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化历史的窗口——读梁晨《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
本文作者李伯重教授
摘要
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一场近（现）代化史。近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多个方面的近代化，但最关键是人的近代化。要培养“现代人”，现代教育是基础。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大学里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教师。这个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结构是能否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关键之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清华大学具有一种特别的地位，因此，以清华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是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化历史的一个极佳窗口。
关键词
近代化；大学从业群体；生活水平；社会结构；清华大学
章开沅先生有言：“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保罗·柯文（Paul Cohn）也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近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多个方面的现代化，但最关键是人的现代化。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认为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的现代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要现代化，必须把 “传统人”变为“现代人”，因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要培养“现代人”，没有现代教育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形式和途径有多么大的区别，现代教育都是基础和前提。英格尔斯的这个结论，为日本、中国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后进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先进的中国人从惨痛的经历中逐渐领悟到了这一点。戊戌维新时，梁启超提出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就是这一时代思潮的集中体现。在此影响下，中国兴办了一批新式学校，为国家培养“现代人”。进入民国以后，蒋廷黻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周纵策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则疾呼：“从经济方面看，中国人太贫穷；从教育方面看，中国人太愚昧……我们要中国有办法，必须克服这贫穷和愚昧。”在新式教育体系中，培养高级人才的大学尤为重要，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为了维护其社会生存，不得不对教育进行变革。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因此，以高等教育为重点探讨中国近代史，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清华大学具有一种特别的地位。从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到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不过短短17年，清华就已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自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之后，清华不仅是中国的顶尖大学之一，而且也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清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级专门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什么清华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这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
这些成绩的取得，既要归功于清华的制度设计，但更应归功于工作在清华的那批人。在这批人中，教师是关键。为清华的发展立下不朽功绩的梅贻琦校长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道出了个中奥妙。这个信念，也得到像朱经武等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的认同：“教授是最重要的，他们是学校的灵魂”，“在大学的问题上，我从来都有一个观点：必须先找大师，再建大庙”。
梅贻琦
然而，找到大师，罗致到优秀学者来工作，仅只是办好大学的第一步。这些学者到大学后，如何使他们能够于此潜心治学和教书育人，则又是一个问题，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为他们提供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条件，为他们创造一个衣食无忧而且为社会所尊崇的生活环境。一千多年前，韩愈在那篇脍炙人口的短文《马说》里就说得很明白：“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有了千里马，必须使之食饱力足，其才美方能外见。因此，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问题，乃是能否成功地罗致人才和留置人才，并使之能够尽其才的关键之一。在大学内部，除了教师，还有职员、工友等不同的人员，他们的工作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要使他们安心并且努力工作，也必须为他们提供合适的生活条件，使之得以享有相当的生活水平。因此，生活水平问题，就是研究清华何以成功的关键之一。
从更广泛的视野中来看，生活水平问题也是对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由不同的群体组成，这些群体的生存情况，成为社会结构与分层、阶层间流动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基础。衡量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标准虽然可以有多种，但生活水平是基础。从生活水平来研究一个社会，就触及了社会研究的核心。在今天的国际学坛中，生活水平研究具有鲜明的前沿性。清华大学教职员工是站在中国现代化事业最前沿的一个群体，而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梁晨的《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条主线，透过对清华教职员工群体的深入研究，使得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更加具体的认识，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具有学术的前沿性。
梁晨著《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
以往学界对大学历史的研究，往往未能摆脱“校史”研究的局限，从而成为一种“微观史”研究。微观史研究对于史学十分重要，但是，如果不放进一个大的框架之中，有可能导致研究的“碎片化”。乔·古尔迪（Jo Guldi）和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指出：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史学界，“微观史成为了史学的主流”，而“‘宏大叙事’——大框架、大过程、大比较——变得愈发不受欢迎”。有感于此，他们于2014年发表《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指出“微观史若不与更大的历史叙事相联系，不明确交代自身的研究想要推翻什么、坚持什么，那就很容易被人称为好古癖。我们希望复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而“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将为历史研究展现了一种新的境界”。
《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虽然是以清华大学为中心进行研究，但不同于学界已有的诸多大学的校史研究之处在于：本书是把清华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的。本书作者说得很清楚：一方面，从改办大学到完全国立化，清华逐渐摆脱美国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束缚，经费、人事和制度方面的特殊性也逐渐降低。清华经费的来源虽然特殊，但数额与稳定性在国立高校中已不格外突出，人事管理和待遇安排也与教育部规定进行了接轨，这使得“清华园”逐步从一个美籍教员主导的“小社会”转变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国立大学“小社会”的代表。因此，透过清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民国高等教育界。另一方面，清华地处城郊，教职员工各阶层人群以清华校园为生活的主要地理场所，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然而，他们也经常往来于学校、城市与乡村，时刻沟通着清华与外界社会。因此，清华这个小社会既具有一般社区特点，又具有和其他地域、人群保持紧密关系和流动开放的特点。透过这个小社会，可以清晰和具体地了解民国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清华是一个透视中国近代社会的窗口。
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历史学宣言》
如何透过这个窗口来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本书采用了两种路径。首先，通过对教职员工这个大群体中的各个群体（教师、职员和工友）的深入研究，弄清清华内部的社会结构；其次，把清华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放到更大的框架中进行探讨。换言之，就是以清华为立足点，兼及北平以及全国其他高校教职员工的状况，不仅使得研究结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与可比较性，而且可以通过清华这个“个案”来了解全国大学的情况。因此，本书为学界如何妥善处理宏观史和微观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当然，要通过上述两种路径，把清华教职工群体的生活水平的研究做成这样一个窗口，首先需要对清华内部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清华这个“小社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内容非常丰富。要对这个“小社会”中的主要群体的生活水平进行研究，并非易事，需要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本书在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
清华大学二校门旧照
《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是一本近代史研究专著，因此，首先采用的历史学的方法。任何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成熟的专业学科的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正如彭刚所言：“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
史学的边界之一，就是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在各种史料中，第一手史料（亦即原始史料）又占有特别的地位，因为正如法国学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言：“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之所以选择清华大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史料的考虑。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近代中国各类机构（包括大学）的档案大多保存不很完整，而清华是少数的例外之一。清华大学档案馆不仅保存有自1909 年创办以来学校各部门的主要档案，而且还有大量的教职员工个人档案。这些档案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完备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库。作者梁晨在清华大学档案馆里埋头研究多年，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并进行了精心分析核实，从而获得丰富和可靠的数据。除了清华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之外，梁晨还从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香港大学校务部档案以及当时清华教职员的众多日记、回忆文章中获得大量史料，补充和扩展了清华档案记载。这些工作为本书研究建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这也成为本书的一大主要特点。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其次，作者使用清华历年《教职员录》等人事资料，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对史料中的教职员数据信息进行半自动化地链接，从而系统性地梳理出自改办大学（1925年）以至院系调整（1952年），清华教职员群体数量变化以及背后的教职员来校、离校时间、规模与原因。教职员是大学开展教研活动的基本力量，其规模与流动水平不仅与大学办学成效密切相关，甚至关系到国家的整体高教和人才培养水平。通过这一工作，使得作者能够跳出过往对民国教职员职业高流动性的一般性认识，发现民国清华不仅存在着稳定的核心骨干教职员群体，而且在20多年里形成了两代甚至三代新老学者学脉赓续，薪火相传的状况。傅斯年指出，“史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新的史料分析方法以及技术进步，都可能帮助历史研究者向着“无遗”更进一步。作者的这一新实践，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清华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为理解民国清华的办学经验提供了新视角，更为借助技术方法，动态化分析史料和理解历史变迁提供了示范。
此外，《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以生活水平问题为切入点，将清华教师、职员和校工这三种从事不同性质工作的群体进行比较研究，使得我们能够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认识大学中不同从业群体之间待遇、生活水平的差距以及其中体现的阶层结构。要进行这个研究，史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社会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在本书中，作者很好地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为本书研究建构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分析架构，并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问题的探讨，使得本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能够紧跟国际前沿，进入国际学术主流。
傅斯年著《史料论略及其他》
在现今国际学界关于生活水平的研究中，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的运用已成为重要趋势。随着对生活水平概念的认识的发展，对数字计量方法的运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使用的概念并不是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而主要用生活状况、生活情况等词语进行表述。使用这些词语，一般倾向于运用文献记载的史料，通过列举、概括等办法，对社会某群体的生活进行描述或介绍，而缺乏对数据的收集、统计和分析。这样做，虽然有真实、直接的优点，但也有片面、狭窄的缺点。特别是由于缺乏准确的度和量的分析，使得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性，从而容易导致分析和比较结论失真，产生错误判断。实际上，在“生活水平”概念中“水平”一词本身，就对准确、系统的数字统计资料有着比较强烈的要求。《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在对清华教职员工生活水平的研究中，充分运用了计量的方法，从而使得本书研究超越学界以往研究，为社会群体生活水平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梁启超先生发出建立“新史学”的号召时就已说得很明白。然而，在今天的一些史学研究著作中，由于各种原因，在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时出现了一些问题，致使许多学者对这些方法本身产生了疑问甚至反感。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说：“如果我的看法无误，即‘新史家’们又走回历史叙述的老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想对历史变迁提出一套有系统的、科学的解释之时代的结束……量化方法不过是一株柔弱的芦苇，所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现代新史家面临一种二选一的情况：一方面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先验的统计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观察、体验、判断及本能而获得了解。有些 ‘新史家’又回到第二种方式来解释过去了。”克里吉（Eric Kerridge）在讨论西方经济史学的现状时也说：“首先，经济学家渗入经济史学带来了一种非历史的观念（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其次，统计学家的侵入也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但是，本书作者在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时，依然坚持历史学者的本色，使得本书避免了这种通病。作者对史学研究中的“新”“老”方法都兼收并蓄，各采其长。吴承明先生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刘子健先生曾指出：“余英时说 ‘史无定法’，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更妥贴地说应当是‘史采佳法’，因题制宜。再更大胆地说是‘因问求法’，如同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不断尝试终可能走出一条路来。”本书也体现了这种“史采佳法”和“因问求法”的开放心态，从而使得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自身的特色。
梁启超
总之，《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以清华大学为中心，对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从业群体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所限，本书集中于对教职员工群体的研究，而对于大学群体中另一主要群体——学生，《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作者梁晨近年来也有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受到国内外学界重视的重大成就。这些研究体现了中国史学界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史料方面的进展，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走到了国际社会经济史学界的前沿。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历史的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认识。在此方面，本书确实起到了一种示范的作用，成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的一个窗口。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由本书读后引起的感想。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引用了德国著名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Felix Christian Klein，1849-1925）的名言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引言：“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不仅数学如此，整个学术都如此。学术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在这方面，史学也不例外。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维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谈到史学危机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的发展，静止等于死亡。没有创新就是静止，因此没有创新就意味着史学的死亡。
勒高夫
经济史学前辈严中平先生常讲“四新”，即史学研究应当提出新问题、新观点，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 。史学研究的三大基本要素是史料、方法和问题意识。在今天，这三大要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史料、方法和问题不断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有了新史料、新方法和新问题意识，史学创新的基本要素都具备了。一位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进行过去没有的研究。这样，就可以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理论，从而造成史学研究的创新。本书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史学创新的范例。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作者：李伯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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