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山要比在山清？——现代中国的“学者从政”与“专家治国”
本文作者刘超研究员
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学者普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大量名流“出山”，投身政治实践并卷入高层政争。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学者从政改善了当时的人才流动机制，改变了当时的学术生态，也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格局，然而并未根本改善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更无法扭转国运、改变大势。对许多学者个人来说，反而因此影响了学术生产，甚至下场不佳；于公于私，均可谓得不偿失。因此，该热潮的实效不宜片面高估。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深度扞格或本质性差异。这也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难题。
关键词
学者从政；政争；学术逻辑；政治逻辑；专家治国
学者从政现象是中外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亦然。晚清以还，大量知识人都以不同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各自的影响。全面抗战前后，全国涌现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这是一道引人瞩目的历史景观，至今仍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并引发了诸多的联想。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已汗牛充栋。然而，对其中许多重要问题迄未触及或未予深究。例如，其深层脉络如何？其与高层政治有何关系？实效如何？历史意涵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相关研究要么极为薄弱、要么仍属空白。本文拟对其中若干议题略做管窥，以求教于方家。
本文作者著《讲台上的民国》
一、时势转变与学人流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的民族精神再度高涨。许多置身于象牙塔中的学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以应对危局。朝野各界日益相向而行，凝聚了某些共识，并形成了合力。1932年4月，在各界呼吁下，众所瞩目的国难会议在行都洛阳召开，会议由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此会在历史的节点上推动了局势的转变，也促成了知识界结构转型。
会议通过朝野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界与国民党政权的和解及互信，使得政学之间的交流合作日渐常态化并步入正轨。此前，在野者怨恨当权者“无能”甚至“无德”，以致国事鱼烂，国将不国；而当权者则自感“无力”，并深怨国力孱弱人才匮乏、国民麻木不仁愚昧无知。通过近距离了解后，双方增进了认同，凝聚了智慧。也正是在此情势下，学者论政参政的高潮开始兴起，继而出现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许多学人已不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渴望“起而实行”，准备出山；更多的人虽未出山，也开始对当局有了更多的认可甚至支持。相当一部分学院派人士变身为“介入型”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有一部分则变为体制内的官员。
拉塞尔· 雅各比著《最后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当局也有迫切的需求。南京政府成立后，在百业凋敝、百废待举之际，当局痛感建设人才奇缺。蒋介石不得不克服阻力，党外求才，大量起用北洋旧官僚和知识精英，极力延揽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前者，时人称之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对于后者，有关方面则号称“野无遗贤”。应当说，种种举措，确乎为当局增添了些许活力。然而，承平未久，迨至1930年代中叶的国民党党员，日渐松懈倦怠，多数官员生活腐化。人们对此大失所望。蒋介石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党的精神颓废”，“而我们需要更多的新血液”。许多党员“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骄奢淫逸……不知民众疾苦”。因此，蒋力排众议力推学者从政。他急切地希望四处网罗人才，为己所用。在此情势下，许多人士暂时搁置了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等之间的深刻分歧，转而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拥护当局，共赴国难，挽救国运。此后许多人出山，为国服务，出现了一系列学者从政热潮。第一波高潮出现于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第二波高潮则是1935年冬行政院改组之后；及至1937年7月庐山谈话会之后，又一新的高潮出现；抗战中前期，随着资源委员会、侍从室的扩张，学者从政继续保持稳步扩张之势。抗战末期及内战时期，在大量从政学者渐次隐退之际，当局又希望扭转势头，试图再度力推学者从政热潮，然而其效不佳。当局人心尽失，知识界多数人士与之渐行渐远，唯青年党与当局日益接近，冀以分享权力。以上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相对完整的学者从政链条。
从深层次说，学者从政也是蒋介石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尝试，意在通过专家政治培育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撬动中国的现代转型，而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则是此中的重要抓手（或曰试点）。抗战前后，中国思想界普遍形成某种共识，认为理想社会就是“英国的宪政民主加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有人说“德国的科学、苏联的计划、美国的资本”三者合一的模式是理想类型）。而资源委员会就是此环境下的产物。资委会运作模式类似于战后英国工党当政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资委会与政学系深度交融，其背后是文人集团。这与传统的官僚集团、党人及军人集团有很大差异。蒋之所以在原有的官僚集团和军人集团之外着力扶持文人集团，潜在意图之一或许正是希望培育新的权力格局，优化政治生态。此外，蒋还特意培植了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抗战爆发后，蒋氏效法罗斯福的智囊团，改组扩大了侍从室，吸纳了更多人才，其参事室是又一文人集团。内中人才济济，诚为战时中国顶级智库。侍从室第三处第七组主管人事调查，意在“预为储备人才”、以备抗战建国之需。这两大智囊团都有深刻的军方背景。这些努力，都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尝试。其在策略选择上，都是以军政改革为抓手来撬动国家现代化改革。学者从政热潮表明当局对知识精英高度重视，且已不再满足于联络一批松散的外部智囊，而是希望将其收编为政府之“内脑”，以备不时之需。
蒋介石
在这长达数年的从政热潮中，曾弃学从政的名流数以千计，参与政治活动者则不胜枚举。而且，往往越是高水平大学，从政学者的数量便越可观。无疑，此番人才流动中，北平的顶尖国立大学仍处于引领地位。——此间南北学术之争中一个典型的细节就是，关于现代学术的语体问题，北方学者（以北大、清华为代表）普遍倾向于急进趋新，力推白话文，而南方学者（后以南高—东大—中央大学为轴心）则相对守成持重，力挺文言。在长达多年的斗争后，北方学者的意见终于影响了当局的决策。1920年，当局正式采纳有关意见，通令将“国文”改为“国语”，以国语为教学语言，变文言文为白话文，使国语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国语在各地普获推广。新旧之争胜负已定，而许多学者的意见则被否弃。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尽管其在政治立场上的学识声望更接近南京学人群，但在学术取向上，仍有意无意地沿袭了北洋时期的某些举措，无形中支持和倚重于北方学界与国际学术主流的特殊联系；在教学语言方面仍于1929年通过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强化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此后，尽管许多南方高校及学人“力矫时弊”、固守文言文，但终究不成气候，在时代大潮中被边缘化。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也内隐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呈现着相应的世界图景。语言的变迁，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的形制、生态、力量格局和走向。北方学者的正统地位，获得了制度的明确认定。由此，北伐之后，北方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条件下，作为学术中心（正朔）的地位反而被无形中制度化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在此历史的细微处仍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这批人物中，胡适是隐于幕后的精神领袖，翁文灏、王世杰等则是走上前台的头面人物。这一热潮在全面抗战初达至巅峰；然至抗战中后期，严重败坏的社会政治生态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和心态。国难之中，知识人“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现象”，许多人“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及至抗战胜利之际，曾令人艳称一时的专家政治，已然声光不再。国共内战之际，热衷于专家政治的蒋介石政权为了扭转颓势、收拾民心，又想如法炮制，力图仿行庐山谈话会旧例，召开各界谈话会，以汇聚群智；并力图组织“全明星阵容”的新内阁。然而，谈话会未能如愿举行，他所支持产生的翁文灏内阁，也促成了其经济崩溃；一批从政学人尽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显然力不能胜。文人政治再次在关键时刻对国民党政府造成了严重后果，直接促成了其败亡。这次为时甚长、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再次凸显了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这个经典的历史命题。在近代中国语境下，此议题尤具特殊意涵。
陈明远著《才·材·财》
二、学者从政与高层政争
学者从政自始便与高层政争密切相关。国民党几大巨头对党外知识分子态度素有差异。北伐成功后，有人向胡汉民举荐几位党外人才。胡素称理论权威、文才不凡，又有军政历练，因此一般文人难以入其法眼，乃问：国民党外，还会有人才吗？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许多知识人甚觉有失颜面，不由心生愤懑。蒋介石、汪精卫则不然，他们非常重视延揽党外人才，扩张自家声势，以压倒对方。他们向知识界频频抛出橄榄枝。但知识界并不积极，许多名流对他们当权后的作为不满，不愿与之多所接触。然而，历史转机不期而至。
从北伐胜利直至汪氏附逆之前，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蒋、汪都始终在知识界进行紧锣密鼓的争夺。换言之，这十余年间的学者从政，始终受蒋、汪之争的影响。进入1930年代后，汪、蒋为了相互竞争，积极争取党外人才，并与各路知识界名流保持了长期密切的联系。汪氏加紧在知识界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顾孟余任交通部长时，利用自己在北大的声望，为汪延揽了大批人才。汪后来又任命唐有壬为政治会议秘书长，向北方学人示好，使北方学人对汪颇有好感。有人甚至隐隐然尊其为当局领袖。先后担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胡适都与汪建立了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王世杰还在胡或顾的推荐下进入汪内阁。汪通过种种手腕博得了学界的好感，长时间地与胡适、翁文灏等许多头面人物过从甚密。蒋介石也多所动作。政学两界开始正式持续地密切合作。那些怨声载道的党外人才大都得到了当局礼遇，出任了政府要职。反倒是不少国民党员，抱怨国民党用人重外轻内，“只要是本党党员，就不被看重”。
汪精卫
教育部在1930年—1931年间曾一度由蒋介石及其秘书陈布雷、钱昌照掌控，这更为其渗透教育、学术界提供了诸多便利。1932年初，行政院长汪精卫各处物色新的教育部长人选。在国难会议筹备之际，汪邀请学界红人胡适出长该部。胡婉拒。汪转而邀请翁文灏，亦被婉拒。1933年3月汪再次致函力邀胡出任该职，“愿竭我的能力，与你共事，替国家与教育，做出一点事来”。胡依旧婉辞，转而推荐了北大派名流、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他在教部必可为先生，为政府，添一个有实力的助手”。果然，王受邀出任汪精卫政府的教育部长。公开积极拥护党治的蒋廷黻亦颇受高层青睐，先后被蒋、汪约见。此番运作之下，王被汪纳入内阁；翁、蒋廷黻则正式出山，被蒋罗致麾下；唯胡适等仍未允出山。胡长期周旋于蒋、汪之间，但一直不愿归附于汪。抗战爆发后胡服从蒋的调遣，应召出山为当局服务。
国难会议后，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1932年4月，汪精卫主持会议，在会上表现“很有吸引力”，进一步汲取了知识界对汪氏的认可。蒋介石也不甘示弱，随即秘密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实质性地将一批党外精英网罗至麾下，改善其形象，壮其声威。曾谢绝汪氏之邀的翁文灏，也被蒋网罗而去。国防设计委员会名为“工业救国”，实则为蒋个人的智囊团和权力斗争的筹码。藉此，蒋达到了拉拢社会名流、壮大自身实力之目的。通过委员会的活动，大批名流初步改变了以往批评甚至反对蒋的立场，转而积极支持蒋，甚至与之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蒋通过这些专家学者有效遏制了汪精卫等其他派系的势力。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就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处处与实业部为难”，蒋设立此机构的目的就是为排挤汪精卫。1935年12月蒋介石改组行政院，在此次大换血中，蒋系人马取代了汪系势力。资委会秘书长翁文灏在蒋力邀之下弃学从政，接替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并请蒋廷黻南下担任政务处长。汪氏及其心腹顾孟余、陈公博分任的外交、铁道、实业等部部长职位也由张群及资委会委员张嘉璈、吴鼎昌接替。此后，蒋汪等人之间派系仍纷争不断，他们继续争夺名流，以壮大声势，装饰门面。
蒋廷黻
学人从政的浪潮与国民党重用党外人才的用人导向有关，但也与蒋、汪等人之间的派系之争有关。显然，在此争斗中，蒋处于上风；更多的人看好军权在握的实力派蒋。正如时人早就注意到的，党、政、军大权皆集中于蒋一身，只有蒋“才掌握着政府的实权”。他是当局权力体系之核心，“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蒋在哪里，实际上的首都就在哪。此后，有更多的学者认可了蒋，甚至归附于蒋、为蒋所用。许多人在蒋援引下进入体制内，有的人虽由汪引荐入体制内（如顾孟余、王世杰、陶希圣、张平群等），日后也都识时务地转投到蒋麾下。及至战时，蒋成为党、政、军主官之后，更是如此。此间学者的地位和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人“关系”，看他在高层有无后台或“特殊的奥援”。
当局虽号称“天下为公”，许多学者出山之前自称“以德抗位”“君子忧道不忧贫”，出山之际宣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出山之后则自认“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自诩“从道不从君”，然一俟其步入现实的政治权力场，则很快成为权力机器的一部分，屈就于权力的运作逻辑。从政学者与当政者之间往往形成了近乎幕僚与幕主之间的私人关系（胡适也曾明确表示希望翁文灏、蒋廷黻等发挥“宾师”作用），他们与上峰也往往休戚相关、沉浮与共。在此情况下，他们优先考虑的很可能就是效忠私人、是对特定当权者的个人忠臣，而未必是兼济天下。这显然有违其初衷。
学者从政的热潮牵涉顶层的政争，而学者进入政界后，不仅卷入派系之争，而且形成了新的派系，构成文人集团。据初步估算，抗战期间直接参与党政工作的名教授，至少约有数百人，而且越是名校教授，从政现象就越常见。此外还有大量教授间接为当局服务。曾从政和参政的知识界名流，则在千人以上。而且这部分人从政后往往位居要职，相当一部分还跻身高层，其对政治生态及权力格局的影响可想而知。
《胡适来往书信选》
这些从政学人主要分布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委会）、行政院、教育部等部门，至于专业性最强的外交系统则更是知识精英密集的场域。据1935年的《外交年鉴》所载，国民政府86名重要外交官领事官中（内有3人信息不详），国外留学者73人，占84.88%，其中，有博士学位者22人；国内大学校毕业者10人；这批人中，曾任国内外大学教授或研究员者达14人，占16.3%。抗战期间，这一比例更是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学界的派系与门户之纠缠，也间接地投射到了从政的学人群中。在这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的学者从政热潮中，有几支力量非常醒目，其一是政学系，如翁文灏、吴鼎昌、王世杰、周诒春等，有南开背景的张伯苓、蒋廷黻、何廉、张平群、李卓敏、张彭春、段茂澜等亦颇活跃；其二是北大—清华系统的学人。进入教育部高层的学者多属北大派；进入外交系统的学者中，相当一部分有着清华背景。当然，政学系与北大—清华派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因此，学界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进入政界后又与政界的瓜葛搅和在一起，关系更形复杂。相当一部分从政学人涉足政界后，往往与政学系发生了特殊的关联。他们为政学系注入了新活力，而该派中人大都“往往是经过西方训练的解决问题的能手”。长期以来，北大在学潮政潮中异常活跃，也形成了著名的北大派，该派与政学各界的关系渊源有自。清华派崛起后又与北大派合流，生成北大—清华派。有人因此笑称：“近年清华、北大人才辈出，支配中国政治者，多清华北大校友。”这些学者从政自认为是作为公民“为国家尽义务”；他们从政后也大都以清流自居，彼此声气相求，相互援引。可见，平津学人群在学者从政浪潮中位居翘楚，对中国政学两界都影响极深。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或派系。
1935年行政院改组后，资委会委员占据许多重要职位。行政院新任部长皆为资委会委员。九个部长，加上秘书长、政务处长十余人中，资委会占5人，分别是秘书长翁文灏、铁道部长张嘉璈、政务处长蒋廷黻、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因此，局内有人将这届内阁称为“三元巷内阁”。这在大幅加强资委会权势的同时，也加深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对资委会的不满。故此内阁也被称为“政学系内阁”，其中重要阁员相当一部分是从政学者，属于技术官僚。较之纯粹的职业官僚，他们学有专长；对日趋僵化的官僚体制来说，他们是新鲜的血液。可以说，国防设计委员会及此后的资委会成为技术官僚系统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其中多数骨干都是从政的知名学者。
当时的中国，学界山头林立，政界更是派系甚繁。按时人的一般看法，国民党内虽派系林立，但蒋氏阵营中举其要者有三：黄埔系，CC系及政学系。蒋介石最初极力吸纳学者从政，就是考虑到后者无派系羁束，然而他们一旦进入政权后又卷入派系之争，甚至形成了新的派系。在此意义上，学者从政派的大量出现客观上又让派系林立的局面更加复杂化，逐步改变了当局的权力结构。这种新的权力集团的形成，对民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恐怕也是许多推动者始料未及的。派系林立乃民国政治之积弊，却是蒋氏的御臣之术。蒋通过派系制衡，便于独揽全局。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鲜有例外。
林绪武著《由政学会到新政学系——国民党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研究》
毫无疑问，这一学者从政的浪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那批曾受西方现代思想熏陶的海归派学人在权力体制内的上升，更是对体制变革影响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政府权力体制的运作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扩大了其社会基础；大量技术文官的涌入，部分地改变了官僚体制的结构，逐步改变了原先由清一色职业官僚（“革命同志”）主导的权力格局；大批学者持续渗入各军政部门，意味着自由派文人持续进入当局权力体制内并持续扩张势力，造成文人集团和新型技术官僚集团势力迅速膨胀。大量学者的涌入，也的确为权力体制输入了新血液，带来了新气象、新活力，为开创新的权力格局、治理体系提供了新希望。然而实际上，这一努力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许多学者从政后虽然身居高位，但掌握实权者少，厕身虚职者多。他们在权力场的博弈中仍属边缘人，无法触及核心决策。许多久负盛名、身居要职的从政学人，也毫不掩饰地称自己是“局外人”。他们好不容易进入高层，发现自己终不过是“局内的局外人”，是“装饰品”，“从未能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在“以党治国”的条件下，由于他们不是国民党党员，也就不享有参与国民党的政治会议的特权；“不论他们掌握多少权，随时有可能失去”蒋对他们的信任。以其中头面人物翁文灏为例，翁在战时作为主管全国经济的政府首脑，在公开场合以局外人自居。他虽然早年就是蜚声国际的学界巨头、社会名流，而且从政后历练多年，但在骨子里终属一介书生，不善于权力场中的博弈。他“是个好人”，但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斗争性，“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容易屈服于政治压力”。“他没有自己的人”，在关系亲近的人遇到困难时，他无力甚至无胆出手援救。应当说，这样的人有可能是杰出的学者，也有可能成为合格的行政人才，但不可能成为理想的政治家。翁本人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长期担任蒋氏近臣的翁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等。这批从政学者和那些磨练已久深耕多年的官僚、军人比，在权力体制内的影响力自然明显逊色。作为“党内没根的人”，他们不可能在政坛担当大任，更不能扭转国运。
何廉著《何廉回忆录》
三、学人从政的得失：“专家治国”与“书生误国”？
全面抗战前开启的学者从政热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学界研究已甚繁，但几乎都止于其动机、表现的探讨。其对实际政治到底产生了多少实质性影响？对此研究相当薄弱。在大量相关研究中，只有极个别研究者蜻蜓点水地指出学者从政的实绩有限，却往往将此归咎于当时政治生态的恶劣和官僚体制的弊端。真相如何？欲深知其真义，则不能不重返历史现场，对其代表性人物进行考察。
在当时的自由派文人中，胡适是最有自知之明者之一。他早在鼓吹“好人政府”时期，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治世之良臣，乱世之饭桶”，平常颇有虚名，危急时不堪一用。他长期与当权者之间关系暧昧，但又长期坚守“独立”，谢绝各类党政公职。他爱论政，但无意从政，自知“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就本质而言，胡“无斗争性格，非政治之人物”。以学者的标准来看，胡当然人情练达、善于运筹，是公认的知识界领袖，近乎“帝王师”；但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其政治见解远不及许多友徒，政治手腕自然更逊一筹。
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抗战军兴，胡应召出山投身外交，后任驻美大使，成为“学者外交”的代表人物，后来还被誉为“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其实，此类评价多属文人之言，未必完全客观。胡适也的确受到美方赞赏，但这往往是因为美国掌权者认为他温顺、顺心（agreeable），为人谦抑，容易打交道。而在中国的政治人物看来，胡此间的言行多有可商之处。他与美国军政巨头打交道时颇显弱势、消极。在关键时刻，往往不敢力争，维护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不仅令政府失望，也让许多职业外交家难以理解。宋子文对其强烈不满，认为他卑怯懦弱，“几致贻误事机”。胡履职不久就让蒋极失望，蒋不得不增派宋为特使，赴美挽救危局。宋赴美后以非常手腕展开“个人外交”，不久就将美国政府闹得“天翻地覆”，和许多巨头打交道时几乎反客为主。如此外交自然大获成功。在美日媾和准备牺牲中国利益之际，宋子文果断介入，泼辣出击，促成美日谈判破裂和双方交恶，维护了中国利益。对于宋氏的成绩，蒋也刮目相看，认为“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作为老牌的大外交家，顾维钧也不由感慨，宋诚为“一流的行政官和外交家”，而胡有的意见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胡素来自视甚高，对宋评价不高。早在1933年春，汪精卫就对在野的胡备极赞许：“先生虽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呢？”数年后，孔祥熙也说：“此次使美国，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事实证明，在外交能力和办事才干上，宋远胜于胡。胡“永远体谅美国人的苦衷”，在大使任上仍热衷于学术事务，“公务上则惟东方司之命是从。不敢逾越该司与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实无胜任大使能力……到任迄今，尚未与陆长、海长晤面”。蒋介石对胡的消极表现极为不满，短短数月内曾两度欲撤换胡适而任命顾维钧、颜惠庆或施肇基等人，后来总算多方顾虑而作罢。宋子文则迥然不同，他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效率极高，在对外交涉时，几乎能够从每个人物那里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而这种政治手腕与权谋，是胡所远难企及的。美方要人也不得不承认，宋实在“聪明狡黠”，“是个难缠的人物”。相形之下，胡适则更像是一个误入外交职业的、让人省心的谦谦学者。
个中是非暂不深究，但和职业政治家、外交家比，读书人出身的胡适确实有“君子之风”而缺乏雄长之气。而始终维护胡氏驻美大使地位最力者，就是同为从政学者的王世杰及翁文灏等。尽管王世杰也承认，胡适并非外交长才，因为他过于不愿向任何人要求施惠、过于顺心、缺乏纵横冲折的斗争精神，这无疑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大忌（胡适本人也私下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蒋介石对胡的表现也几度大为光火，耿耿于怀。他对胡在国际合作方面（如经营越南和缅甸通道等问题）的消极表现尤为不满，屡屡在日记中痛诋之，认为书生无能、文人不足以成事，并直言胡“在美不得力”，亟需撤换。学者出身的王世杰也是学人外交的典型，其得失也同样很明显。胡适使美任内的作为，以及王在外交实务中的表现，最集中地表现了学者外交的弱点和学人从政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学者外交是学者从政后局限体现得最突出的领域之一。这批学者论政时往往放言高论，但投身政治后，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领域，往往都缺乏上乘表现，甚至多有失误。较之其原先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表现，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令人扼腕。1948年4月，蒋介石公开劝告党员投票选举胡适和孙科分任总统和副总统，盖因两人都是文人，便于统御。胡未接受劝进。事实上，他非常清楚自己终究是一介书生，缺乏政治人必备的现实手腕和雄霸之气。日后，他数次向蒋婉辞，称：“我是无能的人，决不能当大任也。”“一个无能的学者依赖一点虚名”，绝无可能“担任国家大事，救亡而图存”。不日，又再度致电蒋介石：“做官治事，则绝无能力……无能书生不应担任国事职权。”如此自白，与数年前蒋在日记中对胡（及其他文人）的训斥，几乎如出一辙。在随之而来的1949年，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蒋介石等复邀胡再度出山，在行政院或外交部任要职。胡再次婉拒。而蒋一方面继续敦劝，另一方面又继续在私下痛诋文人无行、书生无能，表现出对知识界名流的极大意见。
宋子文
翁文灏是此间最早从政的顶级学者，也是胡适向蒋介石力荐的首席人才。翁在学界时就早已享誉朝野和国际；胡更对其推崇备至，赞其为“奇才”“天才”“国宝”。翁是当时“专家治国”的突出代表之一。翁从政之初，作为高级事务官也曾表现颇好，中央各部长对其“信仰甚大……他的用处很大”。但他一旦升任更高的要职时，就显得才力不济，颇受非议。抗战爆发后，翁更受蒋倚重，先后出任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然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前后，翁与孔一并成为革新派攻击的对象。孔的罪名是腐败，翁的罪名则是无能，“孔、翁不去……国家前途必甚可危”。
1947年，蒋介石酝酿“行宪内阁”。1948年初，国民党举行首届国民大会后，党内外普遍鼓吹专家政治。蒋不得不起用毫无根基的书生翁文灏出任阁揆，以组织“全明星政府”。他也希望利用翁氏科学家的形象和国际盛誉争取美援。外间赞翁为“国际著名学者”，翁则自承“性与才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一再推辞。在蒋的干预下，翁仍以高票当选。
翁出长行政院幕后的重要推手是王世杰。但王内心又认为翁不懂政治，只是个“技术人员”。翁“遇事一向瞻前顾后”，并无独挡一面的魄力和开创大业的格局，最多只能称其为“治世之能臣”。他之所以会在此“乱世”的关键时刻被委以如此重任，胡适的背后力挺可能是重要因素。而胡本人对实际政治的了解也不会比翁强太多。胡对翁期望颇高，希望他提倡“专家的政治”，“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然而事与愿违，翁诚属“国际著名学者”，但治国能力则显属欠缺。正如当时著名政论家储安平所言，“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支撑得了的”。国民党中多数人都认为当此危急之际，“政府总得有点办法”。但翁束手无策，更无法“扭转乾坤”。翁氏上台后，果然势同傀儡，往往听命于人。作为一个高级行政人才，翁或属清正干练，然而作为顶级政治人物而言，则难免有失“糊涂”。在财政部长人选上，他没有任命蒋介石看好的张公权或俞鸿钧，而是任命王世杰认为“操守与作事精神”“较优”的王云五（胡适早年的恩师）。其实，后者亦不过一介书生，在金融财政上所知有限，缺乏政治领导力，在此危急时期不足以担当治国大任。正如韦伯所言，政治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事业，在变革时代，循吏难以胜任，而需要富有魄力、政治想象力（创造力）的非常规的政治家。值此乱世危局之际，这些书生当政，确乎如犬耕田，力单难支，在狂澜面前进退失据，苦无良策。
翁文灏
1948年8月初，随着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当局亟欲推行经济改革。王世杰对财政金融问题并不内行，但极力支持翁、王推动的币制改革。蒋采纳了这两位从政学者的意见，而不顾宋子文、张嘉璈等财政金融专家的极力反对。改革伊始便造成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无异于给正在前线节节败退以及濒危的国民党政权以致命一击。10月，翁飞赴北平向蒋汇报和请示工作时，仍召开座谈会征求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意见；随后偕同数位专家赴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对策。随同南下的专家中，就有胡适推荐的两位青年经济学家，分别是蒋硕杰和刘大中。前者年仅而立，却早已是北大名教授，更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高才生；后者也仅三十出头，已是清华名教授。以言学术，二者皆属国际青年经济学人中的佼佼者，蒋乃是哈耶克爱徒，28岁成为北大经济系最年轻的教授；翌年在中研院的院士遴选中，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提名了年仅29岁的蒋，并认为今后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只有蒋硕杰等三数人“值得抬举”。而蒋本人显然亦与胡适、蒋廷黻等人一样，有经世之志，热衷于论政，“自认不是纯讲理论的学者”，志在“使像中国这样穷的国家变为富有的国家”。刘于26岁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翌年在美国顶级经济学大刊《美国经济评论》刊文，成为首位在该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也正是二人突出的学术表现和议政识见，打动了胡适，促其极力向高层举荐二人，要他们把“专门学识贡献国家”。胡适此举，无疑是在这“学者从政”即将落幕、大厦将倾之末世，再一次试行“专家治国”“幕宾”资政的夙愿。
然而，治国之道与治学异。对一个处于乱局中的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治国安邦的挑战性无疑要远远超越学者治学论道的难度。即便是这些极富盛名的智囊人物竭智尽力，仍苦无良策。国民经济仍急遽恶化。11月，王云五被迫辞职，复由何廉的老对头徐勘（孔祥熙心腹）接任，收拾残局。翁反复向蒋请辞获准后，由孙科继任。而胡适此时却大做事后诸葛亮，抱怨蒋“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似已全然淡忘当初自己极力运作，合纵连横，力推翁氏出任斯职。
胡适
翁文灏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合格的事务官，但他出长行政院后的表现，可能并不是众人曾向往的“专家治国”，而是不折不扣的“书生误国”。难怪知情人说翁“是书生，不懂政治”。这与国民党政权内部有人对翁不过是“技术人员”的评价何其相似。而与翁搭档掌理全国经济的王云五，也被许多要人普遍斥为“罪人”。
蒋廷黻是学者从政浪潮中的又一要角。蒋氏很早就成为学界头面人物。他人情练达，被学界誉为“学者政治家”。在政治生涯中，他作为文人的优点和弱点都体现得很充分，其中就包括“长于论理，短于任事”。蒋在学界时曾是有名的社交好手，但在政治场域中却常常书生意气，与官场生态格格不入。蒋从政前就力主知识分子应投身政治、有所作为，“做官而要同时做事”；但不乏韬略的他从政后却和老上司翁文灏一样，建树有限。蒋廷黻早前研究外交问题卓有成就，其对苏俄的研究也令蒋介石颇为欣赏，然而，他被派为驻苏大使之后，却在外交实践中倍感不适应，自称“不是人过的生活”。在职业外交家看来，蒋于外交事务与外交辞令方面往往不得要领，多致烦恼与杯葛。更有甚者，蒋还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际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交涉时，酿成了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由此，其对内失信于外交部，对外不惬于驻在国，处境之不佳可想而知。随后，蒋以述职为名归国，从此一去不复返。抗战后期他任“救总”署长时还酿成了贪污弊案，给学者从政抹上了一大污点。在仕途上“屡试不售”的钱端升对自身遭逢讳莫如深，但对蒋氏之行藏颇有臧否，感慨道：“蒋廷黻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
钱端升
同样，再以专业性极强、专业学者较易展其长才的外交领域论，原武大校长王世杰原是著名法学家、教育家，也是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因之亦成为蒋介石外交决策的主要智囊（侍从室参事室主任）。他介入政府外交事务、特别是主政外交后，当局外交路线脱离“职业外交”常轨，呈现“学者外交”倾向。其在出长外交前对许多外交官时有攻讦，但他自己出长外交部后，同样多有失误，未能开展太多高质量的外交工作。王对此毫不自知且常苛评他人，诚所谓“书生误国语偏工”。非常之世，需非常之才。王自视不低，认为翁只是“技术人员”、胡适“政治上外行”，可他自己也同样不具备大政治家的素质。
外交工作需与纵横捭阖国际政坛的各国外交家政治家交涉；重大外交场合更是斗智斗勇的角斗场。这要求从业者拥有相当的资源和手腕。若缺乏实践经验和霸气，就难以驾驭或抗衡对手。而这绝非学者最擅长的。即便是当时国内顶级学者胡适、王世杰等人，对此也并不擅长、力不从心。在抗战胜利后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是国际公认最难缠的谈判对手，为此，许多人士曾力荐顾维钧领衔出征。然而蒋介石最终起用的是他宠信的王世杰。王作为学人外交的旗手，批评本国职业外交家时伶牙俐齿，但在与斯大林的谈判中却极显弱势和被动。谈判的最终结果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尚需一提的是，王氏绝非个例，那些学者从政派在外交上普遍表现出类似的特质。而如此天真的书生，与那些老谋深算的大政治家打交道，无疑极显稚拙、乏力。这样的学者外交，要想抗衡外交家或政治家的职业外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书生误国，也就难以避免，在在皆是。而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也因迷信“专家政治”、误信专家之言，常常一错再错。
可以说，此间尽管大量知名学者应召从政，不少人还位居要职，但其中多数人从政后颇感不适应，难有作为。这与他们原初踌躇满志的心气相去甚远。此后他们大都心灰意冷地离去。在此浪潮中，政学双方都满怀期待而始，大感失望而终，分道扬镳互生怨怼而去。“学者从政”昔日的荣景灰飞烟灭。于公于私，皆有得有失，其中不少还得不偿失。可以说，这批知识精英在学界都成绩卓越，但从政后的业绩表现大都不佳。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王世杰
四、何以至此：“政”“学”之间的张力
统上可见，许多知名学者进入体制内后往往身居高位。其中，的确有人踏实苦干、有所作为；但更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权时则清谈高论，当权时则书生误国。许多人抱怨手中无权，可当他们真正肩负重任时，又往往力不能胜、误人误己。为何如此？值得深思。许多论者将此类现象归罪于官僚体制的弊病和当时政治的腐败。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远非全部。每个学者的境遇各不相同，然究其根本，几乎都是由政治与学术的本质差异所致。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视政治为生命，从行使权力中得到享受。在他看来：“政治是一块坚硬而磨人的人造板。它需要激情和洞察力。”以政治为志业，不仅需要有善意和济世热情，有坚定的意志和斗争精神，还需要有对社会大势的敏感、洞见和想象力，并能很好地协调各种关系，娴熟地甚至创造性解决好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上述学人大都是以学术志业的，他们首先是知识人，他们所遵循的是学术逻辑，而这与政治逻辑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逻辑。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指出，权力是政治强制手段的集中表现，与人类的精神自由相比，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但它又是社会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学术逻辑，意在求真、求自由；而政治逻辑，则追求权力和宰制。前者指向个性和好奇心，后者源自统一性和控制欲。这两种不同的逻辑，也就决定了和决定着知识人和政治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他们各自所需的也就是迥乎不同的能力或素质。他们之间有迥异的世界图式、思维及行为方式、人格特征、生存逻辑。正是这种人格特质、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表现和遭遇。学术强调的是思的能力，政治强调的是行的能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个杰出的文化人，从政后可能是一个平庸、蹩脚甚至糟糕的政治人。反之亦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文人真正喜欢和擅长的是思想而非实践；“作家们的优点往往会是政客们的缺点，正是那些能造就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品质，会导致许多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学术有学术的逻辑，政治有政治的逻辑，二者迥乎不同、时有扞格，不可混淆。以一种逻辑统御另一逻辑，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强力为之，则两受其害，甚至误人误己，祸患无穷。也正因此，政与学之间不可能泾渭分明，但确需和而不合，有所区隔。然在当时的非常情势下，这很难实现。
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
从社会分工说，知识分子从事的主要是非生产性劳动，大都远离物质生产第一线，与经济实践相去亦远。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属性，也决定了他们的人格特征、思维方式。知识分子更多地是和观念打交道，而不是和现实打交道，他们是“理念人”而非“实行家”。他们擅长“说理”，然在实际工作中，说理往往“并不能解决分歧”，亦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从事一线的社会实践、解决现实问题并非其所长。事实上，他们中的多数从来很少或不善于应对活生生的原生态的现实世界。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可能游刃有余，但一面对无限繁杂的真实生活，可能往往力不从心。正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言：学者是在图书馆中而非在实际环境中了解思想；“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特定学术领域中的出众成就，给他们带来了高度的自信；而在过度自信的支配下，他们很容易越出自己的专长去发言行事。这正如有人所叹息的那样，也许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这个事实”。因此，作为局外人去谈论或研究政治，和作为当事人去搞政治，显然是大不一样的。书生“论政”或可慧眼独具，但书生“从政”，有时恐怕难免令人“忐忑不安”。他们自以为“学优则仕”之后就能经世致用，乃本能地将治学作文的专长误以为经邦济世的才干；以为在学者论政中声名鹊起，就能在学者从政中大有作为，那实在是太低估了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和治国理政的难度。更常见的情形是，学者论政时意气风发，而一旦从政之后则屡屡碰壁灰头土脸，“做了政府的尾巴”。事实上，当时多数知识精英在学界左右逢源，入仕后却“两眼一抹黑”，深感不适应、不胜任；身居高位、肩负重任后，更是深感力不从心。必须承认，议政论政与真正的从政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是难以逾越的，甚至是多数知识人无法逾越的。即便在那些专业性极强、专业较对口的领域，这些顶级学人的从政实践也难称理想，难有大建树。此次浪潮中这些最优秀的学者从政后仍不过如此；其他人等，更是不难想见。
人无完人。和任何其他群体一样，知识人有其长，亦有其短；有其优点，也有其弱点。他们大都自视甚高，从政之前壮志满怀意气风发，而一旦进入政权体制后，往往感觉格格不入、进退失据。他们在从政历练中才意识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才认知到自己的种种局限。一般而言，知识人在才、性两方面大都不适合从政。他们擅长于思，然而心思缜密、敏感，“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豫不决”，这恰恰妨碍他们成为果决坚毅的政治领袖。本性难移，文人从政之后仍是文人。以文人之心从政，不仅易致内心“车裂”之痛，酿成悲剧，而且可能耽误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贻害匪浅。在中国，人们普遍赞成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应该说，知识人确“有义务运用他们的才能和声望，来为一些更普遍的事业服务”。然问题在于，许多知识人通过“智力劳动获得了一些声望，却过度使用这种声望以便走出其领域，以一个总体的人之观点，批判社会和当时的政权”。急于用世、贸然超出个人专长和能力边界去发言和行事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学者从政浪潮虽不无成效，也确实为政治增添了些许清新之气，但实效很有限。
齐锡生著《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学者最适合的活动领域，肯定不是权力场。许多学者从政前表现卓越、如鱼得水，一旦进入政坛反而“如犬耕田”、力不从心，建树很有限。这与他们在学界时的表现相比确不可同日而语。学者从政本就意味着要放弃其擅长的学术事业，若从政后又不能用其所长，有所作为，那实在是得不偿失。若勉为其难，用其所短而舍其长，极有可能种瓜得豆，误人误己、误国误民。然而，当时学者从政热潮中，学者用非所长的现象，又往往是常态，误人误事也就并不罕见。
事非经过不知难。谈政治是一回事，搞政治又是一回事。体制外的学者论政大可指点江山高谈阔论；但一入侯门深似海，一俟进入等级森严的政权体制内，就身不由己，就必须按权力的逻辑行事，因此也就客观上异化为权力体系的一颗螺丝钉，也难免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而自嘲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原有那经国济民的雄心、舍我其谁的豪情，很可能都被繁琐且倾轧甚烈的现实政治消磨殆尽。学者从政的魁首丁文江，很早就宣称“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也不是官僚政客腐败，也不是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少数人没有责任心，缺乏负责任的能力”。“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他认为“关键少数”极为重要，极力提倡精英（主要是知识精英）治国，认为“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然而事实上，与丁同道的大量精英，齐心出山从政救国，却被现实打磨得焦头烂额，无所作为。最后不得不慨叹“毕竟是书生”，遂心寒意冷地败走麦城，重返学界或流落他处。许多学人弃学从政，走上仕途不归路，往往失去独立人格，荒废了学术事业。他们在政治上大都成为清流，但空谈误国；若位居要津而不善政务，一旦决策失当，则贻害更甚，必致书生误国。诚所谓“岂有文章能济世，忍将功业误苍生”。
从北洋时期的“好人政府”到南京政府时期的“学者从政”，甚至到此后的许多类似现象，都再次印证了知识人与社会—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政治人与知识人的关系始终是个极复杂的问题。有的政治家过于轻视文人，有的则过于迷信“专家”。蒋介石骨子里鄙夷文人，但也曾有时又盲信专家，误信和误用了一批书生，造成“书生误国”的局面。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尝试专家政治，邀许多学者从政，且每每授予高位。1948年后，因战事一再失利，蒋又向党外专家问策，向他们集体求教，帮国民党挽救败局。重视专家意见是必需的，但迷信一家之言、书生之见，决不应是智慧超群的大政治家所为。因此，国民党的失败，不仅败在军事上，败在体制上，更败在思想文化上。有人说：“共产党对大陆的征服，就军事说，是打败了国民党；而就文化说，是打垮了知识分子。”
李村著《政学先生》
余论
抗战前后轰轰烈烈的学者从政有着极丰富的历史意涵。它与党政高层复杂的派系斗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首先是国难催迫之下政学两界交流合作的结果，是双方实现耦合的结果。但政学之间的纠结暧昧、时有扞格而又难解难分，以一种更隐晦的新形态呈现出来。在国难危急的历史情势下，再次凸现了政学关系这个经典难题。
如果说“好人政府”的实践是北洋时期学者从政的重要探索的话，那么此次学者从政浪潮就是又一次“专家政治”的试验。其在持续时间上远胜于前者，影响也远过于前者。其中每一节点，都与重要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与当局顶层决策者相关，尤与蒋介石等人相关。其意都是团结各方人才，最大程度地凝聚智慧和力量，挽救国运。
鲁卫东著《民国中央官僚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12-1949）》
学者从政对政学两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进了两界的交流与合作，改变了两界的结构及生态。这批名流从政，带来了活力和新鲜血液，为权力体制输送了人才，的确有助于刷新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当局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形象，也确实改变了官员队伍的层次、结构和风气。然而，它仍有其限度。它并未抑制或避免派系争斗，反而加剧了派系间的内耗。相当一部分学人不能用其所长，在施政实践中一旦决策失误，往往误国误民。
这种长时间的学者从政部分地改良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挽救其日趋衰败覆亡的历史命运。这数以千计的学者从政，对知识界而言蔚为壮观，但对全局来说却微不足道。他们在知识界时显得精英荟萃，一旦涉足宦海后，就被稀释在庞大的国家权力体系中，显得杯水车薪；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改造国家权力体系及其顶层设计，不能从根本上更新当局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不能改变民国政治的逻辑和生态，更不能扭转国运和历史大势。反而是这些学人从政后大都屡屡受挫、难有作为，最后大都心灰意寒地淡出政界。
邓野著《民国的政治逻辑》
正如外国观察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古来就有“将公共事务与文人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因此，文人论政之风自古如此。然须承认的是，许多文人论政往往是书生论政，一旦付诸实践每每沦为书生从政，因书生意气而误人误事。治国理政需要卓越的智慧、老练的手腕和足够的资源，这远非一般的知识精英所能胜任。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激烈残酷的社会政治斗争中，知识人往往是弱势者。身居高位的从政学者治国无能，在野的布衣学者更是影响甚微。他们往往远离经济生产第一线，亦远离军政斗争第一线，只能寄希望于思想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如此，“笔杆子”缺乏了“枪杆子”“钱袋子”的支持，是难有大作为的。“解释世界”固然重要，但“改造世界”又何其不易。在书斋里闹革命，意欲改造社会、经国济民，岂能如其所愿？在讲究派系的权力场中，缺乏派系势力、经济基础和军权后盾的文人们，自然难以驾驭权力、左右局势。“专家治国”在西方现代国家不乏成功经验，但在党派斗争惨烈、政治未“上轨道”的近代中国，则难以实现。在此情势之下，文人政治、专家政治的实际意义注定是很有限的。
许多名流学者与当局的关系，几乎就如胡适当年对汪精卫所说的：努力做国家之“诤臣”、政府之“诤友”。然而，历史表明，这批热心充任诤臣诤友的文人，一旦“成了过河卒子”，便身不由己，日后还往往因未能（事实上亦不可能）担当“佐命之臣”的使命，最后大都结局不妙。更何况，当局并不满足于将其作为“国家之诤臣，政府之诤友”，而是希望征召他们“尽入吾彀中”，做“政府之诤臣、当局之僚属”，随时备用。这样的“学者从政”，自然难以适应环境、难以有所作为，更难以如胡适所期待的那样“改造政府”、教育领袖。抗战胜利后，经国共决战，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新一轮文人从政渐次兴起。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费迪南· 布伦蒂埃等著《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
本文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学者从政”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质乃是知识人与政治、知识（学术）与权力的问题。而这正是人文社科研究中最经典的议题之一。从本质层面的原动力而言，知识源于人的好奇心（求知欲），权力源自人的控制欲（支配欲）。好奇心和控制欲，均属人之本性或本能，是人性之阴阳两面。因此，在现实中，知识与权力（政治）二者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有人群的地方，便存在此问题。这一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它同样普遍存在于许多其他时期和其他国度。事实上，自19世纪（甚或更早）迄今，知识与权力的互渗互动、知识人与政权体制之间的暧昧纠缠，就从未休止。纵览史乘，不难发现，数百年来，在东亚东南亚、东西欧、北美拉美等地，均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只不过，上世纪前半叶的那一段中国往事，因中国独特的传统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而成就了其独特的样态。但其本质上与其他情境中的同类故事，仍不失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内中，法国史的研究，尤具重要意涵。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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