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23年5月8日至26日，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将进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85届会议，其中包括对缔约国之一的中国第9次国家报告的审议，审议内容将参考委员会提出的议题清单及缔约国回复、公民社会组织提供的信息，通过名叫“建设性对话”的五小时审议，最后向缔约国提出结论性意见。

妇女真知女权主义扫兴鬼（feministkilljoys）是独立女权主义学者和作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妇女真知ContraPoints是一档关注社交媒体文化、社会性别、性少数权益的社会评论类频道，主创娜塔莉·怀恩（Natalie

妇女真知性工作一直都是女权社群里备受关注的议题，女权主义者也经常会在讨论这个议题时感到撕裂和焦虑。性工作到底是不是工作？它是纯粹的剥削还是一种赋权？除罪化和刑罪化到底要怎么选？“罚嫖不罚娼”会是终结性剥削的工具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来自《Revolting

编者按：性工作者权益是一个敏感而备受争议的话题，女权社群对其的争论往往伴随着痛苦的撕裂和相互指责。在我们的舆论环境里，它相比其他性别议题承载了更多女性的焦虑，也看似更没有讨论余地：“妓女”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受到的最严重的侮辱和损害，也是急需被女权主义拯救的对象；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让步”都会使更多的女性受害。因此当女权主义者在各个领域提出对公权力的质疑，政府、警察针对性工作的处罚、刑罪化甚至滥权却依旧被看作是对妓女（以及全体女性）的有效保护。这些话语中缺失的是来自真正的性工作者的声音。本文由妇女真知翻译社译自《反叛的妓女（Revolting

妇女真知性工作一直都是女权社群里备受关注的议题，女权主义者也经常会在讨论这个议题时感到撕裂和焦虑。性工作到底是不是工作？它是纯粹的剥削还是一种赋权？除罪化和刑罪化到底要怎么选？“罚嫖不罚娼”会是终结性剥削的工具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来自《Revolting

引语在我们发起的线上七天写作小组中，女权主义者们纷纷写下了自己的故事和智慧。大家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身份，从事不同专业，又在这些看似迥异的境遇中洞察了与其她女性共同的命运。女权主义者写下来，是女性创伤的排解，也是为了互相看见而点燃的火把。本期作品推送，有正在上学的Penny讲述了自己如何开始与愤怒缠斗，再到认可和接纳自己的愤怒，直至用愤怒的力量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赋能；还有busy在长期服用短效避孕药的过程中，对生育自由和禁锢的体会，又在其中发觉了自己与母亲之间更加深入的链接，真实具体的经验，还让busy多了对舆论中“生育自由”议题的理解和反思。期待她们的写作可以让你看见“远处”的自己，也期待这能给你更多勇气。当我开始珍视女性愤怒的力量作者：Penny作为一名女大学生，无论是在学校上学还是寒暑假回家，我都时常感到愤怒。在课堂上，有的老师会非常直白地说，男生就是比女生聪明；有的老师还会断言，十年后所有女生都会以家庭为中心生活。在本应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的大学课堂上听到这样的话语，我感到非常失望，看到一些女同学因此怀疑自己的能力，更让我感到痛心。不仅如此，女孩们还总是面临着双重的评价，这让我们进退维谷：有人说女生有上进心太强势了不好，又有人说女孩子怎么可以偷懒；老师说大学生化妆显得太成熟，铺天盖地的广告里又说不化妆你怎么敢出门。许多思想家吵了千百年也没有得出平衡矛盾利益的方法，可女大学生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种种两难。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在新闻里、在小道消息里，校园中基于权力差发生的性骚扰、性侵事件屡见不鲜。女性争取了百来年，走进大学校园，是憧憬着学习知识，以此探索世界并建立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的，却不想女性在这里，也仍然逃不掉被当作性资源审视、物化甚至侵犯的噩梦。图源网络回到家后，我爸爸在家庭中几乎不付出劳动而坐享“好男人”美名，我为此愤怒。四口之家的有序运作需要每个成员都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他只凭借倒垃圾、每天洗碗一次这种边角家务，就能被所有亲戚称赞为“好男人”，还表扬他经常哄孩子玩而且脾气好。实际上，每当我回家，他就以我妹妹喜欢我为由，将这项他做的唯一有点技术含量的劳动理直气壮地甩给我。在我拒绝他后，一旦妹妹变得难哄，他便以无法胜任为由，把这项任务推脱给我妈妈。他不发脾气是因为没有事情可以让他生气，我妈妈揽下了一切家庭责任，而他免费享受可口的饭菜和干净的衣服，家里没有任何需要他操心的琐事。做一个好男人很容易，躺着就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让我生气的事情，可是我以前一直不敢表达我的愤怒，因为我一直被教导要温和冷静，不可以情绪化，我必须回避包括愤怒在内的所有负面情绪。我妈妈是一个兼顾家庭和事业的成功女性，繁复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让她显得十分易怒，亲戚们因她总生气而经常嘲讽、看低她。虽然她自己经常发火，但每次我生气或者伤心，她依然会责备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情绪。”人们惯于将情绪与认知分离，认为在愤怒这种饱满且有力的情绪下，人不能正确思考，而女人又被认为没有思想和不聪明，她们愤怒起来就更不可理喻了。愤怒的女人常常被比喻成“母老虎”，这种拟物也是在贬低愤怒女人的思考能力，暗示她们只是一种野蛮的动物。在长此以往的影响下，我试图毁掉一部分自己的真实情感，我会不由自主质疑我的愤怒，努力去寻找我应当如何感受才是正确的，试图去做一个正常的温和的“多数人”。可是，慢慢地我好像丧失了自我。我不相信自己的感受，却也无法全盘接受周遭的规训，这让我感到矛盾与虚无。我的感受中有很多痛苦、愤怒和无力，这些我曾试图毁掉的情感逼迫我挣扎、思考，后来我明白了，一些律令似的前提并不合理，我之前试图想融入的世界并不基于我的利益而构建。情感和认知不是割裂的，比如思考某些事情会让我愤怒，同时愤怒会帮助、指引我思考。我的感受是我可以信任的，它组成了我的一部分，我需要依赖它来进行。在相信、拥抱感受的同时，自我也开始重塑。愤怒是我力量的来源之一，它提醒着我的存在，我开始把它戴在我眼前去看待世界。我也由此开始去理解我妈妈的那些愤怒，我想如果她把她的愤怒都隐藏起来，她可能真的会疯掉——我也一样。女性愤怒是一种警示，它表明我的界限，提醒我对自己不适的事情做出反击，有了它，我便有质疑基于性别的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的动力。女性愤怒帮助我戳破了许多从前我信以为真的谎言，我揭开了被浪漫爱的面纱遮挡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强迫和暴力。女性愤怒给我勇气，我学会了将自己放在主体的位置去思考和行动。女性愤怒让我反思那些我曾习以为常的事情，我开始思考家庭运作模式是否对女性友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姐妹们，去愤怒吧！游过马尾藻海——如果生育可以像鳗鱼那样自由作者：busy抓紧享受无业游民的时光，我迅速装完包直飞男朋友家。包里的电脑尤其沉，短效避孕药则轻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我第一次吃短效开始，已经过去快4年了。我早习惯随身携带这小小的一板药；甚至为了逃避月经，我曾连续三个月服用短效，直到子宫终于绷不住，开始往外呕吐内膜和血，我才接受我注定要来月经的命运，乖乖按着21+7服药（编者注：指短效避孕药的服药周期，即连续21天服药后停止7天，共28天为一个周期）。图源网络不过，即便这小如绿豆的药丸不能使我免于月经，它仍然给我提供了其它的自由。首先，我终于可以停止对意外怀孕的担忧了——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种能够极大程度上免于恐惧和焦虑的自由。其次，按照周期服药到访的月经，无论是经期综合征还是出血量，都比我的自然月经周期来得轻松。它让我在这具女性的身体里待得安稳了一点。但服药的生活也并不总是如此轻松。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我在某天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忘了按时服药，而且很难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服药的时间；当我终于在某个角落里翻到它时，药的铝板背面标注的日期显示我已经漏服了好几天。虽然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但我的心仍然每一次都无可避免地失重般下沉。这种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提醒着我，我永远无法享受像一个男人那样的自由。即便看起来短效避孕药给了我一种自由选择，和药物长期共处仍然让我感觉困难和疲惫。这种对于生育的思虑、居留于女性身体的体验，让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母亲，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和母亲们共享同一种女性的身体。她们曾经受的一切，如今在我身体里泛起回音。不久前，男友的妈妈由于患上子宫内膜癌，需要进行手术切除子宫。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呆了好一会，接着给我妈打电话，想回家陪她体检。她说自己前几年也去切过子宫肌瘤，最近还去做过妇科癌症的筛查，反过来安慰我别担心。我忽然意识到对母亲了解得太少了。我们聊工作、感情、疫情、亲戚长短、昨天买了什么菜，却几乎不谈论关于女性身份的经历和感受。我多想知道她的恋情，她流掉的第一个孩子，她在35岁怀二胎时是怎样的感受……等等等等。她曾告诉我，选择再次生育是因为不想让我太孤单，有个弟弟或妹妹给我作伴；但显然我父亲那边的家庭或明或暗地也给了我妈不少压力。我妹妹出生后没多久，照例带回去见我父亲的祖母，老太太拒绝抱这个婴儿，把头扭到一边，甚至不愿意多看一眼。当地在那个年代，虽然政策不允许鉴定胎儿性别，但民间有很多旁门左道可以做到。我想知道她为什么没有选择去鉴定性别：因为不愿迁就父亲家庭的求子之心？或者因为不愿辜负腹内的小小生命？又或者只是不想折腾，决定顺其自然？——我多想得到她面对这一切的勇气。我时常感到虚弱和疲惫，对女权主义的讨论也逐渐抱有审视和怀疑。这几年来，女权主义思潮兴起，的确让传统父权社会的控制在中产阶级生活里缓慢地弱化；但随之兴起的是打着“女权主义”旗帜的新生育规训：要有子宫道德，拒绝劣质精子；如果查出来是男胎一定要流掉；再或者只有6B4T才是真女权；“太子妈”“驴”“鼎”……这样的口号实在太多，单是辩驳都够伤筋动骨。

视障女性可以从事什么工作？当一个视障女性提出这样的问题，她能获得的答案往往是：进盲校，毕业之后去做“盲人按摩”，或者干脆“找个好男人嫁了”。绮婷和肖佳对此有不同的答案。绮婷曾是广东省残疾人游泳运动队的职业运动员，先后参加过广州市锦标赛、全国锦标赛、广东省运动会等比赛，获得过5项冠军和4项亚军。退役后，她又通过了自由潜水员考核，成为国内第一位持证的视障潜水员，并作为游泳教练培训更多的视障者。肖佳是继绮婷之后，国内第二位考取潜水证的视障潜水员。同时她也以“中国首位盲人化妆师”的身份受到外界关注，一边为视障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一边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专业能力，持续推动社会对残障群体的关注。在女力的这场线上分享会中，绮婷和肖佳和我们分享她们的个人故事和工作经历，以及她们为改善残障女性境遇所做的行动。并探讨当性别和残障议题交织，哪些问题可能被我们忽视，又有哪些方向需要我们做出努力。以下是她们的分享：PS：文末有播客链接，不要错过。分享嘉宾一肖佳：中国首位视障美妆师，非视觉美学创始人，受残障影响女性中国网络CNWAD前任协调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业典范女性人物。举办中国第一届残障女性领袖训练营、视障女按摩师反性骚扰工作坊，参与撰写《十个残障与女性的故事》《残障女性反家暴案例集》等。故事从失明的那一天开始我叫肖佳，14岁的时候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而失明。我其实算是中途失明，之前眼睛还是很好的，还是美术生。到14岁的时候，我慢慢从教室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到最后都已经看不清黑板了。甚至到了会考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填答题卡了，当时考试需要用2B铅笔去涂格子，我当时就只能看到那张纸，感觉纸上的颜色全都是粉白的，甚至连粉色都可能只是我印象中的感觉。那个时候因为对残障人非常不了解，也从来没有见过盲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上学的。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对视障有了解，包括今天来听分享的朋友，你们可以像火种一样去给身边的人传播关于残障的知识。因为很多人没有接触过残障人，如果突然间出现视觉障碍，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了。说回我当时的状态，如果当时我能得到一些支持，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放大镜或者是电子放大镜，我其实还是可以参加高考的，但是由于那些信息都缺失了，所以最后只能辍学在家。辍学在家的这三年里我一直都是一种很绝望的状态，我曾经在家里疯狂地吃，长胖到150斤。直到有个人说“你家液化气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减肥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瑜伽，可以说瑜伽贯穿了我的生命。我现在也在做非视觉瑜伽，心态上可能就变得好一点，不然我可能提到视力障碍就会歇斯底里。我想我也不能总待在家里，说不定我可以当一个瑜伽教练，我当时其实也考了国家一级健美操教练员指导员证书，甚至跆拳道黑带一段我也达到了，但是因为视力的原因，求职时都被拒绝了，我其实都不敢告诉别人我有视力障碍，所以我在带领学员上课的时候，老板就会发现我没有去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也和学员没有眼神交流。虽然当时我说我是严重近视眼，但是当了一两个月教练之后，就被撤掉了。那个时候，什么可能我都去尝试了。当在按摩店遇到性骚扰后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视障人士可以用电脑之后，我立马开始用起电脑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上网的盲人有这么多，他们的职业也很多样。有做广播的、有做速录的，还有的人做其他一些让我向往的职业。当时我想要不然就开始写小说。后来别人说“你还那么小，才16岁，你得去上学”。我以为是学文化课，但其实是去读盲校，教学内容全部都是按摩。我在盲校读了三年。这三年的时间让我去做了按摩的行业。但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工作的实际内容和我在学校接受到的教育是脱节的。在学校里我学的是治病救人，但是在社会上，因为盲人没有办法获得卫生部认定的医师资格证，所以就算进医院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大部分视障人毕业以后，哪怕中专学三年按摩，大学学五年按摩加起来一共八年，出去之后还是在按摩店里面做一个保健按摩师，不被去允许做医疗。所以最开始我出去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性骚扰的问题，这个可能跟我们在按摩场所的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这触发了为什么我后来要去关注残障女性，去做反家暴反性骚扰，包括去做视障女性的按摩师工作坊。因为这背后也是性别的问题。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我们作为一个女性，又有视力障碍，遇到事情躲都躲不了。有一次我被关在屋子里面，客人说他吸毒了，说你要是不给我按下面，我就把你的店都砸掉。当时我真的特别害怕，他就抓着我，扯住我的头发，也扯破了我的衣服，好在我最后跑出去了。但是当我去跟我的那些同事讲这件事时，所谓的老鸟都会安慰我，说如果想做这个行业的话这些是很正常的，要我必须学会忍耐。或者是建议我想点办法，比如可以先口头答应他，但是说得去洗个手，用这种方法借机让自己脱身。那个时候就会给我一种特别无助的感觉。我后来写过一个防狼手册，就讲过做按摩师的经历，我感觉身为一个视障女性我好像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只能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空间对我来说又是这么的不安全。所以我特别不想做这件事情，一直想逃离。最后我就决定不打工了，自己回来开店。肖佳参加联合国妇女署反对性别暴力“点亮橙色”仪式回家之后我开了自己的店，自己开店可以决定店里的装修，我的店看起来是一个大通铺，一眼看到底，而且我店里摆了很多人体解剖图，我还穿了医生穿的衣服。为了安全起见，我七十多岁的爷爷一直陪着我，但是他总不能一天到晚都陪我，到了下午六点多他就要回家吃饭。爷爷一走，我干脆就把店关了，我很害怕，也不知道这是不是PTSD。但是我觉得晚上就关店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有一天晚上九点左右的时候，有个喝醉酒的人疯狂砸我的门，我觉得真是超级不安全。还有一次我辛辛苦苦挣了大概2000多块钱，也被小偷全部偷走了。即使我一直在家，父母可以照顾到我，但这些所谓的照顾在遇到危险情况时都没有办法帮助到我。那时我还不太会使用盲杖，盲校是不怎么训练我们如何使用盲杖的，盲校是一个封闭的学校，怕担责任，所以不会让盲人自己出来独立活动，虽然盲校有独立性训练，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单独出行，所以这些能力非常差。后来开始上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蔡聪，也是一位视障人士。他跟我说，看不见也可以出来，拿盲杖就可以。受到他的影响，我就自己开始学习用盲杖。当时爷爷跟在我后面，我拿着盲杖就开始学会自己独立出行回家，到了家门口以后我特别高兴，很有成就感。我跟爸爸说，我终于可以自己走回来了。但是那个时候爸爸说：“佳佳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就好了，但你这个样子影响不好。”爸爸的话让我很伤心，可能他觉得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眼睛看不见，我未来会嫁不出去。从小我和爸爸的关系非常好，但当时爸爸的话是让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似乎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失明之后以后遇到了很多的限制，我没有办法独立做一件事情，当我做到的时候，我的成就感他不能理解。从那开始我们俩的矛盾就很多，因为后来我想来北京，我想去找这些我心目中像神一样的盲人们，我觉得哪怕我没有工资，我就看着他们，我就觉得我能学到很多，我太向往他们的生活了。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遭遇了全家人的反对。说我和男孩不一样，一个女孩子又看不见，连出门都很困难。当时我真的是被全家人围着骂，然后我就哭，但是哭的同时也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他们没办法，就让我走了，我就来北京了。找回对“美”的自主之所以开始学化妆，是因为看到了一篇残障女性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感触很深，作者是一个轮椅姐姐。我在看那篇文章的时候都哭了，就是因为我联想到我自己。这个姐姐说她从来没有化过妆，也不太照镜子，但有的时候很想做一个女人。但身边从来没有人会觉得她是一个女人，他们觉得她是一个残障者，配不上那么美丽。她穿的衣服都是家人的，混搭着爸爸的裤子和哥哥的运动鞋，衣服也就那么一套。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冲突，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女权主义者。她们会说化妆是在物化女性，是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或者是粉红经济。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落后了太多，所以如果能让我刷眼影或者换新衣的话，可能就是一种先进，因为我们太缺了。有时候健全人是看不到残障女性的这种层面的需求的。那篇文章也戳中我的渴望，我觉得我看不见以后好像也没有办法化妆了。因为我从事了公益领域的事情，我有机会出入更多场合，包括去人民大会堂。有时候我和同事穿着运动鞋就去了，但当一个参会的人从我旁边走过的时候，我就会闻到香水味，就想到她肯定化了妆了。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跟她们融在一起，虽然我们都是女性，这种感受还蛮难受的。肖佳在非视觉美妆课上后来我就举办了视障女性化妆的活动，活动举办是举办了，但是很糟糕，因为化妆师在我们脸上化完妆之后，虽然别人说我们像明星，但是什么技巧也没有学到。就像是一次性送温暖，拍个照就ok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是我自己会化妆就好了，我也一定要教会更多和我一样的姐妹化妆，我就开始到处找视障人怎么化妆的，在网上也找了一些文字的化妆教程，然后就开始在网上乱买一些化妆品。我也不担心我化得怎么样，先化了再说。那时候我化得很糟，眼睫毛都化成了苍蝇腿，但我还是坚持化，不论我去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化。结果有一次被华文图书馆的一个老师看到了，她说这个小女孩她挺爱美的，但不太会美。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美容顾问，让我去听这个顾问的化妆课。那个时候我怀孕大着肚子去上课，虽然说怀孕不能化妆，但我还偷偷练习，反正练完以后就把妆卸掉。在练习的过程中，我就总结出了非视觉的化妆方法：不需要依赖眼睛，而是更多根据皮肤的感受来化妆，用手贴着脸的方式来完成稳定的化妆动作。后来有一个新加坡的艺人采访我，她很好奇非视觉的化妆术，要跟我学化妆。我教会她之后，她在出租车上也可以化妆了。残障女性的生育困境有一次一个主持人问我对生孩子的看法，他说“你和老公看不见，你是不是很害怕孩子生出来眼睛不好”。我说我没有这样想，在生孩子之前我就想过这些问题。首先残障它可能是一个缺陷，如果说有足够的支持的话，它恰巧也是一个特点。如果我的孩子真的跟我们一样看不见，我们至少不会让他走那么多弯路，比如不停地就医，影响他的教育。我们不能断定说一个人看不见了以后，那他的人生就一定是悲哀的。如果是这样，那很多先天有残障的，就停止了让更多可能性发生的尝试。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把孩子生下来之后，ta无法承受爸爸妈妈都看不见这件事，因此而自卑。直到我看到一个英国老爷爷，他也是眼睛看不见，但他在中国教盲人学英语，他说他的妈妈也是盲人。我就问他：“那你会恨你妈妈吗？”他觉得很奇怪，说：“我为什么恨她，我很爱我的妈妈，我为我妈妈感到骄傲。”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给孩子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教育，而不是其他的。分享嘉宾二毕绮婷：国内首位持证视障自由潜水员，中国首位参加自由潜水比赛的视障潜水运动员，视障游泳教练，广东省游泳队退役运动员，残障社群“融趣无障碍”创始人之一。“每个视障者经历的一切”大家好，我叫绮婷。我的经历大概跟佳佳差不多，我14岁的时候完全失明，当时去医院听医生的建议保守治疗，家人还抱有希望，找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但没想到，用药用了半年，不但没有效果，还因此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最后去到了广州中山眼科医院检查，医生无奈下了“死亡通知”，已经无法挽回了。当时我的家人受到了第二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在十几年前，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已经被诊断出右眼视神经萎缩。我的视力算是中途失明，但是右眼是先天失明，我从来不知道用双眼来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中每个视障者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刚失明的时候，当时我一直在家消沉，对于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很绝望。到了2015年，消沉了一段时间的我想：我不能一直在家待着，做一条咸鱼，该翻身作人了。我和我的家人讲，我想找点事情做。之后，我的家人带着我去到盲校、残联，也问了一些过来人，大多都会说这样一句话：“你看不见，除了做按摩你还能做什么？”让我感到很难受。这一句话给我的打击特别大，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现在也是，以后都是，我认为我的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而不是只能做按摩。后来去盲校考察了一下，确实跟肖佳讲得差不多。我还记得我妈妈跟我描述过，盲校门口保安的那种眼神，特别看不起人，用我妈的形容词来讲就是“狗眼看人低”。后来我就决定不会去上盲校，有这样歧视的氛围，封闭的环境，对于我来说是无法安心学习的，也似乎看不到有什么好的发展和希望。再后来，经过残联的推荐，我有幸去到了广州的残疾人体育中心参观，在当时，有一个项目的运动队在招新，正处于选拔阶段，我决定去试一试。那是一个游泳项目，我见到了游泳队的教练，教练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的身高和体格优势，还有能吃苦精神，给游泳队的教练留下了好印象。在训练了一两个月之后，教练就决定把我留了下来，我从此开始了游泳运动员的生涯。带着盲杖走向广阔天地我过了两年多的泳队生活，在不长的运动员生涯里，除了艰苦枯燥的训练，也先后拿到过一些名次。除此之外，我还学会并掌握了扎实的游泳技能和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但长远来想，泳队的生活让我感到枯燥、封闭和不自由，主要围绕着训练、比赛、失败和胜利，然后又再次训练、再比赛、再失败或胜利而生活，令人沮丧。由此往复，犹如一个走不出去的循环。我想我的未来总不能围着这一个圈转，而且，运动员到了一定年纪，要么会因为体能下滑，或者因为受伤而被迫退出运动员生涯。那离开运动员的生活该怎么办呢？绮婷在广州市游泳锦标赛上获奖2018年，广东省运动会结束后，我再次考虑我的未来该怎么规划，在还没有思虑周全的情况下，我执意退出了游泳队，回到了家里打回原形，又过上了咸鱼的生活。我的家人对此感到惋惜和不解。在脱离了那种枯燥乏味的训练生活后，我感觉整个人轻松了很多，但是“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又会萦绕在我的生活中。回到原点，最后在对未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吗？不行的。社区里的社工服务站，有一些社区工作者时不时会来上门慰问，其中有一个社工给我推荐了一个培训项目，是广州融爱和北京融易咨询（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支）联合举办的一个残障人士就业培训项目——融易成功之路残障青年职业生涯发展培训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我才接触到了一个更大的残障群体。我之前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全国会有8500多万残障人士。进入了残障圈之后，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原来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以各种残障的身份生活着，同时也还有很多人和我刚失明时的那样，处于一种无望的状态，很自卑，很需要鼓励。所以我就决定成为一个支持别人、鼓励别人的人。从失明到2020年这段时间，我从来没有过一个人独立出行，也没有系统学习过独立出行的技能，每次出门全靠家人亲戚朋友陪伴同行，其他人因疫情被困家中限制出行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基本没有影响，或者说基本不可同日而语。从2020年2月到9月，我陆续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活动，其中一些线下活动会要求参与者独立到达活动地点。当时我提出后，家人都极力反对，他们拿各种各样的理由去阻止和劝导我，甚至是拿一些听说过的可怕案例恐吓我，比如说人贩子会将人拐卖到穷乡僻壤的地方，给那些娶不到老婆的老光棍生孩子，只要被拐卖到那种地方就永远都回不来，也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很多人对于视障者独立出行常常持有质疑和过分担忧的态度，害怕视障人士在独立出行的过程中受伤，也从来没有想过给予尝试的机会。我们只能是极力去证明自己，就为了给他们这些对视障人士有偏见的人看。视障者是有独立出行的能力的，只是需要通过一些机会去练习去试错，如果人们对视障人士独立出行这件事抱有鼓励尝试和支持探索的态度，我想我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独立自由和有尊严。后来我还是坚持要一个人独立出行，有一次，我要参加的一场持续10天的培训，家人坚持把我送到活动地点才肯放心回去。培训期间，我和一位同期培训的同学相约，两个人拿着盲杖悄悄到了外面去逛街。逛完回来之后，我打电话告诉了家人我出去玩的事情，他们听到后一开始非常惊讶，后来就慢慢转变态度，对我能一个人出行这件事感到很欣慰。游泳到潜水，无所不能参加这次培训，某种程度上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启蒙，我对独立出行和未来的工作都有了一定的规划。我也学会了一些职场技能，编写简历、面试技巧，也具备了基本的职业素养。但我发现，在我投了好多份简历之后，都没有回音，我感到很迷茫，在想我学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还是没有回报。那时，我已经听说过中国首位肌肉病潜水员方坚则的故事，他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肌肉病患者，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成功考取了有障人士潜水员证书。我想，我作为一名有过专业运动员经历的人，应该也可以做得到。于是，我就去联系了方坚则和教授他学习潜水的教练，当时我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没想到，教练比我想象中的要亲切和热情，我也和教练在线下见了面。他们表示，因为我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很认可我的能力，觉得可以试一试。绮婷穿着潜水服方坚则考的是HSA国际有障人士潜水资格证，而HSA的考核要求里面有一条，要求潜水员辨认潜水表上指针的方向，也就是说，需要用到视觉去完成这个操作，对于我这个视障人士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没办法去考取HSA，这是事实，也不能说是歧视。教练给出了一个建议，可以尝试学习另一种潜水——自由潜水。在学习的过程中，教练和我一起尝试着摸索出一套专门教授视障人士的教学方法，通过触摸加上语言的描述讲解潜水的动作和技巧。在教练的指导下，我很快的掌握了潜水的基本技能。但有一个难题，自由潜水员的一个重要技能就是水下救援，学会去看护自己的潜伴是每个自由潜水员必备的技能。在五米深的水下，把一个昏迷的落水者救上岸，如果是普通人，可以直接看到落水者的位置，并且直接游过去。但对于一个视障人士来说怎么办呢？在水下面看不见，也没有可参考的声音参照，怎么判断落水者的位置呢？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用一个能发出很大声音的火警铃在水下进行定位，再给火警铃增加了防水措施，就做成了一个水下发声装置，把发声装置固定在落水者的身上，以此方式，我通过听着发声装置的声音去判断落水者的位置，经过几次实操训练，结果证明这个方案是可行的。通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在2020年12月4号成功通过了basic

关注听觉特殊群体守语者聋人意识提升倡导聋人虽然是世界人类中的一个小众群体，但我们的故事同样丰富多彩。我们的多元就展现在公众号“守语者”，邀请你一起来做“手语者”。投稿至守语者邮箱shouyuzhe2014@qq.com你可以是聋人杨军辉｜无障碍的“梵高再现”艺术展还可以是听人英语来稿

“编者按：本文为读者来稿。“女司机”是一个常见的污名化女性的词语。尽管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2020年的报告显示，交通肇事罪案件被告人男性占比为94.6％，女性占比仅为5.4％，但媒体和大众文化依然在传播“女司机”等于“马路杀手”的印象。这种偏见从“女司机”上路之前就在我们耳边不断回响，催生女性对学车和开车的恐惧。而驾校教练普遍存在的粗暴甚至辱骂式教学，也是女性学车道路上的阻碍之一。本文作者Emily讲述了自己如何克服对于“女性学车”的羞耻和恐惧，并鼓励更多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摆脱偏见。2018年，我在街边遇到一家驾校打折宣传，只要不到三千元就能报名。驾校的人说有三年时间考试才过期，我心想时间宽松，怎样也能考过，当时头脑一热就报了名。没想到，我就这样和驾照考试“纠缠”了三年。学车——从开始到放弃去考科目一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考驾照，说：“女生考笔试都很容易，后面实际操作就不行了。”我气得回怼，叫他不会说话可以少说点。第一次练车还挺开心的，像开碰碰车一样，教练对我也有说有笑，很有耐心，让我觉得学车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后来才知道，教练表现热情是为了让我下载拼多多，这样他就能领100元红包。第二次练车，才刚开始上课，我操作得不对，教练就对我大吼。我吓得手足无措，觉得自己真是笨得要死。此后每次想到要去练车我就很抗拒，但驾校的钱都交了，我又舍不得浪费那些钱，我就努力为自己增加一些学车的动力。家人列举的好处有：我的驾照可以帮家里的男亲戚扣分；逢年过节可以多个开车的劳动力。显然这两点只会更劝退我。以关爱女性为名设置的“女性停车位”曾引发大量批评我甚至发了个朋友圈问大家开车的好处，我记得有朋友说：“开车会让你更自由。”还有朋友说：“会开车之后生活半径会大很多。”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一直在心里痛苦挣扎，还是没有去学车。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正当我以为驾考绝对过期了，终于放下心理包袱时，却意外收到交警系统的短信。原来因为疫情，我的考试有效期被延长了。到底要不要考驾照的焦虑又重新出现。我把考试从手动挡改成了更简单的自动挡，还拉着同样没有驾照的女友也来报名，想着两个人一起练车，我才敢去面对教练。结果还是拖到最后一个月，“大限”到来，我才决心给自己来个了断。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自己通不过考试，以至于在考前打电话给驾校的工作人员J姐，争取重新报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惠。J姐没有答应，只是让我赶紧去练车，最后急了甚至挖苦我：“听你跟我争这些，就知道你也不笨。”J姐反复强调自动挡不难，对我说：“你要相信人。”当时我心想，我不是不相信这个电话对面的陌生女人，而是不相信我自己。被贬低的过去和现在纠结了这么多年后，我从开始练车到拿证，最后居然只花了二十一天。这速度也证明了学车真的不难。我不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却在学车这事上非常拖延。我也纳闷这种“无法学会开车”的信念到底是哪里来的。我想到我妈，有次她开车不太顺利，就说：“女的开车就是不行。”我当即反驳她，我妈又说：“你看你学自行车花了多久，你表哥几下就学会了。”想到这里，我对自己笨手笨脚、不断摔倒的屈辱感又涌了上来。我虽然嘴上反对了她，却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支持”她。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妈觉得她开不好车，我是她的女儿，所以我也开不好车。就像我们有着相同的鞋码一样，这是我们母女关系的证据。虽然“女人开不好车”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想法，但作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留守儿童，这也是我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和妈妈之间的纽带。如果我能学好车，好像是一种对她的背叛。这时我发现，我的问题不是缺乏学车的动力，而是因为恐惧选择逃避。意识到自己又在抱怨原生家庭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你三十多岁了，不能再把责任丢给你妈了。”把受委屈的童年自我安置好后，我决定做回我自己——一个聪明独立的成年女性。我要考到驾照，我想拥有开车这个基础技能。随处可见的“注意新手女司机”贴纸学习过程里最大的困难要算应付各种教练。教练希望尽量偷懒，少教学生，但同时尽量多从学员身上赚钱，所以教练和学员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我和驾校沟通过后，他们给我换了一个据说更有耐心的教练。但几次训练下来，我觉得他所谓的“耐心”大概也只是会把脏话憋在肚子里。一般来说，教练应该先解释车的操作原理、考试操作要达到什么目标，最后才是有哪些小窍门可以帮助我们达成那样的目标。我的教练（以及我看到的很多别的教练）只教窍门，我需要自己去领悟考试到底在考什么。他好像默认除了考试窍门之外的东西，我们都应该自己天生就会，也不给时间让我们练习比如打方向盘这样的基本功。如果操作错了，他就非常不耐烦，让学员觉得自己很笨、不够用心、不够努力。很多考点我都是自己在网上学的。考试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真的没练够。考科目二和科目三前，教练会提议学员做模拟考试，一般的模拟考要收480元，而“VIP模拟考”要收580元。不知道这里面教练会不会拿提成。我的时间紧张，科目二就买了VIP。考过之后，我觉得考试没有那么难，因此当教练让我报科目三VIP的时候，我就犹豫了，没有立刻答应。结果那节课，教练不停地贬低我。我第一次开车上路，他很少跟我说要注意什么，而是不停地说：“你看吧，这样又扣一百分了。”我才意识到这些教练不好好教学，且贬低攻击学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专业能力差，另一方面也是想要从学生身上榨取更多利益。这种贬低让我，以及其他一些从小接受打击式教育的女性朋友，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因此，我们面对教练的攻击一定要在心里默念：“我很棒。一开始出错很正常，错了就再来一次。他冲我发脾气是他的问题。”勇敢做“越界”的女性在学车和考试的过程里，我遇到的每一个女生都说过同一句话：“我方向感好差哦。”跟我一起学车的一个姐姐，之前报过一个驾校，拖延了三年过期了，这次学车也已经报名两年多了。她不断说自己很笨，方向感不好，分不清左右，每次出了错就会责怪自己，练得好的时候却觉得理所当然。我觉得她简直是“加强版”的我。所以我不停鼓励她，也同时给自己打气：“路上那么多人都会开车，难道他们都比我们聪明很多吗？不会的，开车就是个基础技能，大家都能学会。”每次不管是她成功了还是我自己成功了，我都会鼓掌夸奖我们自己。我们还互相分享从网上学到的经验，都觉得教练不在的时候，我们学得更好。考科目三时跟我一起模拟的还有一个男生，这是我练车和考车过程中遇到的唯一的男学员。虽然他出错很多，模拟考的教练还是不停夸他开车开得好，还对他说：“科目二对女生来说比较容易，到了科目三，女的就理解不了了。”这个男生也表示同意。考官还在车里抽烟，男生就给他散烟，你来我往好不熟络。我简直气炸了，但是这个教练就是一会儿的考官，我们有明显的权力关系，我也不好说什么。虽然我努力调整心态，但这种厌女言论还是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更紧张了，开车时两手死死抓住方向盘。第一次考试时遇到路上有大卡车挡路，乱了手脚，被考官劈头大骂。第二次考试缓慢地用二十码慢慢开完，才考过了。对我来说，学车真正的困难在于怎么在学习的同时和贬低和偏见作斗争，保护自己，肯定自己。抛开这些困难不说，整个学车的过程非常应试，科目二和科目三的教学太看重考试小技巧。科目一和科目四的学习都是刷题，考完科目四，我也没有把交通规则理解清楚。很多考题与其说是考交通安全知识，不如说是考阅读理解和反应能力。拿到驾照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这才可以真正开始学开车了。以性别歧视为卖点的汽车广告最后我还是想鼓励各位朋友，尤其是女生，如果没有驾照的，有条件还是去考一个。不论是去自驾游，还是发生灾害后多一个逃生机会，或是找工作时多一个加分项，会开车都是一项有价值的技能。可能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会不断阻止我们拥有这样的技能。等我们开车上了路，还会被称为“女司机”，这是性别歧视的社会对女性越界的“罚款”。学车的这段时间，网友们细致热情的分享对我有很大帮助，也让我觉得并不孤单。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可能对很多和我一样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应对学车过程中的攻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可以想办法克服，拿到我们想要的。图片来源：网络作者：Emily编辑：语冰关于投稿女力天下长期征集读者来稿。关注公众号并发送“投稿”可获取详细信息。阅读更多大风吹辩论会｜求真知是艰难的，但女权主义者可以做到！我从创伤的遗址走来，那里有我幸存的真相｜活动回顾我们把月经放进酒单，在酒吧开“女巫收容所”｜活动回顾用我的眼线笔“触摸”你——线下化妆工作坊

女力天下是2020年发起的面向女权主义者的网络平台，致力于通过传播女性在各领域的经验和智慧，实现女权主义者的自我成长与相互支持。目前我们面向女权伙伴长期征稿。如果你对写作感兴趣，并希望以此传递女性的声音，欢迎联系我们。

月兔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是全女子朋克乐队“小王乐队”的主唱。从“女乐迷”到“女乐手”，她在用音乐做女性表达的道路上，不断地和各种标签对抗、相处，重塑自我认同，并和伙伴一起在糟糕的公共环境下探索出一个非暴力的安全空间。以下是她的分享：PS：文末有播客链接，不要错过。我叫月兔，来自云南，生活在北京。有一支乐队叫小王，我在乐队里负责乱喊乱叫。19年时，我跟朋友做了一个地下摇滚文化相关的合作社，主要做一些DIY的事情。后来我们想发展合作社的线下项目，就开了一家酒馆。这些是我在跟别人介绍自己时会说的一些“社会身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毕业到现在的一些心路历程——做乐队，跟朋友一起做事等等。每个人的成长路径都不同，但每条路都有自己的意义。我从许多别人的故事里得到鼓励，所以我很开心在当下还能存在这样的空间，让故事能得以传递。01乐队初建：摸索中重构自身我想聊聊我们的乐队是怎么组建而成的。17年时，我在演出现场认识了一个女生，旋即与她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是那种很奇特的人，性格非常有爆发力和活力，我生命中就没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在演出现场见面，她跳得特别激烈，我就想：这个人肯定喝特别多！后来我们出去买酒，我发现她竟然在买矿泉水，这才知道她几乎不喝酒。有天我们在愚公移山看演出，她忽然说：“我们自己搞一个乐队得了！”我说：“好啊，我也想搞！”要是这话是我说的，可能说说也就过了，但是她行动力特别强，两三天后她就跟我说她在学鼓了，我被激励到以后，也去报了贝斯课。她学了几节课后，就说“我们排练吧”。于是我们开始到处找吉他手。当时真的啥都不懂。我们排的第一首歌是首翻唱，主要是为了找感觉。我们选了一首很喜欢的歌，排练后发现我们找不到调……因为这首歌很多地方都是非常规调式，但我们都不知道，于是大家在排练室都傻眼了。我们就是这样边摸索边成长的。后来她觉得打鼓太靠后了，想要在前面唱歌。我说那太好了，因为我边弹边唱是有些困难的。我们一代的阵容就是她是主唱，我是贝斯手，鼓手跟吉他手都是她去找的。她很会和人交朋友，我们去酒吧看演出，遇到当时Temple的调音师，她说：“这个调音师是我身边弹吉他最厉害的人！”于是就去问那个调音师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之后我们真的在一起玩了。她去看别人乐队演出，觉得人家的鼓手好厉害，她就去问那个鼓手要不要跟我们玩，然后鼓手也找到了，一直玩到了现在。当时这个鼓手要出国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就在有限的时间里开心地玩。现在再回想，我觉得我的一些女性视角是她帮我开启的。我在遇到她之前，是不会把自己的女性身份当做一个视角去看的。有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一旦你开启了女性视角，你就没有办法再闭上眼睛了。我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后来她出国，我们乐队其她三个人难过了很长一阵子，因为她在的时候张罗了很多事，她离开之后我们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后来我们去看了上海的混凝草音乐节，回来我们就决定继续搞这个乐队——因为玩音乐实在太开心了。我们找到了贝斯手，我来当主唱，安琳假期回来时我们还做了几站巡演。巡演主题是她定的，Sex

“几个月前，我们邀请了几位曾在网络暴力的残酷情景里搏斗的女权主义者作客女力天下，在两个小时的分享时间她们一起分享了各自曾经历的互联网暴力事件、拆解了网暴的运作逻辑、也分享了支持者的经验，整个过程充满了女权主义者的幽默、智慧和韧性。现在文字回顾整理出来了，让我们再次从这个活动里汲取一次力量吧。文末有播客链接切勿错过有丰富被网暴的经验的女权主义者们CC：女权主义者，Metoo运动支持者多辣：一个因反网暴而被网暴的海豹派女权主义者淇淇：CatchUp运营小编之一，开腔姐妹儿播客主理人，在读硕士研究生鱼饼：多个女权社交平台账号（生前）的运营者，拥有丰富被网暴经验。当风暴来临之时淇淇：我和朋友运营的账号“CatchUp”去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可能这是导致我们被大V盯上的原因。当时这个号就是在对性别暴力受害者进行声援，或者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在微博上已经算非常温和了。去年甚至前年甚至会有一些女权姐妹觉得我们是仙子，因为她们认为我们不够激进。这是我们选取的一种策略，哪怕我们个人有很多情绪，我们在运营公共账号时，也会选择去除这种私人情感，所以我们会显得比较温和。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逃过网络暴力和炸号。今年四月中旬，我们的“性别平等姐妹”被炸了，新号“性别公正姐妹”也在不久之后的九月炸掉了。也是跟从肖美丽被网暴起的一系列事件是有联系的。一些人造谣说我们跟她们有联系，所以我们就是“X独”……当时我们是评论了一条新闻，新闻内容是关于女性参政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微博遭到了一些人的围攻，那天晚上，我们账号收到的评论和私信都是不堪入目的。只要点开红点进去看，就一定不是什么好话。那天还是挺难过的，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大范围的网暴。网暴持续了大概一晚，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强迫性地刷那些辱骂信息，明明看那些信息时会很难受，甚至有一些躯体反应（比如胸口发闷、头晕），但是当时还是会去看那些消息。后来我还是在姐妹的建议下卸载了微博，以自我保护。九月份我们炸号以后，很长时间都没再建立新号，也是因为一直有人盯着我们，很恐怖。我们有做播客，也在小红书等平台建立了我们的账号，想尝试在其他平台做运营。于是那些人就跑到其他平台截图我们，还给我们的播客恶意打低分。感觉他们真的很闲，天天关注别人的动态，就算别人不说话，他们也要去骂。在经历这些事时，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有口难言。打开社交媒体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我当时打开微博就觉得精神紧张，因为要面对很多带着恶意的人。我自从开始运营这个微博，就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多的个人信息了，因为私人信息泄露确实会给个体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多辣：前段时间一位著名的“爱国大V”在前段时间挂了我。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举报了一位有公职身份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在网上打拳，所以这个爱国大V要求茂名人社局开除她的公职。当时有朋友为这位被举报的女生写了一封澄清信，我就在豆瓣上号召大家给茂名人社局投这封澄清信，澄清这位女生并没有煽动性别对立，也没有说违反规则的话。我当天晚上在豆瓣发了澄清贴，号召大家去写信，第二天就被那位爱国大V挂了。其实他挂我的时候，我正在疯狂地健身，根本不知道这码事。等我健完身累到不行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把我挂了。我早就预料到我可能会被这个人挂，因为他对其他人做的也是一样的事情。我在社交媒体上的私人分享是很节制的，而且我把我的豆瓣设置成关注三十天以上的人才能看到我半年前的动态，但是那位爱国大V为我匠心独运罗织罪名所选用的动态就有半年前的，不得不说他的粉丝真的很厉害，为了让你倒霉，为了攻击你，愿意关注你三十天以上，真是respect……我就做不到关注这个大V三十天以上。被他挂了以后，很多朋友都来安慰我，我就想我要不要去回应一下他。我仔细地看了他发的微博，发现他完全是反智而且没有逻辑的，还把我和别的账号强行联系在一起，比如他说我和一个叫“酷儿声音”的公众号发过同样的内容，所以我是个酷儿……天啊，关注我豆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是个渴男的异性恋！！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称作酷儿，就是因为这个大V，其实当时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真的很想成为一个酷儿，而不是一个苦逼的异性恋……被网暴之后，我也展开了对自己的自我关怀，不管他们用怎样肮脏的词来攻击我，我都要鼓起勇气去把这些词毁灭掉。我还在豆瓣上写了一个自夸贴（当然这也被他们拿出来骂了），里面列了一些我本人的优点，我说我真是一个很可爱很棒的人。当时我的想法是，在如此密集的贬低和伤害里，他们越贬低你，你就越要去自我肯定，气死他们！如果你自己的情绪已经不能承受更多消耗了，那这些消耗就让他们去承受吧！我还思考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看待我本人和我社交媒体上账号的关系。我的豆瓣有几千粉丝，已经算豆瓣腰部用户了，我当然不希望我玩豆瓣这件事变成单机游戏，通过豆瓣，我还是希望可以跟其她人建立联结。爱国大V挂了我之后，我就想，如果我以后不再继续上豆瓣，不再拥有这样一个可见的社交平台上的身份了，我会失去什么？我通过自我暴露而展现的这些真诚被攻击后，我还愿意再进行这种表达吗？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自己在上网过程中累积的劳动被自我审查吞没？我在豆瓣上发过一个很长的帖子，写的是我以前做妇女维权工作的经验。那是我比较严肃的一次表达，我认为它很重要，所以我就很希望它可以活得久一点。但被大V攻击以后，我就很担心他们会不会通过这个帖子把我的线下身份识别出来，会不会导致我以前的工作单位也被攻击等等……于是我就把它隐藏了。隐藏帖子以后，我收到很多私信，内容大概是说他们看不到我的帖子了，想知道怎么样能再看到那个帖子。我很希望这种社工类的经验被其他社工看到，来找我的也确实都是社工。不得已之下，我就使用了非常前互联网的沟通方式，就是做了很多pdf分享给了那些社工。在这个过程里，我一直在想该如何思考“劳动被自我审查吞没”这件事。我真的很佩服CatchUp和鱼饼，她们运营过那么多账号，在这些账号背后存在非常多具体而无名的劳动，但是她们的劳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为那帮人的攻击而消失。这是很大的损失。我觉得CatchUp真的好厉害，她们被炸了这么多次，但是每次都转世，永远不放弃发声的机会，真的太坚韧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比那些大V强太多了。CC：肖美丽她们被炸号以后，舆论环境就变得越来越紧张。我记得有一回我在性别暴力受害者的微博评论区支持了一下她，这位受害者当时已经被男权主义者污名化了。然后一群网暴者就涌进我的微博，甚至我男朋友的微博说一些污言秽语，比如说他长得真丑，或者说他怎么摊上一个搞女权的女朋友，真是太惨了。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事连累到了身边的人。我很生气，就让我男友把评论跟私信关掉了。后来在未命名公众号事件后，微博上骂我的人越来越多，我自己也关了评论和私信。我有很多现实中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微博账号，我并没有切断自己和账号间的联系。9月14日开庭那天，我发现我微博被禁言了，就跟朋友开玩笑说：老娘不在乎！老娘啥都不多，就是号儿多！然后反手就搞了一个小号。我想没人知道我的小号，我还可以在这儿继续发声，没想到小号用了一个月就炸了。那回我第一次感受到：当你的账号因为一则微博受到网暴时，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看那些负面评价，即使你因此而感到难受。这对你的情感消耗是很大的。小号炸了以后，我又用回了我已经解封的大号。网上出现了一则谣言，说朱军重返央视了，终于沉冤得雪了。弦子在网上是没办法说话的，所以也没办法为网上关于她的那些谣言做辩解，我们当时特别愤怒，于是我决定发一则微博来澄清这则谣言。那时候的舆论环境已经很差了，所以微博刚发出去几个小时，我就收到了大量辱骂言论。我当时特地打开了评论区，想看看这帮人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结果发现他们无非就是侮辱我是健达奇趣蛋、母人，母狗，或者给我扣政治性大帽子，说我值五十万……都是普通无趣的肮脏词汇。可能他们觉得，只要你为女性说话，只要你维护女性权益，你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的，他们就把羞辱你当做唯一的目的。前两天，我忽然发现那位爱国大V把我挂了。他刚刚号召自己的粉丝把公众号“酷儿声音”炸了，因为这件事，我有发一条朋友圈，说酷儿声音的运营者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很普通的大学生，他没做错任何事，却被恶意投诉导致炸号，我们都为此感到难过。那位爱国大V立刻又发了一条说“同性恋就是有病”的微博，并艾特了我说：在朋友圈为茂名女生和酷儿声音打抱不平的这位童鞋，来看我说得对不对呀？我当时特别震惊。他怎么会知道我朋友圈的内容？他是怎么把我的微博和微信联系到一起的？我知道他盯了我很久了，但因为我做了自我审查，他无法从我的微博里扒到什么东西。唯一的可能就是，我的一位微信好友看到了我发的朋友圈，并截图给了那位大V。我觉得自己被恐怖感包围了，因为我以为我的微信好友再怎么魔怔，也魔怔不到做恶臭大V粉丝的地步。但事实证明不能太信任自己的列表，人不可貌相……我当时直接大崩溃，然后用了很长的时间又删了一拨人。因为之前我在公众号被投诉后，已经删过几百个人了，我以为剩下的这些人都起码可信。这次删完人后，我还是没办法摆脱这种害怕的感觉，就翻出了自己的微信小号，把信任的朋友又加了一遍。这个过程是很消耗我的劳动的，但是我能从这样的行为里重新找到一些安全感。每次经历类似的事情时，你是无法专心去做别的事的，比如根本读不进去书。这说明这类事情对我们的精神有损伤。我被微信好友背叛后，第二天起来觉得自己快要散架了，没精神做任何事情。零散的带有攻击性质的消息可以被我们习惯，但是大量的恶劣言辞在短时间内鱼贯而入的话，对我们的精神还是有很大伤害的。慢慢的，你可能会变得麻木，但这种麻木意味着你的精神力被无可挽回地磨损了。我也想提醒大家：现在的环境真的很糟，即使你发的是朋友圈，也可能会有人把你的朋友圈截图出去，发给那些对你满怀恶意的人。我当时很害怕那个大V和他的粉丝会人肉我，也很害怕那些大学时期跟我闹过矛盾的人会借机编个故事，造谣我人多么烂，就像茂名的那个女孩所经历的一样，因为我本身就不可能取悦到所有人。在环境很糟的当下，大家发声时如果觉得自己可能遭遇网暴，一定要先以保护自己为主。鱼饼：刚刚多辣说到，网暴带来的自我审查吞没了我们的劳动，让这些本身就无酬、不具名的劳动变得更加不可见，且更难被承认。在网暴刚开始扩大时，我感觉自己的角色是支持者和旁观者，因为针对我个人的网暴不太可能发生。当时我的情绪更多的是与朋友相关，她们中有很多人都被网暴炸号了，个人的生活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我们打视频时，朋友说着说着就会哭起来。所以我们当时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种焦虑就变成“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的动力。账号被炸了以后，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们，我们一般会说没关系，然后熟练地掏出一个小号说下个账号见。但后来网暴炸号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在平台上运营女权账号也变得越来越难。要考虑的问题不光是你是否有可运营的账号，还有你在运营账号时能发布哪些内容。这些都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记得一件事情，当时为了支持朋友，我们除了发微博，还整理了采访朋友的文章，内容主要是关于她们在网暴中的感受和恐惧，以及网暴为她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跟她们沟通的时候会听到很多细节，这些细节不是在网络上可以呈现的。比如说，她们会向你描述自己的真实情绪，向你讲述她们生活中忽然崩溃的瞬间。有一个人说到，自己有天在煮面，不小心把面煮糊了。那一刻她忽然就崩溃了，她因为被网暴而积攒的负面情绪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她说她那时候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为自己澄清，只想把东西一摔然后尖叫。这些细节我会记得特别清楚。被网暴的朋友会说，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是普通的人，看到这些负面信息以后，还是会感到痛苦的。但这些都是网暴者视而不见的，他们会给你贴一些诸如XX分子的标签，并且认为“你是XX分子，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是合理的”。我自己的感受是，第一，发声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们还在运营微博，也有其他的小号，但是我们发现想重新获得影响力是很难的——连很普通的内容都可能无法发布。我们把活动信息发在微博之前，都要先斟酌一下这个举动会不会导致活动被盯上，会不会导致参与者被骚扰。在那次会议遭遇男权分子骚扰后，我们会多出许多恐惧，也会为会议的参与多设一些门槛与步骤，比如限女性、设置报名表让参与者先介绍自己是谁等等。包括在这次活动开始之前，我觉得自己都是在用显微镜来看大家的报名信息。我会回到当时那个有人忽然跳出来辱骂我们的场景，我会想，如果我们又遇到这种事，要怎样处理，要找谁把他们踢出去，要怎么识别这种假装参与者的骚扰者。这种恐惧来源于那些骚扰者的偏执，刚刚多辣也提到说，为什么会有人关注她三十天，就只是为了找她的麻烦。在之前，肖美丽和其他女权主义者遭受更剧烈的网暴时，我们也发现很多网暴者是非常偏执的。有时我们会去看那些骚扰者的微博账号，看他们展现出来的网络形象。我们会抱着他们是水军的期待，但最后会遗憾地发现他们确实是活人，会在微博发自己的私人生活。可他人性的一面不会对我们展现出来，他只会私信骂我们是女权母狗。通过读一些人骂你的话，你会发现他在非常专注地关注你的动态。有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可能提到自己昨天一直在哭，第二天她就会收到“听说你昨天在哭，你怎么没有在家里哭死”的辱骂私信。骚扰者会很关注你的这些细节。有一部分压力便是从这里来。比如我想写我的朋友遇到了什么事，我就会思考：这个真的可以写吗？这会不会变成他们攻击我朋友的新理由？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更大。在网暴范围开始扩大时，微博和豆瓣平台集体炸了一批女权主义者的账号。那些账号并没有什么关联，发的内容、账号风格都差得比较远。这些号被炸了以后，我们就用我们那个bot性质的微博（它当时还没被炸掉）发了一批被炸号的名单，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事。因为平台炸号的同时也会将这些账号的信息彻底抹去，如果你不谈的话，这些号曾存在的证据都会被隐藏，甚至被遗忘。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事的发生可以留下一些痕迹，也希望有更多人能记住这些账号。但因为这个，我们在微博和豆瓣上被一些女权主义者骂了。她们说我们是在害别人，是在给男权分子指路，甚至有女权主义者号召大家来举报我们的bot。当时有人在评论里面说，我们的号跟她们本来就观点不合，现在还要拉她们一起共沉沦。我就去问朋友，我们有人骂过她们吗？结果发现谁都没有骂过她们的印象。可能是因为我们说了不要骂别人是“婚驴仙子”，她们就觉得这是在骂她们。我们后来有思考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可能骂我们的这些人认为自己更安全，认为只要远离被网暴者，以及为被网暴者说话的人，就可以避免被扣上政治性的帽子。这实际上是比较侥幸的心理，是虚幻的安全感。因为被网暴的人并不是因为真的做错了事而遭遇网暴，她们被恶意构陷，仅仅只是因为她们是女权主义者。只要你不够红专，网暴者就可以说你政治不正确。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他们就可以让你丢工作。在我们看来，女权主义者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但其实在厌女的网暴者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后来在给我们发“你怎么还不死”私信的那些人里面，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这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炸号之后，我都还是会想，会不会那些女生也参与了对我们的举报？可能是有的。我对那些骂我们的男性没有期待，但对那些一样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我还是会认为大家在同一个立场上，并因此产生姐妹情谊的想象。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们反应那么大，为什么会存在那种恐惧。但正因为可以理解，所以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女权主义者的网暴为何总能成功？淇淇：在我看来这种网络暴力主要是数量上的。网暴者一般人数很多，这就导致我们遭受网暴时没办法一一反驳、有针对性地自证，而只能被动地去接收这些信息。这是让人不太舒服的一个点。而且这些人往往最不在意真相是什么，他们不会去做事实的核查，也不关心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反女权博主写的微博里有没有逻辑漏洞，他们根本不会想这些东西，而只会一味地相信那些反女权博主。这就能看出，他们的知识水平、逻辑水平都不高，而且他们只需要去输出那些暴力性语言和情绪，这是一件轻松的事。他们一直在往外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恶意，却不用承担任何后果，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正向反馈。很多女权博主在这个过程中被炸号，这进一步为他们提供了正向反馈。他们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刺激中，会觉得自己是胜者，会感受到网络上的狂欢、猎巫为他们带来的成就感。遭受网暴的伙伴都是素人，虽然大家运营的微博账号可能关注者比较多，但账号的关注者没办法代替这个账号去承受攻击。我们当时的做法是，尝试让自己跟这个账号剥离开来。虽然我们在运营这个账号，但这个账号并不能代表我本人，那些人攻击我的点也并不是事实。认识到这一点，也认识到他们的可悲之处之后，我就不会真的把那些攻击放在心上了。况且，我们发布内容前已经做足了自我审查，很多内容我们都没有选择发布。已经被我们自我审查过的内容还是被他们揪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大家的认知水平根本就不在一个范围内……CC：我觉得他们的思路很简单，所以快乐也来得很容易。比如他们会根据你的女权身份轻易地给你贴标签——“拳师”、“恨国”、“境外势力”、“收拜登的钱”……所以你就十恶不赦，你就是母蛆，你被怎样攻击都合理。只要你的微博上有女权向内容，通过这一连串虽然荒谬但是简易的逻辑，他们很容易就把你这个人定义了。而且现在的社交平台并不是中立的。我们在舆论空间里本身就处在一个很劣势的位置，他们很容易就会把我们举报成功，当他们举报成功了，他们会觉得自己果然是正确的，果然做了“惩奸除恶”的事。这种正向激励对他们发泄生活中郁郁寡欢的情绪也有帮助：通过把我们想象成蛇鼠之辈，举报我们的账号，并以此获得自我价值感。我觉得这其实非常虚妄，这就是在伤害无辜的人，甚至是在伤害弱势群体。我们发声的空间就这样被剥夺了。鱼饼：刚刚CC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网暴者利用了平台的偏袒，使其发布的信息被广泛传播，他们也可以借此做一些广泛的动员。而我们写了澄清的帖子，或者发了任何相关信息，可能很快就会被删帖封号，这种情况目前越来越严重。让一个或多个账号在网上消失，对平台来说是可以轻易做到的。平台以前也会进行删帖操作，但是它没有靠着这种大范围的屠杀，把它的力量如此强力地展现给我们。网暴者不听你的澄清，也是他们常用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他们的典型特征。他们会用一些标签来攻击你，会给你罗织一个很大的罪名，而不是针对你的某个具体行为。这样一来，你是无法自证立场的。他们的攻击缺少目的，他们不是需要你道歉，不管你道歉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你都无法让这场网暴停止。如果说目的的话，伤害你可能是他唯一的目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写一些为被网暴的伙伴澄清的帖子时，我们会事先提醒自己，我们这个帖子是写给谁看的。我们是写给其他女权主义者、写给伙伴、写给能理解这些东西的人看，并希望大家能借这些帖子知道她们遭遇了什么、她们做过什么。通过更多信息的呈现，大家可以相互帮助。这些帖子并不是写给那些攻击者看的，他们也根本不会关注这些信息。当时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把被网暴的姐妹曾做过的一些事写了下来，包括她们为社会公益事业所做的努力。试想：一个恨国的人怎么可能希望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好呢？但网暴者不会听这些，他们只会继续攻击你，重复着诸如“她们做过这些没有用啊”、“她就是反华啊”之类的话。大家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关心你做过什么，他们列出的罪名不需要证据，这些罪名正是因为空洞才成立的。风暴离场后的反思与疗愈多辣：我觉得鱼饼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网暴”。我们怎么把网暴跟批评/分歧/冲突分开？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平权仙子”在女权社群里肯定也经历过一些批评，但是我们要警惕自己使用的方式，把批评与网暴的方式分开，不要让自己也陷入网暴的话术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见识到了网暴的能量，它会影响你的生活，还会摧毁你的人格。但其实“网暴”是一种非常好借用的武器，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要让自己也成为网暴者。比如有人因为对方是在一条光谱上跟自己有不同区分的人，就攻击对方是平权仙子，是婚驴，其实她并不是为了指出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分歧，她的目的就是贬低对方，通过让对方的发言失效，来攻击和自己立场不一样的人。这种攻击的本质是片面地向公众呈现你，侵犯你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这跟真正的讨论完全不一样。在了解网暴的本质后，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跟其他人讨论时要如何避免使用这种方式。我还想说一下平台的不公正。平台是如何跟男权主义者合谋攻击我们的？我们是弱势的，但是我们弱势在哪里？我相信这些男权主义者相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底层的人。我点进他们的主页，看到有人在放羊，有人基金买五千亏了一千。我们之间应该很少有人会经历这种事，你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你不会说：哈！这个放羊的人今天会要了我的命！我们弱势在哪里？我们对他们的恐惧源自于哪里？我觉得最恐怖的一点是为他们的声音带来能量的“秩序“，为什么他们会赢？让他们赢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茂名的那个女生，她单位接到那封举报信之后，就马上要约谈她、调查她。但同时我们也寄了几千封澄清信，为什么我们的澄清是无效的？为什么同样的秩序当中，我们的辩解就是无效的？这个秩序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这其实就是恐惧的来源。最后我想简单地说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你怎么去支持那些正在遭受网暴的人。首先就是不要让她重复讲述。比如我一个朋友当时就跑来说：听说你被网暴了，快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被网暴的？这是非常无效的关心方式，关切是需要付出劳动的，你并不是被网暴的人，这是你自己应该去承受的劳动和消耗。自行了解事情的起因，是旁观者能为当事人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不要让被网暴的人马上开始跟你进行智识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在这个时候是失效的，我现在正在被网暴耶，你要求受害者立即总结经验然后反思，让正在被网暴的受害者和你这个心情不错的人进行讨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消耗。不要让当事人再去跟你讨论这些事情了，只要她自己不开口，你就不要说。第三个是，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感受重要还是当事人的感受重要，你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任，不要让对方再为你做更多劳动了。淇淇：我想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在支持网暴受害者时，也要观察一下自己的情况如何。你在看这个网暴过程的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这种观看对你个人的精神也是一种消耗。我也准备了一些关于旁观者应该怎么做的观点，第一，不要问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为什么他们要网暴你？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无效的。就像刚刚多辣说的，这其实一方面是让被网暴者再陈述一遍自己的经历，另一方面是在逼迫被网暴者去进行自我审查，让她自己去对这件事进行归因，看看是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自己被网暴。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你想关心你的朋友，就不要去问她为什么。如果她是一个反省能力比较强的人，她可能真的会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下次不这样做她就不会被网暴了。这样的反思其实是无用的，我们已经做了一遍自我审查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严谨才导致了网暴，是因为对面的人对你有恶意，他需要发泄这种恶意，而你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已。还有，大家知道朋友被网暴后，都很喜欢给她们提建议，比如：你截图报警啊！像这种难以实施的建议，其实也是不太有用的，报警这件事情对当事人来说是更大的精神消耗。鱼饼：作为支持者，我的感受是：我们用自己的账号发支持受暴者的内容时，可能会担心自己影响力不够，或者讲得不够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发。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网暴发生时，当事人可能经历着非常大的信息轰炸，看到了非常多的污言秽语，这时，任何表达支持的信息她都是可能会看见的。不管你的粉丝是几十个还是几个，不管你的号多么小，你的鼓励都可能非常重要。还有一点是，不要再给被网暴者提供更多信息了。比如，你不需要告诉她，你看这儿又有一个新的人在骂你，我来转告给你！她已经接收到很多信息了，真的不需要别人再去补充。如果她想要看，她自己会去看的。如果你想要支持她，你可以公开发布支持性的言论，也可以给她打红包。但是你不能为了发泄你自己的焦虑而让她更痛苦。在环境越来越差，表达和行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这种随时可能会遇到网暴的人（不光是在网络上，在我们生活里也随时都有这种风险）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我们要认识到，并且接受自己是脆弱的。刚刚多辣有提到，为什么网暴者（比如那些恶臭大V）说的话都可以应验，发出的威胁都可以实现？为什么那些部门看起来会乖乖听他们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很强大，而是因为环境就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审查压力很大的环境。我们的脆弱在于：一方面是，我们作为一个女性，在生活中会有很多结构性的脆弱。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表达。对有些人来说，她们可能都没有线下的女权伙伴，唯一能表达自我的空间就是网络。网络上你会遇到更多伙伴，也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这可能会给你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你在网上暴露的信息越多，你遇到网暴时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对我们来说，这不是让我们放弃发声和行动，而是我们需要察觉到，我们的确处在非常脆弱的状态中，我们要思考是什么让我们不得不面临这种处境。这种思考不光是帮助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自我保护，也可以防止我们成为网络上的霸凌者，让我们自己陷入网暴的话术里面。因为很多网暴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偏执，他的话语不是要置你于死地，而是要守护某种价值观。但他实际上做的事是破坏性的。我记得在18/19年时，有一位女生在老家相亲时遭遇了性别暴力，被相亲对象性侵未遂。她逃离后，在回程时选择用微博讲述这件事。但是那个女生遇到了比较严重的网暴，很多人都去质疑她讲述的真实性。他们问她，你为什么没有报警？为什么没有跟你家人断绝关系？为什么没有奋力反抗？如果你做不到这些设问里的事，你说的就是假的。还有人去艾特网警，希望网警来查这件事情。最后女生注销了她的微博账号。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是一起典型的网暴事件。当时我们用自己的账号发了一则微博去评论这件事，阐述的观点是：这样对待一个暴力事件当事人并不合适。一位女生评论说，如果很多人在家庭环境里就是没办法自救，就是没办法意识到自己是被控制的，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吗？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典型的想象，这是她个人，也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一种无力感，但她把这种无力感投射在了当事人身上。

文末附播客链接大家好，我是广州魔女足球队的老杨，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业余女足的故事，和我们对中国女足取得亚洲杯冠军的一些感想。也很高兴看到大家对女足如此感兴趣，相较于男足，大家平时确实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女足的信息。我觉得很幸运这次能借着中国女足夺冠的机会来和大家见面，跟大家聊聊女性怎么踢足球、怎么近距离接触这项运动。广州魔女的来历我们广州魔女足球队是2015年在广州成立的。我们现任队长苦瓜，在深圳工作的时候加入了2008年在深圳成立的魔女足球队，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到了广州，奈何当时在广州认识踢球的女生太少，于是她找回之前几个踢球的朋友重新组成了一个广州魔女队，我们就是这样诞生的。如今广州魔女队很幸运地走到了第七年，一开始我们队里的成员不到10个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100多名正式成员，还有一些刚刚接触和参与我们的预备队员也有将近100人。很多人想不到广州居然可以找到那么多踢球的女生，200号人相当于学校里三四个班级了。跟很多青训俱乐部相比，我们的人数真的算是非常多了。我们是一个纯业余的社会性球队。队里最初的成员可能更多是在广州工作的上班族，80后、90后巨多，发展到现在我们的队员约有60%都是95后、00后，球队的中坚力量也基本都是她们，很多人就是在读大学或者刚毕业这样的阶段。看到年轻的女孩子们越来越喜欢踢球，对我们来说是很开心、很高兴的。我们队的一个原则就是全女性，有男生想加入我们都会回绝掉。我们的初衷就是想给女生一个踢球的平台，做一个纯粹的女子球队。业余踢球的男生有很多选择，但女生的选择就非常少，我们很多队员在加入之前其实都是在跟男生踢球。跟男性一起踢球大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一般男性的体力相对高于女性，尤其是在踢球里面的奔跑、对抗这样的环节中，所以很多男的觉得女队员踢得不够好，就不会给女队员传球或者配合，即使女队员有很好的机会都他不会传球。所以在男女混踢里面，女生很多时候都没有参与感，就好像自己只是参加了一场跑步，很难在里面体会到踢球的乐趣，在这个过程里就渐渐放弃了足球。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们踢得再差，就算被对手灌了很多个球，我们也一定作为一个完整的女性球队去和对手对抗。或许球队加入男生会使球队整体的对抗水平有所提高，但我们就是想给别人展示这样的面貌，我们女性就是要踢球。跟我们约过球的一些男子球队，经常在赛后和我们交流说，虽然我们踢得可能还不是很好，或者进的球没那么多，但是我们的小技术很好、配合的默契很好、韧性很强等等。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在足球场上征服了一些男性球友的。我们跟男子球队比赛这种“以强对弱”的局面其实也是没得选的。我们很想找女足踢，奈何选择很少，我们一般也只能约到一些本地大学的校队。但其实目前大学生校队的女队也还是很少的，像广州这样本地有很多大学的城市，拥有的女子校队都屈指可数。所以我们在选择可以比赛的友队上还是很被动，这是我们没办法的一点，我觉得在全国可能都是这样子。广州的女队在高校有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这些校队；社会球队里，有几家业余男子球队的老板自己特别喜欢踢球，就组建了女队并赞助女队去踢比赛。但大家平时都分布在不同的球场，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少会碰到。怎么约球？我们有个领队会专门负责跟其他球队约球的事宜，双方一起沟通彼此的条件。一般我们提出的条件就是要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在踢球上的差别，尤其是在业余的比赛里。我们很担心的一点就是受伤，加上我们有些队员还不太会踢，所以也很担心我们的队员会误伤对方。我们会在赛前约法三章，比如像之前提到的男女混踢，女生的速度不占优势就会一直追不到球，这会非常打击我们队员踢球的兴趣和信心。还有男生在力量上也是比较强劲的，如果男生暴射球门的话，我们女生的守门员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是抵抗不住那种力量的射门的，非常容易造成受伤。但不好的一点是，你和对方限制的地方可能就是他们踢球的一个特点，所以一场球踢下来，他们就会觉得很没意思，踢过一次基本上就没有下次了。我们觉得也能理解大家喜欢的踢球风格不一样，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正视在踢球上的男女差异。不过也有好几支跟我们一起踢了好几年的男子球队，我们彼此都很熟悉了，双方队员几乎都能互相叫出对方的名字，甚至逢年过节还会互相送送礼物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已婚的男球友，过年的时候在球场还给我们发红包。还有我们平时出去打比赛，他们会主动问我们时间地点，去球场看我们踢球。几年下来，我们跟好几支球队建立了这种深刻的友谊。平时怎么训练？球队里非常多零基础的成员，比如我是2017年加入球队的，所以我也就是从2017年才开始真正踢球的。我们球队进队的条件很简单，首先你是女生，年龄满18岁且没有上限，只要想接触足球这个运动，你就可以来了。我们会每周发一个踢球的通知，什么时间、在哪里，然后大家报名，去球场踢球，就这么简单。平时我们是没有系统训练的，球队里有一些做青训教练和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队友，她们会带着零基础或者想学踢球的队友一起做一些训练。我们在场下的时候，也会常常跟上场比赛的队友交流方法，更多的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氛围，也没有组织或者指定的训练和指导，基本上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兴趣，很自由的一个状态。如果是有比赛的话，一般我们会在赛前把大家组织起来，商量布置一下位置和战术，一起训练互相熟悉和配合，更专业的训练就没有了。球队的分工目前球队里有比较明确分工的就是两三个人，刚刚说到的一个领队，专门负责和外部联系约球、外联这些事情。我们队长因为这两年刚结婚生了宝宝，比较少有时间来踢球，所以现在更多是管理球队的费用和一些统筹的工作。其它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办鸽子杯、队内赛之类的，要执行一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就会在大群里问一下谁有空做个什么东西，有人有时间和愿意认领就交给她。虽然我们就是一个踢球的平台，但我们大家互相都很熟悉，对球队的归属感也很强，所以常常在外界看来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好像是专业的商业运营的球队一样。在踢球的位置分工上，如果是老队员，基本上我们都会比较清楚她的风格和倾向，会直接问她可不可以来踢这个位置。如果是比较新的队员，就会先了解一下她的习惯或经验，然后再去做安排。如果是没有踢过球的朋友，我们一般就会让她先去最前面踢，能有更多机会接触球。我们对新成员的共识就是，你丢球也没关系，我们其她队员帮你补上去就是了。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教，一起锻炼，总有一天你就会了，只要你对踢球感兴趣。遇到过的困难或危机对于业余球队尤其是业余女子球队来说，困难都是很多的。最开始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人不够，我们和对手约好了比赛，一场比赛需要14个人去踢球，但我们只有五六个人报名，最后我们就只能取消掉这个比赛。最初一场两场我们觉得好像也没太大问题，后来连续一两个月都是这种情况，这样对我们的对手也不太好，我们就焦虑了起来：现在这样怎么办呢？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在踢球了？我们现在这样不停取消和人家的比赛，没有人去踢球，也没有新人进来的话，是不是离解散不远了呢？后来我们总结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主力军是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队员，所以一开学都回学校去了，导致那段时间我们大部分主力队员都不在本地。其她的队员有的忙着上班，有的忙着考研，所以那段时间几乎没什么人来踢球，我们确实撑得很辛苦。那时候让我们倍感危机的一点是，很害怕大家对足球的热情不够了。后来大学生放假回来，这个问题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缺人的问题了，甚至比赛报名名额都是要大家去抢的。我们现在就会经常在群里调侃说，我们踢球的名额比春运车票还难抢。很多队员报不上名还会直接去球场等，说不定哪个队员抽筋啦或者体力不支啦，我就可以顶上去了。现在这种氛围是很好的。另一个方面很直接地说，就是经费的问题。虽然我们的定位是一个不盈利的业余球队，我们不想做得很商业化，但是这个初心也导致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我们球队有100多号人，就要有100多套球衣，还有训练用的场租费、出去打比赛的交通费、医疗上给每个队员的保险补贴等等，这些费用算下来并不低。如果球队不盈利、没有任何经费的话，这些钱真的就只能靠好心人来赞助我们了。疫情爆发的这三年来，之前热心赞助我们的个人或公司自己都遭遇了一定的经济问题，所以球队的经费也就更加紧张了。后来我们自己讨论说，如果没有赞助的话，那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组队的时候，大不了大家一起AA制踢球，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在疫情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只要能坚持踢球，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很多男性业余球队是AA制的，但他们里面其实有很多喜欢踢球的老板，当然基本上也只关注男足。赞助女足的老板确实不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承担队员的一些费用。前面也说到我们队里的主力军很多都是学生，她们现在没有什么经济能力，我们不希望这些女孩子因为没办法负担就放弃了踢球，所以已经就业的队员就想自己可以去承担一部分的费用，让球队可以持续踢球下去。“鸽子杯”是什么？鸽子杯的由来特别逗。有一年我们踢球，发现很多人报了名又放鸽子，但是当时队里也没有什么惩罚机制。后来我们就商量出一个对策说，以后谁放鸽子就罚10块钱，积攒起来作队内的经费。我们的初衷就是做一个整顿队风的惩罚，结果一年下来我们发现罚出了一笔“巨款”。于是我们就商量要怎么花这笔钱，一来这笔钱不足以支付整个球队去吃饭，二来我们也觉得吃饭没什么意思，有个领队就提议说既然大家都喜欢踢球，那就用钱租个场地举行一场队内赛。后来我们就调侃说不如这个比赛就叫“鸽子杯”，拿冠军的队伍就叫“鸽王”，结果我们就真的这么决定做了，而且没想到那么成功，我们就决定要每年都办。到今年就是鸽子杯的第二届了。更好玩的是，我们比赛完之后还会统计去年里谁放的鸽子最多，然后公示出来告诉大家，这是我们本届鸽子杯的最大个人赞助商。我们就用了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去督促大家不要总是放鸽子。鸽子杯里还衍生出来一些很搞笑的事情。像鸽子杯这样的队内赛，我们的赛制就是大家来报名，然后抽签分组，比小组赛。我们有个队友就非常神奇，每年无论是队庆还是鸽子杯，谁抽到和她一队的话都很难出线。但是我们这个队友她本身的技术是非常好的，可是就是运气极差，踢得再好的人只要跟她一队，连小组都出不了线。这就让每次抽签都产生一个很搞笑的局面，大家变成两批人，一批人说我打死都不要抽到和她，另一批人就说我很想抽到和她一起，试试挑战一下地狱模式。我们直到今年鸽子杯结束了，她还是没有打破这个魔咒。这个事情也成为我们队里的一个乐趣。队员的职业和身份各行各业的都有，有的你都想象不到。比如我们有个队友她现在是青训教练，但她的专业是完全不相关的西厨。我们还问过她，为什么学西厨后来做了足球青训教练？她说她的专业成绩其实很好，她那时候在学校里也是足球校队的成员。当时她有一个去五星级酒店实习的机会，但是她跟老师说不行，因为校队里有个足球比赛在集训。后来她实习没去成，后面踢的三场比赛也都输了，但从那次之后她就莫名其妙地从一个厨师转变成了一个足球运动员，直到现在还成了一个足球青训教练。前段时间她去考了D级足球教练证，查成绩通过的时候她好开心。虽然听起来是挺坎坷的，但我觉得从厨师跨到青训教练这件事她是没有后悔的，我也很替她高兴。还有我自己，很多人见到我都觉得我是学体育的，但后来她们知道我学艺术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惊讶。我们队里学美术、学音乐的都还挺多的。我进了球队之后才发现自己以前对踢球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好像学习上不太擅长的人会去踢球。但慢慢了解了球队的人之后发现好多学霸，硕士一抓一大把，博士生也都有三四个。大家真的都非常多才多艺。有一个女生今年才21岁，曾经跟我们开玩笑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下一次的巅峰要在足球上迎来。”因为她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拿到过全国蹦床冠军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队员是国家高新技术的人才，也有学哲学的，学德语、日语的，英语的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经常说球队有个翻译部，什么国家的对手我们都有队友可以去。我们在队里认识很多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伙伴，大家又都是为了足球才相遇到一起，我就会觉得很神奇，是足球丰富了我们的人格。比如说我们有几个队友都在英国读书，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当问到她们为什么选这个专业、这个学院，她们都说因为可以踢球，或者是这个学院的足球很厉害。有一个女生去年考上了剑桥大学，她也说选择那个学院是因为踢球踢得最好。我们还调侃说：难道你是为了踢球去的剑桥吗？她说真的是。我们都觉得很厉害又很搞笑。你都根本想象不到这些女孩子这么喜欢足球，对足球这么执着，我就觉得挺厉害的。在择业的时候还会考虑到踢球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她们坚持两个都要，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也是成就她们如此优秀的原因，我觉得都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还有个队友在大学的时候，学校要办一个足球赛，她的班里和学院里都没有人踢球，她又很想参加。结果她就一个一个人去动员，包括她所有的宿舍舍友都被她发动起来组成一支球队，去踢比赛。还有之前在我们球队里有一个受伤最严重的队员，小腿的两根腓骨都骨折了，经过手术和康复花了两年的时间。我们都觉得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作为一个业余球员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心理阴影，她恐怕不会再来踢球了。结果两年之后的某天，我又在球场上遇见了她，真的非常感慨。足球里的性别反思我想到谷爱凌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之前网上有博主给她分析对手多么厉害，她夺冠的难度多么大，结果她自己去评论说，你为什么对我没有信心？所以我觉得像踢球这样的体育项目就是给我们女生很多自信，突破性别对自己的限制。很多人都会说足球是男性的运动之类的话，但我觉得这个运动也可以踢出女生自己的感觉。就是很多人觉得足球是男性的，所以大家才对女生踢球感到惊讶。反而对我们来说是奇怪的，为什么女的不能踢球？中国的女足名将王霜在一次采访的时候就说到，自己已经是世界级水平的足球运动员了，但如果不进到国家队，就是没有人会看她踢球的。更别说普通的女性足球运动员了。虽然会遭遇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我觉得伤害最大的还是来自家人的。他们会要求你“像个女孩子一点”，可不可以不要踢球，能不能去学跳舞什么的。我在年纪还小的时候会去反驳，但现在我会去积极地理解一些父母的想法了。家人或许是怕你受伤，因为想到足球可能就会想到一些很激烈的极端的情况。这样想之后，我就会跟家人沟通，作出正面的引导，比如说中国女足踢得很好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例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我们队里一个女生踢完球，就把她的球鞋给了另一个队友让她帮忙带回去，我们看到很奇怪，就问她为什么？她就回答说，因为不能让她家人知道她去踢球了，她妈妈不允许，哪怕她去打排球、羽毛球、乒乓球都行，就是不让去踢球。很多时候父母这些既有的观念我们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改变的，就只能靠我们慢慢去影响。当然也有一些家长的观念是很好的，他们会很支持自己的女儿踢球，还会到场去看女儿的比赛。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有孩子的话，观念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变，我就觉得特别好。榜样的力量这几天女性运动员们取得的成绩都是非常好的榜样，女子冰球逆转赢了对手，女足夺冠，谷爱凌也是一个逆转夺冠。我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说，这几天朋友圈突然又开始尊重女性了。因为大家发的很多东西都是女性的成绩、女性的天下。包括我自己在看比赛的时候都觉得很神奇，内心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那天看女足比赛的时候，中国上半场0:2落后了，虽然我很相信中国女足的实力，但是说实话当时觉得可能不一定会赢了。在足球比赛里，两个球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很大的差距了，而且两队的水平相差不大，我当时觉得可能只有奇迹才会发生逆转了。中场的时候我自己就在安慰自己说，输了也没事，她们打进决赛也非常厉害非常努力了。结果没想到拿到冠军的时候，我真的高兴得哭都哭不出来，感觉真的太厉害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句很戳中我的话：比分落后的时候，看球的人其实都已经放弃了，都觉得要输了，结果中国女足在场上依然在拼。我们踢球也知道，一场比赛90分钟甚至120分钟，运动员一直在场上高强度地跑，哪怕是专业运动员，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体力其实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有一个球很想冲上去追，但我的身体是不允许的，我的脚完全迈不动。但是在中国女足的比赛好像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她们的体能那么好，真的是靠意志力在坚持。观众朋友有人提到《Let’s

女性不仅仅是女性。女性身上叠加的身份是多重的丰富的。换言之，共同的女权愿景虽然可以让姐妹们靠得很近，但阶级、城乡、区域等等多重因素也会把姐妹们拉开距离。互联网时代，女权主义者可以在社交平台里进行点赞转发式的碰面，也可以在姐妹遭遇暴力事件时呼吁关注守望相助，但想要达成沉浸式的彼此看见，却总是困难重重。过去一个月中，有诸多被拐卖的故事浮出水面。“一闷棍“，“打包装走“，这些具像化的暴力细节触发了女性集体的焦虑和恐惧。一则新闻在描述一位被拐卖的北京女性时写到“她被甩出了在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这个标黑的句子令人痛惜，但也不得不让人反思，那那些原本就出生在被视为“穷恶、暴力、落后”之地的女性，她们“正常轨道”上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连想象都是在固有的观念系统里展开，那改变的可能性到底埋在何处呢？是时候聆听一线实践者的经验了，2月26日晚上七点半，女力天下邀请了一位有十年基层公益项目执行经验的嘉宾，希望我们能一起回归女权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目前现有的基层救助服务体系以及行动的可能性。周六晚上，一起来摊平这个折叠起来的世界吧！分享嘉宾郜文：十年基层公益项目执行经验的女权主义者。活动安排活动时间：2022年2月26日（周六）晚上7:30-9:00活动形式：zoom线上分享参与要求：限女性活动费用：免费报名方式：点击左下角“阅读全文”填写表单报名，活动链接将通过邮箱发送。主办方女力天下工作室：看见女性力量，营造女性自我成长与相互支持的网络空间。春节七天，我们相逢于黑夜海上｜试试看写作小组回顾我从创伤的遗址走来，那里有我幸存的真相｜活动回顾我们把月经放进酒单，在酒吧开“女巫收容所”｜活动回顾用我的眼线笔“触摸”你——线下化妆工作坊

虎年的第一周，女力天下组织了第一期试试看写作小组，从初一到初七，天南海北的女权主义者们以文字的形式相聚。在一个父权制异性恋特征如此突出的节日里，女性的集体写作像是一场反叛实验。通过写作，我们开始反思家庭与女权主义身份的关系，重新爬梳父母角色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痕迹，重新厘清写作本身对于我们的意义。写作本身并不是愉悦和舒爽的，但是每天阅读姐妹们的文字和姐妹们为彼此留下的批注，都让我们带着某种隐痛的私密分享变得广阔起来。是的，我们不再停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写作的女性们走了出来，我们是彼此的灵感源泉，我们从赤裸相对的真诚里汲取了面对自我的勇气。一位参与者说，这七天的写作让自己拥有了一段“偷来的时间”，今天女力将部分参与者的文字集中整理编辑发布（由于篇幅本文忍痛只节选了部分参与者的写作碎片💔），希望读者们也能在这篇集锦里一起回溯女人们偷来的七天，重返女权主义者搭建的精神世界。初一busy：除夕夜，朋友家的厕所终于空出来了，我立刻冲进去脱裤子蹲下并掏出手机看时间：23点59分！我禁不住大声惨叫，“天哪！我不要在厕所里过年啊！！”客厅里传来一阵大笑，离厕所最近的runrun还开始扯起嗓门倒数：30，29，28……5，4……我抓紧排空膀胱，手忙脚乱地拉上裤链，冲水洗手然后弹射蹿入客厅，正好倒数完最后一秒，1！朋友们纷纷鼓掌起哄，高喊新年快乐，我四下环顾，心想这可真是一个毕生难忘的除夕夜倒数……淼：

"编者按：和原生家庭之间的爱恨纠缠，是当代年轻人逃不开的话题。暴力性的家庭关系在我们的社会被普遍接受，又被代际传递。尤其是作为女性，我们更有可能在家庭中遭受忽视、暴力乃至虐待。本文作者Emily分析了动画、小说等虚构故事中的家庭关系如何象征性地对应现实，并展示了一条女性个人的成长路径——从看见、承认自己的遭遇，到发现虐待性关系如何结构性地降临在个人身上，再到从心理上斩断虐待的循环并建设新的关系。相信她的讲述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真诚而深刻地剖析自己的经历是艰难的，但一定会让我们有所受益。"春节前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魔法满屋》，是一部音乐和画面都不错的动画片。但剧情没有什么记忆点，没有引起关注。我和女友小张看完后发现，这部阳光欢快的电影中的人物，竟对应了许多典型的心理虐待家庭成员的样貌。开启了这个“黑暗”新视角后，这部动画片有了意想不到的内涵。《魔法满屋》对应了现实中常见的家庭关系《魔法满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小村庄，殖民侵略的背景下，一个女人（下文的外婆）失去了丈夫，不得不独自带着三个小孩生活。她获得了一根有魔力的蜡烛，她的小孩拥有了符合各自性格的魔力。此后家族的每个新成员都会打开自己的魔法大门。大女儿做的食物能治疗病痛；二女儿的心情能改变天气，她若安好便是晴天，她一生气就会打雷下雨；最小的儿子可以预知未来，但因为预言到一些不幸的事而被人讨厌，离开了家。大孙女力气巨大，全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靠她；二孙女可以让鲜花盛开，是完美的“别人家的孩子”，标准的迪士尼公主模样；三孙女是千里耳。大孙子会变形，可以变成别人的模样；小孙子可以听懂动物的语言召唤动物。故事的主角小孙女米拉贝，是家里唯一没有魔法的人。在家人欢聚庆祝小孙子获得魔法时，大家都忘记了米拉贝，甚至合影都没叫她。孤独的米拉贝黯然走开，却发现他们居住的魔法屋出现了裂缝，即将崩塌。她向家人发出警告，大家都不相信她，外婆还认为是米拉贝为了吸引关注而搞破坏。为了拯救魔法屋，米拉贝找到了离家出走的舅舅，原来他一直像老鼠一样偷偷藏在家里的隧道中生活。米拉贝和大力士姐姐聊天，发现大姐在坚强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压力和不安，担心自己不能扛起家庭重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那个完美小孩也不是二姐本来的样子，她更喜欢创造带刺的仙人掌和奇异植物。三姐则暗恋二姐的未婚夫。当米拉贝调节了家庭的成员的压力，魔法屋即将修补好时，外婆却责怪米拉贝在毁掉这个家。米拉贝指出外婆才是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因为外婆从来都不会对任何家庭成员感到满意。这场争吵让魔法屋倒塌，家人们也失去了魔力。这家人在邻居们的帮助下重新建好房子。米拉贝表达了对外婆的理解，外婆也反思自己，意识到自己过于害怕再次失去重要的关系，而执着于魔法，忽略了家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故事结束时米拉贝成为了大家庭的新核心，魔法又回到了这个家庭。小张转述了一段在网上看到的分析，大致意思是：外婆是家里的心理施虐者。每个人的魔法都代表了他们应对恶意环境的方式。大女儿成了家庭中的照料者，她做的食物可以救命——换句话说，她不做吃的就会有人死；二女儿情绪失调，总是要赶走头上的乌云，也意味着她的负面情绪都不会被人接受；三儿子是没有达到期待的失败者，全家人的默契是不能谈论他，给人的感觉是他自己要离开家庭，实际他是被家庭排斥而被迫出走。我和小张又补充了对剧中其他人物的分析。大孙女必须承担家庭重任，别人不想做的事都丢给她做，所以她压力巨大；二孙女要扮演外婆满意的完美小孩，电影里有个场景是她头上蹦出了一些花，外婆走过去把唯一不是粉色的那朵摘掉了，展现了外婆对她的规训；三孙女有顺风耳，说明她的生存策略是高度警觉，收集大量资讯。大孙子则要经常改变自己的形态以迎合他人，例如他在接待客人时会变成每个客人的样子。可能只有最小的孙子的魔法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许这和米拉贝对他的陪伴保护有关。没有魔法的米拉贝是这个家庭里最主要的心理虐待受害者，她不断被孤立、排挤、指责和贬低，为她没有犯过的错误承担负面情绪。可能这些听起来有过度解读的嫌疑，而且“施虐者”“心理虐待”也是很重的词，剧中的外婆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我被这个分析深深吸引，甚至愿意写这篇文章来讨论，因为我发现《魔法满屋》的家庭和我的原生家庭实在太相似。当我和很多朋友分享之后，她们也纷纷表示很有共鸣。“没有魔法”的女性被选为家庭受虐者在和朋友们春节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经历并不特殊，很多朋友的家庭都跟我的类似：一些亲戚不阴阳怪气就不会说话，日常对话每一句都能加入负面情绪。问你有什么成就，你如实回答，他们就笑话你的成就小得可怜。老人或小孩吃饭不够快会被骂，被骂了吃不下饭更要被骂，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起床晚了，会被嘲讽太懒。起个大早，他们又要惊呼：“今天怎么了？”如此浸泡几天，过完年我和朋友们像平时一样说几句话，感觉却像在互相吹捧，肉麻不已。我的外婆几乎是一个单身母亲，独自在农村艰难地养育了三个小孩。她极度匮乏、疲惫，被生活榨得一滴汁水都不剩。不管对自己还是对所有人，她说话都很苛刻难听。我的大姨妈和动画片里的大女儿一样是全家人的照顾者，从能够到灶台开始，她就把喂饱全家人当做自己的义务。我发现很多朋友的大家庭里都有这样一位主要照顾者，大家都坐下开始吃饭了，她还在厨房一边忙碌，一边喊“还有最后一个菜”，吃完饭后，收拾洗碗的还是她。我的妈妈是二女儿，也和动画片里的二女儿一样，是一个情绪失调的人。她年轻时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说风就是雨，家里经常因为她的愤怒而阴云满布。和动画片里的三儿子不同，我舅舅是成功的儿子，所以在外婆老了之后，他成为了大家庭的新核心。第三代有4个小孩，表哥、我、表妹和表弟，但表妹和表弟出生时，我和表哥已经成年，我们之间也有代沟。我的表哥就是那个完美的迪士尼公主，他长得好看，成绩好，后来还找了家人认可的工作，结婚生娃。我则和米拉贝一样在家里担当失败产品的角色。我的父母把我留给外婆抚养，外婆在五十多岁时再一次成了“单身母亲”，而我随之变成了家庭的累赘。似乎我从小身上就全是缺点，成绩平平，不管家里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外婆都会质问我。对家庭的巨大愧疚感，从小就一直缠绕着我。要问我的家人对我有什么期待的话，可能是期待我继续做那个没有魔法的人。所以我每次升学考试考得很优异时，特别是当考上一个好大学时，我的家人都没法发自内心地肯定我，他们都说“你运气真好”。我妈甚至说要是我没有考上大学就好了，可以在老家的商场当个售货员。大学毕业后我没有走上主流就业方向，而是选择了不太稳定的公益工作，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听说亲戚们为我叹息：小时候没教育好，看吧，好好的大学毕业就堕落了。就像米拉贝是电影的主角一样，最被贬低的人对群体的运行起着关键作用。我的家人们常会有点强制性地要求我参加家庭聚会，一方面这可以展现他们对我的“关心”；另一方面我的出现可以让整个聚会有话题可聊，我拯救了这一群人的功能失调。我的一点小问题大家都要热情谋划，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真的关心我，对我也一点都不感兴趣。和很多人一样，我也会被催婚、催生、催考公务员。他们为我勾画一个虚幻的榜样，据此对我评头论足。有了我，这群彼此有矛盾的人关系变得和谐。各自的问题也不再重要，在我面前他们都成了成功人士。真实的交流也被成功避免了，我甚至觉得他们最排斥的就是真正的交流。他们看着我难受甚至失态，再摆出都是为我好的表情，言下之意是“这个小孩真不受教”，这场聚会就能像往常一样乏味又令人舒畅地结束了。在群体性的心理虐待里，替罪羊的身份一般会有所转移。就像动画片中上一个替罪羊是三儿子，后来变成了小孙女。在我家，替罪羊最早是我妈妈，然后是我舅妈，之后是我。现在这一遭遇已经转移到我的小表妹身上了。受虐的人也可能成为施虐者，也有人在这个虐待的游戏里始终参与不深。但很少像动画片里一样，一个虐待性的群体只有一个施虐者。小张说，《魔法满屋》和现实有很大的区别。动画里的女性真正掌握家庭权力，男性只是配角，现实中，即使以女性亲缘为纽带的大家庭中，男性往往也是掌握更多实权的人。即使他是社会定义里的失败者，不断伤害家人，许多家庭也倾向不断地提供资源供养他们。和动画片里不同，我的外婆早就不是那个主要的施虐者了，她只是种下了心理虐待的种子。我长久以来都认为我妈比我爸更有话语权，因为她总是大喊大叫。最近两年我才意识到，我爸的恶毒比我妈段位高许多，我也明显感觉到家族中男性的攻击力度要强得多。在许多妻子是强势控制狂的异性恋婚姻里，都会有一个看似受害者实则消极攻击的丈夫。男性在家庭投入的时间更少，所以消极攻击、冷暴力，或者玩消失，对他们而言更有效率。这样的策略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大家还会认为他才是无辜的。我家的替罪羊至今为止都是女性，而我们遭受的催婚、催生、和女性美德相关的规训，也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大环境脱不了关系。走出虐待循环需要我们自身的成长我很担心大家看到这里，会觉得我对家人的分析过于恶意、刻薄和小气了。我也会担心是不是自己想得太多。但我很清楚我花了多少精力，全身心地站在家人的角度替他们考虑。我帮他们分析他们的原生家庭多糟糕，他们生活的年代怎样伤害了他们，他们拥有的信息多么有限。每当我觉得他们让我痛苦时，不到下一秒，我就已经开始为他们辩护了。在我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对家人的体谅远远超过对自己的关心，我爱他们胜于喜欢自己。可能是在远离了他们十多年后，经过长达四年不间断的心理咨询，在一群有爱的朋友们的陪伴下，被有安全感的亲密关系滋养着，加上自己不断学习和思考，我才能写下这些分析。即使如此，我仍然对这么评价他们感到愧疚，毕竟他们看起来都是多么体面的好家人啊，我多希望他们像他们表演的那么和谐正常。但我那些矛盾的情绪和感受不断催促我寻找答案。比如，为什么得知家人们突然要来拜访我，即使他们表现得非常友好，我却焦虑到大哭；以及为什么每次和家人在一起，我就像掉进了湖里，周围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我就是觉得无法呼吸。《治愈隐性虐待》里写道：心理虐待又被称为“隐性虐待”，受害者往往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还会责怪自己才是有问题的那一个，而施虐者却看上去清白无辜。我外婆那一代人遭受过可能致死的暴力，姨妈那一代从小就被毒打，我这一代面对的是比较轻微的肢体暴力加上忽视和心理虐待，我的小表妹这代人几乎不会再被打了，但心理虐待还在发生。可以说我们在变得越来越好，但不能说：“以前饭都吃不上，现在能吃上发芽的土豆就要心存感恩。”最近读到的小说《坡道上的家》对我帮助很大。这个异常细腻，看似琐碎又环环相扣的故事，把日常琐事下的毒刺挑了出来。书里讲述了两位遭受心理虐待的家庭主妇的故事：一位因精神紧张失手让小孩淹死在了浴盆里，成为法庭上的被告；另一位被选成为陪审员，在努力理解案情的同时也厘清了自己处境。当其他人都在质疑被告的叙述，认为被告有受迫害妄想症时，这位陪审员明白：“这世上就是有那种人，只是为了伤害对方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做那些毫无理由也毫无意义的事。”她回忆起自己逃离母亲的原因，母亲虽然行为上在关心她为她好，实际却在贬低她做的生活选择。“这不是憎恨，是爱。是借由藐视、伤害对方，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她的丈夫和她母亲一样，只知道这种“爱”的方式。那些本来可以很容易解释清楚的误会，丈夫却抓住不放，还打着为她和孩子好的旗号，暗暗地攻击她，让她质疑自己是不是有虐待儿童的倾向，是不是有酒瘾，是不是不如其他人。她最后理解到，这是因为陪审员的工作是丈夫不熟悉的领域，因而丈夫担忧会失去对妻子的掌控，怕被妻子看轻。书中的两位女性看上去都极其幸运而成功。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也有收入不错的工作，丈夫还会偶尔分担育儿劳动，婆婆公公表现得既支持又懂分寸。但母职的惩罚，家庭主妇式的孤立，还有隐性虐待的打击还是将她们置于绝境。痛苦本来就不是需要权威来批准的感受，看似轻微的情绪虐待也可以摧毁一个人。《魔法满屋》的结尾是外婆醒悟，家人和解，这就像魔法一样不现实。人总渴望获得家人的认可，希望施虐者是因为他们的匮乏或者误解，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甚至想去帮助施虐者。但当我们试图为虐待者找借口的时候，可以想想，自己是否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Ta。《治愈隐性虐待》里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施虐者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自由选择继续伤害他人……甚至从掠夺周围人的幸福中获得能量或乐趣。”但这也不意味着面对心理虐待，人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当无力的受害者。意识到自己受到的伤害，哀悼自己的损失是必要的，但沉溺在弱者的位置，怨望着别人改变，对自己没有好处。《坡道上的家》中，女主角发现自己一步步陷入困境，是因为自己从很久之前就停止思考关系里让自己感觉不适的地方。“煤气灯操纵”是心理虐待的手段之一，《煤气灯效应》一书提到“煤气灯探戈”这个概念：操纵者试图扭曲被操纵者对自己的判断，如果被操纵者对自己足够笃定，并不想获得操纵者的认可或者说服操纵者，这场需要两人完成的煤气灯探戈就跳不起来。《治愈隐性虐待》里分享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技巧：比如在不得不面对亲戚时，想象自己周围围绕了一圈保护屏障，亲戚的攻击都无法伤害到自己；比如在家人提出过分的要求时，保持语气轻松，不断地重复“这次不可以哦”“真的不行”这样的中立的拒绝语言。这些书都告诉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放弃“改变施虐者”的愿望。即使他们会改变，靠的也是他们自己的成长。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只要一怀疑有心理虐待的迹象，就要马上和对方绝交，不然就是不够觉醒。如果是点头之交当然可以这样，但我们生活有太多复杂性了。比起一刀切，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断奶”：降低对有毒关系的依赖，赋权自己。不再用别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坚信自己值得被友好对待，勇敢地建立更健康友善的新关系。本文作者Emily是女权读书播客“野生芝士”的主播之一。点击【阅读原文】可收听她们的节目。大风吹辩论会｜求真知是艰难的，但女权主义者可以做到！我从创伤的遗址走来，那里有我幸存的真相｜活动回顾我们把月经放进酒单，在酒吧开“女巫收容所”｜活动回顾用我的眼线笔“触摸”你——线下化妆工作坊

活动回顾从零基础到女权“动画人”：敏感一点，向前一步

春节，它是一个呼唤连接、创造相聚和寻找归属的节日。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是女权主义者最容易感到孤独的节日。它需要我们直视亲缘的连接，面对母亲，面对父亲和面对自己的来处。它也需要我们迎合节日的氛围，搞卫生、看春晚和配合不讲晦气话。它还需要我们守护岌岌可危的个人界限，为不想卷不婚恋等种种盘问进行自我辩护。女权主义者的春节总是复杂的、深思的和生动的，女性和父权制家庭的张力也因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觉察而无处遁形。今天就是除夕夜，无论你身处何地，怀着怎样的心情，我们都想邀请你一起写下身为女权主义者的春节记忆。我们将通过线上共同写作的形式，连续写作七天，女力天下也会准备好小板凳，前排打捞姐妹们的优秀作品，并在小组主题写作活动结束后，整理、编辑并分享写作小组的优秀产出。为保障参与体验，限额15人，先到先得！“试试看”线上七天写作小组，是女力天下计划开展的新的线上活动，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女性友好的、不评判的、支持性的的写作环境，和大家一起开展“我手写我心”的真诚写作。我们鼓励女权主义者利用每天一点琐碎的时间来进行写作，通过写作重新建立对日常生活的觉察，并尝试将女性的亲身经验作为思考的起点。“女权主义者的春节故事”是试试看写作小组第一期的写作主题，欢迎姐妹们一起加入，让我们在天南海北，以文字的形式见面。活动规则活动时间：2021年1月31日至2月7日人数：限制为15人，先到先得活动形式：线上石墨文档参与要求：限女性活动费用：免费报名方式：扫描活动海报上的二维码/点击阅读全文填写表单报名，活动群链接将通过邮箱发送。主办方女力天下工作室：看见女性力量，营造女性自我成长与相互支持的网络空间。阅读更多关注“小众”和弱者是女权主义永恒的立场

1月2日，女力天下在北京“盲区”酒馆举办化妆工作坊，邀请视障化妆师肖佳带参与者体验“非视觉”的美妆世界，并鼓励大家在这个过程里分享自己对化妆和容貌焦虑等话题的看法，以及自己近期的状态和在参与过程中的感受。以下是我们当天的活动记录。来听听大家都有哪些精彩的分享和智慧的总结吧！活动回顾肖佳是国内第一位视障化妆师。她从刚开始把自己涂成“乌眼青”，到可以熟练地给自己化完一整套妆容，再到教更多的视障女性化妆，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困难，也迸发出许多创意。她解释为什么掌握化妆的能力对她和其他一些视障女性来说很重要：“之前我们写一首关于残障女性的歌，其中有一段视障女孩的部分，歌词是‘画出漂亮的眼影，穿件漂亮的新衣’。当时有人就提出这样的歌词对女性是不是固化或者是倒退。但对于视障这个群体来说，我们曾经会认为看不见色彩，美或者是化妆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当有一天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化妆，这种感觉跟别人帮你化妆完全不一样。你终于可以决定自己今天是什么样子，想化什么样就化什么样，它是一种很大的对人生的掌控感。”通过工作坊的体验环节，肖佳尝试把类似的感受带给大家。Part.1

大风吹女权辩论会回归啦！辩题预告！女权博主应该带货吗？女权是否应该鼓励女性上战场？女权鉴别是否有必要？在过去的2021年里，我们举办了六期「大风吹女权辩论会」（往期活动回顾可点击公众号菜单栏“女权辩论”查看）。在每次辩论会现场，我们都被姐妹们犀利的言辞、独到的观点和深入的观察而折服。我们深知异见者之间互相倾听达成理解是艰难的，但大风吹的现场却经常出现类似于打破寒冰的时刻。这让我们坚信，哪怕是站在女权主义光谱的不同位置上，女权主义者们依然有机会看见彼此，用智识交锋和经验互换来打破认知盲区、信息茧房造成的疏离和裂痕。2022年1月23日的下午三点，全网信息密度最大、思辨意识最强和参与者水平最高的素人辩论会将迎来2022年的开年活动。在此次辩论会中，我们将讨论女权主义者的自洽危机、身为公民的责任以及对平等的追问。期待在新的一年里，大风吹带来的头脑风暴能让我们在求真知的道路上持续进步！一起成为更有智慧的女权主义者！活动介绍“大风吹”是一种常见的互动游戏形式，需要参与者不停地根据主持人的指令及对他人的观察，调整自己的位置。当这种形式被用于辩论会中，意味着参与者不必死守自己最初的观点，而是可以保持开放的态度倾听他人的发言，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并把最新的感受和观点传递给其他人。

女权主义者田左一和飞白决定开一间性别友好的酒吧。什么样的酒吧是“性别友好的”呢？似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真诚地用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和经验去书写它就好啦。这间酒吧在客人们的眼里是温暖美好的乌托邦，但对于左一和飞白来说，它还意味着诸多现实的考验。于是这个空间的创造和考验不仅仅是飞白和左一两个人的事情，也是女权主义者们的一个命题：我们能为维护一个性别友好的空间做些什么，我们会给一个性别友好空间写下一个怎样的答案？以下是本次分享的文字回顾。PS.文末附播客链接。关于我们和酒吧：飞白：我是飞白，女权主义者，学文化产业专业，现在在开酒吧。左一：我是田左一，女权主义者，非二元性别酷儿，人文学科出身，之前有比较系统地接受过性别研究的知识，但也是毕业就失业的类型，最后开了酒吧。我曾经参与过现已过世的播客“有点田园”一段时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挖挖坟听一听。我有点紧张，不过来分享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就当每天在吧台跟别人聊天，把我们之前说过的话，给可能没有听过的朋友再说一遍，就像这样和大家自然聊天好啦。飞白：我们开的这家酒吧叫muchroom，从开业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我们是从一开始就秉持着创造一个性别友好空间的理念的。muchroom名字的意思是：much可以理解成“不可数的许多许多”，room就是一个可以给人带来亲近感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多元的包容的，同时也是可以产生连接的。左一：在我们公众号的第一篇推文里面，有说到我们想开酒吧的原因和理念：muchroom的存在是为了让一群人有个地方一起玩耍不是在谁的家里，不是上哪儿讨的场地不必担心引人侧目，不是线上是一个公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安全的，物理的，地方来源：muchroom公众号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期望，比如说我们希望muchroom的风格是非常轻松休闲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喝酒的话，muchroom可能是一个青年茶馆。我们也希望办很多活动，大家可以在这里发生很多讨论，各种各样的人和形态都能在这里被接受。我们私人的期望就是，我们也不用多厉害，差不多能活着就行了。还有我们的酒一定要非常好喝。开始的契机：飞白：我最开始有做一个性别友好空间的想法，是我还在读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我关注的主题是疫情期间的线上女权主义运动。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在线上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很多线上的交流是充满戾气的，所以觉得面对面地产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我还关注到，女权主义者公开活动的线下空间也一直在被压缩，好像我们已经失去了广场和街道。于是我想，是不是可以寻找和创造一些好像不那么公共、但又可以去发掘公共性的空间。我就有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后来我去找田左一，ta提议开酒吧，酒吧是一个更生活化、更日常、更轻松的地方，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跟田左一一拍即合，把这个形式定下来了。我记得我们找场地时跟一个开拉拉酒吧的朋友聊过，ta当时觉得“你们一定会找像我一样的很地下的地方”，但是恰恰相反，我不想我们封闭起来，只有了解这个圈子的人才知道，我希望它跟我生活的公共环境有更多直面的地方。我逐渐产生这个念头的过程，也受到一些女权主义朋友的影响。当时她们在城市里做一些很小的活动，找各个机构去借各种场地，我去参加她们活动的时候，觉得她们的活动真的做得非常棒，但是却不得不像打游击战一样，今天一个地方，明天一个地方。这些活动可以去拓展社群并且积累能量，但是缺乏一个固定场地，这种能量就会比较分散的。我当时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做这些事情的话该有多好。决定开酒吧之后，我就马上去酒吧找工作了。我在两个酒吧工作过，性别歧视的玩笑会非常非常频繁地出现在同事们的日常对话里，当时我虽然只是在旁观，但我感到非常不适，可能那就是我离开同温层的一个感觉。有次一位朋友想做一个女性为主的派对，就在酒吧采访女性客人有没有在酒吧被性骚扰、甚至被下药的经历，然后发现非常多。酒吧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很好，我们经常要无偿加班，我在第一个酒吧是跟老板吵架后离开的。当时一起离职的还有4个同事，我们全部都被拖欠工资，去劳动局仲裁也没有用，对方一直在拖欠，最后我们发微博扩大了影响才拿到我们的工资。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后来在自己开酒吧的时候，会很注意对待我们调酒师/员工的方式。在第二个酒吧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在吧台偷听到客人的谈话，就有男客人带一个女生过来，在吧台上摆一排威士忌，然后开始指点女生你要先喝哪个、你这样喝是不对的、你这样评价是不对的。当时疫情我还戴了口罩，我就会在口罩里面骂人。还有一个蛮搞笑的，我在酒吧上了一周的班，有一天我回家就在想我的同事长什么样，我完全想不起来，因为酒吧的灯太黑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老板还要求我化妆，他说这是对客人的尊重。我在酒吧的工作经历，一方面让我觉得整个大环境都是对性别非常不友好的，另一方面觉得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而且是重要的、必要的。左一：我跟飞白认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同在一个叫VaChina的性别小组。我们当时在小组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是做《阴道之道》的话剧，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那时候我们经常跟学校申请场地，周末在学校的教室里面排练，还有一些分享活动或者茶话会什么的。但是毕业之后，我们也申请不到学校的教室了，我跟飞白就租了一个房子，变成了我们小组活动的一个聚集地。每次大家到我们家来，我们就会准备一些喝的吃的招待大家，我觉得这是我对于muchroom最初的一个雏形。后来飞白来找我提了想一起做个什么的念头，我就说要不然做酒吧吧，酒吧特别好玩，而且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从我们有了这个念头到开始实施，其实就是一个月内的时间。那个时候飞白在成都，也有一群认识的朋友，而且听说成都氛围不错，我们觉得成都就是不二的选择了。我跟飞白有一个协作文档，上面写了我们对于酒吧的一些期望。我写的是，我做酒吧的一个目的是我的个人成长跟自我实现，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去服务社群。飞白写的是，她觉得这是她作为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权主义生活实践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想法就是我们一直秉持着运营muchroom的核心理念。虽然很少会提到，但我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走出自我保护的一步，说一下我个人层面为什么想要做酒吧。去年我经历了人生中少有的低谷之一，从英国回来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非常不好，到了没办法开展生活和工作的地步。我后来还做了一个手术，膝盖上打了一个钉子没办法动，我在家休养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我要重新面对我的原生家庭，还有处理自己身体上的问题。我去年其实是一个强制自我断网的状态，切断网上的新闻和争论，跟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相互攻击，让我感觉非常受挫。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muchroom作为一个实体空间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可以当面聊天、当面沟通，有很多的隔阂跟在网上是不一样的。我当时也很少出去玩，跟很少的朋友联络，聊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我觉得我需要重建生活。我跟飞白聊完天决定要做这个酒吧，是我重建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这个念头让我对生活重新有了信心，非常感性但是真实的。然后我感觉从第一步开始，慢慢向往、期盼，有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所以疫情解封了之后，我的腿能走了我就来了，在成都大半年就只做muchroom这一件事情。我们就骑着电瓶车拿着手机一条一条街地去找，终于找到了现在这个位置。所以muchroom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里程式的对现定状态的一个跨越。虽然现在还处于每天非常低迷的情绪，但它还是支撑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第二点我想说的是，社群服务对我而言也跟自我成长相关，是我价值感的来源之一。作为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群体的一员，我想在能力范围内去尽量争取一个区域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跟大家产生连接，也让大家互相之间产生连接。它是一个轻松的、社交的、娱乐的场合，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感受到愉悦，可以相互关照关爱。还因为它是经营性质的实体空间，因此也是我们参与社会、发生联系的一个地方。说到它的经营性质，我并不会觉得跟服务社群是相对立的，做得好不好，我相信大家既是消费者也是社群，会有自己的感受跟判断，比如说我和客人在一次次的交流中，从陌生人变成朋友，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作为经营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吸取大家的反馈和建议，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为什么muchroom是性别友好的？飞白：我们从开业活动的时候，就在找艺术家一起来合作，当时遇到了有艺术家直接问我：你们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性别友好空间？我们刚刚开始，酒吧里什么都还没有做出来，所以我就详细地跟ta说，我们就是秉持着这个理念在做的，我们要寻找合作的艺术家也都是关心性别议题，或者本身就是LGBT社群成员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公开地去强调它，这非常重要。虽然在那个情况下我们还无法通过“你看我酒吧这个桌子、或者什么东西是性别友好的”跟别人讲，但是我们去公开表达这个立场本身就非常重要了。我当时想到，这就好像很多人会要求女权主义者自证这个身份，你做不好所以你是不是田园女权？我觉得我们在表明自己身份立场的时候，就是在拿回这个解释权。在实际的工作上，我们的确首先从设计上有所考量，比如我们的卫生间用的是马桶，然后会张贴告示请所有人都要坐下来尿尿；我们的卫生间做得很大，因为我们是想做一个残障友好的卫生间。我们开始活动之后，花了很多心思做我们的酒单设计，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我们尽量让我们的每一杯酒都去讲一个故事、传达一个想法，然后还有很多陈设上，比如说我们会把书籍开放给大家，以及女权艺术家设计的周边产品在我们店里面售卖，等等。我们最近还上架了四川大学一个卫生巾互助小组的明信片。其实空间本身还是中立的，可能就是要通过来这里的人、ta们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做了什么活动，然后才把它变成一个性别友好空间。有一天在店里，突然有一个客人走进来就跟我们说：“来你们这里的trans（跨性别者）应该不多吧？像我这样的应该不多。”我当时就觉得ta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一个性别友好空间的问题，ta知道在这个地方跟人问候的第一句话，可以就是出柜，ta知道在这里自己不会被评判。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氛围，很多时候它就是在交流和互动中生成的。左一：我们主动去说这是一个性别友好空间，就是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空间它也是在逐步丰富和成长的，就像刚刚飞白说的那些例子，也不是我们开业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有的，是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然后朋友们接收到了就会来到这里，联系我们。比如川大的学生也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空间是什么样的，然后想把明信片放到这里。包括我们有很多暗号放在酒吧里，因为我们酒吧并不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它就在街边是一个公开的地方，这样就要有一些交流的策略。比如说我们设置了一个书架，这些书可能一看就知道我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还包括在酒吧里认识到的朋友，等等。我们的开业活动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别人知道我们传达的信息就会联系过来，我们就会共创，把这个空间慢慢地再丰富起来，传递给更多人。比较惭愧地说，我们第一次开店、做生意，推广或者运营经验非常少，但我很骄傲的是，因为大家的口口相传，让muchroom从7月份开业到现在，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过程中它也慢慢变成一个我们期望的性别友好空间，在以后有更多能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做更多活动。为了创建我们标榜的性别友好空间，除了刚刚说到店里的设计、装饰等，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女权主义者，因此我们所做的实践，都是要通过自己检验的女权主义实践，它体现在我们开酒吧日常需要的很多决策，比如说我们非常需要一个调酒师来跟我们一起完成吧台的工作，找调酒师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要找女性调酒师。这个决定并不是认为只有女性才能在我们店里当调酒师，而是一个策略上的决定，即希望进入我们店的客人在没有跟我们讲一句话的情况下，能够看见我们是一个全女性的氛围，或者说非顺性别直男的这样一个外表的展示，ta可能就会放下心来，然后更深入地去了解更多关于我们酒吧的故事。然后酒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我们也下了很多功夫，现在基本上所有的（鸡尾酒）酒吧都会有自己的特调，就是这家店自己设计，代表本店形象品味的鸡尾酒。我们觉得在设计酒的时候也是在讲一个故事、传达一个理念，所以我们酒吧设计了10款特调酒，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些酒像是一个暗号，懂的人就懂了之后就会相视一笑，来这地方来对了、接上号的这种感觉。酒单设计：第一款酒“🩸”，它的灵感来自月经，这个名字的emoji就是月经的符号。从要开酒吧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第一杯酒一定是它。虽然是我们的第一杯酒，但其实直到最近我们才把它的配方完全定下来，因为很想去模拟月经的感觉，为了平衡它的味道做了非常多取舍。我们最初想直接用“月经”这个名字，是听了朋友的建议最后改成了emoji，因为还是害怕有些人会反感，但我们想要通过这款酒传达的就是反对月经羞耻的理念。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味道是很饱满的水果的感觉，希望是很轻松愉悦的，可以抛掉羞耻和怀疑的感觉。月经说到底只是血液而已，但因为它和女性的身体生育这些生命经验息息相关，所以变成了某种禁忌，同时封闭了很多我们去讲述自己生命经验的权利，所以我们很希望用一种欢庆的方式、拥抱的态度，去呈现这个东西。第二杯是“有点田园”，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播客。当时“有点田园”播客的一个标语就是“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一看到它的名字就会联想到蔬果、菜园子之类的感觉，所以它里面就有芹菜、甜菜根和一些很特别的材料，它会有那种植物根茎的味道。喜欢的人可能会非常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可能也会明显不喜欢，但它其实越喝越上头。下一杯是“Chosen

2021年我们邀请《伤痕之下》系列作品的创作者七七、策展人Zoe还有MeToo当事人花花来分享了关于这个作品的创作历程、反思和展览现场反馈，这是分享会活动的回顾，请朋友们查收。PS：文末有播客链接，不要错过。1.故事从何说起PART01.故事从何说起花花：2015年的时候，我跟七七一起参加过一次徒步。那场徒步在20岁的我看来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从内蒙古要走500公里走到北京，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一心只想把这个事情完成的一个年轻人。对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的好奇心，也把这件事情看得对我很重要。但是在徒步的最后，当时我们徒步的领队，我已经很少提他的名字，他叫雷闯，他就突然跟我说我要单独跟他一起走了。我是非常信任他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路上过了二十几天的话，我们已经是非常亲密的伙伴。而且我认为他给我是不会做任何坏事的，因为在路上的时候他也非常照顾我，但是在我们去了北京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的时候，然后他对我实施了性侵。现在当然是可以轻松的讲了，因为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曾经受到过公众关注的一个受害者，讲述这个故事本身是我责任的一部分。我正式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在2018年的7月23号去讲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里有一个纹身，这个纹身也是七七陪我去纹的，上面的日期是我公开讲述这件事的那一天，我当时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锤子便签，我感觉好像这个事情是可能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去纹身了。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所以相比2018年我肯定是又有更多的变化，希望大家不要太伤心，我每次讲这个性侵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最关注的就是听众的反应，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很困难很艰难的一件事，请不要伤心。七七：虽然我和花花是在2015年的一次公益徒步里面认识的，但我的项目要到2018年以后才真正的开始。当时看到花花在网络上讲出了自己在徒步过程中遭遇性侵的经历之后，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其实2015年的那一场徒步我们是全程都待在一块，只是最后的几天我们分开了。我也很难形容我听到这个消息的一些感受，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我也参与了这件事情，我是不是也对一些东西视而不见？当时我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关于性骚扰的新闻报道，我也接触了一些在舆论上公开发声的当事人。在这中间我时常感受到新闻摄影的无力感，当我去拍摄ta们的生活的时候。我感到很难去表达性侵害这件事情对ta们生活的影响。后来我就跟花花聊了很多，也寻找了9位性侵的当事人，完成了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大概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关于那一次徒步。我听到花花的讲述之后就开始去翻之前拍的一些照片，因为徒步全程我都在拍照记录，我会试图想找一些我当时忽视掉的一些东西，有一张照片挺戳中我的，就是在我们徒步结束以后，我们在北京聚餐的时候，我无意中拍了一张大家的合照，我现在在看那张照片，我才发现为什么花花的表情是那样子的。其实当时在场的大家都很开心很轻松，十多天的徒步终于结束了，只有花花是那个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其实我当时一点都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只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忽视了这么多东西。第二个部分是我除了去重新记录花花在把自己的事情讲出来以后她的生活。还有就是用一种重建的方式，帮助一些性侵的受害者去重构ta们对于那件事情的记忆，以及那件事情对ta们产生的一些困扰的情绪。第三个部分涉及到公众去参与的部分，我让很多朋友来帮我把这些性侵受害者的经历给念出来之后，我也会在后面去介绍这一部分。我其实一直都想要做一些关于性骚扰性暴力的一些报道，但是当这件事情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自己反而不想要像对待一个陌生的采访对象去采访花花。我非常佩服她们可以这么勇敢的站出来去直接面对，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为她们代言。我就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事情，可以去重新回顾或者说去记录当这件事情发生后的一些状态，所以我就给花花一台拍立得。我们有一段时间会每周见面，我们会谈论花花的一些状态，然后我会跟她说，其实我觉得这状态挺适合拍下来的，她就开始拍摄自己的视觉日记。花花：我记得当时我拿到拍立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自拍，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拍照的习惯。拍照本身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也是要我必须去注意些日常时常忽略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是让我好像要重新对生活建立觉知一样。我最开始的时候去拍了一些会让我想起性侵这件事情的一些画面，2015年之后，我睡觉的时候会做那种很紧张的梦，我经常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是捏着拳头睡觉的。但直到我开始用拍立得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一点，在睡觉时我也是在好像是在抵抗什么东西。所以拍照让我也重新感受到了创伤在身上留下了的痕迹。在那之后，我又不想仅仅是拍跟这创伤相处的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有生活里还是有其他很多东西的，并不只有忍受和承受伤害本身。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拍一些奇奇怪怪的，比如说鸡蛋拖鞋摆在一起很好看的图片。我也拍了自己的身体，我创伤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身体上的变化。2015年的时候，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我有运动员的身体和运动员的体能。但2015年之后，我首先第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的体重，我大概涨了三四十斤，变得非常地笨拙。我一直在想，如果说我真的要和这个创伤相处，那就是重新找回在遭遇创伤之前的身体，所以我就非常关注身体，也拍了身体的样子。但那个时候我拍照是在赞美它们很漂亮。我还拍了我房间里天花板上的灯，有一天我无意识地拍了一张照片，七七问我在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我说是因为失眠了，所以我就拍了这个亮着的灯。七七就说那以后每天失眠了就可以拍一张照片。我真的有很多次失眠，我也就真的拍了很多次我房间的天花板。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会被怎么组合它会被怎么使用，我感觉我的任务好像就只是拍。后来七七把天花板上的照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非常浪漫，我经历了很多失眠，最后只是好像经历了一次月亮的盈亏满缺一样。👇（横屏来看天花板上的月亮）七七：其实作为一个拍照这么多年的人，我极力想要避免让当事人去迎合我自己对于一个性侵当事人的想法，因为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局外人对于局内人的一些想象，但往往这些想象其实并不恰当。所以我更想展现一个是她有自己争取回自己话语权的一个当事人。所以我感觉合作还是挺有意义的。花花的那次创作以后，我有想要找到更多的当事人去聊聊他们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有了项目的第二部分。就我对9位的性侵当事人进行了一次访谈，用访谈中她们提到的一些细节，比如事发时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或者说一些他们会经常做的噩梦。这里不得不就提到一本挺重要的书——《创伤与复原》。这本书里提到说一些承受过这种比较严重的创伤事件的人，创伤记忆会不断地闪回到她们的日常生活里，也会变成一个梦去不断的缠绕她们。这些其实是这部分创作的一个基础，我觉得它们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证据。我通过帮受害者将这种证据具象化，把这种证据固定下来，让大家知道这种伤害是真实的，幸存者的记忆也是真实的。所以这一部分也是在京都展览的一个主要的一部分。我分享一下这9个采访对象里面的故事，这里面也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米兔的当事人。这个女生是在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被老师遭到老师的性骚扰，她记忆最深的是男老师在她脖子上蹭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张照片其实是像一种比喻，用一只看起来比较恶心的昆虫去比喻当事人的一个感受。

西桃女性共学社区是一个面向青年女权主义者的学习平台，致力于“生产接地气的知识，做女权主义者的加油站”。女力天下曾邀请西桃的伙伴来做了一场定格动画线上放映会，以下为放映会展示的部分西桃学员作品，及几位嘉宾分享内容的文字整理：第一组：骚扰和侵害第二组：月经与妇科第三组：身体与性第四组：女人有力量新一（西桃共学社区合伙人）：西桃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社群，也是致力于女性领导力和批判性思维培力的社会企业，我们有推出过线上的节目、课程，也会在线下去到各个城市，办工作坊，办讲座等等。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定格动画培训营，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投入了很大精力并且反响很好的一个社群活动。它顾名思义就是教给一些零基础的朋友，关于定格动画的入门技术。定格动画，是一种动画的特定种类。这些前来参与的人，有的可能是影视工作者，或者学生，有的也是从事其它行业的人，甚至对动画、对视觉艺术，没有任何基础。我们就会在这个两天的课程里，辅导学员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到拍摄一部定格动画短片，是很高强度的一个创作过程。除此之外，我们和一般的艺术创作营不同的是，在这里所讨论的、所创作的，全部都是女性相关的议题，包括女性在社会上所面临的生存状态，女权主义在当下所引起的纷争和受到的污名，一些社会上的热点新闻事件，再包括女性的身体，诸如此类“女人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中会触碰到的。总的来说这两天的工作坊会被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性别议题的讨论，打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第二部分是创作，我们会训练学员怎么把一个价值观、一个理念，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些可以言说的东西，可以具体地表达出来；第三部分就是拍摄剪辑，让这些具体的表达落地，变成一个可以反复传播的作品。这个定格动画培训已经诞生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国很多城市举办过，有些作品还没有办过公开放映会。我昨天在挑选这些片子的时候也是着实惊讶了一下，原来陆陆续续我们已经积攒到将近40部学员的动画作品了。每一次培训都给我们很多惊喜，每一部片子都很有自己的亮点，今天给大家精选出来的这十几条短片，也是挑了很久，感觉每一部都想放出来，但是时间关系只能割爱。工作坊学员制作的拍摄道具关于工作坊的一些理念：1.参与式工作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互相从同伴中学习，我们并不是女权导师，也不是权威。我们信服在工作坊中所讨论的理念，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逻辑的思辨，而不是在吸收权威告诉我们的知识。2.

“大风吹”是一种新颖的辩论形式。游戏的基本规则是：首先由主持人提出辩题，参与者选择持方，然后由各个持方发表观点和论述。不同于传统的辩论比赛，它不仅可以选择“正/反方”两个持方，还可以选择“中立/其它”持方；各持方人数不限；辩论过程中允许随时转换持方。由于游戏形式自由灵活，这样的辩论能让参与者更加聚焦观点展示而不是比赛胜负，从而获得交流甚于交锋的沟通效果。在大风吹辩论会第四期中，我们讨论了三个基于时下发生的社会事件所提炼出的、具有强烈争议性的话题。以下为大家的观点碰撞。家暴受害者可以公开宣布原谅施暴者吗？正方可以，尊重家暴受害者的权利。01幸存者的讲述，无论是否符合他人的期待，都是重要的。我们作为第三方去讨论这个议题时，应该不是说在幸存者要不要选择去公开原谅，因为不管你认不认同当事人的做法，这都是她的权利。我们讨论的是这对于公共影响是好还是坏。现有女性的叙事是非常稀少的，幸存者得到宣讲的机会很少，对于她们来说，讲述自己的经历，包括表达外界眼中的的负面情绪，表达“原谅”和放下，都是珍贵的，都需要得到在公领域的传播。幸存者的想法和心路历程公开到网络上，也会在公共领域引发讨论，从而让更多人了解到家暴是怎么回事，去了解学习有关反家暴的更多知识。02“家暴不是家务事”的口号，针对的是全社会而不仅是受暴者。我们说家暴是公共议题，指的是整个社会有责任去关注家暴的事件，并且给到受害者一些支持，不把它当成家务事来处理，而不是要求家暴案件的当事人一定要按照外界的期待应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包括把表达对事件的看法、表达个人感情的权利去让渡给别人，或者让整个社会来评判她。03解决家暴问题需要结构性的支持，不能把责任放在幸存者个人身上。反家暴是一项公共事业，需要外界系统性的支持。遭受暴力的当事人愿意站出来做公共表达，甚至把反家暴作为自己的一项公共事业，是非常珍贵的，但这并不是她们的义务。她们因此受到的压力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别人也无法替她们承受。这是需要我们理解的。如果一个当事人说了原谅，我们的反家暴事业就崩塌了，那只能说明现有的反家暴的机制本身还存在很大问题。反方不应该，要考虑对其他受害者的影响。01公开原谅施暴者，对弱势、隐形的受害者是不公平的。家暴的根源在权力的掌控，权力的掌控分为私域和公域。家暴虽然在私域发生，但不是私人的事情，暴力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犯罪。当事人在公领域宣布原谅施暴者，对其他女性是一种不良的示范，对其他隐蔽和不可见的暴力是一种鼓励。02原谅施暴者可能导致施暴范围扩大。在实际案例中，受暴女性原谅了施暴者，可能会使得暴力转移或蔓延到子女身上。而小孩子作为家庭的最弱者，是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的。在国内儿童保护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作为监护人的母亲应该承担起责任。中立/不确定01分情况讨论。一些幸存者已经和施暴者切割开来，不会再有被伤害的条件，那么这时的公开的原谅是一种释怀和告解，也让其他受害者看到伤痛被治愈的可能。但也理解不同意公开原谅，像李阳之后还发表过很多对家暴行为毫无悔改的言论，幸存者的公开原谅可能反而助长施暴者的气焰。所以重点不是同不同意，而是在公共领域要谨慎发言。结语大家的讨论中有几个重点：首先家暴是公领域的问题，不应该因为ta们之间的的私人关系而区别对待，社会应该处理家暴，不能漠视。第二是幸存者公开表达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幸存者的心路历程。有人会担心表达“原谅”会有负面影响，给其他幸存者带来道德压力，同时也有人指出对“原谅”的理解是多面的，原谅并不意味着否认伤害发生过的事实，或为施暴者辩护，而是表达与自我的和解，也会让其他当事人看到自己也能迎来和解的一天。有伙伴提出了一个观察和反思：面对受暴者要警惕家长主义式“包办”的态度，好像对方只有依照某种“正确的”“女权主义式的”价值观，才能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最好的选择。但选择和讲述的权利是属于个人的，即使我们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故事，那也是当事人自身前进和疗愈的过程。还有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是对于口号的思考。我们说家暴是公共议题，究竟在说什么？法律和社会支持系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为家暴当事人提供更多资源，而不是幸存者要为公共议题付出更多责任。我们对幸存者有很多苛刻的要求，仿佛她们做了“不正确”的事，就要为反家暴事业倒退负责——实际上如果真的倒退，只能说明现在的反家暴事业是脆弱的。应该把重心放在批判施暴行为和推动反家暴工作的建设，而不是要求完美受害者。女性是否应该主动承担避孕的责任？正方应该。01女性可以破除对性的羞耻，掌握主动权。在我们的文化里，避孕还是一个比较羞耻的话题，因为它是和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避孕药的科普和广告，却能在大街小巷看到“无痛人流”的宣传。很多时候女性不是在被迫承担避孕的责任，而是被迫承担不避孕的后果。尤其是对于在社会上相对弱势的女性来说，她们往往很难掌握关于生育和避孕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女性多了解性知识和避孕相关的知识，主动掌握避孕手段，也是一种赋权。反方不应该。01应该“迫使”男性承担避孕的责任。过去很多男生不愿意戴套，也不会认为戴套是他们有责任选择的方式，在女性的主动强烈拒绝的情况下，慢慢才有一些男性把戴套当作常规的事情。通过“不合作”“拒绝”的方式，来迫使男性承担避孕的责任，这是现实的策略。另外，相比于女性结扎和上环，男性结扎是相对安全且可逆的，尽管男性很少主动选择结扎。02女性现实中承担更多避孕责任，但不代表这就是合理的。女性事实上主动承担了避孕的责任，而这是女性在性方面被动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女性承受更多意外怀孕的风险。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努力，不断扩大女性的权利边界，减小男性的边界。性的压迫和负担在女性一生当中是很沉重的，因此女性在性权利方面要勇于表达，更要勇于呈现否定性的意见。中立/不确定01辩题本身有局限性。“女性是否应该承担避孕的责任”，这个题目就会引导我们更多地把女性和避孕的话题联系在一起。应该更直接地讨论男性应该承担的责任。02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我很认同我们应该推动男性在避孕上有更多责任感和意识，这是理想的状态，但现在很难达到。在现阶段男性意识不够，公共政策对男性结扎不够支持的情况下，在意识上给予女性更多支持，让女性相信自己可以主动选择是否避孕和避孕方式，也是一种赋权。结语女性是否应该主动承担避孕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持不同立场不是因为存在不可弥合的观念差别，而是站在不同维度思考如何保障女性权益。理想状况是不应该把避孕和女性捆绑在一起，避孕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需要社会的支持。比如政策上要给男性提供便捷的结扎手术，曾经卫生站也会免费给女性提供皮埋手术，而这种免费的手术现在被取消，意味着政策的改变，留给我们的安全可靠的避孕选择在减少。这也是迫使女性承担避孕/生育压力的重要原因。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奥运会是不是损害了女性的平等机会？正方是的，损害了平等机会。01不是所有文化都可以放入sex/gender系统，运动会还是应该回到生理性别的维度讨论。西方跨性别的概念并不是全球共通的标准，比如印度、泰国的“第三性别”，就无法被放入这样一套分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运动会还是应该回到生理性别的维度讨论。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生理性别，而且至少在竞技体育上是通过生理性别来划分的话，讨论跨性别运动员能否参赛，就不应该把它说是一个歧视的问题，只是从生理的角度按照人体的构造来进行区分。02竞技体育是残酷的竞争，细微的差距可能影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竞技体育关系到很多人的生计问题，运动员的成绩决定了他们能够获得的关注度和收入来源。可能一点点细微的差异，就能够决定职业生涯的的走向。在进入奥运会的名额就是有限的情况下，跨性别群体参加竞技体育就是在挤占顺性别女性的机会。可以考虑参考残奥会的设置，通过其他的一些指标进行分级，而不是一定要让跨性别运动员进入现有的性别分类。03相关研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按生理性别参赛为时过早。激素如何对生理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对竞技表现产生影响，需要更多不带观点和偏见的科学研究来告诉我们事实究竟是什么样。而在此之前不应该让一个未成熟的议题进入竞技体育这个已经成熟的领域。反方并未损害平等机会。01预设跨性别女性带有男性优势，是延续了男性天然强于女性的思维。这个问题的争议就在于，我们预设跨性别尤其是跨性别女性，她们的激素还是保持男性水平，带有男性优势。但有些运动项目并不是主要依靠体能或力量方面的优势，这些领域里面也存在跨性别运动员。同时只考虑跨性别女性带来的影响，说明“女跨男”群体的处境也是被忽视的。02多元性别的参与会给现有落后的体制带来冲击和改变。顺性别女运动员和跨性别女运动员的权益问题并不是对立的。如果要争取女运动员的权利，像是退休后的待遇问题、遭受容貌和性别偏见的问题等等，这些具体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而不是认为跨性别女性挤占了想象中的顺性别女性的权利，把两个群体对立起来看。在现有男女二元的分类中，女性本来就难以拥有和男性平等的机会。而传统的性别二元分类也不一定意味着合理，例如一些项目曾经是允许不分性别同台竞技的，最后分成男女赛事是出于保守的性别观念，或是商业上的考量，而不是依据科学。当多元性别的人群进入竞技体育赛场，以这样的形式被看见，会对运动会的现有标准带来冲击并促使它改变，带来新的可能性，使它往一个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从结果上看对女性也是有好处的。03“小众”的权利并非不重要。跨性别的权利肯定也是人权。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辩题，但对跨性别者来说，无论是命名的权利，还是进入各个领域的这些权利，都是跟ta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对于跨性别议题的一些争议，比如它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有没有那么重要，以及它有没有挤占顺性别女性的议题……如果把它们置换成女权的话语，我们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因为女权在各个拥有漫长发展过程、建立完整体系的领域，同样是“不成熟”和“小众”的，但这不代表我们的声音不重要、不需要被听到，只是我们花了很多年才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而只有不断地参与和被看见，才会带来更多研究的出现和更多制度性的变化。中立/不确定01跨性别女性的心理认同是女性，因此我们在讨论女性权益的时候也需要涵盖这个群体。ta们不管是在竞技场上、职场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是需要更多支持的。结语在讨论跨性别议题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这个议题有更多了解。首先奥运会并不是现在才批准跨性别群体性进入，实际上，2004年开始就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赛，并在2012年制定了具体标准，规定了性别身份认同的年限要在4年以上、接受12个月以上的激素治疗并达到某个激素水平。为什么这个话题现在会在我们的网络上引起争议？为什么我们关注到的不是田径或是自行车项目的跨性别运动员，而是举重项目的跨性别运动员？这是媒体挑选的结果。因为大家对举重项目的关注集中了更强烈的刻板印象，认为它是完全依靠力量优势的一项运动，而忽视了技巧、训练方式，甚至身高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对成绩产生影响。其次激素治疗会让人体产生非常复杂的变化，使得跨性别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和顺性别女性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生理变化，所谓的“优势”和“劣势”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跨性别女性拥有更多的“优势”，也要承受顺性别女性不会承受的挑战。奥运会本身有各种各样的人参与，种族、国家、资本都可以决定不同的人可能拥有不同的优势，性别只是其中一个维度。重点是，某个“优势”是不是压倒性的优势？或者现有的规则是不是让一群人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从目前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表现来说，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关于性别的争议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未消失。以前只有男性被认为可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后来在挑战人类身体极限的道路上出现了女性的身影。现在我们看到跨性别的运动员站上了赛场，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让我们理解性别与体育，也是在考验我们能否用更丰富和宽广的理念去检视已有的性别维度。整理：Domi、语冰编辑：咋子承认她人的主体性，才能有进一步理念碰撞

文末附播客链接PART01.谁是相当女子？首先我介绍一下相当女子，相当女子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脱口秀社群，我们致力于探索幽默但不厌女的脱口秀。“相当女子”logo

“大风吹”是一种新颖的辩论形式。游戏的基本规则是：首先由主持人提出辩题，参与者选择持方，然后由各个持方发表观点和论述。不同于传统的辩论比赛，它不仅可以选择“正/反方”两个持方，还可以选择“中立/其它”持方；各持方人数不限；辩论过程中允许随时转换持方。由于游戏形式自由灵活，这样的辩论能让参与者更加聚焦观点展示而不是比赛胜负，从而获得交流甚于交锋的沟通效果。在大风吹辩论会第二期中，我们讨论了“厌男”、“男孩进女厕”、“女性掌权者”等话题，大家的论述都相当精彩！于是我们将辩论会整理成文，以飨读者。1.你厌男吗？厌男。正1、我常常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的男性友人，我与之交谈中一但涉及性别议题，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没有风度、礼仪和常识——这还是朋友关系的男性，更不用说网络上陌生的男性了。男性在性别议题上暴露了太多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无知和无礼，这些经历让我感到，厌男并不是女性自主选择的，而是变成了女性对男性条件反射的情绪。2、“厌男”的反应会表现在生理、心理和思想上几个方面。主要还是在于心理和思想上的厌男，这是基于女权主义对男权社会的解释，让厌恶男性这样的情绪变得具体，男性作为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所习得和表现出来的恶习、对女性的物化和侮辱，使得女性极易感到厌男。不厌男。反厌男和厌女的社会现象性质不同，因此以厌女的逻辑来说，我是不厌男的。同时我认为，现在网络上普遍存在的厌男这种仇恨情绪需要警惕，一方面是这种仇恨可能会变得危险，另一方面这种对立情绪并不利于女性争取权利。中立/不确定中1、我的厌男是有“选择性”的，准确地说是厌恶某些男性的言行，比如说男性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男性说教之类的，而不是厌恶整个男性群体。因此还是需要看情况的。厌男确实也是一种长期以来女性受到男权社会压迫后自然产生的情绪，但是理性上还是会根据男性个体实际的行为来判断此人。2、厌女是一种社会文化，它体现在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歧视，包括就学就业性别歧视、抑制女婴出生、性别暴力等等，而现在的厌男实际上是一种女性的普遍情绪。厌男和厌女并不对等，我认为厌男有其当下的合理性，但是基于对厌女文化的认识，我不希望厌男也会变成一种社会文化。结语可以看出，一旦对根基深厚的男权社会文化有了认知和意识，女性就会很轻易地产生厌男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女性对厌女文化的一种反弹和情感抗争，也应该看到这是女性试图挣脱规训的一种珍贵表达，是女性主体性的部分体现。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带来了这种情绪的普遍性。正因如此，煽动和贩卖我们的愤怒也带来了流量。借助这种情绪的东风，或许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某些性别意识的传播，但异性恋叙事下的二元性别对立，并不是改变结构性不平等的解法，甚至模糊了女权作为社会议题的焦点，即推动公共制度对女性权利的保障。“厌男”是自然而然的，怒不可遏的时候不如这么想：终极的厌男可能是——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换句话说，不如更加关注女性吧！2.碰见女性带小男孩进女厕，你会当场阻止吗？会阻止。正1、新闻报道中出现过太多案例，被家长带进女厕的男孩们已经知道如何透过缝隙偷看女性如厕，这对女性来说绝对是一种侵犯。2、一般而言，儿童超过3岁就已经具有基本的性别意识了，这种情况下再把男孩带进女厕，于其她如厕的女性、于孩子自身而言，都不利。为了培育孩子健康的性别意识，也为了女性拥有安全的空间，男童应该让男性亲属带领去如厕（男性承担起应负的育儿责任），特殊情形也可以选择亲子/家庭卫生间。3、男童到女厕上卫生间，从性质上就是对女性空间的侵犯，家长没有起到正确的教育引导作用，那么阻止的行为对儿童来说也是一种社会教育。不会阻止。反城市大多的公共厕所都是单独隔间，男孩基本不会看到女性如厕。并且对于单独带孩子的女性家属来说，害怕孩子走丢或者出意外的心理，我很理解和同情。1、新闻报道中出现过太多案例，被家长带进女厕的男孩们已经知道如何透过缝隙偷看女性如厕，这对女性来说绝对是一种侵犯。中立/看情况中在公共设施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还是会根据具体情形考量。很多地方的母婴室、家庭卫生间其实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要么总是被锁上作为杂物间，要么总是被无关人员占用，这需要加强意识的倡导和空间的普及。还有很多公共卫生间的隐蔽性做得并不好，所以偷看的事件也常有发生。再者有些情形确实是只有女性亲属带着孩子外出，孩子也比较小，自己去如厕有安全风险。在这种情形下是不会去阻止的。非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会尽量阻止。女性带男童如女厕，根本上说还是因为，男性没有承担相应的育儿责任，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没有充分考量该问题，所以应当敦促政府去完善相应的制度和基础设施。结语女性带着男童上女厕，这背后其实是女性育儿者面临的困境。除了朋友们提到的一些不得已的情景，是男性育儿工作和公共政策关怀的双重缺位的结果，还有一些情形，是女性亲属自发地包揽了育儿责任，以及完全无视其她女性的公共利益，其实也是女性在家庭中长期缺乏价值感而习得错位的角色。男童进入女厕固然不是合理的，不同情形下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应对态度，但需要关注到这种冲突的根源是结构性的女性困境，而不是仅仅指向女性个体的道德问题。3.更多女性进入高层是一种可以高效推广女权主义的方式吗？是一种高效的方式。正1、女性在高层掌握更多席位，在概率上肯定是有益的，能增加女性拥有话语权的权重。2、女性普遍拥有更强的共情能力，也是由于这种共情，她们能够更加理解其她女性的处境，在权力的高层也就能更加为女性着想，或者给予更多女性以机会。3、进入高层的女性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她们所实施的政策也可能未必是女权主义的，但是身处高位的女性能够给到其她的年轻女性启发和鼓励，客观上是具有相当意义的榜样效应的。不是一种高效的方式。反女性在当前体制下进入高层，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并不高效。另外，没有性别意识的女性进入了权力高层，也并不会有意地去改变女性的生存环境，所取得的效益很有可能并不会是女权主义的。而且，仰赖于更多女性进入权力高层这种方式去改变女性处境，这还是一种慕强的逻辑，就女性自身的历史来说，女权主义更应包含着自下而上去挑战权威的精神。中立/不确定中1、可以从诸多历史及实例中得知，女性掌握权力之后不是必然会改变女性生存环境的。女性掌权者对女性的支持，其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女性这个性别身份本身，而在于她是否具有性别意识，是否对性别权力具有结构性认知。这个意识才是她使用权力发挥能动性的契机，而不是她天然地就会帮助女性。2、要改善结构性女性所遭遇的不公，还是要推动制度对权力下位者进行资源倾斜，追求机会公正，本身女性作为权力下位者付出更多努力去争取高位，就已经是不公的结果。结语女性在不平等的制度结构下，能够进入高层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值得称赞；而且正如上述，获得成功的女性能起到意义非凡的榜样作用，年轻女性可以因此期待自己也能在某个领域成就自我。从这个层面上，女性掌握权力，当然是具有女权主义的象征意义的。不过，女性掌权者所代表的，往往不只女性的利益，其所掌握的权力性质未必就是女权主义的。所以作为推行女权主义的方式，是否高效，是值得商榷的。结构性的公平，还是需要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推动制度往更加公正的方向变革，才能让更多女性受益，而不是困在“适者生存”的怪圈里。整理、编辑：咋子

文末附播客链接大家好。我叫西西，西瓜的西。我是仁戏教育的创始人，仁戏教育就是一群热爱戏剧关怀社会的青年人组成。我们扎根在广州，也会去全国各地开展活动。我们现在通过民众剧场去开展对妇女儿童的教育。不平等的故事时常发生，解决它的方案却不多我是2013年读的大学，专业是学前教育，我们班有65个人，只有6个男生。有一天学校举行了一个校园招聘会，招聘会现场来了很多教育机构、幼儿园的招聘者，他们就在坐在会场的桌子后面等待着我们去那里投简历。那时我注意到他们看待男女应聘者的态度都不一样，我们班上的男生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眼神里都是渴望，还会像菜市场在卖菜一样大声吆喝“来我们这边吧！男生来我们这边高薪！”。而且更过分的是，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很优秀的女生向某家教育机构投了简历，HR就把那个女生叫过来，说你帮我把你们班男生全部叫过来开一个会，如果你把他们都叫过来了，我会给你升工资。我在旁边见证了这一切，感觉要疯了，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去区别对待？其实我们班优秀的学生真的太多了，与性别真的无关。有一些男生其实教学技能包括各方面的能力都没有女生那么优秀，但是这些招聘者根本没有看他的简历，也没有知道他任何的情况，就只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性，就希望他来自己这里工作，而且给他这么高的薪资，我觉得很不公平，就更加坚定了我想要做性别教育的想法。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幼儿园老师，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前面的都过了，最后HR就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了一个我内心深处最想问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你们幼儿园男老师的工资是多少？虽然看起来无厘头，但这是因为我不希望我去到一个对于性别有刻板印象，而且对男性有那么多的红利的一个幼儿园。到了广州之后，我一直都有一颗想要做性教育和性别教育的心，但是实践了几次之后就会发现自己教学的内容很单一。本来我想做性别教育，就是想关注每一个人，关注每一个参与的人，但是我的过程和方式还是那么无聊和强迫的话，我觉得是不对的。选择戏剧：我发现了属于自己的池塘我在2017年接触到了戏剧，也在那时跟我的老师杨秉基先生学了“一人一故事剧场”。我以前是学过声乐、钢琴和舞蹈的，但这些都是为应试高考而准备，所以当时的学习经历对我而言还是非常痛苦。因为应试型的艺术培训会有很多要求，比如说把你往一个女高音的方向去培养，但其实我的声音条件并不适合做女高音，所以学习过程对我来说就很有压力，我就觉得艺术这条道路不适合我。但在学戏剧的时候，我却很喜欢这个学习戏剧的过程。因为“一人一故事”剧场它其实非常草根的，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草根，我发现我在草根的群体或者环境下会觉得很舒服，觉得那个环境才是属于我的，就好像一个鱼在不同的池塘，我觉得这个戏剧的池塘就是我的池塘。戏剧课堂现场现在回想起学习戏剧的过程，其实会发现自己当时是一个很没有意识的状态。虽然的确是有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收获很大，但是现在回头再去想，我当时上那个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意识到的。我当时上课的时候没有带着像我现在能够有的敏感度和意识去学习，直到我后面反复地上很多课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可能老师说的某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比如说之前我的老师说过一句话“事件影响在场人物命运”。我大概听了10次这句话，我才记住这句话，也是才意识到原来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后来我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去告诉自己，反复地告诉自己我正在做的行动是真的能够影响很多在场人的共同的命运的。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有迷茫，陷入了那种我开了一次性教育课堂又怎么样，这个世界还是一样的，我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有时候给小朋友上了性教育的课程，但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很多知识点或者是很重要的信息他根本就忘记了，我就觉得很受伤。但是慢慢地，我意识到事件影响在场人物命运，可能就好像一粒沙子一样掉到海里面，我觉得它消失不见了，但是它其实说不定已经降临在一个生命的体内，正在被慢慢打磨，到最后就真的变成了一颗珍珠。从“有弯有直”到“仁戏教育”：三个剧团的故事学习戏剧之后，我们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名字叫做“有弯有直”的剧团，从2017年到2018年，我们做了一年的社区演出，我们也经常会做团练。我第一次去社区演出的时候的记录，也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在我们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分享者分享她跟她婆婆的故事，她刚坐上来的时候她一直在笑。可当她笑着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她就开始流眼泪了。她讲的是一件很久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剧场真的是很挺有魔力的。当我们都做好准备并且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大家去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那种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甚至是去分享故事的人，可能她自己都意识不到原来这个故事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讲出这个故事的举动对她来说也很重要。所以这件事情就特别激励我，在2017

“大风吹”是一种新颖的辩论形式。游戏的基本规则是：首先由主持人提出辩题，参与者选择持方，然后由各个持方发表观点和论述。不同于传统的辩论比赛，它不仅可以选择“正/反方”两个持方，还可以选择“中立/其它”持方；各持方人数不限；辩论过程中允许随时转换持方。由于游戏形式自由灵活，这样的辩论能让参与者更加聚焦观点展示而不是比赛胜负，从而获得交流甚于交锋的沟通效果。在第三期线上大风吹辩论会中，女力天下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两个论题，分别涉及很多女权伙伴关心的“如何向家人做女权倡导”，以及在网络上引发剧烈争议的“病媛”话题。我们将大家的论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问1、女权倡导是否应该从家人做起？正方：应该从家人做起。1:做女权倡导无法“绕开”关系最近的家人。从身边最亲近的人着手去做女权倡导是应该的，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在家庭环境比较保守、家长掌握权威的情况下，想要坚持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很难不对家人做任何倡导和沟通。即使不直接与家人产生冲突或对抗，自身对女权主义的践行和对“传统”的抵抗也能构成一种温和的倡导。女权发展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影响个人生活和发展。作为有机会获得更多资源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倡导和其他女性亲属之间建立联系，支持彼此过上更好的生活。2:不要小看长辈的接受能力。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性别政策逐渐“退步”的年代，而母亲、祖母辈的人在她们那个年代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时候，反而是作为“女性劳动者”被鼓励和被看见的。尽管当时的文化习俗可能有很多抵抗，但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政策推动和文化宣传也贯穿了她们成长和受教育的阶段。尝试沟通后可能会发现，我们不仅是在做女权倡导，也是借这个机会去观察和倾听她们的经验。3:和家人建立沟通渠道很重要。我们和家人对彼此的了解太少，可能容易在观念上产生冲突。但女权并不止是理念，更是可以从经验上感同身受的，尤其是在女性亲属之间。至少要让父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先建立起沟通的渠道，才有在观念上进一步沟通的可能。家人有时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和主张，不一定是反对女权，可能只是害怕“铁拳”。个人对某个社会议题的看法很容易随着安全感被打破而被改变。女权的理论或许无法为我们的家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安全感，但爱与信任最终会让他们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反方：不一定要先从家人做起。1:家人这个概念没有必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进入社会后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朋友、同事、女权社群等等，这些人也可以和我们相互支持与理解彼此。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未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者的倡导可以面向任何人，或者说所有的表达都可以是基于自己信念的自然表述，毋需刻意倡导。2:从时间和精力成本来说不划算。“强迫”父母接受一个对他们来说比较新的、从理念出发的观点，挑战他们的固有思维，是非常困难的。从效用上考量不值得，从亲情的角度来说又没必要。我们和家人之间为了应对直接冲突而产生的对抗不一定和女权相关，更多其实是生活方式的对抗。和陌生人相比，我们对家人在情感上也会有所期待，如果得不到想象中的回应，重复沟通和失望的过程对自己可能也是一种消耗。3:家人的生活经验不一定是“落后”的。我们在说“倡导”的时候，往往天然带有某种价值判断，默认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优于家人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和家人之间产生矛盾，只是因为彼此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并不代表家人一定是“落后”的、“不女权”的。现代化发展让我们这一代人比父母辈更容易接触到各种资讯，包括迅速获取他人被“压缩”后的生命体验。我们获得了比父母一辈更多的空间，但并不因此就比他们更优越。女权主义实践的基础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性，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理念的碰撞。不确定/中立1:女权主义理念和生活经验未必能够保持一致。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是不是一定可以指引我们过好私人生活？我们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期待。但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发现女权主义理念与家人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冲突。2:应该具体分情况讨论。如果在家人比较开明，或者至少有沟通空间的情况下，家人作为我们开始尝试倡导的对象可能会比较合适；如果和家人之间有很强的情感联系，但容易因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冲突，也没有必要为了倡导女权把关系搞僵。亲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复杂的，父母也有他们的先进性和局限性。对于个人来说，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正确的。即使没有办法和家人达成观念上的一致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这种亲情关系不会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实践造成很大影响就可以。总结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与我们的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如何处理和家人的关系，如何解决理念和生活经验上的冲突，可能是每个女权主义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有些是从策略上出发，有些是从理念上出发，相互补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家人”之间的关联。比较可贵的是，大家的思考都能超越简单的“应该”和“不应该”的判断，抵达对“家庭”的概念和其中权力关系的反思。问2、在病床上维持精致形象，是迎合男性凝视吗？正方：是1:反思自身对男权审美的内化。社会给女性带来的容貌焦虑非常严重。有时我们主观意愿上可能不是在迎合男性审美，觉得是为了自己而打扮，但男性凝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生活中也难以摆脱它的影响。要警惕虽非故意、但下意识存在的迎合。2:追求美的同时不应该给自己造成负担。追求美是需要成本的，有时会需要牺牲我们的一些工作上的专业性和生活中的舒适感。在身体非常虚弱、已经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的情况下，还要追求外表上的完美，说明还是被容貌焦虑所困。不反对化妆，但为了追求美让自己痛苦和焦虑就没有必要。反方：不是1:不能简单粗暴地定义某一个现象是不是符合“男性凝视”。男性凝视是指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观看行为，限定了女性的行为举止和“美”的标准。但不能反过来简单粗暴地说所有打扮、长得漂亮的女性就是在迎合男性凝视。男人觉得“黑长直”好看，所以我要剃个光头才是反叛男性凝视——这也是不成立的。2:为什么在病床上化妆就没有人说我“身残志坚”？病人并不是失去了所有行为能力，还是有余力做一些事情来改善生活、调整心情。在病床上想要维持好的形象，和平时心情不好想要出去走走、熬夜多了想要遮黑眼圈是一样的。大家可能还是对病人有刻板印象，觉得你就只能躺着，什么都不能做。3:对现象的批判不能变成对个体的批评。如果说不能抵抗所有的压迫就代表一个人“不女权”，就会把女权主义者的行为门槛变得很高。落到某一个女性个体身上：男权社会无法让她做自己，女权主义也无法让她完整地述说自己，她的主体性就在一次次被碎片化的过程中被抹消了。女权要反抗规训，而不是反对个人。反抗男性凝视不是要让女性失去打扮的权利，只是要抛弃单一的审美。我们要做的是发展出足够多的文化去对抗这样的凝视，从而给未来的女性更多选择。4:看见社交媒体对性别刻板印象的传播和塑造。被称为“病媛”的女生不是因为在病床上化妆这个行为本身受到关注，而是因为她们的照片在网络上“出圈”了，唤起了某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随后媒体才创造出“病媛”这个词来批判她们。“病媛”这个词，而不是女性的行为，才是男性凝视的产物。在这个视觉文化霸权的时代，社交媒体要求所有性别的人都呈现近乎完美的外在，但女性却感受到更多的容貌焦虑。比起“男凝”，背后有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不确定/中立1:男性去哪里了？不管化妆这个行为是不是迎合了男性凝视，作为受众的男性却免于被批评，所有的过错都被归咎到女性身上，本身是非常不公平的。2:对“男性凝视”这个词本身的思考。并不仅仅是男性才会有“男性凝视”的视角，女性自身也可能会内化这样的观念，因此“男权凝视”这个说法或许更准确。总结“男性凝视”是一个我们在网络讨论时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但它所指向的究竟是什么，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究竟是想表达什么观点，很多时候并没有被充分地讨论。这时原本具有批判意义的词语就被简化为一个标签，失去了原本的作用，甚至沦为针对个人攻击的道具。在对“男性凝视的现象”和“批评男性凝视的风潮”的讨论中，无论是反思自我对于某一种审美标准的内化，还是提出不应对女性过于苛责，都是很有价值的观点。重要的是看见标签背后的“人”本身，并反思话语可能对人产生的影响。整理：语冰编辑：咋子

“大风吹”是一种新颖的辩论形式。游戏的基本规则是：首先由主持人提出辩题，参与者选择持方，然后由各个持方发表观点和论述。不同于传统的辩论比赛，它不仅可以选择“正/反方”两个持方，还可以选择“中立/其它”持方；各持方人数不限；辩论过程中允许随时转换持方。由于游戏形式自由灵活，这样的辩论能让参与者更加聚焦观点展示而不是比赛胜负，从而获得交流甚于交锋的沟通效果。近日我们举办了第一场线上大风吹辩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三个非常有意思的论题，于是我们将大家的论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01：刚入职就怀孕休产假的女性是否拖了女权的后腿？正方：是的，拖了后腿，会让企业在招聘上形成男性偏好从相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来说，在现阶段，女性进入到企业的决策层后，才更有利于实现性别层面的自由和保障女性的权益。如果有女性刚入职就休产假，会让企业认为雇佣女性成本过高，在职场上处于劣势，导致企业倾向于不选择女性雇员。在男女同休产假等保障制度迟迟没有落实的现实情况下，女性应该避免让自己陷入此类劣势的处境。反方：不是拖女权后腿的行为1、当这个争议被人们看到，就能提高女性生育权的可见度。孕育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生产力，它是在为这个社会创造未来的劳动力，但是它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却不被承认，甚至是被剥削。对于那些被动陷入这种情形的女性而言，如果现有制度和政策不能保障她们怀孕之后的合法权益的话，那么她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歧视和不公平，意识到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进而有可能去维权、去发声。客观上说，这也会一定程度上推动女权的发展。当这个情形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能让社会意识到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增进社会对女性生育的认同和保障，创造一个女性进入生育劳动后更有利的环境。2、政策性歧视并不会因为女性个体的自我承诺，就网开一面。诚然，女性可以在求职时作出不会怀孕的承诺，但这也只能是一种女性个体的自我约束，而不能用它来约束女性，这显然有悖于保障女性生育权的基本原则。企业在现有制度下，会天然地认为招聘女性会给它带来一定的风险。即便我们自我承诺，这种歧视也不会对我们网开一面，它依然会追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育？”所以这不是女性个人选择的问题，这是制度性结构性的不平等，而男性不会因为婚育这样的人生选择而遭遇求职时的不公平对待。3、生育作为社会贡献的一种形式，产生的成本冲突应当由政府和企业去协调，而不是让女性个体自行协调。女权争取到一个政策用以保障女性的利益，本就是为女性谋求福利的。至于企业在政策实施之下利益受损，那应当是企业和政府之间去协调的问题，而不是女性个人去自行协调。生育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都是在作出一定的社会贡献，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应当获得保障，因此即便是有女性刚入职就怀孕休产假，也很难说这占到了政策的便宜。中立/其他：1、现实层面上，这种情形确实会导致企业的男性偏好；但长远来看，这个问题也是争取女权的题中之意。从结果上说，女性刚入职就怀孕休假，确实会使女性的求职地位陷入更被动的局面，形成招聘的男性偏好，影响女性的择业自由。但刚入职就怀孕是存在一定概率的客观事实，不应作为一种例外，而是要纳入政策整体的考量。因此这个情形应当也是女权需要去考虑和争取的一部分，而不是拖女权的后腿。女权的目的是推动整个职场文化主要以能力而不是性别挂钩，更不会用婚育的理由将女性挡在门外。此外，女性怀孕一般是家庭性的共同决策，即便在结果上表现出了“拖后腿”，也不应该是女性个体去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2、微观层面上看有道德瑕疵，但宏观层面上需要考虑政策环境来进行评价。排除了意外因素和非主观选择的情形，如果一个女性在所准备的情况下选择了刚入职就怀孕休假，那可以说是利用了灰色地带的投机行为，一种破坏规则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的、个体的行为未必能影响到宏观的、整体的女性权益，这需要按情形讨论。目前我们是处于一种以道德为驱动的职场环境，女性个体的投机行为是有可能给其她女性在职场中造成压力的。如果政策环境具有抗风险能力，题中所述的情形不仅不会影响职场女性的整体利益，甚至还可以作为一种再生产过程的补充。结语虽然站队和分析立场不同，但大家的本质和目标是相通的，对女权运动和妇女地位有很多担忧和责任感。“不能取消女性个体选择的权利，去避免一种客观情况下本来就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辩题的提出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的长期存在，如果把女性个人的选择简单地划分为“拖后腿”，而不是正视这种现实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取消”的文化显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在分析方法上也很有条理，层次清晰。宏观的视角上可以看到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认识到社会和职场对女性的普遍歧视；综观的视角上可以看到团体、企业和女性个体之间力量对比是不平等的，女性职员个体偶发的事件，并不会构成对企业的实质性打击和损伤；从微观视角上，大家又会对女性有许多关怀和共情，能够设想到女性个体会面临的许多具体情形。这三种视角的结合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分析社会现象的结构和方法。此外，这个辩题涉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女性个人是否应该成为女权运动问责的对象？有人回应，女性个人不应被当做“拖女权后腿”，而是女权运动的一部分；也有人提出我们在行动中不应该苛责女性，而是要关怀、保护女性……从大家提出来的论点来看，这些问题都有值得深入讨论的更多空间。论题二：做女权倡导是否应该从家人做起？正方：应该从家人做起1、家人更容易理解和支持我们。个人与家人之间的链接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意识变化，也会自然地与家人产生交互。由于我们自己与家人之间理解和爱更充分，家人也会更容易理解自己的想法。2、家人对个人的干预和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不得不先对家人做倡导。家人对个人来说，干预和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方法上可以不一定选择直面冲突，也可以潜移默化，这样有利于减少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遇到的来自家人的阻力，也尽可能避免我们陷入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双重心理困境。3、对家人的倡导也是一种很好的女权实践。我们能够在和家人交互的过程中，触及甚至解决长辈女性面临的性别问题。其次，与家人之间展开的讨论和谈话，是一个很好的对于社会现实观察的机会，本身非常适合女权主义者用来训练和总结倡导经验。反方：不必从家人开始做起1、考虑到诸多现实因素，和家人表露女权立场，会产生激烈冲突，不利于长期坚持。因为和家人之间往往存在代际上的思想差异，从家人开始做女权倡导是比较难的，甚至会遭致家人传统观念的反扑，加剧对我们的抑制。一开始做起的话，认为最好还是先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才能达到效果的最大化，也能让我们自己能够更多地获得正反馈。而且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于性别意识不强的其他人，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做倡导是不划算的、意义微小的。2、家庭关系的复杂性需要被考虑，强行倡导有可能会损伤家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家庭倡导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但未必要当做倡导的优先级去处理。家庭关系往往有着更复杂的情感纠缠和博弈，因此在家人中做倡导未必是一个积极的创造。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在生活中是需要一些情感支持的实用性的关系的，如果在这样的关系中做倡导会形成冲突甚至创伤，那是需要谨慎的。中立/其他：根据功利性的结果考量：根据家庭情况的差异作出不同的策略选择，比如有些家庭经过自己的评估之后，认为做倡导非常艰难，甚至有可能会遭到传统观念的反扑，那就不必去强行倡导；又比如有的家庭成员可能是社会决策层，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还是很有必要去争取这些家庭成员的支持，和向ta们作出女权倡导。根据家人的思想条件考量：中国式的家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只是基于利益关系建立起来的，未必就会比其它类型的关系更亲密和信任，所以需要先试探家人的人品、信任度等思想条件。结语大家都意识到了处理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重要性并非体现在我们是否成功处理好了和家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于我们通过处理家庭关系，学会了观察和分析身边人（包括家人）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锻炼和实验。尤其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析了解到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存在怎样的联系，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社会建构的变迁。而且和家人做女权的倡导，并不意味着我们说服了家人、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才是成功的，不行的话也可以切割和远离。随着自己的经济能力的增长，话语权的权重也会不一样，这其中就有可以伸缩的空间。也有人提到关于倡导的“性价比”，意识倡导是一件需要技术的事情，有专业的方法，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所谓“性价比”的最大化。需要注意到，情感链接、辩论和意识倡导是不一样的，理清这三者的场景区别，再结合对家庭关系理性的祛魅、去神圣感，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论题三（超时附加题）：应该公开批判某人私下的厌女言论吗？正方：应该批判1、公开批判有助于让ta周围的女性避开潜在的伤害。一个人的言行一般是统一的，某些人外表可能是看起来风度翩翩、光鲜亮丽的，但ta私底下的言论如果是非常厌女和恶劣的，那就有可能会相应的做出厌女的行为，尤其是用公共影响力的人物，ta们更有可能在现实中利用自己的权势去剥削女性。2、作为一种文化的抗争，是有必要的批判。无论是否是有公众影响力的人物，公开讨论厌女言论都有利于引导更多人关注厌女文化。对根基深厚的厌女文化来说，女权主义者对某人厌女言论的讨论也只是短暂的、微小的一种打击。另一方面，以雷闯为例，拥有羞耻心和道德责任感的人本就不会实施厌女的行为，反之他们根本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感到羞愧不安和痛苦，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对厌女文化的拥护者产生同情。反方：不应该公开批判私人言论私下的言论很多都是带着强烈的私人情绪和当下的偏见的，没有人能保证所有言论都是正确、光明的。所以普通人的私下言论不应该被拿到公众的眼光下去审视和考验，人至少应该拥有在私人领域内的言论自由。中立/其他：1、网络世界下，公私的边界是模糊的，需要具体看待。不同于个人在现实空间里发表的言论，个人在网络空间中发表的言论是会被记录和传播，这也就是说互联网模糊了私人和公共的界限，私下和公开变得复杂。以霍尊事件为例，看到这样有权力的男性他的厌女言论被曝光和批判，社会赋予他的光环剥落了，作为女权主义者还是乐见于此的。而且霍尊事件中曝光出来的群聊记录，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场合，还可以看做是某个行业的一个群体，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利益联结起来的集体性厌女，这是肯定具有相当的公共性的。2、言论发表人的身份地位、影响力应该被纳入考量。从“某人”的身份考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并没有较强公共性的男性发表了厌女言论，大概率也不会遭致女性的普遍抨击。只有身为公众人物发表了厌女言论，给这个现象赋予了一定的公共性，它才有可能被广泛讨论。回到题目，还是存在许多模糊的地带，怎么算是“厌女的言论”？“私下”有多私下？曝光某人有多大的价值？这种曝光是否能够算是女权的胜利？在什么界限上会形成网络暴力？认为这些都是需要被考虑到的。结语女性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被消音的历史，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办法去叙述无论在公领域还是私领域下受到的性别压迫。我们历经艰难，来到现在这个时期，有了发声的渠道，不需要太过自我审查，而是更大地发挥我们手中的能量，去影响这个社会普遍的厌女文化。而且从实践的经验中可以看到，由于厌女的言论和行为被批判的人（比如雷闯），实际上并不具备充分的道德感和共情能力，因此所谓网暴会对此人造成情绪伤害，这种顾虑是可以打消的。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公开一些人的厌女言论，有助于提醒其身边的女性注意对此人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ta会带来的性别上的伤害。大家普遍认为，作为公众人物的男性的厌女言论应当被审视，但问题或许在于：公众人物的边界何在？比如一个人脉很广的普通人，他可能在网络世界只是nobody，但他在一定范围内也能产生影响力，那么这是否可以当做公众人物呢？其次，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时冲动下说出、写下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如果每个人都被这样用放大镜来寻找黑点，被当成网暴的理由和借口，这样只会使我们的话语空间被一步步压缩。诚然，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是很乐见于有权力、有光环的男性，由于厌女的言论而人设崩溃的。去批判这样的言论会在公共舆论环境里起到震慑的效果，让更多的人不会公开地去表达厌女了，但这种震慑和压制也有可能会反弹，甚至反噬。比如大家过分关注公众人物的厌女言论，反而忽视了那些实质性的性别暴力事件。所以这种“吃瓜式”的女权主义批判，值得我们付出多少关注和精力？或许我们可以有更多反思。编辑、排版：郭咋主办方女力天下工作室：看见女性力量，营造女性自我成长与相互支持的网络空间。

理记介绍帮助弦子发声的麦烧同学，说她是“某发达国家环保NGO组织工作人员”。这种话术唤起的是人们对NGO夸张的想象。麦烧很快站出来解释，自己的工作合规合法，且工作内容和女权无关，自己也没有因此得利。

这些我都知道，我也很多次鼓励自己不要因为这些攻击放弃自己想做的事。但最终这些顾虑消耗掉了我本来就不多的精神，疲惫不堪。这几天，我坐地铁都会连着坐错两次，我觉得没有可能没有力气支撑一次紧张的长途旅行。

接着我就有了一个新纹身。我从里面看出了代表子宫与女性的正三角形；代表光亮的四角星；看到了马蹄莲或者百合；一只斜飞的蝴蝶；以及舞动的线条，好像有人在跳丝带舞。我很喜欢这个新纹身，它是对积极行动的赞美。

当意识到自己从属的社会群体所经受的压迫的同时，我们能否对于其她社群产生同样的共情、甚至进一步看到这些压迫背后的连结？我们能否创造新的对于社会的想象，使之能够包含所有被排斥和边缘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