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本文作者吴忠民教授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开始形成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中国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同中国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传统的世俗化取向两者间的某种“契合”，或者说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具有一种历史基因的支撑，而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巨大的助推效应：有助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主、个体户以及自雇者的大面积有效形成；直接助推消费内需的日趋旺盛；有效助推了国民文化素质以及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大面积、大幅度地升级换代；促使社会安定局面持续得以维持。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西欧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较之很多国家来说，更为明显的世俗化现象或“世俗化伦理”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巨大成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还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这些弊端如不予以消除或抑制，势必会形成许多负面效应，阻碍或扭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关键词
世俗化；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
世俗化既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得以形成的一个关键所在。从历史的角度看，与很多国家相比，在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作为总体上非宗教社会的中国，就存在着明显的世俗化取向，尽管这种世俗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开始形成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同中国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传统的世俗化取向两者间的某种“契合”，或者说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具有某种历史基因的支撑，因而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得以有效形成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
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西欧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较之很多国家来说，更为明显的世俗化现象或“世俗化伦理”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巨大成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还会对未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显然，世俗化问题是人们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把重要钥匙，是人们有效规划和把握中国现代化建设未来前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数。正因为世俗化问题如此之重要，所以，意欲深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必须弄清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两者间的相关性问题。
本文作者著《社会公正论》
一、中国世俗化现象何以日盛
所谓世俗化，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制度、超自然信仰以及与此有所关联的事物相对来说已变得不很重要了，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于现实性、理性化，越来越重视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
世俗化是伴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推进而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传统社会（封建社会），其社会成员无论在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上，都必然呈现出一种对王权和宗教的人身及思想的依附性特征，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的特征。而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这种情形得以根本性改变。“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西方中世纪社会末期，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大面积增多以及相应的城市居民独立意识的形成，社会成员的人身依附性逐渐消失，社会成员原本“以神为本”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逐渐被“以人为本”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所取代，人们愈益认同如下基本理念：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本身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这种情形，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不依靠上帝和特权，而仅仅依靠个人积累财富便可以得到一切满足的生活愿望，是颠覆封建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主要心理因素”。
世俗化的始初含义，是指宗教的“非神圣化，意指传统神圣观念的‘祛魅’，神圣象征的退隐和神圣符号的破解，人们对以往宗教意象、观念的神秘化和神话化解释，已被今日理性化、现实化和还原化解释所取代”。“精神领域旧有的绝对权力（指欧洲教会拥有的权力）被推翻”。而且，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即便是信奉某种宗教，也应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不能出于某种社会压力，如教会或社会从众心理的威慑力而被动、被迫地“皈依”某种宗教。重要的是，肇始于西方中世纪末期的世俗化现象，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和不断深入，其内容和含义越来越丰富，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影响大小的问题，而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基本特征，成为影响到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大问题。大致地看，世俗化这一现象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
（一）现实性
世俗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亦即社会成员来说，其现实的基本生活和发展的需求亦即现实的利益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属于“本”的事情。因而，社会愈益显现出一种顺应人的基本需要，重视现实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人们越来越重视日常生活，重视现实生活这一“此岸世界”，而远离以往社会所倡导的禁欲主义，远离宗教的“彼岸世界”。“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先进知识广泛传播的条件下，人们愈来愈普遍地意识到，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可以创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理想在现实世界中便可兑现，而不必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在现实中便可以得到统一。这种情形迥异于前现代化社会”。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宗教虽然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但应当承认，同以往社会当中宗教无所不在的影响相比，现代社会当中宗教的影响更多地限于道德层面，而且对道德影响的权重也已经变小，就连许多宗教本身也程度不同地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或者是对世俗化的包容度越来越大。
（二）理性化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都是一个具有自然法人意义上的个体人，普遍具有平等、独立、自主的意识，社会成员以往的人身依附性逐渐消失。这种情形所带来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对自己负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相应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和发展前景做出合乎理性的自我判断和选择，而不能依附于他人，不能无条件地依据他人的指令去行事，也不能仅仅依靠从众心理的指向去生存和发展。“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再者，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极度复杂性，每个社会成员生活前景和职业生涯所面临的诸多风险，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方能予以有效应对，否则便难以进行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这就是同以往社会当中知识被少数人垄断情形有所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大众教育得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大面积的普及。这就使得每一个人至少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具有了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判断能力，能够用来对自身现实生活和发展前景进行判断和选择。凡此种种，使得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成员皆具有基本的理性判断能力，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理性化的特点。
约翰· 密尔
（三）大众性
以人为本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而不是以少数人为本，这才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原因很简单。从缔结社会共同体的意义上看，社会共同体是由所有社会成员组合而成，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绝大多数人为本，就是要强调每一个具有独立、平等地位的社会成员，其基本生活的基准底线和基本尊严应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得以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以及以此为基点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会促成“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这一点，与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和特权观念以及以此为基点的“少数人享受的社会”，多数人只是限于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简单“生存”情状迥然不同。同时，随着人们平等意识的普遍形成以及人们理性化程度的普遍提升，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意愿和能力也在普遍提升。民众“越来越重视对于社会性事务的参与。社会只有真正依靠民众并反映民众的意见（这具体表现为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程度的提高），方可成为民众化的社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大众参与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就这样，“大众消费社会”和“大众参与社会”两者共同构成了“大众性”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世俗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要实行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出现世俗化现象。换言之，世俗化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一个必然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很多国家相比，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中国的世俗化现象相对更加凸显，发展得相对更快。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项。
第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直接催生了中国的世俗化现象。
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世俗化现象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尽管如此，但毫无疑问，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与物质层面现代化成就相适应的大量现代价值理念的形成。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当属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并且，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是一件既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同时又能够顺应民意，两者兼具的事情。自21世纪之初到现在，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已经为中国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所广泛接受和认同，进而使得正在成长中的中国现代文明具有了坚固的理念依据。我们不能低估以人为本基本理念在中国社会扎根的重要意义。这一情形，既标志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从理念依据的层面上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得以真正地区分开来，也标志着现代化建设的行为取向与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实际上流行的“以GDP为中心”的行为取向两者得以真正地区分开来。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还是在“以GDP为中心”的条件下，都只是把人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而不可能把人放到整个社会的中心位置，放到现代化建设基本宗旨的位置来对待。
马克思
重要的是，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使得世俗化现象具有了正当性依据，直接推动了中国现阶段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行为取向的形成和发展。说到底，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中心，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为基本宗旨。而对于人来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基本生活和基本尊严的需求，也就是世俗化方面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阶段，无论是从民众层面来看，还是从政府层面来看，均是极为看重以人为本以及相应的世俗化问题，均是将之视为最为重要的行为及目标取向。在这样两股强大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社会当中的世俗化现象便得以大幅度、大面积地迅速生成和发展起来。
第二，中国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世俗化传统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现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助推效应。
同样是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解决社会成员终极关怀或归属感上的基本观念及基本行为取向很不相同。就总体而言，西方中世纪是一个宗教社会。西方中世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看法是，相对上帝来说，人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每一个人一生必须做的事情，或者说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赎罪”。
与西方中世纪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很不相同。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不存在宗教，但应当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长期实施的是一种“以政统教”的政策。相对政权来说，宗教处于附属的地位。相对而言，世俗化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宗教势力则从属于世俗化力量。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明确坚持一种“现实的”“入世的”基本生活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构成单元是无数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中国民众解决终极关怀的基本路径是维系宗族血脉的代代延续。家族当中的每一代人在其各自所处的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当中都应当好好生活。过好“现实的生活”本身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的人生目的所在。而这种代代延续的终极关怀，只有在现实生活当中亦即现实的“此岸世界”当中方能实现，而无需到宗教所强调的“彼岸世界”当中去寻找。这种情形，导致中国民众极为重视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生活，从整体上认同并采取现实的基本行为取向。“儒家不谈鬼，‘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对于切身生活之外的事情漠然没有兴趣。一般民众更会把天国现世化；并不想把理想去改变现实，天国实现在这世界上，而把现实作为理想的底稿，把现世推进天国”。而且，“中国在宋以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再者，对于统治者和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就总体而言，十分看重和强调改善现实社会的“经世致用”的政策导向及行为基调，而不是对虚无缥缈的“天国”的向往。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中国的世俗化传统可谓是根深蒂固。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中国历史上的世俗化传统对于中国现代社会世俗化内容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助推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社会当中的文化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时代”性的文化内容，另一个部分则是“民族传统”性的文化内容。相比之下，前者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而后者尽管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且还会不断地生成一些“新传统”，但不能否认的是，“民族传统”性的文化内容由于已经成为该民族有机体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只要这个民族没有消亡，那么，“民族传统”性的文化内容就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即刻发生全然的变化，不会即刻就完全消失。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世俗化的观念已内化成中国民间现实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观念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不乏大量的合理性因素”。从时代性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世俗化基本行为取向毕竟是与封建等级制、人身依附性、血缘宗族等落后的时代内容融为一体的，因而应当予以否定。但是，从民族传统的角度看，中国的世俗化传统是中国民族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的一个支撑因素。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世俗化传统与现代化的世俗化内容两者既有相互排斥之处，同时，两者又具有某种天然的“契合性”或“相通性”。经过必要的科学有效的扬弃，中国传统世俗化基因当中的合理内容便会在现代化建设的环境中得以传承，同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内容则会因为具有某种传统世俗化的基因基础而更加具有生命力。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对于贫困生活深刻的集体记忆助推了世俗化现象的迅速生长。
无疑，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实现了初步、大面积的社会平等，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家安全防卫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当时的产业结构是按照“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最轻”的思路进行布局，而且，对于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投入很小。加之，当时整个社会将人们对物质生活、现实利益的追求当成不健康的、不具有正当性依据的事情来看待，整个社会所倡导的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民生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社会目前大比例的社会成员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贫困生活。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生活物品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大比例社会成员一种深刻的、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大批民众深知什么叫贫困。另一方面，世俗化本来就是中国民众的一种历史传统基因，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美好生活成为广大民众最为重要的期许，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正当的。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得中国民众较之其他国家的民众来说，更加重视基本生活水准等世俗化问题，唯恐贫困生活再次降临到自己家庭。有调查显示，无论男女、不分年龄、不管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者，均表现出对于贫穷的较高畏惧，人们对贫穷的畏惧甚至远超过对情感背叛、友谊和尊严丧失。这些，进而使得世俗化现象在中国现阶段具有一种来自民众的强烈的助推力量。如是，我们也就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俗化现象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
第四，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焦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世俗化现象的扩张蔓延。
不能否认，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一种紧张的社会心理状态亦即社会焦虑现象。这种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群体和所有地区。从中国历史看，凡是在和平的时期，这种状况几乎不曾有过。根据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5万多份调查表的统计，“从性别来看，男人比女人更加焦虑。男人的无焦虑人群为21%，女人为22%，男人的重度焦虑人群为3%，女人为2%”。“从婚姻状态来看，已婚的比未婚的过得舒坦，已婚人群和未婚人群无焦虑的比例分别是22%、19%；中度焦虑的比例分别是15%、17%；重度焦虑的比例分别是2%、4%”。“从收入情况来看，随着收入增长，无焦虑比例逐级递增；年收入10万元以下人群中度和重度焦虑比例较高；而年收入70万元以上人群呈现两头多趋势，无焦虑和重度焦虑的人也最多”。
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大面积的社会焦虑现象，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大批社会成员人生的不确定性。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快速而深入的推进，大批社会成员的利益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位置必然要重新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相伴而来的必然是大批社会成员的生活境遇甚至是“命运”的大幅度改观。不少社会成员必然会面临大起大伏、沉浮不定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加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保障制度——事关民众基本生存保障底线的制度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下，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就难免出现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性，对于未来缺少可预期性的心理状态。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丢失。在中国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信仰程度不同地出现丢失的情状。于是，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因而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其行为往往缺少应有的定力、长远的目标取向和执着的精神，心里不够踏实，难免随波逐流，飘乎不定。“重要的是，由于心灵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焦虑现象大面积出现。
普遍的社会焦虑心理，势必会使得民众对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存底线的保障产生强烈的诉求，希冀生活水准能够不断得以提高。社会焦虑的弥漫还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受到一些人迅速致富示范效应的影响，产生一种对财富十分渴望并试图通过走捷径的方式而迅速暴富的心理预期。这些，无疑会加重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追求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世俗化现象的扩张蔓延。
总之，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等现代因素以及中国的世俗化传统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俗化现象的兴起和发展起了主要的和直接的推动作用，而大批社会成员对于贫困深刻的集体记忆以及社会焦虑现象的弥漫对于世俗化现象的生长和蔓延则有着“推波助澜”的助推效应。显然，在前述种种因素的作用下，较之很多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俗化的迅速发展就成为一件必然的事情。
二、中国世俗化的特点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呈现出如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一）切身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上的需求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并且是期望值相对过高的人生目标
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使得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了正当性，而对贫困生活的恐惧以及社会焦虑现象，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利益，使得人们急于拥有一种稳定而富裕的现实生活。凡此种种，使得中国民众如今已经将事关切身生活的需求当成最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世俗化的基本行为取向已经根深蒂固。这一点，已经被大量调查所证明。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一项对北京市中学生和家长“我国当代两代人价值观”的调查显示，在“您认为在人的一生中，以下什么东西最重要：（选择三项并按重要程度排序）金钱、社会地位、名誉、友谊、爱情、知识、健康、权力、家庭、事业、其他”的选项中，家长和中学生排第一位比例最高的都是健康，家长选择的比例是46.1%，中学生选择的比例是34.4%，中学生排二的是友谊，比例是20.3%；家长排第二位的是家庭（23.2%）和事业（18.3%）。同时，两代人都认为，金钱十分重要，有88.4%的家长、84.9%的中学生完全或比较同意“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看法，81.4%的中学生完全或比较同意“金钱是对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应有回报”。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国民众对于现实生活目标的期望值相对过高。同印度相比，中国民众的收入要高得多。但有意思的是，中国民众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自我评价却远不及印度民众。比如，一项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显示，“中国主观认同于‘中层’的人口比重，在2006年是41%，在2008年是40.3%；主观认同于‘中上层’的比重，在2006年是6.2%，在2008年是6.8%。但印度认同于‘中层’的人口比重却达到了57.5%，与法国差不多（法国是57.7%）”。还有调查发现，在中国现阶段，“大约44%的公众认为自己在中间层，31%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下层，认为自己是中上层和上层的不超7%”。这种情形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众对于自己目前生活状况之所以相对不够满意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于自己所希冀的生活目标的期望值相对过高。
北京三里屯
（二）社会成员对于家人在基本生活上几乎负有无限责任
不言而喻，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有着极为重视家庭的传统基因。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其本质上是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在这个差序结构的社会当中，家庭是最为重要的单元，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是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弟”。每一个人就是在这样的差序结构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在一个总体上不信奉宗教的社会当中，血缘的代代延续解决了社会成员的终极关怀以及最为重要的归属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每一个人对于家人都承载着几乎是无限的责任和义务。让家人特别是后代过上好生活，几乎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人生目标。相应地，从一定意义上讲，后人的成功就几乎等同于自己的成功，就几乎等同于自己最为重要人生目标的实现。后代一旦有所“出息”，就意味着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前辈人也就因此而觉得自己的付出甚至是竭尽全力的“牺牲”是一件十分“值得”的事情。
自近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逐渐推进以及社会成员对自由平等理念的逐渐接受认同，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基石——不平等的、等级制的家族制度从整体上讲已经解体。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在初步步入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基因，极为重视家庭家人的意识和行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今的中国社会总体上看仍然是一个非宗教的社会，大比例的社会成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家庭来解决终极关怀以及最为重要的归属感的大问题。尤其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进去。这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法律及政策上严格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数量巨大的“四二一”人口结构的家庭，这就使得大量社会成员更加重视数量日益减少的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无疑会使中国民众更加重视家庭、重视家人。所以，即便是在现在，中国人极为重视家庭家人的意识和行为，仍然延续下来，并对于整个国家产生较之别的国家来说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两项有关全国和江苏的数据显示：“在‘对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各种关系中，‘家庭伦理关系或血缘关系’高居榜首（超过60%），4—6倍于第二位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8—9倍于第三位的‘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在当今中国，大量社会成员极为重视家庭家人的意识和行为往往具体表现为对家人仍然负有几乎是无限责任和义务。为了家庭家人，社会成员不惜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资金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对大量社会成员来说，往往是伴随其一生的，并非阶段性的。如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包括留学教育的家庭支出巨大，老年人照顾孩子的孩子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等等。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父母、祖父母对于儿孙在购房上也是尽力相帮。从很多家庭的最大消费支出来看，购房无疑是其中的最大一项支出。中国人极为重视“安居乐业”问题，将住房问题视为人生当中基础性的大事情。中国现实的情形是，对于大量的年轻一代而言，仅仅依靠自己相对较低的收入，显然无法应对迅速攀升的房价。在这样的情形下，“有能力的父母资助子女买房是中国式消费的最大特色，父母成为买房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80后早已成为住宅消费的主要力量。根据各大城市网站对80后购房资金来源的调查，40%以上的80后购房是父母支持首付或全部房款，部分城市甚至高达70%以上。也就是说，在中国买房是全家人的事，将动用全家资金”。就连一些原本十分节俭的老年人也往往舍得将其有限的多年储蓄拿出来，帮助孙辈用来购房。
费孝通著《江村经济》
（三）对于生活目标的追求极为勤奋努力
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勤奋努力精神十分明显。在传统社会当中，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中国农民面临着土地严重不足、人口却不断增多的严峻生存条件，进而出现的问题是饥荒乃至无法生存下去的生存威胁。“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为了人的简单生存和简单再生存，中国农民必须充分用好面积极为有限的土地。为此，就必须勤奋努力地劳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人们尊重土地，更尊重对土地的利用，即勤奋劳动，充分发挥耕作的效用”。“四千年以来这里的农民拥有的土地很少，但他们却通过智慧和勤劳，成功地养活了自己的大家庭，并且保持地力生生不竭”。久而久之，勤奋努力便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习以为惯的、“本能化的”、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基因。勤奋努力的传统，再加上如今中国人对于家人基本生活所承担的无限责任以及如今社会焦虑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凡此种种，使得中国人勤奋努力的劳作精神十分凸显。
中国人勤奋努力的劳作精神首先表现在大比例的劳动参与率。从表1当中，我们可以发现，2015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0.9%和63.6%，要远远高于世界62.9%和49.6%的平均水平，远高于高收入国家60.1%和52.2%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62.3%和47.1%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63.5%和48.9%的平均水平，仅低于低收入国家76.2%和70.5%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不但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高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样的金砖国家。按理说，同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社会福利制度较为健全，其劳动参与率应当相对较低。但是，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却明显高于同样是文明古国的印度。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勤奋努力的传统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1949年之后，整个国家开始推进大规模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国女性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地位，因而能够积极参与生产活动。
表1 世界代表性国家劳动参与率状况（2015年）单位：%
富兰克林·金著《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
中国人勤奋努力的劳作精神还表现在劳动者对于工作的具体投入量上。中国每一个劳动者所投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各个国家当中也位居最前列的位置。有统计显示，每个劳动者的年工作时间取其中间数来说，分别是：美国年工作时长约1 920小时；德国年工作时长约1 496小时；法国年工作时长约1 505小时；英国年工作时长约1 677小时；瑞典年工作时长约1 420小时；希腊年工作时长约1 255小时。“中国年工作时长约有2 100个小时。并且就目前中国众多企业来说，很少存在不加班的情况，因此中国人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从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5.16小时，仍然显著高出国家法定工作时间水平”。每周工作时间7天（或48小时以上）人员的“比重为38.37%”。
（四）十分重视目标实现路径的可行实用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十分可行实用的做法。
实际上，重视可行实用的方法和路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当中就可以寻觅到其历史基因。当时，中国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整个社会要面对的是人均土地面积较小，同时人口却在不断繁衍增加的基础性生存压力。这一基础性的土地及人口的生存压力对于任何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二是，同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性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人伦世俗化的社会。相比之下，西方的中世纪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双重世界”即：“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并存，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是一个复杂的“单重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一元世界”当中，社会等级森严，各种伦理关系亦即各种群体的利益关系极为复杂。“每一个等级中的人都有自己相应的角色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不容混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要扮演若干个角色，都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丛’”。因而，社会各个群体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些利益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引致多种多样联动的矛盾纠纷甚至是冲突。三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看，中国不仅领土广阔，民族繁多，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而且，“历史上多个时间尺度的人口波动与迁徙、经济波动、社会治乱变化乃至朝代更替等社会兴衰事件与气候变化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对应关系”。简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规模巨大，各种变数复杂、众多。这就要求管理层必须予以有效应对，方能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
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中国十分重视实效，强调现实可行的路径和行为。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对于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生产和再生产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事情。“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化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的语言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而对于社会各个群体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来说，必须维系“大一统”的局面，否则，正常运行这一基础目标的实现无从谈起。并非偶然地，当时社会各个群体都十分重视基本生存的底线问题。为此，统治者特别强调留有余地，量入为出，不能寅吃卯粮。而农民则十分重视精耕细作，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粮食产量；如有可能，还要购置田产，以实现增加土地的梦想。其二，强调“中庸”、不走极端的行为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中庸方式强调某种包容性，要求每个群体应当通过某种让步、隐忍的方式，来换取与相应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相处，实现方方面面的某种利益均衡。其三，重视灵活现实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既然强调实用性，就必然重视方式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只要大一统的局面能够得到保证，社会有时允许甚至是鼓励民众以及一些地方的官员采取多种多样灵活现实的方式方法来有效处理面临的问题。如，在带有某种“一国两制”色彩的土司管理制度下，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统治者就可以实施一些与内地很不相同的特殊区域政策。
詹姆斯·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总量空前增大，各种社会及经济风险空前增多的情形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采取了一种可行实用的路径。这种路径对以往中国历史上重视可行实用路径的传统进行了扬弃和继承，同时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了充实。大致地看，这种路径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十分重视社会安全是现代化建设正常推进的前提条件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而且，中国对于社会安全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和全面，从以往的重视政治安全，逐渐拓展到重视经济领域的安全、社会领域的安全、文化领域的安全以及环境生态领域的安全。如，中国越来越重视事关民生底线的耕地面积保护的红线以及粮食的战略储备问题，越来越重视事关经济发展底线的能源保障——石油的战略储备问题。其二，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推进模式。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先易后难”的方式首先在经济领域推进现代化建设，继之再扩展到其他领域。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局部改革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可以对于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形成支援力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改革全局形成一种示范及压力”。这种做法不但成功地避免了较多的发展阻力，而且由于在经济领域的成功，现代化建设让大批民众获得了实际利益，因而使得现代化建设具有了正当性依据，因而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其三，确立可行有效并前后有效衔接的阶段性目标。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现代化建设可以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事先拥有一个总的设想，但在实施当中，却分解为许多具体的前后相互衔接的阶段性目标，而且又分为“大的”阶段性目标如“三步走”的目标和许多相对来说是具体的“小的”阶段性目标。从这些阶段性目标来看，中国先是率先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进行搞活商品经济、设立特区、实行价格的双轨制，等等；在取得了一定成绩，获得一定经验以及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正式开始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加入WTO；在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之后，中国又相应地陆续提出以人为本、五大发展理念，等等，力图从整体上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现实可行以及现代化建设各种阶段性目标之间的有效衔接，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从而有效避免了现代化进程当中空档的出现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危害。显然，这样一种可行实用的路径，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持续、稳步的推进。
（五）极为重视教育
无论是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都是极为重视教育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是西方中世纪社会无法比拟的。与西方中世纪社会的教育相比，中国的古代教育，不但种类相对齐全，有官学，也有私学，而且规模相对较大；再者，教育的基本内容不是宗教教义，而是政治、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修身养性的知识。大量的社会成员将教育视为获取较高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资格，目的性十分明确。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不同的家庭，改变现实的目的也许各不相同，但采取的手段几乎一致——让孩子受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农民把改变家庭状况的希望寄托于对子女的教育，却是一代比一代强烈”。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也在鼓励民众接受必要的教育，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命运。由此可见，西方中世纪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尽管都是等级制社会，但两者间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与西方中世纪凝固的等级制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包含相对较大的流动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自隋、唐始，九品中正制便冰消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取士制，这是与封建人身依附性的日益松懈相吻合的。科举制多少具有一些大众化的色彩，它只是以考试成绩为准则，来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较高的等级，这就为较低等级的社会成员的升迁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讲，科举制是不少平民改变自身基本生活状况、社会地位乃至光宗耀祖的重要通道和希望，而且，一个人命运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连带着相关家族世代命运的改变。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统治层，还是民众层，都十分重视教育。
本文作者著《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
从现实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当中，职业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多数职业，对于从业者都有着越来越高的教育资格要求。一个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就必须拥有一个较好的职业，而较好的职业又往往要求必须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现代大工业兴起之后，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劳动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顺理成章，社会成员的劳动技能的形成便需要通过教育来完成”。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教育程度大致具有正相关性。有调查显示，“大部分人（81. 28%）的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基本相一致”。对于极为重视现实的世俗化生活的中国民众来说，教育既然是一件同经济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事情，自然就会将教育当成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总之，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社会同许多国家相比，极为重视教育，一个个家庭为此不惜巨大投入。
为了后代接受应有的教育，中国的家庭十分舍得投入。一项调查（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份）显示，“以每个学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对全国家庭平均教育负担率进行衡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平均教育支出负担率为11.9%，其中农村10.6%，城镇为14.3%”。如果从高等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角度看，学生所在家庭的负担无疑会更高。
政府对于教育也十分重视，相应进行了比例越来越高的公共投入。改革开放首先是从高等教育开始的，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当中十分重视教育。但后来一个时期由于过于看重GDP增长等种种原因，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20世纪90年代对教育的公共资金投入比例明显减小。200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6 %。这个数字低于大多数国家。自21世纪之初开始，这种状况逐渐得以大幅度改变。201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44 127.2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 396.2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22%。这个数字已经大致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
《中国统计年鉴》
三、世俗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助推效应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种强劲推进的势头，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一点，与很多国家明显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讲，就不同国家当中的社会伦理或国民性因素对于现代化的助推而言，西方一些国家的新教伦理（精神）与中国的世俗化伦理（精神）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同工异曲的效应。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当中，“新教伦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追求一再增新的利得，也就是追求‘收益性’”。韦伯发现，“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培训者，全部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而新教徒所信奉的是，通过节俭生活方式，通过勤奋努力和理性规划的工作精神来获取财富，以此增加上帝的荣耀。显然，这种社会伦理或国民性因素精神对于西方一些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看到的是，韦伯的这种观点虽然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有合理之处，但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应当承认，韦伯对大量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不够了解。他没有看到，新教伦理并非唯一的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伦理精神或国民性因素，现代化并非西方一些国家的专利。除了新教伦理因素之外，别的国家还存在另外类型的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伦理或国民性因素。也正因为如此，韦伯对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难以发展的判断无疑稍显武断一些。如，像是中国非宗教的世俗化这样一种社会伦理精神或国民性因素，尽管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端，客观上讲并没有起到直接的催生作用，但是，当中国的现代化一旦得以启动，那么，中国的世俗化伦理精神对于现代化进程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助推效应。如果说韦伯眼中的“新教伦理”精神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积极助推作用的话，那么，世俗化伦理精神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现实切身生活上的需求，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并且是期望值相对过高的人生目标以及社会成员对于家人在基本生活上几乎负有无限责任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非常“想干”；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民众对于生活目标追求极为勤奋努力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非常“肯干”；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民众十分重视实现路径的可行实用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非常“会干”；而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极为重视教育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十分看重人力资源的更新换代因而非常“能干”。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广大社会成员“想干”“肯干”“会干”以及“能干”的这一切汇聚交集在一起，就必然会生成一种强大的、涉及面广泛的而且是源源不断的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进而能够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快速、持续的前行。
具体之，从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具体历程来看，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巨大的助推效应。
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有助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主、个体户以及自雇者的大面积有效形成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所有制类型单一，几乎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而且，严格讲，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人，哪怕是公有制企业也不具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自雇者几乎不存在。就连劳动者本身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隶属于某个单位或公社，没有自由流动的选择权。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窒息了社会潜能的释放，是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进展之一，就是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承认了广大农民的自主经营及劳动的权利，承认了广大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权利，承认了广大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主自主经营的合法性。这是逐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世俗化生活的强烈需求，为了过上越来越快的生活，大量已经摆脱人身依附性的民众直接投身到现实的市场经济当中，形成大面积的、巨量的非公有制企业主和个体户。这些非公有制企业主和个体户通过独立决策和相应的风险担当，通过自致性的努力和全力以赴的投入，来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求得自身财富的积累，求得自身及家庭生活状况的日益改善，并不断形成新的企业发展和生活目标。这样一种涉面广泛、投入巨大的民众行为，大面积地催生出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当中所必不可缺少的非公有制的各类经济法人以及各种自雇者。有数字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有2 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 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各类经济法人、各种自雇者以及具有自主流动选择权的劳动者的大面积存在，能够释放出巨量的现代化建设动能。对于经营者和劳动者来说，只有拥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自由流动的选择权，方能够按照自己所追求的生活目标，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职业及能力，进行相对自由的选择；而且，由于自己的切身利益、生活状况的好坏是同自身的具体选择以及具体的人力物力投入直接捆绑在一起，因而能够最大限度进行投资和勤奋努力的劳作。正因为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便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潜能，而且，使得中国民众具有了面对复杂发展情势的强大应变能力。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一般来说，中国目前凡是民营企业发展势头比较好的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以及福建等省份，其地区的总体发展势头就比较好，反之则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中国民众对世俗化目标的强烈追求和极为勤奋的努力，加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载体单元的多样化和有效性，从而使得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上升至2017年的59 660元。在同一时期，这个增长幅度为世界各个国家之首。
显然，如今已经不能想象，离开与世俗化紧密相关的数量巨大的非公有制经济各种载体单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
（二）直接助推消费内需的日趋旺盛
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始阶段，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普遍的贫困而造成的资本匮乏情形。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之初存在着“贫困恶性循环”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缺乏，资本形成不足。而资本形成不足的根源在于，在供给方面，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太小，在需求方面，投资率低，投资引诱过小。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资本形成陷入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必须形成较高的储蓄率，方能形成数量较大的资本，用以支撑工业化的推进。而当工业化阶段大致完成后，已经形成较为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产品的持续供给已经不成问题时，于是，相对来说，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便会发生重要变化，即：需要有较为强劲的消费内需拉动，用以持续提供大面积的产品订单，进而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在解决工业化初始阶段困境的做法同很多发达国家不尽相同。传统的世俗化精神虽然意味着农业社会的民众崇尚节俭，量入为出，反对奢侈，似乎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但问题在于，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当中，其基本的社会导向是重农抑商，排斥“企业家精神”。在这样的情形下，民间资金的大头不可能用于交换意义上的商品生产。民众节俭的普遍目的在于抵御未来可能的风险，在于购置土地以扩大农业生产。而稳定的农业生产虽然对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但由于其本身的进化度很小，因而对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效应十分有限。显然，传统的世俗化行为取向并不有利于早期阶段大工业生产的顺利推进。同很多国家不同的是，1949年—1978年的30年间，中国采取前所未有的国家强力动员的方式，通过暂时延缓民生改善，将通过国家动员所抽取的大量资金，按照“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最轻”的顺序来优先建立和发展大工业。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尽管代价巨大，长期延误了民生的改善，但毕竟完成了中国初级大工业体系的建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国家层面对资金进行动员和投入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的方式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这种状况，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对大量国外资本的引进以及民间资本自身的初步积累和投入，使得中国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
问题在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的大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出现严重过剩的情形，因而对于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日益递减。在这样的情形下，消费内需拉动的意义便日益凸显。由此，世俗化对于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也就日益显现出来。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众收入普遍提高，民众日常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民众基于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意识，必然会越来越重视日常生活水准的提高问题，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问题，换言之，越来越重视自身及家庭的消费支出。与之相适应，中国的消费内需必然会得以大幅度、大面积的有效拉动，进而形成强劲的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消费内需的有效拉动，明显地表现在近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日益走高的趋势，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角度看，近年来最终消费率的贡献无疑是越来越大。1978年为38.3%，1980年为77.3%，1985年为71.1%，1990年为91.7%，1995年为46.2%，2000年为78.1%，2005年为54.4%，2010年为44.9%，2015年为59.7%，2016年为64.6%。
从中长期角度看，基于世俗化的影响，中国的消费内需至少还有这样几个大的生长点。第一个大的生长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拉动作用。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这一现象，使得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仍然在不小的程度上需要通过较大量的家庭储蓄来进行“自我”保障，以应对自己和家人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因素。中国现在越来越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对社会保障的公共资金投入越来越大。这样看来，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中国社会会出现储蓄的某种“挤出效应”。第二个大的生长点，是逐渐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拉动作用。中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成员的占比虽然只有30%左右，但其发展的速度较快。一个常识是，与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成员的边际消费需求程度最高。所以，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成员占比的逐渐扩大，中国的消费内需还能够得以进一步的提升。第三个大的生长点，是用于旅游和文化娱乐的支出明显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民众能够将更多的消费支出用于旅游和文化娱乐。人们用于旅游的支出逐年增长，旅游人次数不断攀升。2008年国内旅游人数达17.12亿人次，比1994年增长2.3倍；人均旅游花费达511.0元，比1994年增长1.6倍。2016年，国内旅游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44.4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2亿人次，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8.19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1%。第四个大的生长点，是老龄社会的巨大需求。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而且“2021—2030年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在未来的10—20年，随着中国老年人当中的中等收入者及高收入者比例的显著提高，其生活标准也会显著提高。但目前对老年人提供的服务体系相对落后，远远满足不了未来10—20年老年人的生活需求。这样看来，老龄社会对于消费内需的拉动空间是巨大的。
（三）有效助推了国民文化素质以及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大面积、大幅度的升级换代
中国民众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使得人们在教育上舍得大量投入，即便是在某个特定的“教育产业化”有失偏颇的导向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之初），民众在教育上仍然舍得大量投入。再者，政府自21世纪之初开始，逐渐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一切，促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进而带来的是国民文化素质以及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大面积的升级换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巨大变化，用“翻天覆地”一语来概括实不为过。有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中国教育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文化素质的巨大进步。1981年，中国的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为39.5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6%。2017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校生1.45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8%；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3 970.99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3%；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7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2016年，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已“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已“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高到2016年的42.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中国教育事业以及国民文化素质的巨大进步至少还有两个明显的表现。一是，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目标的提出。如今，中国已经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目标，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这一目标意义重大。它所倡导的已经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拓展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自觉的学习意识、学习习惯以及学习能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推进，势必会扎实、有效、持续地促进我们国家国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二是，教育事业国际视野的逐渐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的社会成员开始到国外留学。“到2015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404.21万人，年均增长率19.06%。同时，回国人数也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248人，增加到2015年的40.91万人，累计回国人数达到221.86万人，年均增长率22.46%”。除了“走出去”——留学的方式之外，中国还通过“请进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学生。教育事业国际视野的形成，不仅能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必要的参照，激发其活力，而且有助于中国民众的国际视野的拓展，以适应世界发展趋势。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图示
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是国民文化素质大面积、大幅度的升级换代，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升级换代。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国民文化素质、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现代化建设最为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整体化的升级换代，意味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大幅度发展成为可能，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整体化的升级换代成为可能。一言以蔽之，国民文化素质以及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升级换代，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
（四）促使社会安全局面持续得以维持
在一个普遍重视现实生活、看重世俗化的社会，尤其是在一个不止一代人对社会动荡（包括政治动荡）有着切肤之痛的社会，中国民众必然地十分看重社会安全问题。原因很简单，社会一旦出现不安全的局面，人们正常的现实生活就必然会深受影响甚至不复存在，未来的美好生活企盼更是无从谈起。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把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看得最重，当成其他一切生活目标的前提条件。在“您认为美好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选项中，人们从中选择最高比例项为“和平稳定”（34.2%），其后依次才是“生活富裕”（26.4%）、“人人平等”（15.2%），而选择“法制健全”“政治民主”“自由”的人数比例相对较小。况且，由于中国是采取了渐进型的现代化建设路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出现“断档”“空档”的情形，同时，民众的生活状况总体上也呈现出逐渐、大面积提高改善的情状，民众对未来一直抱有希望。
宣兆凯著《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
应当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成员独立、平等以及维权意识的普遍增强，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较之以往来说，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纠纷前所未有地大幅度增加，而且社会矛盾纠纷的种类齐全、涉及面广泛。虽然如此，但是同样应当看到，与许多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冲突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冲突远远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更没有达到危及“国本”的地步。就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冲突处在一种“可控”的地步。其一，从主要根源上来看，中国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根源是来自民众在民生方面的利益诉求。“从社会矛盾形成部位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形成多集中在与基础民生或民众切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部位，更多的是一种‘民生’方面的利益诉求”。比如，在中国现阶段，无论是工人维权、“买断工龄”等现象引发的社会矛盾，还是非法集资、征地拆迁等现象引发的社会矛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由物质方面的利益诉求所引发的。相对来说，同政治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诉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相比，民生方面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相对容易解决。中国只要在基本民生的改善方面能够持续推进，而不是久拖不决，就不会使社会风险转为政治风险，从而酿成相对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如英国、法国早期大工业时期的社会冲突、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急剧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以及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抗争等等便是如此。其二，从复杂性程度上看，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大多属于“一事一议”的问题。与不少国家同等发展阶段有所不同的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讲是零散、随机地出现，并没有众多全国性的团体或组织机构予以统一运作、安排，并没有出现有纲领、有计划地、全国范围内联动性地进行的局面。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多是小范围的“一事一议”地进行。相对来说，这种情形很难演化成激烈的全国性冲突的局面。其三，从利益诉求方式上看，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基本上是采取温和的方式。就广大内地区域看（边远的少数民族除外），中国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当事者多采取温和的利益诉求方式，如上访、静坐、停工、集体散步等，而几乎没有采取激烈流血方式。这一点，也是同很多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冲突很不相同的。
社会安全局面的长时期保持，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最为基础性的前提条件，大幅度地减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由上可见，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而且，由于世俗化现象更加事关民众日常生活层面的事情，因而世俗化现象使得民众对现代化成果具有广泛的汲取性，并使得现代化建设本身具有一种有机生长性以及扩散性。这些，进而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更具有一种不可回逆性。
邓小平
四、问题与解决之道
较诸他国，在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更加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一点，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别于其他许多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明显不同之处。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这些弊端如不予以消除或抑制，听之任之演化下去，势必会形成许多负面效应，阻碍或扭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第一个明显的弊端，是过分看重物质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取向来说，物质利益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追求缺一不可。没有物质利益层面的行为取向作为支撑，精神层面的行为取向难免行之不远，反之亦然。客观上看，虽说世俗化现象本身就是侧重物质利益层面的一种行为取向，其本身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精神层面的行为取向如果长期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而只是任由世俗化行为取向单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位置，那么，世俗化的行为取向就会片面做大，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一类有害社会现象的出现，进而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有害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现阶段已经初露端倪。一项关于江苏省的调查发现，有65.3%的人认为如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受“利益”影响；人们对“当前大多数人奉行的是个人至上”“现在我国大多数人是见利忘义的”和“现在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赞同比例分别为66.4%、51.7%和72.5%。由于过度看重物质利益层面，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公德”的严重阙失。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与不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公益事业有着较大的差距。有数字显示，中国2014年慈善组织接受的捐款总额为1 042亿元，仅占GDP总量的0.16%；个人捐赠占比只有约11.1%。相比之下，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2008年，美国全国的慈善捐赠总额是3 076.5亿美元，占GDP的2.2%。在全国的捐赠构成当中，来自个人捐赠占75%，来自于遗产捐赠占7%，两项合计达82%。
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过分看重物质利益这一现象不仅会影响到中国在现代物质生产和现代文化建设两个方面的平衡推进，影响到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性问题，比如，会使社会程度不同地轻视科学创新精神的培育，轻视基础科学的发展，进而会损害中国现代化建设长远的创新能力以及相应的支撑能力。中国现阶段的科学创新精神之所以不足，基础科学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过分看重物质利益的世俗化现象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明显的弊端，是民众对物质生活欲求的期望值容易迅速高企。同物质生产相对缓慢的发展速度相比，人们期望值的提升速度却是容易迅速提高，有时甚至会以指数式的方式急剧提高。一个社会，如果只是看重世俗化、看重物质利益层面的事情，则意味着社会成员理性成分的匮乏。理性成分的匮乏，必然又会使人们对物质生活欲求的期望值缺少必要的限制而容易迅速提高甚至是膨胀起来。“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群，都存在着人性当中共同的潜在弱点，这就是希望自身利益迅速最大化，而且这种最大化的利益最好是轻松地得到。这种共同弱点，是民众期望值容易迅速高企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形在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如今的中国，民众比较普遍地看重世俗化目标。加之，计划经济时代存在了30年之久的平均主义观念曾经是根深蒂固，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在某种情况下会被激活，形成某种涉面广泛的“民意”。再者，发达国家及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社会成员高水准生活状况的示范效应，也会程度不同地助推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生活欲求的期望值。这一切，容易导致民众对物质生活需求期望值的迅速攀升。
社会成员这种日益高企的生活欲求期望值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十分不利。日益高企的生活欲求期望值容易催生一种两难现象的出现，即：一方面，如果一概予以满足，则不仅会过早地助推中国进入早熟型的高福利社会，导致国家的财力不堪重负，而且还会养成一种不劳而获、不公正的“懒人”现象，削弱社会成员“勤奋努力”的工作积极性，削弱现代化建设的活力，致使现代化建设的后续推动力量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如果不予满足，则容易使大量社会成员程度不同地产生不满和挫折感，进而形成一种对峙的心态，甚至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民粹主义式的抗争，加重甚至是严重加重社会矛盾纠纷，进而影响到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社会安全局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廷顿的说法不无道理：“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如今，这种情形在中国已经初露端倪。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中国民众如今的生活水准已经普遍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但是民众普遍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相应地提高。
吴潜涛等著《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状况调查》
第三个明显的弊端，是“短期行为”的盛行。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规则体系也处在一个重建的时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目前的中国，法治社会的建成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而社会存在着不少规则的“空档”或是“真空”的部位。在这样的情形下，“短期行为”“搭便车”的现象便在一定范围内盛行起来。有调查显示，在问及“现代人‘缺德’主要缺的方面”时，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社会最缺少的是“诚心”，其比例高达50.37%，位列第一。57.29%的被调查者非常赞同或基本赞同“当前诚实守信的人往往吃亏”的判断。除此之外，前面所提及的中国现阶段民众过分看重物质利益以及民众生活欲求的期望值容易迅速高企等现象，更是助推了民众“短期行为”的盛行。另外，还有一种传统的因素不可忽视。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路径依赖，中国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或多或少地还是采取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行为方式。“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种行为取向的特点是，相对重视“私德”而相对轻视“公德”，以有利于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增益为出发点，别人及社会的事情则放在其次的位置。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不从长远着眼，而是只顾及眼前利益的话，那么，最有利于自己和家人利益增进的有效做法，就是不顾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见效快的短期行为。显然，这种带有传统色彩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短期行为的蔓延。“短期行为”的盛行，为社会留下较大的后患。教育领域就比较明显地存在“短期行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中有两个明显不足之处的负面影响广泛而深远。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中学阶段过于看重应试教育。目前的中学教育几乎是一种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作业，学校及学生几乎将所有精力用于应对考试，各个学校、各个班级、每个学生考试成绩按照高低进行排队，学生的考试成绩几乎成为评判教育工作的唯一标准。这种做法无疑不利于学生的人文素养、能力、人格的培养。另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教育产业化”的导向。
“短期行为”的盛行助长了投机取巧行为在社会当中的蔓延，增大了现代化建设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合作局面。再者，这种有害行为还会加重社会焦虑现象，进而对社会矛盾纠纷有着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如何才能有效地用好世俗化这一优势，使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效应达到充分化状态，并同时能够有效地消除和抑制其弊端？对此，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其中，关键的事情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为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日益增大的自由选择空间。
对于世俗化的追求，是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最为基本的利益诉求。民众对于世俗化追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所能够提供的自由发展空间有多大。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为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而且是日益增大的自由选择空间，那么便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民众能够拥有合乎自己意愿的更多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更多的自主创业机会以及更多的差异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种情形，不但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能够顺应民众最为基础性的意愿，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民众的创造热情以及创造智慧得以充分迸发释放，从而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至少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通过公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消除存在已久的社会成员不同身份之间的不平等对待，如不同群体之间的具有“双轨制”色彩的不平等的社会保障政策、公共医疗政策、住房公积金政策，等等；消除不同企业所有制形式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如在一些地区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之间不同的税收政策、不同的贷款政策，等等；消除各种根深蒂固的利益藩篱，如就业、上学、升职等方面的“特权”现象，等等。另一件事情是，将社会成员的自致性努力同其自身生活状况的改善直接捆绑在一起。政府对于民生的改善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基本生存亦即世俗化目标的实现都依靠政府来实现。应当看到，如果民众将依靠政府的作为来实现自己世俗化的目标，那么，一是政府不可能拥有这种财政能力，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精力和职业技能；二是必然会导致民众期望值不切实际地迅速攀高。有鉴于此，应当确立一个基本的导向，这就是民众除了基本生存线之外的世俗化目标，必须依靠自致性努力来实现。
第二，推动民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协调发展。
从宏观层面上看，在一个社会当中，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物质生活需求和文化生活需求。这两大类内容缺一不可，共同支撑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民众基本物质生活水准的满足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众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程度呈边际递减的情状，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程度则呈边际递增的情状。而世俗化虽然也包括一些理性成分等文化层面的内容，但主要是侧重物质生活层面的内容。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在中国现阶段，由于传统世俗化因素的根深蒂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现象的形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世俗化现象十分凸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应当看到，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同时会造成某种相对不重视文化生活的弊端，致使中国的文化艺术、教育以及科学等事业没有得到相应地发展。长远看，这种弊端会程度不同地导致现代化建设畸形化现象的出现，严重妨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对基础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等事关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领域，进行较大力度的推动。就此而言，应当在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选择一些关键部位，进行重点投入，培育一些有效的增长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文化生活的发展。另外，国家还应当大力倡导文化的重要性，形成重视基础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的社会导向，使这些领域的从业者拥有相应的尊严感。唯有如此，方能弥补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文化生活发展的短板，并为现代化建设当中的物质生活发展水准的升级换代提供有效的支撑和保障。
第三，以法治建设抑制世俗化隐含的弊端。
法治建设是阻遏世俗化可能弊端的不可或缺的方式。中国目前世俗化现象之所以会导致一些弊端，如短期行为、私德逾界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法治不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以良法（以现代价值观如自由、平等、公正为立法依据的法律）为归依的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法律体系划定了人们的行为边界，即：一个社会允许人们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世俗化现象可能催生的短期行为以及连带而生的投机行为，客观上讲虽然会产生某种“即时”的经济效益，但总体上讲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这种短期行为的症结说到底在于社会使之付出的代价过小，在某个时期甚至没有付出代价，相反，短期行为的实施者在某个时期的受益却是相对较大。也正因为如此，短期行为能够程度不同地充斥于世。再如，中国目前世俗化现象容易产生的另一个弊端是私德的逾界，有时甚至会压过公德，使之不显，并由此程度不同地导致市场经济不规范、腐败现象、公益事业发展滞后等多种负面效应。显然，中国社会只有通过法治建设，方能有效地消除至少是抑制世俗化的可能弊端。通过法治建设，中国社会能够使人们对世俗化目标的追求有章可循，以合乎法律规则的行为追求、实现合乎自己意愿的世俗化目标。如是，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的潜在优势方能变为现实，对于现代化建设推进方能产生最大化的积极效应。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作者：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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