周所众知的故事。而在我们皇室内部代代相传的版本，细节就更为丰富了。”
。。“在向山海关进发的当天，前锋营派出一支先遣部队，他们连夜加急行军，却在关前遭遇了另外一队人马。冲在最前方的战士被一簇箭矢射中，仿佛长出了满身坚硬的羽毛。队伍的指挥官当即判定情况有变，立刻摆开阵势予以回击。这支精锐之师训练有素且身经百战，胜利是再自然不过的，但奇怪的是敌人似乎并未抵抗，我军伤亡人数为零。连那个最早中箭的士兵，此时竟也恢复如初、毫发无损。”
。。“接下来，在清理战场时的发现令这群勇猛无畏的战士感到恐惧。原来，那些倒毙在地的空洞的皮囊全部是他们的复制品，有和他们一样的外表，从手背的小疤到耳底的黑痣，一切细节都精确无误。那个夜里，他们跪在那块因鲜血而肥沃的土地上，发出世上从未有过的、最为痛苦的哀嚎。然后，人们纷纷扛起另外一个自己，丢进尸堆里付之一炬。据说，从当晚的灰烬中长出了一种会尖叫的花，它的花蕊是一些透明的、虫卵似的小球，如果凑得足够近、看得足够仔细，可以看见里面连着脐带的胚胎，个个大张着嘴、面容扭曲可怖。在你的书里，也有写过这样的怪事吗？“
。。“有”，我回答他：“书里说生命是一个圆，同时还附有一句忠告——也许是一个脚注，‘不要跑的太快，你可能会追上你自己，到那时，两者必有一死’。你们的那些战士，他们的绝望不止因为杀死了另一个自我，问题更在于他们并不敢肯定活下来的究竟是哪一个。”
。。“在一本书里，总是事先写着它自己的毁灭，描写火的将毁于火，描写水的将沉于水”，他说：“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不变的有关毁灭的主题——它自身的毁灭。但书绝不悲观，悲观只属于人。”
。。“而我的这本书里，只有时间”，我说。“嗯，一切”，他纠正说。
。。对于鬾阴族的事迹和《山魈考》这本书，他显然并非一无所知，但起初却不愿多谈。我们沉默良久，红墙上的挂钟像一头手足向内生长的圆兽，哒哒响得咀嚼着空气。讳莫如深的、狐疑的，他的目光垂落到桌上。那上面的茶渍与裂纹描画出一幅被他弄丢的帝国版图，几亿个人、几亿只鸟和数百万只猕猴在其中行走、跳跃，发出细不可闻的喧嚣。“失去这个世界，这不仅是宿命，更是我们之所以活着必须完成的任务。有一群人，他们很早便从他们的先知那里得知这一真理”，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不会将他们归作某个民族，作为一种范畴的民族，它的界限是模糊的。”
。。“这群人居无定所，成日漫游，不断有人从群体中脱身而出。他们的队伍像一颗泡在水中的糖，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这种统一的流放和逐个的离散只为避免和另一个自己相遇。他们大概以狩猎为生，个个身背一种草编的箭囊，据说这种草是用处女的经血灌溉而得以长成，装在里面的箭支具有生殖的功能——某些以疼痛为生的动物将在伤口中孕育。他们也许崇拜或者仇视乌鸦，因为他们称之为食光鸟，相信它们能以光线为食，若是群起攻之，便足以吞噬整个白昼。”
。。“鬾阴？”我说。他把手伸向我，微微一晃：“不对，这不是人的名字，它只属于魔鬼。”
。。我们中从未有人与神相遇，但对于魔鬼，谁也不会感到陌生。我深知这一点。这个魔鬼群落曾经与爱新觉罗氏的祖先颇有渊源。女真人创建的大金帝国在13世纪被蒙古铁骑摧毁，焚烧尸体的浓烟半世纪以来凝聚不散。鬾阴人便如循着鬼魂的气味而来，凭空出现在啸聚山林的女真遗属之中。完颜氏的神巫从一面有预言能力的镜子中观察得知，鬾阴的灭亡与女真的复兴将在同时发生。他们收留了这些流亡者，与他们分享食物和土地，将农耕与渔猎的收成双手奉上，供养他们，监视他们。至于这些鬾阴人的下场究竟如何，从这个预言大概也可以猜测得出。皇帝告诉我们，这些女真人的老邻居们将某种他们深信不疑的可怕咒语称为“魔鬼打嗝”，或许在某个命中注定的时刻，他们一齐听到了这个终结一切的声音。
。。据说无论在此前抑或此后，都曾有少量鬾阴人与汉人混居，有与之相熟者，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17个鬾阴人，而元代画家王蒙的太白图卷里也有一名垂钓者的样貌中有鲜明的鬾阴特征。我对中国画相当无知，于我而言，他们将一切事物都画作两样东西：云和烟。告别的时候，我从溥仪手中接过的卷轴展开来也是这样一幅烟云密布的谜之图纸。地图的绘制者是女真与鬾阴的混血，此人获准与鬾阴部族一同迁徙，又依靠九十九只信鸽的脚力和他的另一半血脉保持联系。按照图上的指示，我与袁一路风餐露宿，来到军阀和盗匪飞扬跋扈的贵州苗岭。我们雇佣的脚夫在山脚下、密林前纷纷望而却步，最终走得一个不剩。后来发生的事不仅决定了我和《山魈考》的命运，还将袁推上了驶往西方的渡船，使得他过早开始了在冥河之上的无尽漂流。
。。在这里目睹一切苦难的奇观，使我相信，无论哪一种优越的文明，都必有一拨食人的祖先。我们沿着那些陈年鸽粪的遗迹一路朝西北方向前进，在甘肃省张掖县看到赤身露体的孩子将树皮草根混着烂泥吞下肚去，在嘉峪关前亲见人们布设陷阱捕食自己的同类，两个瘦得近乎骷髅的男人为争夺从第三个男人的胯下割得的睾丸而拼得同归于尽。他们的残肢又被人割取，将热病和瘟疫传到某个放纵食欲的人的血液里。在新疆哈密我们两度遭遇马匪的阻截，亏得袁的枪法精湛、机警过人，我们才得以侥幸脱身。但在这厄运之国里，厄运终究避无可避。我们在南疆巴楚一带撞上一名精悍的独角盗。在世间另一座风沙织就的克里特迷宫的中心，他就像一个有两种面目的米诺托尔（牛头人身的巨型蜘蛛），方才慈爱地抚摸过邻家顽童的头顶，转过脸却对我们和另几个外来的生人显出凶神的真容。袁与这个异族刀客殊死搏斗，血珠在他们手中的马刀锋刃上滚动，像野山枣或红葡萄。胜利者不是我的朋友，他就像一盏灯一样熄灭了，或者我还可以说，生命把他像一件旧衣服一样脱掉了。凶手洗劫了我们赖以果腹取暖的生命物资，却未伤我分毫。他彬彬有礼地以滑稽又忧伤的腹语和我交谈，眨动着双眼，发出与袁一模一样的嗓音。他丢下刀，抱起一把沙塔尔为我弹唱了一段恰尔尕，唱辞里有上百对情人的盟誓、十七种虫鸣，还有一个黄昏和另外十段更长更美的唱辞。他告诉我一个名字，但我无法复述它，那读音像用斧子在剁骨头。
。。那以后，我独自在这片赤贫大地之上漫游，携带着书稿、地图和无数种死亡的可能。渐渐的，书与图和我的双脚产生了某些关联，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太过熟悉，自然而然地在脑中便有了空间和建筑的截面、剖面和布局的各种图示，书、图和地面对我而言已浑然一体。文字与实事，符号与现象的界限不过一条模糊的地平线，可以被任意一个夜晚一笔勾销。我走鬾阴人曾走的路，而那条路正是被我揣在怀中的《山魈考》，我最终得以回到土耳其也只因书中早已写明这一点。在这条可以读的路上，死亡的威胁令我高度敏感，对于神秘的领悟无所不在。我与书里写过的每一件事相遇，它们有时是另外一个时空才有的陈设。我根据新的见闻修改历史与故事，只因深知随世异时移而变化本就是书存留于世的方式。
。。在路途之中，尚有各种小径、走廊、桥梁、隧道和秘穴通往其他的书和其他的路。我不再辨认方向，任由自己在中国西部和诸般章句中打着转。我读过的一切，那些被记载和被虚构的，都成为被亲历的事实。我在某个被暗杀的财阀（此人竟名叫阿古利可拉）的葬礼上，看到传记作者塔西佗的侧影；与塞万提斯在鬼画符马步英的地牢中相遇，又在阿拉木图与他的堂吉诃德并辔而行；在青海湖沿岸，我将《聊斋志异》中的鬼怪故事讲给山东人蒲松龄听，又与印度的罗摩在山林中结伴同行，与背负尸体的查拉图斯特拉擦肩而过。我最终返回的土耳其，首先是一个书中的土耳其，是拜占庭与奥斯曼的传奇，是惨遭灭顶的赫梯帝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先知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用土耳其语布道，毁灭的特洛伊城在我的脚下和纸上重建，海伦的绝世美貌在城头依稀可辨。我已经无法从文字中突围，只有在书的完结之处借由它所宣告的死亡才能结束——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约定。
。。以下便是我所发现的有关《山魈考》的秘密：这本书并非写在任何一种纸张上，而是写在人类散居其上的地面。鬾阴人躲避的是影子，追随的也是影子。影子就是地上的字，鬾阴人走到哪里，《山魈考》这本书便写到哪里，随着夜晚降临，字与影一道逝去，又在黎明的微光中现形。鬾阴非但从未消失，他们散去如尘，实际已悄然占领整个世界。至于食影的山魈，这名的天敌、字的杀星，虽不能亲眼观其真身，但显见在任何一次文明的劫难中都飘荡着它的幽魂。前者立字为据，后者便粉饰太平，他们彼此追击、你争我夺。孰胜孰负？从手中的书卷中，读者诸君自能找到答案。
古辛·泽尔比希
1929年3月 写既已告罄、读亦过大半
《<山魈考>残编》已由“泼先生丛书”制作出版
往期选读
（点击标题可见）
。。“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
。。在《约伯记》中，代表陆地力量的巨兽比希摩斯，与代表海洋力量的巨兽利维坦对应。霍布斯1656年在针对另一个写作者Bramhall撰写的小册子《关于自由、必然和偶然》的评论中写到，要反驳利维坦，“比希摩斯对抗利维坦”将是恰如其分的标题。比希摩斯也成为霍布斯另一本著作的书名，在这个标题下，霍布斯对1640—1660年间的革命进行历史描述。比希摩斯被霍布斯用来象征无政府状态，同时，利维坦意谓国家，比希摩斯意谓革命。不过，在其他的许多书籍与阐释中，比希摩斯与利维坦的形象各自具有众多变体，两者的关系也充满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