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放妓女”构成新的暴力：以性工作者视角看“罚嫖不罚娼”（上篇） | 妇女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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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一直都是女权社群里备受关注的议题，女权主义者也经常会在讨论这个议题时感到撕裂和焦虑。性工作到底是不是工作？它是纯粹的剥削还是一种赋权？除罪化和刑罪化到底要怎么选？“罚嫖不罚娼”会是终结性剥削的工具吗？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来自《Revolting Prostitutes（反叛的妓女） 》，这本书的作者莫莉·史密斯（Molly Smith）和朱诺·麦克（Juno Mac）是两位性工作者，她们整合了自己身为女权主义者、性工作权利倡导者及性工作者的多重身份，评论分析了世界多个地区针对性产业和性工作的政策法规，同时也对性工作议题中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彩、严谨、犀利的批判性思考。
本文整理自书中的第六章《人民的家园——瑞典、挪威、爱尔兰和加拿大》，作者在这一章批判了广受好评的“罚嫖不罚娼”的北欧模式，用贴近性工作者的视角，展现了北欧模式的真实面貌。相信阅读此文能够让我们对性工作本身有更丰富、具体的认知，也更有能力想象社会政策对个体施加的影响。
（全文篇幅较长，将分为上下两部分推送，本文为上篇。编译过程中有删减和缩略。）
“北欧模式”起源于瑞典，主要内容为将购买性交易定为非法，起诉并惩罚嫖客和第三方（皮条客、司机和房东），但不起诉性工作者，同时也见于北爱尔兰、法国、冰岛等国家。北欧模式的立法中不仅包括解除对性工作者的刑事犯罪威胁，同时也承诺对性工作者实施“退出计划”，即为性工作者离开性产业提供支持。
北欧模式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关注和支持。倡导北欧模式的人相信，给嫖客定罪将重塑性工作者与嫖客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并达到缩小性产业、打击父权文化的目标。
北欧也因此成了女权典范，成了发达国家争相学习和比较的对象。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也会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特别是瑞典）是女权主义乌托邦，是一个让父权制头破血流的地方。
但是，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乌托邦。有色人种、移民、跨性别和有药物滥用风险的群体都因为不够具备“瑞典性”，而更容易成为慷慨的、女权主义的瑞典政府监视和管理的对象， 但是，那些没有密切关注这些“小瑕疵”的人，以及那些仅仅只观察到瑞典在儿童保育或薪酬差距方面显然“做得很好”的人，总会把“瑞典模式”的实际效果和“女权主义在瑞典大获成功”的模糊想法建立联系，并且先入为主地脑补出瑞典在性工作问题上也表现不错。
但北欧模式是如何运作的？真的实现了解放性工作者、停止剥削的目标了吗？可能最务实的方法是通过性工作者的眼睛来看待这部法律。
在理想的北欧模式的蓝图中，有四个关键的优先事项：买方、卖方、“退出服务”和第三方(即人贩子或 "皮条客")。事实上，将购买性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模式并不少见，肯尼亚或南非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正是由于北欧模式将惩罚嫖客作为优先事项，它才能够在其他形式的刑事定罪模式里独树一帜。
1、罚嫖之后，真的没有人敢嫖娼了吗？
让我们设想一下，当嫖客被定罪时，性工作者会遭遇到什么。
想想一个在街头工作的女性：她可能希望在几个小时内看到三或四个客户，并在凌晨一点前带着她需要的钱回家。但是，由于现在购买性服务面临着被定罪的风险，所以生意就更冷清了——也许，她在午夜之前都没接触到平常能接触到两三个客户，也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人。现在，我们假设有人在凌晨一点接近她，这个人似乎喝醉了，看起来很有攻击性，或者开着一辆车，车牌号还是是其他姐妹曾经警告她要避开的那种。但是她急需用钱，当下也没有生意可做，这就让她更没有能力拒绝一个她以往可能会拒绝的男人。
这个潜在客户害怕被盯上，为了把这笔生意做成，她有义务帮助他保持隐蔽。也许是在街上快速交流后开车进入一个黑暗的公园，也许他给她的价格是平时的一半，并拒绝使用避孕套。如果在以前，她说不定已经赚到了今晚需要的大部分钱 ，所以她有底气坚持按自己的底线做生意，或者完全拒绝。但现在街道上死气沉沉，看起来她要么答应，要么在寒风中度过几个小时后，一无所获地回家。也许，为了弥补亏空，她在外面工作的时间比平时要晚得多 ，不得不在凌晨五点钟穿过冷清的街道步行回家。
但这并不是她受到的唯一影响。北欧模式希望以给嫖客定罪的方式震慑想要嫖娼的男人，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害怕被刑拘。
有些男人从来没有打算为性服务付钱，而是一直在计划袭击或直接抢劫性工作者，他们也不担心自己会有犯罪记录，毕竟可能早就因“吸毒”“斗殴”“抢劫”而名誉扫地。所以，能被“抓嫖”吓到的客户大多是 “还不错”的嫖客，或者至少是那些真的会面临损失的嫖客。而拦不住的那些嫖客很可能是冲动的 、醉酒的、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些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支持北欧模式的政治家罗达·格兰特（Rhoda Grant）在苏格兰倡导引入北欧模式时甚至直白描述了这种动向，他说：“虽然那些目前违法的人（即暴力施虐者）不会将购买性行为的刑事定罪视为一种威慑，但至少会吓到其他人。”
人们总是一如既往地认为性工作本质上只有暴力和虐待，这忽视了购买性服务的客户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对性工作者来说，尊重人的客户和虐待人的客户之间是有区别的。
2、禁止嫖娼，带不来安全的性工作
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法律模式如何，街头的性工作者都会使用一系列熟悉的安全策略。例如，她们可能会和姐妹一起工作，会在接客前对客户进行快速评估，也可能提前把自己的位置交代给朋友来以防万一。那“罚嫖不罚娼”会给这些安全策略带来什么改变呢?
瑞典模式生效后，和朋友一起工作就太显眼了，即使性工作者不担心自己会被逮捕，那些潜在的客户也不敢接近她们。
所以，为了避免被警察盯上，嫖客会要求性工作者立马上他的车，在踩着油门加速离开的时候再询问价格，这也意味着性工作者没有机会在上车前就服务内容、价格和避孕套这些达成口头协议，更不用说评估他的举止，甚至确定他是否有一个朋友躲在后座上。
这些影响相互叠加。性工作者的收入就会更少，也会让她不那么容易拒绝客户。在挪威，在街头工作的移民妇女西尔维娅告诉记者：“以前我们不会和客户走远，我们会去附近的一个停车场。但是现在，顾客想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因为他们害怕......我不喜欢这样。发生坏事的风险更大。”
在瑞典，一名街头工作者安娜贝尔说：”你是能在立法之后还继续做点生意。但你不得不多站那么一会儿 。“
当温哥华尝试将嫖客定罪时，研究人员询问性工作者这一举措效果如何 。那里的一名街头工作者说：“警察到处追赶嫖客，不让他们在我身边停车，这意味着我必须在外面呆更长时间......而如果我们不被警察骚扰，我们就能对‘去哪里’‘和谁在一起’这些问题更有选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夜里太冷而且总被骚扰，有时候我会上一辆我通常不会上的车 。”
瑞典和挪威政府的报告证实了这些性工作者的话。例如，瑞典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发现，“客户的恐惧......使她们更难使用安全的会面场所......会面场所变得更加偏僻，如林区、孤立的楼梯间和办公场所 ，在这些地方，客户们不用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
挪威司法和公共安全部2004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瑞典街头妓女的日子更艰难了。她们更频繁地接触到危险的客户，而“好”客户则害怕被逮捕。她们评估客户的时间更少，因为由于客户的恐惧，性交易发生得总是非常匆忙。
像往常一样，那些生存状态最不稳定的人群，往往在这些不断恶化的生存条件里遍体鳞伤。无家可归的街头性工作者的情况尤其如此。司法部的报告发现，发生的虐待事件比以前更多，因为妇女无法对她们有疑虑的客户说“不”。报告同时总结道，对于那些被迫在街头工作的人来说，该法律使妓女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和危险。
马尔默的社会工作者捕捉到了这种趋势如何对有药物依赖的性工作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嫖客趁此机会能够用更少的钱对她们要求更多，例如拒绝使用避孕套。
而对在室内工作的妓女来说，情况也不会更好。像她站街的同工一样，室内的性工作者挣钱的需求远超客户消费的需求。对嫖客来说，他们只是沉溺于一种娱乐活动，而性工作者则是需要依靠这份收入来付房租。客户们的习惯变了，她也得跟着配合。
通常，她可能更喜欢在自己的公寓里见客户，这是她的地盘，她甚至可以让一个朋友在隔壁房间里静静地关注着她。但对于嫖客来说，去小姐的公寓是他最有可能被逮捕的时候。因此，他们可能要求她到他的公寓或他订的酒店房间上门服务。这意味着，她得去一个陌生的空间。
挪威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该法律的实施，那些不再站街的人遭受暴力的风险有所增加。生意来了，但她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以前她的朋友可以在她公寓的隔壁房间里静静地刷手机，同时留心观察以便她需要支援。而如今，她的处境大不相同，她的客户可能会让一屋子醉鬼躲在家里的浴室里，等着她身后的门咔哒一声关上。
那些在室内提供服务的性工作者是如何努力保持安全呢？许多人以前是试图通过询问顾客的真实姓名，或拒绝接听隐藏号码的电话来筛选客户。这意味着，如果客户如果变得咄咄逼人，性工作者至少可以威胁要把他的名字或电话号码交给警察。但是，如果客户有了被定罪的风险，他可能会害怕警察调查性工作者的电话或公寓并确认他的身份。因此，嫖客会拒绝提供最基本的筛选信息，比如不使用真实姓名或者改用匿名号码来打电话。这对于那些想要抢劫性工作者的人来说就是大好机会。他们可以假扮自己是来光顾的客人，而几乎无法被追踪。
在爱尔兰，性工作者安全组织Ugly Mugs表示，在2017年性购买禁令出台后的五个月内，她们收到了1635份性工作者关于暴力和虐待的报告，相较于2016年同期增加了61%。“人们......不愿意透露他们的详细信息。”（已故且备受怀念的）性工作者和活动家劳拉-李谈到北爱尔兰的法律出台时说道。每个人都自称自己叫“约翰”。
“终结需求”的理想与现实——来自swarm官方网站
3、生意没了，性工作者的生活更动荡了。
为了弥补自己失去的收入，性工作者可能会提供新的服务——也许是不戴避孕套的性行为。挪威政府对该法律的评估发现，“现在的价格比禁令出台前低。现在的竞争更加激烈，需求也更低。性工作现在需要更努力地工作，以保证以往的收入水平。”
让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体会一下“竞争更加激烈......性工作者得更加努力地工作”这句话对性工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些主张北欧模式的人是正确的——嫖客从巨大的权力不平衡中获益。但他们所忽略的是，给嫖客定罪恰恰会使这种权力不平衡继续恶化。正如人权律师Wendy Lyon所写的，“只对交易的一方进行定罪，从直觉上讲，可能会使另一方受益。然而，这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性工作者出售性服务的需求，比客户购买性服务的需求要多得多。这种‘需求的不对称性’对于理解北欧模式的实际影响至关重要。”
挪威政府自己也承认，现在性工作者的情况是一个“买方市场”。所有这些“终结需求”计划的底层逻辑则是来自简单的经济学。政策设计者的想法是，需求减少将带来 “市场的修正”，换句话说，就是想为性服务付钱的人越来越少，那想要卖淫的人也会越来越少。这个逻辑听起来很顺畅，但它实际上忽略采取这一措施的现实后果，需求变少了，价格只会不升反降，因为卖家会通过拼命压价竞争来换取自己在逼仄市场中的份额。
当法律使性工作者变得更穷、状况更加艰难时，法律就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没有什么所谓的“终结需求”更加破坏性工作者的经济状况了，让她们更困窘则会剥夺她们与客户互动的权力。北欧模式的倡导者在某些地方当然是正确的，大多数人进入性工作的时候很少（或没有）其他选择，但正是由于缺乏选择，所以“终结需求”就会变得如此有毒。
而状态不稳定的性工作者受到的伤害更大。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是25,000英镑，当他们的收入减少时，他们可能会努力存钱或不得不搬到更便宜的公寓，但他们同时也可能会有足够的缓冲时间来度过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是7,000英镑，那她们收入减少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无家可归，或者更难脱离糟糕的处境，比如继续和暴力的伴侣住在一起。
我们批评“终结需求”这种策略并不是我们想为嫖客辩护，也不是认为男人有购买性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这是北欧模式的支持者经常对性工作者提出的指控）。我们想强调的是，减少卖淫不应该使已经被严重边缘化的人生活更加动荡不安。
“终止需求 "的倡导者的双标是很明确的，他们把妇女的贫困作为性产业的主要驱动力，但在思考他们自己的政策来的影响时，却又把贫困视为微不足道。一个反卖淫组织的妇女支持项目写道，如果男人不准备购买性服务，那么卖淫作为一种生存行为将不起作用 。当你颁布一项政策，使一种生存行为”不再有效“时，那使用这种生存策略求生的人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还有人认为，“北欧模式对性工作者挣钱不利，但对性工作者的安全有利”。这种观点完全建立在对性工作毫无了解的基础上，正如我们在上文分析的一样，“挣钱”和“安全”对身处边缘的人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更贫困只会使性工作者更不安全。
事实上，女权运动早就有过教训。例如英国的福利政策紧缩带来的影响——它已经使得妇女在离开虐待关系时更加不安全。妇女获得的资源较少时，她们更容易受到男性暴力的伤害。
强调这一事实并不代表对性产业的认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简单地“消除剥削”并不能帮助那些以被剥削者的身份来试图生存的人。投身性产业的人，是把性工作作为维持生活所需的一种方式，任何使他们更挣扎更困窘的政策都会使她们更不安全。而这一逻辑，并不是只在性产业成立，在人所面对的其他关系里也成立。剥削是无处不在的。
photo by EUAN CHERRY/ALAMY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北欧模式难道不包括某种帮助吗? 这些被称为 "退出计划 "的举措，是福利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北欧模式中的第二股力量。即使是学术界的梅丽莎-法利(Melissa Farley)也承认，如果没有这些计划，北欧模式智慧弊大于利。逮捕嫖客而不提供卖淫的替代方案-- 如住房、工作培训和对卖淫危害的治疗，如身体和精神健康护理，那罚嫖只会使卖淫妇女的生活更加困难。
终结需求之后，北欧模式也设计了名叫“退出计划”的举措，这是福利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设想的的第二股力量。这股力量旨在给收入减少的性工作者提供维持生计的替代方案。
1、退出没有那么简单，性工作者的需求也很复杂。
这些针对性工作者的退出计划通常有多种形式，比如直接发钱或者帮助就业，或者帮助性工作者获得合法居留资格，这些服务是性工作者能获得免费医疗、儿童教育、主流工作和保健服务的重要保证。
但在国家层面上提出这样的倡议需要资金，而且是大量的资金，这笔钱需要多到足以让性工作者放弃将出卖身体作为自己的收入来源。
比如一个性工作者每周从几晚的街头性工作中赚200英镑，如果想让她放弃卖淫，那只要给她每周需要的200英镑就可以了。(强调：这并不完全等同于给她们找一份每周200磅的工作就行了。在两个晚上的性工作中相对快速地赚取200英镑，与在最低工资标准下的轮班工作中赚取200英镑是两回事。）
因为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一样，性工作者也有非常复杂的需求，她们有的需要照顾孩子，有的需要支付巨额医疗费用。任何一个性工作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不能或不愿意接受一份最低工资的工作，或者是那些丝毫不关心她的真实处境而提供给她的任何工作。
Photo by Gallo Images/Brenton Geach)
2、当退出服务成为一种惩罚
在退出服务的具体实施上，瑞典的好名声在审查里也是站不住脚的。瑞典刑警约纳斯·特罗尔(Jonas Trolle) 对记者说的话令人难忘，他的原话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做一个妓女应该是很困难的——所以即使我们不把妓女关进监狱，我们也会让她们的生活变得困难。”
一位来自瑞典妇女非政府组织部门的政策工作者告诉记者，如果罚嫖不罚娼是为了帮助这些妇女，那也应该设计一个方案帮助她们，但实际上这个方案从未被真正实施 。
加拿大活动家团体Stop The Arrests（STA）表示，性工作者被迫通过法院参与退出计划，来摆脱“糟糕的生活选择（性工作）”，这项计划最终重点就放置在了个体身上而不是社会责任上。
现有的服务充满了对性工作者的敌意。分发安全套或其他减少伤害的物资被认为是鼓励性工作。瑞典反对贩卖人口和卖淫国家的协调员评论说，"如果她们赚这么多钱，也应该要她们自己买避孕套 。”
斯德哥尔摩卖淫小组的一名社会工作者评论说，“我认为如果你在卖淫的期间得到帮助，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解决你的问题（即卖淫）”。瑞典的一名性工作者丽莎报告，“社工对我说，如果我想要她帮忙写获得疾病津贴的证明......必须三个月不能从事性工作，只有不工作她才同意帮我写。这让我很生气，因为如果我不工作，我怎么能得到钱呢？我首先需要钱，然后我才可以不做性工作啊。”
当人们因贫困而被迫卖淫时，北欧模式的反应不是为了减轻她们的贫困，而是试图夺走她们的生存策略。即使这些退出计划既有充足的资金，又不会对性工作进行评判，但它的运作过程依旧十分残忍——故意让性工作者的处境变得更加严酷异常，性工作者就“自愿”退出了。
而如果你本来就有充足的动力和理由想要退出呢？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边缘的性工作者通常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接触到“退出服务”。如果你有药物依赖或精神健康状况不佳，那么你将很难获得服务；如果你是没有当地的合法居留证明，那你会担心向官方服务机构求助时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或者你是一个母亲，你也可能担心向社工透露自己是一个妓女，会不会意味着面临失去孩子监护权的风险；即使这些担心后来被证明是无凭无据的，但为了避免风险，你可能会尽可能地坚持下去。
性工作者的复杂处境导致退出计划总是会持续好几个月。而糟糕的是，在你准备“退出”的期间，你仍然会在一个刻意变得更加严厉的性产业中工作。现实世界里的北欧模式比设想中的要残酷多了，“退出服务”并没有满足那些想离开性工作的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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