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国知网与入编期刊及其作者关系十论——从赵德馨教授诉中国知网侵权案说起
本文作者朱剑编审
编者按
赵德馨教授诉中国知网侵权一案已引起广泛关注，本刊特邀朱剑先生撰写了此文。文章梳理了知网的前世今生，尤其是知网与学术期刊及其作者和读者的复杂关系。如今的知网已深深地嵌入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和科研管理等一系列复杂算计之中，故而不仅与每本期刊及每位学者都有密切关系，而且必然关系到中国学术的未来。赵德馨教授诉案暴露出知网的问题，固然值得关注，而学术期刊及其传播平台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则更需要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共同探讨。该文35 000余字，本公众号分上中下三次推出。
摘要
中国知网不仅是一个学术期刊数据库，而且还具备了评价、查重、翻译、出版等数据库外延功能，已深深地嵌入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和科研管理等一系列复杂算计之中。知网的辉煌业绩要归功于20年前确立的知网模式。这一模式建基于知网与入编期刊及其作者之间并不公平的关系之上，虽然解决了分散布局的学术期刊无法独立构建聚合型数字出版和传播平台问题，但同时也形成了两个出版主体并存的局面，同一篇论文，必须先由学术期刊印刷出版以获体制承认，再由知网数字出版以实现数字化传播，并由此实现了知网对学术传播的垄断和丰厚的收益，却也埋下了只向学术期刊投稿而未向知网授权的作者维权行动的伏笔，更因其建库模式消解了入编期刊的独立形象，中断了其专业化、体系化、集群化进程而无法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展开竞争。随着我国对网络版权保护的重视和培育世界一流学术期刊行动的展开，知网模式弊端日渐显现，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无论从版权保护还是从期刊发展来看，两个出版主体的统合都是大势所趋。知网应走出既定模式，重建与学术期刊及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的关系，通过一体化出版和传播平台共同打造具有完整版权和品牌形象的数字化、专业化、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努力融入培育世界一流学术期刊行动中去；否则，知网不仅难以应对像赵德馨教授这样的维权行动，而且还将为时代发展所抛弃。
关键词
中国知网；知网模式；赵德馨；知识产权；学术期刊；学术传播
一、一场诉讼引出的话题
2021年岁末，一场知识产权官司的审结轰动了学术界，并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这就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9岁退休教师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教授起诉中国知网侵犯其知识产权一案。关于此案的缘起，赵德馨教授告诉媒体记者：“我写的文章登在学术期刊上面，学术期刊当年给了我稿费，但是知网（收录）既不通知我，也不给我一分钱。”于是，“他于2019年开始执着维权”，就是跟知网打官司。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一起诉讼，而是一系列诉讼，赵德馨教授对知网收录其160余篇论文的行为一一提起了诉讼，将中国知网的主办单位《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知网在不致引起歧义时则简称“知网”）告上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并有部分赵德馨教授被侵权作品的合作者同时提起诉讼。
从2021年5月到12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过审理，对这些诉案陆续作出终审判决。笔者查阅了“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仅法院判决书的目录就有10多页（每页20件），把这些判决书装订起来当有厚厚一册。这些判决书除了被侵权作品的名称和原发表期刊及篇幅不同外，原告赵德馨教授诉讼请求及理由、被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答辩理由、法院的判决理由和结果均大致相同。尽管法院没有完全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比如赵德馨教授关于应该对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处以惩罚性高额赔偿的请求即未获支持，而是按国家有关稿酬标准计算赔偿金），但事实上，赵德馨教授在终审判决中赢下了所有这百余件诉讼，赵德馨教授关于知网未经其本人同意而收录其论文行为属于侵权性质的主张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并因此获赔（总计）70多万元。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则是不折不扣的输家，不仅必须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如数赔付，更为要紧的是其辩护理由不被法院采纳，其行为的侵权性质得到了法院的认定。中国虽然不是实行判例制的国家，但这一结果尤其是轰动效应很可能使知网面临更多类似诉讼，且在今后可能的类似诉讼中会因这些判决的广泛影响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赵德馨
由此看来，说赵德馨教授获得了完胜似乎并不过分，但从事情公开后媒体记者对赵德馨教授的采访来看，他对结果并不完全满意，其最大的不满就是在判决后知网下架了他的全部论文，作为对赵德馨教授要求其停止侵权的回应。赵德馨教授意识到：“（论文下架），我的学术传播率会下降，”尽管他同时也表示：“我不担心这个事情，我们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已经得到充分认可了，不受影响。找我的书、文章很容易，知网不收录，其他的平台还会收录的，”但他也意识到知网“下架”对一般学者尤其是尚未功成名就的青年学者的影响有多严重：“有合作作者害怕知网把他们的文章下架，就表示不干预，不出具书面（声明）……我也有学生，怕知网把自己的文章下架，选择忍气吞声……知网涉嫌垄断，大家都有意见，（但）大多数人都默认了，就是怕知网把自己的文章下架，（因为）评职称，都要在期刊上、在知网上（刊发文章）。有的学校规定非常不合理，我写的文章发表在一个杂志上，我拿杂志送到这个学校里去，他都不承认，他要知网上有了（才）承认。”赵德馨教授明白，如果说在与知网的博弈中他是获胜者，那么，他的成功很难为其他在职的学者所复制，而原因并不仅仅在知网。
只要看一个事实就能明白这一点：在学术界，知网的存在已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至少近10年来，除了像某博士那样不晓知网为何物的极少数人外，又有谁不晓知网，又有谁没用过知网？又有谁不清楚自己的文章只要一经期刊发表，甚至赶在期刊印出之前就会被知网收录？又有多少学者曾收到过来自知网的收录请求和其支付的稿酬？但又有多少学者像赵德馨教授这样为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起诉知网的？答案很简单：并非打不赢官司，而是为了打官司，除了要付律师费外，也许还要搭上自己的学术前程，这就得不偿失了。可见，不是知网有多厉害而让学者畏惧，学者在意的是科研体制对其成果是否承认，知网不过狐假虎威而已。就像那些手握指挥棒的学术评价机构一样，如果没有掌控学术资源的行政权力的认可和加持，学者和期刊怎会听从他们的指挥？
那么，知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其实，知网成名以来，总有那么一些可以突破科研体制约束或者干脆就不在科研体制内的“好事”作者向其提起侵权诉讼，在这些零星但持续不断的诉讼中，知网几乎输掉了所有官司，只是还都在知网可以承（忍）受的范围之内，所以，对这样的结果，知网从来都是低调处理，赔付下架了事。在笔者记忆中，像赵德馨诉案判决后知网在官网首页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名义专门发一说明，公开向原告道歉，并表示要积极善后，还是第一次。可见，知网方面也意识到，此次的事件严重程度已超过了以往所有的类似诉案，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后果。还有人从这个说明的一句话中嗅到了阴谋论的味道：“为什么一个学者对版权风险如此通透，并漂亮地赢得了官司？这个诉讼如何又被媒体们知道，并大肆报道呢？答案其实已经写在知网的声明里。”声明（《关于“赵德磬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中的这句话就是：“根据赵德馨教授作品此前的权利人北京世纪大医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以及后来赵德馨教授本人的诉讼请求，我社在中国知网删除了涉案作品……”发帖者称，这个“此前的权利人”北京世纪大医科技有限公司“恰好是知网的竞争对手之一”，“圈内人都知道，这类案件并不是新闻。在知网、万方、超星（和大医）、维普……这个圈子并不大的竞争里，这种互相挖墙脚的事，每年都在发生”。笔者无意考证此说的真伪，只是想借此说明，作为一家有20多年历史、需要与方方面面打交道、签署各种协议、年营业额超10亿元且不乏竞争对手的大型出版传播企业，怎么可能对法务问题掉以轻心，又怎么可能对恶性竞争不加防范？是什么原因导致知网无法避免此起彼伏的侵权诉讼且屡屡败诉的？此次赵德馨教授诉案之后，知网会放出大招来使这样的诉讼不再重演吗？此番风波又会对未来的学术出版和学术传播产生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知网模式”的建立说起。
二、知网模式的由来与特点
所谓“知网模式”，本文指的是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为打造和运营中国知网而设计并实行的一系列合作规则、产品形制、传播单元、传播路径、生产流程、获利模式、分配方案以及衍生产品等汇集而构成的数字出版和传播的新模式。与数网技术不同，这一模式不是单纯的舶来品，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学术生态环境中孕育生成，同时又受到多方影响，与国际通行的学术传播模式虽有相通之处，但更具中国特色，其设计打造者还审时度势，不断进行微调，以适应因技术进步、国家相关政策调整而产生的学术生态环境变化，如今已相对稳定，但一些不可控的风险也在不断累积。
（一）知网的诞生与知网模式的确立
作为互联网产品的中国知网（CNKI），前身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其创设、制作者是成立于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面向市场发行的是一张张刻录了学术期刊所刊载论文的CD光盘。该社延续至今，但主产品则变成了中国知网，即一个庞大的学术文献在线数据库，所以，作为知网的主人，该杂志社才会成为赵德馨教授诉案中的被告。
尽管作为销售主产品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以下简称“光盘版”）在学术传播领域的实际存在只有1990年代中后期短短几年时间，但它却是知网模式的源头。由于当时互联网对于许多人文社科学者来说还只是个传说，个人电脑尚未普及，光盘版的使用有诸多不便，所以影响不大。时过境迁，在今天的学术界和期刊界，不要说曾使用过，即使曾见过这些光盘的人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光盘版问世的里程碑意义：第一，在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领域，宣告了第一家作为学术期刊出版主体的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诞生。第二，该社通过对纸本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化储存和流转，宣告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时代的开始。第三，利用光盘远较普通磁盘更大的容量，实现了相关信息的初步聚合。第四，确立了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与入编期刊及其作者的合作模式。第五，在中国开启了由数字平台经营者从事学术评价的先例。第六，成功孕育出了中国知网。因此，光盘版在当代中国学术传播史上是应该有一席之地的。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比当时人们预料还是快了些，光盘版推出没几年，互联网就从传说变成人们热议的话题再变成了很多人已开始尝试运用的新事物，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商机，适时地完成了光盘版与互联网的融合，1999年，中国知网问世。如果说光盘版利用的只是数字技术，那么，知网利用的则是数字+互联网技术，正是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使光盘版到知网的蜕变犹如破茧化蝶，一飞冲天。从内容载体和传播形式上看，作为光盘版网络升级版的知网，经过了一系列改造和革新，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二：一是传播单元由汇集多家期刊的光盘改变为拆解期刊而成的单篇论文；二是传播平台由光盘实物传播改变为聚合型数据平台的网络在线传播。此后又有不断地微调和改进，并从1.0版升级到2.0版，从而完成了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互联网时代的华丽转身。
（二）知网模式及其构建的关系体系
回顾19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这十年不到的时间，因光盘版的创设特别是知网的问世，中国学术传播的样态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对学术传播、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这一切都是与知网模式的开创和推行分不开的。知网模式是在继承了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数字出版主体身份及其与入编期刊的关系、与作者的关系和评价指挥棒功能的同时，又使之与新的传播单元和传播平台形成无缝对接，从而打造成功的。如果仅从技术层面看，这无疑是一次适应互联网特点的成功改造，新技术的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发挥。然而，将知网拖入一个接一个像赵德馨教授这样侵权诉讼的也正是知网模式。我们只要大致看一下知网模式构建的是怎样的关系体系，该体系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知网模式构建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六组。（1）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与知网（数据库）：独立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主体与其（唯一）出版物的关系；（2）知网与入编期刊：两个互相独立的出版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期刊提供数据源（印刷版作者作品原始数据），知网完成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3）知网与作者：出版主体与文献著作权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但这被设定为一种间接关系，知网不直接接触作者，而是通过作者作品印刷版期刊编辑部来获取作者授权，对其作品进行数字出版和传播；（4）知网平台与数字出版：知网既是数字出版平台，也是数字期刊，而且是平台上唯一的期刊，以信息聚合型平台形式进行编辑、出版和传播；（5）传播单元与传播路径：由期刊拆解而来的单篇文献（论文）为最小传播单元，实现网络传播（付费在线阅读和下载）；（6）衍生产品与知识服务：学术评价系统、查重系统、翻译系统等，主要服务于学术管理，兼及向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提供知识服务。由此，知网模式构建起了严密的关系体系。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和传播来看，这样的关系体系有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知网包揽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和传播。光盘版和知网创设的199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间节点使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起步得以早于绝大多数媒体类型，也就是说，学术期刊人可能是我国最早接触到数字产品的媒体人。但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科期刊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数网技术的门外汉，即使有少数人已意识到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无从下手，此时有人主动出来承担使命，当然乐见其成。所以，最早接触的成了交权最彻底的，学术期刊从数字化起步时就将数字化出版和传播完全交给了第三方——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这样的市场化公司。应该说，在各色各类传媒中，还没有哪一个像学术期刊这样主动放弃数字版权而完全听任第三方经营的，那个时期学术期刊人的领地意识和版权意识之薄弱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知网在与入编期刊的协议中转嫁了获取作者授权的责任。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是一直有着明确版权意识和风险意识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作为独立的出版主体，他们生产的出版物（即以数字版期刊面世的知网）可能引发的版权风险，然而他们的应对之策却是把责任推出去，在他们制订的与各入编期刊的格式化协议中，载明由入编期刊负责获得作者授权、在其给付入编期刊的费用中包含作者光盘版和网络版著作权使用费（稿酬）的条文，以为这样就可以规避侵权风险，至少可以对付与作者发生侵权纠纷时可能发生的舆论谴责了。然而，他们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一点下文再予讨论），不然也就不会有如今在与赵德馨教授对簿公堂败诉后应对舆论声讨时的左支右绌了。
再次，知网的建库模式和传播路径由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独立设计，这也是与其自我定位的出版主体身份相对应的。学术期刊既然已将数字版权和传播权拱手相让，也就乐得当甩手掌柜，对因此而失去了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权和期刊数据库建设的参与权和决定权毫不介意。期刊除了将自己每期的全部原始数据交给知网以外，不再有任何作为，眼睁睁地看着知网将所有期刊全部拆解为单篇文献，再将由期刊拆解而来的数量庞大的单篇文献置于统一的平台上，以包库的形式向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出售，或以“篇”为单位向个人用户出售，对于这样“肢解”期刊的行为竟然无动于衷。这才有了赵德馨教授所言自己的论文未经允许就被收录，不但未获分文，而且下载自己的论文还要付费情况的出现。
最后，知网开启了由市场化运营的期刊数据库进行学术评价的先例。在光盘版创设之时，SCI等引文数据库已被引入中国，其评价作用开始被发现和应用，受其启发，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从创办开始就定下了充分利用学术评价指挥棒来服务（牵制）期刊和作者的大计，其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制订了一套《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作为期刊编排规范通过学报研究会等期刊组织强推给期刊，再通过期刊强推给作者，基本统一了出自不同编辑部期刊的编排规范。这一做法的作用十分明显：其一，既可进一步加固和锁定与各个入编期刊的关系，又可抹去原发期刊在论文中的印迹；其二，可以有效地降低数据库和评价产品的制作成本，以方便推广；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可以加强知网在科研管理中的作用，造成赵德馨教授所形容的学者对知网的畏惧。可谓一石三鸟。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三）走向垄断的知网
就这样，知网开启了进军学术传播的征程。随着各院校和科研单位包库购买，知网的使用在科研人员中日渐普及，学术文献的使用方法发生了悄然改变。当读刊变成读库，传播的基本单元由期刊变成单篇论文时，知网这样的数据库也就逐渐垄断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和传播。与此同时，针对学术评价的需要，知网开发出了基于知网数据的一系列学术期刊排行榜并公开发布；针对整肃学术风气的需要，知网利用其几乎收尽学术文献的优势开发出了比对查重功能；针对学术国际化需要，知网开发出了将中文期刊文献翻译为英文再进行国际传播的项目；等等。只要这些衍生产品有助于锁定期刊及其作者，有助于行政权力部门的科研管理，有助于加强和巩固知网在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地位，即使其中某些项目只烧钱不赚钱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见，知网模式要害就在于：确立知网作为专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和传播的独立出版主体身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数据源，并将期刊及其作者屏蔽于数字出版和传播之外，又在数据库中尽量抹去期刊的印记以凸显作为库中唯一“大刊”——知网的形象，同时将侵权风险通过协议转嫁给入编期刊，再以学术评价等衍生功能将学术期刊及其作者牢牢锁定在廉价甚至无偿提供数据源的角色上，从而得以独享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和传播的利益。这一套设计堪称完美，但唯独缺少了一个要素，那就是公平。不管知网模式的设计者有多么强烈的风险意识，一个有失公平的系统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事实也是这样，知网模式成就了知网如今的辉煌，但也带来了不尽的烦恼，自知网问世后，作者、期刊与知网的博弈就没有停息过，挑战知网模式的，赵德馨教授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是迄今为止最轰动的一个而已。
三、知网模式的是非功过
随着赵德馨教授诉案的披露，继多所高校图书馆知网数据库提价风波之后，知网再一次陷入了舆论旋涡之中，遭遇诟病最多的，是其对知识产权的巧取和垄断式经营。其实，知网对学术传播、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要评价知网的功过是非，首先要弄清楚知网是何以成功的。
（一）知网模式之功
评价知网模式的功过，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时空坐标应放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即知网创立之时。当时，早已完成了专业化、体系化、规模化（集群化）构建的西方大型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旗下的学术期刊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信息聚合型学术期刊在线数据库平台及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已具规模，学术国际化浪潮在1990年代的高涨与这些已基本完成了数字化转型的国际学术期刊巨鳄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但是，西方学术期刊数字化模式却难为中国所套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学术期刊体制导致的期刊结构、布局与西方不同，没有西方那样的大规模专业出版公司和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主体是分散布局、互不统属、不成体系的小型微型期刊社（大多只出版一两种期刊），无法自主构建集合众多期刊的大型数据库在线平台，所以，学术期刊数字化必须另辟蹊径，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在没有现成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知网模式的横空出世，堪称大手笔，其所设立的目标是要创设一个巨无霸的统一平台，收尽所有学术期刊乃至所有具有传播价值的学术文献，进行数字出版和传播。这个目标若能实现，至少在数量和品种上，即使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巨鳄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事实上，就入库文献数量和种类而言，知网的这一目标如今已基本实现了。知网的官网是这样自我介绍的：“中国知网面向海内外用户提供中国学术文献、外文文献、学位论文、报纸、会议、年鉴、工具书等各类资源统一检索、统一导航、在线阅读和下载服务，以及专业的软件产品服务。”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完整收录中国大陆自1915年出版至今的学术期刊和非学术期刊；精选重要学术期刊回溯至创刊年，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现收录中国大陆出版的期刊10 320种，全文文献总量6 000万余篇，其中学术期刊8 439种”。用20多年时间创下如此规模的学术文献数据库，放眼全世界，也称得上独一无二，其文献价值自然毋庸置疑。这应该归功于知网创办者领先同行的战略眼光，适时占据了技术应用前沿，创造性地设计了知网模式，成功地改变了学术传播的基本样态，大大提升了学术传播的效率，这场变革在当时的积极意义同样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不免有时代的局限性。
（二）知网模式何以成功
对于主营数字出版和学术传播的知网来说，数据源是根本性的资源，先进的技术固然重要，但若得不到稳定的有价值的数据源，就会像修起了高速公路却没有车来回跑一样。知网到目前为止的成功离不开对数据源的牢牢控制。既然知网模式难言公平，为何它却能让知网牢牢控制住数据源呢？
这首先要归功于知网模式造就了一条远超纸本学术期刊传播效率的超大规模学术信息高速公路网，让学术信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都真实地尝到了它的好处而欲罢不能，期刊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别无选择地必须驶上这条高速路。这就赋予了知网模式不仅可以规约知网生产经营的功能，而且得以具备更为核心的功能，即规约作者、期刊、读者与知网各自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在知网模式之下，传统学术论文出版（发表）的作者—期刊—读者三重关系因知网的介入和主导而被打破，作者—期刊—知网—读者四重关系被建立起来：作者供稿、期刊社编辑出版纸本期刊、知网获取期刊社提交的论文数据进行再生产（数字出版）和经营，向作为第四方的用户（读者）提供数字出版后的期刊作者作品在线检索、付费阅读和下载服务，获利后不断扩大再生产并开发新产品。知网就是在这样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往复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其次要归功于中国特有的学术生态。知网模式得以在过去20多年基本通行无阻，与学术期刊体制、科研体制的不合理和学术评价机制的异化是分不开的。知网之所以能够垄断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和传播，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学术期刊体制下学术期刊不成体系的结构和十分分散的布局，以致无法自主完成数字化转型必需的聚合型平台的构建，而知网模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将几乎所有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和传播一手接过，垄断数字出版和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与知网的关系从知网的衍生功能也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知网衍生功能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多并不直接服务于学术研究，而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现行科研体制和学术期刊体制下行政权力科研管理的需要，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排行榜和查重系统。还有些衍生功能并非知网开发，而是来自于行政权力部门对知网作用的“二次开发”，如赵德馨教授特别提及的在评职称和考核中对学者学术成果的“承认”——只有知网收录的才是管用（可信）的。二是大多是白送，不但不赚钱，还要烧钱来制作和推广，比如各种排行榜的制作，耗资甚巨，但都是公开发布，免费赠送；再如查重系统，对入编期刊也是不收费的。知网为何宁可不赚钱甚至烧钱也要生产这些衍生产品，说白了，还是希望以此换来行政权力的加持。在行政权力主导的科研体制下，不管是研究者还是出版者和传播者，得到行政权力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知网从一开始就深谙其中之道，在力争行政权力的支持方面可谓卓有成效，从期刊库的建立到光盘版规范的推行，都有行政权力部门的明确支持，知网成立以来多次获得的官方奖项也都很有分量。今天的知网就是这样深深地嵌入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和科研管理等一系列复杂算计之中，持续地发展起来的。
（三）知网模式之过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时代的飞速发展让设计于1990年代末的知网模式在过了20余年后显出了历史局限性。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是大家都看到的，这在知网创办时其实是一个面对历史机遇如何选择的问题，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也许不是国内最早意识到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方向的，但无疑是最早通过聚合平台的构建将学术期刊数字化付诸行动的。可是，1990年代末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手中所握有的资源与其要实现的宏伟蓝图相比并不对称，为了抓住机遇，尽快上规模，能省略的都省略了，平台设计就显得粗放，而在与合作者的关系方面，则集中力量主攻期刊的入编，至于设计中与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并不直接连接的作者之权益，就不可避免地被忽视甚至直接无视了。
如果说20多年前知网的某些操作实出于不得已，或者尚情有可原，那么，在完成了原始积累，成就了一定规模且获得丰厚利润之后，仍然无视作者的权益，放任侵权行为的发生，那就不仅是一个历史局限性所能解释的了。捷径的魅力诱惑实在是不易抵御的，一旦尝到了捷径的甜头，再要放弃，太难了。然而，如前所述，有违公平原则的合作必然带来知网自身风险的增加，事实也正是这样，知网模式延续了20多年，知网虽然经过1.0版到2.0版的升级，但重心仍在文献品种和规模上，与期刊及其作者的关系和建库模式几乎没有变化。当知网收录的文献达到一定量级后，潜在的风险也就逐渐显性化，最明显的有二：一是千万量级的文献意味着可能突破体制约束，起而维权的作者个体数量已越来越多，大规模侵权诉讼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大；二是收录文献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制作和维护成本的加大，加之衍生产品只赔不赚，向用户提价而引发风波的事会越来越频繁。
实际上，知网模式的负面影响远不止这些，下文将继续分析。
四、知网与作者的博弈
五、知网与期刊的博弈
六、知网的危机解决方案
七、对知网模式的反思
八、知网模式遭遇的真正挑战
九、与挑战同时到来的机遇
十、走出知网模式才能赢得未来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作者：朱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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