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故乡》里的流氓性与奴隶性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破事，几乎就构不成故事。《故乡》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

　　一般说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是不允许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不是小说的长短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短篇小说不好写。所谓“不好写”恰恰来自小说的人物。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这就很矛盾了。短篇小说一旦超过了一万字，几乎就没法看了，说明我们的能力达不到。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短篇小说“在哪里”，即使看到了，手上的能力也需要跟上。短篇小说真真正正的是手上的才华，必须要有一手。

　　鲁迅厉害，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给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但“豆腐西施”味道变得非常糟糕，有了反讽的意味，附带着刻画了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调”。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是小市民的恶俗，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因为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线性非常珍贵。这个线性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身上，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必须叹服鲁迅的深刻，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圆规”这个词属于科学。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不足为怪。但鲁迅把“圆规”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

　　首先我们来看杨二嫂是谁？一个裹脚的女人。裹脚女人与圆规之间多么形似！我们再看杨二嫂是谁？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她的特点就是算计，这一来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就有了“某种”神似。如果再看一遍——杨二嫂到底是谁？她的算计原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物理世界的“运算”，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暗算”。这一来，“圆规”这个词和科学、文明就完全不沾边了，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愚昧与邪恶。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哪里有什么神似？一点都没有。这就是反讽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这样说，“圆规”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定时炸弹，读者一看到就会爆。《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小一百年了。那时候，“圆规”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在“之乎者也”的旁边，它是高大上。就是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词，最终却落在了那样的一个女人身上。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阅读经典，所获得的审美乐趣要宽阔得多。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鲁迅的小说能力就是这样强。这一段文字里，作者先写自己，把自己的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相当关键。这一来，作者的书写角度就确定了，保证了对杨二嫂的描写不再是客观描写，而成了“我”的主观感受。换句话说，“圆规”这个词并不属于杨二嫂，只属于“我”——你去喊杨二嫂“圆规”，她不会答应你的，她不知道“圆规”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角度的转换，“圆规”，这个不兼容的语词即刻就兼容了，一点痕迹都没有。鲁迅和曹雪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子。

　　《故乡》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两个半圆，一个属于叙事层面，一个属于辅助层面。但区别非常大。写女流氓杨二嫂，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辅助层面，鲁迅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冷眼”。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但是，这一点尤其重要。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那么诗意？

　　在《故乡》里头，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土。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呢？鲁迅却是反着写的。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土”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意驰骋。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千万不能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它挡在泰坦尼克号的面前。泰坦尼克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没能挡住。弱势的“我”成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鲁迅为什么一反常态，要抒情？要诗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是为了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在这里，我有六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是奴役的一个结果。从闰土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杨二嫂是顺着写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闰土呢？在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却没有过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为什么反而没有写？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小说家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就是小说的修辞问题了，就存在一个写法的问题了。在《故乡》里头，鲁迅选择的是抒情与诗意。这也是必然的，小说一旦失去了对闰土自然性的描绘，鲁迅就无法体现“奴性是奴役的结果”这个基本的思想。

　　伏尔泰在总结启蒙运动的时候说过极为重要的一句话：什么是启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使用理性为什么要“勇敢地”？我从鲁迅那里多少知道了一些。使用理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性能力强不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勇敢地”去使用我的理性。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自闰土的内心，是闰土内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说的进程里，这座冰山本来并不存在，但是，刹那间，闰土就把那座冰山从他的内心搬进了现实，闰土搬运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来不及左转舵或右转舵。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个奴才的本能。

　　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因为嗅觉好，更因为耐力好、韧性足，鲁迅追踪的能力特别强，他会贴着你，盯住你，跑到你跑不动为止。然后，不是用标枪，而是掏出他的“匕首”——这才是鲁迅。许多人受不了鲁迅，乃至痛恨鲁迅，不是没有道理的。鲁迅也有他的老师，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不给你留有任何余地。鲁迅到底安排“我”母亲出现了。“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自然关系）”，闰土是怎么做的？闰土在第一时间做了自我检讨。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才是闰土内心的真实。不能说“闰土们”的内心没有理性，有的。这个理性就是奴性需求。在这个地方有两点很有意思：1.我们来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检讨；2.自我检讨的内容或者说智慧：“过去不懂事”。无论鲁迅对闰土抱有怎样的同情，他都不会给闰土留下哪怕一丁点余地的。这个作家就是这样，喜欢揭老底，不管你疼还是不疼。读者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告诉大家，鲁迅是把这种小说风格发挥到极端的一个小说家。

　　什么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爷”，就是选择做奴才。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还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所说的那样：又“欢喜”又“凄凉”。这是两颗子弹，个个都是十环，是神来之笔。这两个词就是奴才的两只瞳孔：欢喜、凄凉。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也没有任何疑问。不过，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民族存亡毕竟是大事。鲁迅则稍有区别，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在阶级批判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那就是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批判“统治者”。这是对的。毫无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甚至于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与“被损害”。他所谓“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他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仅仅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战士”是极不准确的，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当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我是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敌人是谁”。其实，一部《呐喊》，它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第五、不得不说情感。在阶级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选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尤其是作家，必然伴随着一个情感倾向和情感选择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大众“示爱的文学”。鲁迅爱，但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作家。他不能去示爱。一旦示爱，他将失去他“另类批判”的勇气与效果。所以，鲁迅极为克制，非常冷。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鲁迅的克制”与“鲁迅的冷”。

　　第六、价值认同问题。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鲁迅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通过“我”母亲的追溯，我们知道了，一直惦记着“我”家家当的“圆规”终于干了两件事：1.明抢，抢东西；2.告密，告谁的密？告闰土的密。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硬说是闰土干的。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人物关系变得更加紧凑，结实了。在《故乡》里头，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甚至是相对应的。“我”和母亲，闰土和母亲，少年“我”和少年闰土，成年“我”和成年闰土，母亲和杨二嫂，“我”和杨二嫂，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可是，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幸，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可见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要比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深邃。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民与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

　　同样是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还要麻木下去，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因为“听将令”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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