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奥里根 |《我们创新而民主的<云>》
我们创新而民主的《云》
本文系《雅典谐剧与逻各斯——<云>中的修辞、谐剧性及语言暴力》作者结语
[美]D•E•奥里根
中译\黄薇薇
。。《云》开始的场景很容易让人认出，大家对此并不陌生：孤立、两代人的冲突、债务、迷恋快乐，以及公开愿意为了个人的好处、个人的正义而牺牲公共的利益，为了一己之私而牺牲他人的权利，为了伪誓而牺牲真相——希望梦想能够成真且不受惩罚。这是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这个场景可能毫不起眼，毫无启发，但它却突然加上论辩家强大的思辨和实践。这样的混合在遇到最强烈而最有争议的诡辩修辞和诡辩理论时，就变得更为有趣。显然，从（诗剧）第94行起，我们还将见证一种逻各斯，它把自己称为不可战胜的武器，声称拥有一种等同于暴力的说服技巧，还拥有一种与物理和宇宙相关的理论，这种理论预设了一个自然机械的宇宙，里面住着同样自然的人，最好把他们当成其他动物来理解。把这两种诡辩理论放到一起，似乎有望摆脱一切道德、城邦和神的传统束缚。
。。把诡辩的（并最终把一切）逻各斯与学习诡辩逻各斯的谐剧人放到一起，这样做有何意义，这就是《云》的问题。但是，歌队一进场就警告我们，这个“问题”不是用辩论，而是用象征的谐剧场景来呈现。《云》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重现当时的雅典和阿里斯托芬的原创观点，而是给隐蔽之物提供夸张和戏仿的现实。用谐剧的模式来严肃地对待论辩家和他们的逻各斯，这就是阿里斯托芬的天才之处。《云》不只是一部批评论辩家和诡辩术的谐剧，批评论辩家的许多历史资料都已经遗失。如果《云》是有倾向有选择地理解诡辩思辨的产物，那它也同样是有选择地利用谐剧资源来构造它的论证。谐剧本身是阿里斯托芬批评的媒介，他的表达方式就是巧妙地运用谐剧体裁的重要假想。他的人物都是搞笑的类型，他用大家都熟悉的方式来描绘他们：超凡脱俗、骄傲自大的哲学家对他居住的地上事务一无所知；被降低和戏仿的小丑受狭隘和毫无前途的欲望驱使，谐剧把他假定为“普通的”“自然”人；时髦的年轻人似乎是新新人类，实际上只是父亲的儿子，用更极端和诡辩的方式来表现父亲众所周知的恶劣行为。这些人物之间的冲突推动了剧情，剧本则用标准的谐剧技巧来建立哲学假想，比如骂观众、粗俗的生理笑话和一般的比喻（如放屁的修辞）。我们在现看《云》层出不穷的笑话时，《云》的发展特征则不断提醒我们，台上台下的（谐剧）人，以及他享受的谐剧，都是身体的产物，他们受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驱使：食物、性、排泄、暴力和肤浅的低级笑话。剧本严厉地忽略了积极的暗示或缓和的情节。诡辩和谐剧互相产生负面影响。一般的假想影响了论辩家的自然人，暗示出他的动机和行为中的根本观点，包括说话的行为；与此同时，谐剧引入的“理论”结构——（高度戏仿的）论辩家的社会和科学猜想——证实了谐剧的观点，使人（man）成为人类动物（human animal）。因此，语言、场景、场序和比喻有了一种连贯性，使它们远非表面的样子，它们不只是时兴粗野的简单笑话。
。。剧中出现的画面很凄凉，如果阿里斯托芬通常的幻想都让言辞胜过世俗的现实——让狄开俄玻利斯拥有私人和约，让珀斯特泰洛斯建造空中之城等——如果他通过谐剧艺术，“使语言处于统治地位而具有显著的影响”，那这个剧本则似乎刚好相反。这个剧本把谐剧的讽刺标榜为以隐喻为外形的假设，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它是在研究高尔吉亚著名的修辞原則，即惠特曼（Whitman）称之为“演说优先于现实”的逻各斯。逻各斯开始成为社会和自然界的主人，却又矛盾而反复地以人类的生存这个铁一般的亊实为基础。虽然剧本开始时暗示：言辞可以提升人，使人离开坚实的地面，脱离地面的要求，我们可以“严肃地”对待珀斯特泰洛斯在《鸟》中说的逻各斯，“因为语言，人的心智得以提升，人得以改变”，但事实上，《云》的发展特征却是往下的。抽象的东西通过语言、主题和戏剧手段变成了具体的东西。苏格拉底和他的逻各斯被斯瑞西阿得斯拉回地面，后者根本无法理解逻各斯、比喻和思辨；即便他愿意，他也无法把身体抛诸脑后。当斐狄庇得斯转向沉思和谈话的快乐时，在他身上昙花一现的东西只是个幻影；显然，谐剧观众对此也同样缺乏感觉和兴趣——他们以为在舞台上看到的是“现实”，他们不需要语言智慧，尽管他们喜欢聪明的剧本，但他们更支持性和暴力的剧本。在“思想所”外面的雅典，演说是欲望的奴隶，我们必须把演说放到努力满足欲望的限制中来理解。 在这个世界，语言——作为隐喻和隐喻地称作重塑人类现实的终极力量——必须面对残酷顽强而直率的团体，这个团体嘲笑诡辩的逻各斯，并狡猾地装成演说来毁灭逻各斯的世界。
。。既然这个画面违背了阿里斯托芬的常规做法，没有让隐喻变成现实，那就更让人吃惊。从某种意义上说，《云》这个剧本是在研究两个重要的诡辩概念——暴力的逻各斯与自然人——二者的意义和隐义都具有争议。当时对二者怀有敌意的人诊断过它们的影响：他们通过模糊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即人与动物、演说与暴力传统而可靠的对立关系——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通过这个致命的方法来消解对语言和人类社会（尤其民主的雅典社会）的传统理解。这样看来，逻各斯过去是人类脱离无声和残暴的自然界的重要元索，现在却在新的诡辩伪装下成为一种侵略工具，使人类重返自然界。这种新的、灵巧有力的修辞没有把公民团结为一个正常运作的人类共同体，修辞没有成为一种共同财产，而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私人武器，以牺牲正义、法律和城邦的利益为代价。能够运用修辞的人就是城墙内的野蛮人，他们与修辞越亲密就越危险，因为他们的理论研究不关心家庭、社会、司法、道德和神的限制。不能运用修辞的人，他们就和野兽或奴隶差不多，总是受那些更能灵巧运用修辞的人支配。
。。阿里斯托芬没有按照编年史来记录新逻各斯与城邦的冲突。他的伟大胜利在于，质疑隐喻自身的逻辑，这些隐喻起着引导性的作用。他再次拆开暴力和演说，用一种新的方法来面对它们,，以展示逻各斯与暴力的冲突；逻各斯自称为暴力，而暴力则伪装成演说。正如《云》 的精彩展示：使逻各斯成为一种武器，这种过分的要求事实上成为语言力量真正的致命伤。语言暴力被迫与身体暴力公开竞赛，语言暴力肯定无法招架。正如戏剧所示，逻各斯需要城邦的合作（或者需要拥有髙级力量的其他权威），以确保它的特权地位，这个事实实越来越明朗。懂得演说的脆弱，珍惜（必要时实施）说服与暴力、言辞与拳头的差异，以此作为前提，就可以为语言搭建一个场所，让它展示自己的力量。如果言辞的作用与匕首一样，那就只能在城邦的内部和公民大会上使用，因为这些地方都禁止使用真正的武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云》证明了逻各斯与它以前的重要伙伴，即逻各斯与正义和法律结盟的必要；可以说，阿里斯托芬的剧本是个保守的尝试，重申了传统的城邦价值观。但最终，在面对最根本的概念，即人与动物的区别的沉沦时，古老的模式还是土崩瓦解了。以为通过重建语言、正义、法律的联系可以支撑这个区别——以某种方式利用人对演说的独特占有，在人与动物之间插人一个牢固的障碍——这个希望也落空了。相反，在《云》中，逻各斯即便在能够取胜的保护范围内，也必须面对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观众。后者重要的诡辩隐喻具有的破坏性比前者大得多，既然暴力的逻各斯不能与城邦相容，并最终不能与逻各斯自己的特权地位相容，那么人类这种动物也就无法与逻各斯本身相容。苏格拉底似乎认为，人的本性在根本上是由理智和记忆来决定，这种哲学的乐观主义无法抵挡我们谐剧《云》的悲观主义主题。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这样的定义是个行不通的矛盾修辞，不能让人完全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相反，随着剧情的推进，谐剧假定的自然人，被诡辩教育释放的自然人，成了一个粗俗的物质实体，他自然不会关心逻各斯，也不可能让身体飞离地面，不能仅靠言辞飞翔。需求和欲望决定他对各种逻各斯的制作和接受；这二者也是迫使他行动的理由。各种声音都被同化了，各个人物也没有了区别，直到最后，似乎连退路都没有了。说者和听者一样，都是只是肚子，由最低公分母——身体之需来界定。正如努斯鲍姆所言，
。。《云》……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个人享乐的画面，不受理性甚至同情的影响。这些人一旦面临选择，就只管满足自己而不关心别的事情。为了避免让我们太快以为自己强于这些人，《云》坚持认为，我们作为观众的成员，与他们毫无区别。我们都是被动等待快乐的大屁股。
。。在这个世界有自给自足的语言快乐，这个概念是个愚蠢的梦。对于尚未逃离地面的人来说，逻各斯只能被歪曲；即便是抽象的苏格拉底,也有谋求利润的缺点，哪怕只是顺便。如此一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仅隐喻、思辨、理论，就连逻各斯本身，都过于飘渺而无法领悟，或无法看重，这不足为奇。不管是塑造时髦的斐狄庇得斯，还是塑造愚蠢的斯瑞西阿得斯，在此过程中，言辞都只是工具，被用来进行生存和争霸斗争。但是，这种工具很快就遭到抛弃，因为人淹没在动物中，他的“母语”不在嘴上，而在身体上：他的忠诚给了拳头而非舌头。
。。这就是第二部《云》,一部传统谐剧的新颍之处，一部不得不去应付现众本性的谐剧。显然，观众只是城邦的居民，是城邦制度（包括谐剧节）的参与者。谐剧与诡辩意见一致：阿里斯托芬与（谐剧的）论辩家明显达成一致，他们对人类有着相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使他俩都成为不相干的人，这就是新《云》中最严峻的笑话。因为，谐剧是一种更隐喻的逻各斯，即便如此，也没能摆脱剧本令人沮丧的分析。谐剧的斯瑞西阿得斯和斐狄庇得斯在舞台上用行动来贬低逻各斯，就像在家里用一般的幽默理论或诡辩理论，在插曲或别的地方对观众讲类似的故事一样。第一部《云》只依赖精彩的妙语，结果遭到拒绝，这说明谐剧逻各斯、谐剧的新颖和创新都不比其他的语言作品更吸引人。谐剧观众不能欣赏第一部《云》,表明他们与第二部谐剧描写的情况一样；他们粗俗、暴力、守旧，忠于欲望。第二个剧本是根据第一个剧本的失败来创造的。这个剧本下流、保守，与观众相配，并反映出他们的性格；而我们对这个贬低后的版本感到好笑，却证明了它的准确性。无论台上还是台下，演说的生产和消费，都符合肚子的肠胃经济学。拳头胜于言辞，辩论变成打架，哲学家被放逐或杀害。雅典充斥着喧器粗俗的修辞，并用这种修辞来滋养自己，而修辞真正的目的和内容却可以通过流行的讽刺性比喻——放屁，来得到最好的阐释。谐剧节也以粗俗和愚蠢的闹剧为特征。不管这样的噪声多么成功，它们都很少声称自己与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与人类拥有的逻各斯有很多共同之处，或者与说和听的理性选择有很多共同之处。相反，这些噪声作为欲望和需求的副产品，它们原本置身于自然的家里，现在却要被放到城邦中心。它们不仅没能证明言辞的力量，反而毁灭性地证明了相反的结果，因为它们不是靠理智，而是靠肚子来唤醒民众，而民众则用渴望得到满足的咕咕叫的肚子做出了回应。
。。幸运的是，我们的第二部《云》缓解了这幅令人沮丧的画面；这个剧本（甚至“历史”）并不是整个故事。我们的谐剧，除了描写戏仿的、极端和象征的人物之外，还模仿了更好的、更完满、更智慧的人物：第二部《云》中的理想人物——诗人，以及他希望创造的有欣赏力的观众。他们才是《云》真正的说者和听者，是根据之前的失败来描绘的，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过这些失败。他们在“台下”的反应和德性是我们的剧本根据自己的内容综合而来，即根据肚子与逻各斯、传统与新颖、自由与压制之间不完整、不充分的相互影响综合而来。因此，我们的诗人拒绝成为弱逻各斯和强逻各斯这两个角色，却融合它俩的特征，变成一个喜欢逻各斯的诡辩人，同时也是个城邦人。他既没有把演说当成一种个人武器也没有抛弃演说，而是把聪明与节制联合起来，因为节制是言辞力量的基础，重视个人和公共的自我控制。同样， 理想的观众也是混合而成：他们摆脱了狭隘和丢脸的愚蠢角色（插曲认为愚蠢是观众的缺点），但也没有变成抽象和哲学的角色。《云》多次打破幻想，不停地逗弄观众的反应，并经常把观众引向“第一批”粗俗观众的谐剧中，并确保我们记住，“原来的”观众现在只是谐剧的虚构。我们不是《云》反映的那种粗俗观众，当我们认识到那种观众与我们的关系时，我们就不能重复他们的错误，相反，我们是新的观众，是根据我们新谐剧的经验塑造的。因此，我们已经学会欣赏我们“改变后”的剧本，懂得它的真实含义：我们不会误会传统的粗俗场面，这是 《云》为了整体效果而做的修改；我们会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它的过分行为，使这些行为和它们带来的快乐，成为阿里斯托芬修改后的逻各斯具有表现和象征意义的因素。这样的快乐在我们《云》所有的创新中——粗俗与精细、身体与语言、保守和新颖——将弥补第一部的拒绝，会兑现《云》的失败，伹还不止这些。聪明的观众从我们第二部《云》学到了知识和自我认识，这将帮助他们评价城邦的一切演说。阿里斯托芬真正的观众将用一种警惕和提防的快乐来迎接逻各斯，将欣赏逻各斯的力量和这种力量的基础，并对肚子与逻各斯、欲望和理智相互冲突的说服动机保持警惕，它们的冲突体现了说和听的密切关系。
。。《云》训练了观众，正是这种训练使它成为最深刻的“政治”资源。随着剧情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方表明，逻各斯、肚子和欲望的力量或它们缺乏的力量产生的问题，与民主制产生的问题分不开，与民主和赞同的重视分不开。与此同时，剧本的有限性又强调，这些问题都只是次要内容（或不存在），不只是对于剧情，对于剧中的角色和与他们相似的人来说都是次要内容。但正是这些人组成了谐剧观众，他们对待说者和听者在语言和行为方面的态度构成了民主话语的结构，民主制则以他们的名义运行。《云》对斯瑞西阿得斯表示“同情”,对苏格拉底表示“批评”，对斐狄庇得斯表示“谴责”，表现出平民主义、温和或保守的立场，但并不是这些内容使《云》在态度和行为上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民主含义——即便这些内容确实表达了这层含义——而是它的研究和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使然，它研究了人类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城邦大众、社会、司法、政治、思辨和戏剧方面的现状，因为每个公民在利用和滥用这些情况。
。。因此，第二部《云》确实反映并维持了谐剧节和观众的公共目的及习惯的乐观主义，雅典平民通过谐剧节庆祝城邦的辉煌，以及他们在民主制中的权力。他们的哄堂大笑培养了一种公共和睦——一种爱，我们的谐剧暗示爱是说服的真正基础——也让人想起纽带关系的义 务，听从并尊重逻各斯的人与那些和他们一起分享城邦和生活的人之间的纽带关系。与此同时，谐剧剧本的挑战，使经历（卷入和远离、个人和城邦）它的人产生的各种观点，必然成为参与进来的公民的特征。因为我们的《云》强行的任务——停止自然同情和个人偏见，推迟（一般地）期待、解释和判断各种矛盾而含混的逻各斯，承认需求和欲望的压力——以谐剧的方式让我们想起民主制的责任，让我们练习日常和城邦生活需要的技巧：评价各种演说（和演说者），找出最真实、最有用、最正义的演说。推动谐剧发展的设想与赋予民主生气的设想类似:信任普通人、相信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见闻来学习、相信大多数人的选择和表态不仅关乎什么是对的,而且他们能够通过选择和表态发现什么是对的。因此，我们的《云》带来的快乐，加重并扩展了我们作为说者、听者和公民的民主能力。如此一来，这些快乐就履行了诗人说教的职责和城邦职责，但是在从非常个人的层面来进行。这样做恰到好处，因为逻各斯的最终语境，正如高尔吉亚和其他人熟知的那样，留下了个人的灵魂。逻各斯引诱的正是人的灵魂，这种引诱产生的影响波及公民和城邦的塑造。
。。但是，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勾销《云》的情节。暴力、逻各斯、谐剧、笑声、理智和欲望组成了《云》的结构，它们的相互作用肯定会给我们留下同样混杂的两种感觉，即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民主。《云》对这两种感觉都不排斥，也都不支持。《云》的结尾粗鲁而冷漠，完全不是习惯的狂欢结尾，狂欢结尾会对之前的事做出总结和安排，这样的情况便把决定权留给了观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扮演我们的角色，但需要比以前多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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