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代两次汴京战役中的抛石之战
本文第一作者安国楼教授
本文第二作者宋彦松博士研究生
摘要
北宋末与金朝、金末与蒙古间相隔百年的两次汴京战役中，凭借人力发射的抛石之战最为激烈，抛石技法和强弱之势惊人相似。在当时的城池攻防战中，抛石战器的威力无比。靖康金人攻汴，抛石较量技高一筹，异常猛烈，且利用一批宋人遗弃战器。本具优势的宋人卫城也用抛石，兼取假山石材，但力所不及，应对之法效果不佳，痛失京城；角色转换的金、蒙汴京战役，犹如靖康石战重演。蒙军抛石强势无比，原具优势且取宋之长的金人卫城，也取假山之石，且手握利器，同样力所不逮而后告败。两战中两次汴京失守，抛石战均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宋、金先后败于同一城池，其根本原因不是城址布局、抛石战术和技艺等问题，而在于昏庸政治环境下人事谋划的失策。两战中飞石如雨的场面令人称奇，其成败喜悲更令人思虑悠长。
关键词
宋金；金蒙；汴京；抛石之战
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靖康元年（1126）被金朝攻陷。金初称汴京，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更名南京，宣宗贞祐二年（1214）迁都于此。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蒙古军攻汴，次年城降；北宋末与金朝、金末与蒙古之间的这两次汴京战役中，最为激烈且胜负攸关的是抛石交战。两战相隔百余年，其石材取用、抛掷技法和强弱之势，惊人相似。
王曾瑜著《点滴编》
抛石之战，即凭借人力、利用器械装置抛掷石弹的交战。其装置由抛射架、梢竿、绳索等组成，以石为弹，原作“礮”或“礟”，也称“抛石机”“抛车”“霹雳车”等，后习称为“砲”。作为冷兵器的抛石战器，历史上早已有之。宋金时代的两次汴京战役中，这一战器的威力最大，发挥出历史上的极致效果，对战局走向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关于宋金时代两次汴京战事以及古代抛石装置问题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两战中的抛石交战问题，尚没有细致探讨和总结。本文即针对这两次战役中的抛石取用、装置技艺、投掷方式及双方战术水平、强弱之势对比等问题，加以分析讨论。
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
一、北宋时代抛石战器的重要作用
先秦时代，抛石装置已用于战事。之后历代沿用，不断有所改进。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载：“今边城有礮（砲），盖出于（春秋）范蠡飞石之制，因事增广，遂为今法。”宋金时代，火药已广泛用于军事领域，但作为冷兵器的抛石装置仍是战之重器，尤其是在城池攻防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宋时代，皇帝经常检阅砲车（抛射架）、砲场和抛射演练。如建隆二年（961）太祖“幸飞山军营阅砲车”。太宗“尝诏督造礮（砲）具八百，期以半月，（赵）延进八日成，太宗亲试之，大悦”。后代检阅的还有安肃门砲场、城北砲场等。仁宗景祐时知制诰李淑言：“国初疆候未平，祖宗多亲阅试按礮角射。太平兴国后，筑台杨村，以备大阅。真宗咸平初，又辟斗场于东武原，发卒会射。其后再幸飞山教场，皆躬亲训练，示不忘武备。”这里的“按礮角射”“筑台杨村”“飞山教场”等，均与砲石战备、抛掷演练有关。直至北宋末金兵第二次南下之际，钦宗还曾出郊“驾幸飞山营阅砲”。
宋太宗像
仁宗时，曾公亮等奉敕编纂的《武经总要》中强调：“凡砲，[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尤其是在城池攻防战中，抛石装置成为远距离攻击的重器之首。太宗雍熙三年（986），针对北征辽境幽州（治今北京市，辽南京）之事，参知政事李至认为：“金汤之坚，非石莫碎。”坚固的幽州城池，只有靠抛石进攻去击破。南宋初，陈规在总结城郭防御时也特别提到：“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砲。”“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用砲之术，则可以制敌”。可见，对于攻守双方而言，在所有战器中，威力最强、令人可畏的，就是这种抛石装置，且成败攸关，不可取代。
《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北宋砲具形制，有单梢、五梢、七梢、旋风、虎蹲等近二十种，并分别对其结构、性能、施放人数、列阵方位等进行具体说明，附以相关图示。“梢”指抛石之杆或竿。其中单梢砲（两种形制之一）：用一百人拽，一人定放，石弹重二十五斤，可放八十步之外，抛射距离最远；七梢砲：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石重九十斤，放五十步之外，梢数及施放人数最多，抛射石弹最重。据学者推算，一步为五宋尺，一宋尺约合0.31米。一宋斤约合0.6千克。由此推知，上述单梢砲抛射距离八十步之外，即远至124米以上。七梢砲抛射石弹重九十斤，即为54千克。
以上可见，至北宋时代，抛石装置已成为杀伤力最强的军事器械，平时有储备，经常有演练，时人对其战事作用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如若发生战争，就抛石战而言，宋人显然具有良好的战备基础、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然而，在北宋末年的这次汴京战役中，宋人的石战威力，却湮没于金朝的飞石烟云之中。
曾公亮著《武经总要》
二、宋金汴京战役中的抛石之战
（一）优势凸显的金人抛石进攻
据南宋岳珂《桯史》记：靖康元年（1126，金天会四年），金将粘罕（完颜宗翰）、斡离不（完颜宗望）扬鞭汴京城下，“令植砲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金人的抛石攻击，威力巨大，直接导致京城失守。宋失京城有诸多原因所致，但就抛石战而言，金军远道而来，难以携带更多辎重，军事技术也有所不及，何以能在拥有多处砲场、装备优良且演练有素的赵宋京师之地，交战月余以砲制胜，攻下“其高际天，坚壮雄伟”的汴京外城！值得探究。
其实，在此战之前，南下金军在接二连三的攻城战中，也往往是凭借石战而占居上风。如靖康元年九月，金军攻破宋之太原（治今山西太原市），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举一砲，听鼓声齐发。砲石入城者其大如斗，楼橹中砲无不坏者”。金人砲座集中，应声齐发，石大如斗，破坏力极强，坚守十个月的太原最终失陷。同年十月，攻宋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市），城下营寨“立起砲竿一百余坐”。十一月初陷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市），“放虎蹲大砲、九稍（即梢），其大如七八斗栲栳（盛物器具）。每一砲到城，索网、粪土、大枋、楼上皆破”。面对金人各类砲具的抛石进攻，这些索网、粪土之类的城上防护设施不堪一击。说明汴京战役之前的金人攻城，已大量使用砲石布阵，针对城上目标进行飞石袭击，充分发挥其石战的威慑力。
岳珂著《桯史》
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拥有抛石战经验的金军第二次围攻汴京，这是一场更为猛烈的石战较量。与守城宋军相比，优势凸显。
首先，抛射密集，技高一筹。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日，金攻东水门（即通津门），“矢石飞注如雨，或以磨盘及碡碌绊之为旋风。王师（宋军）以缆结网承之，杀其势，又门里跨河筑月垒以拒之。晚攻东水门甚亟，（宋军）遣数人缒城入之，烧毁其砲架五、鹅车二，然砲架所存者尚七座，其未立者不可胜计”。东水门之战，金军矢石攻击“飞注如雨”，以至将沉重的磨盘、碌碡（石质碾压农具）之类用作石弹，系于“旋风”砲架发射。宋军采用张网拦截、缒城火焚等对策，却难抵金军“不可胜计”的砲具之备。
在东水门，“金日攻击，（至）十五日砲石积城下高丈余”。这些堆积城下丈余的石弹，大多应是城外金军持续攻击城上目标所抛落，其他方向的进攻也诸如此类。“金人初至城下”，除运土填壕，制作敌楼、云梯外，“又儡土砲、坐尊、牌石、石磨、墓中羊虎石为砲。欲攻之所，则砲坐［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御之卒多死伤”。闰十一月六日，攻善利、通津、宣化门（又名陈州门），“以大磨石为砲，橹楼有摧毁者”。九日，宣化门金军“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楼橹皆毁坏”。十九日，善利等门“金人砲座数百，抛掷如雨，人不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数十也”。仅十九日当夜，金人“一夜安砲五十余座”。二十日急攻宣化门，“披城下战”的六七百宋军望风而退，城壕“隔岸金人发矢石如雨，伤有数百人，自填陷坑而死者近百余人，金兵大笑之”。金将尼堪（即粘罕）主攻城西南，“又立七稍［梢］砲百余座，发大石击城上，矢石如雨”，等等。正如此前攻太原、怀州一样，金人的抛石攻击猛烈异常，破坏力巨大。宋人有《守城士》诗颂其悲壮：“砲来大如席，城头且撑柱。岂不知爱身，倾心报明主。”金人抛掷如雨、石大如席的持续攻击，使得城上设施被毁，守城将士艰难支撑。
石茂良著《避戎夜话》
交战后期，金军攻势集中于防备薄弱的京城南壁，石击力度不减。至闰十一月十四日，“攻城益急”，南壁城外“壕池已为高陵”。城上宋军虚张声势，“旁近七八楼争发矢石，动以千百计，既非受敌，往往虚弃”。金人则从容应对：“伺城上稍息，拾矢石反射城上，交下如雨。”城上宋军损失惨重，无计可施，陷入一片慌乱：
弓弩多不能立，砲亦良久乃能一发，伤者甚众，给赏官皆应给不辨。又楼橹之属为矢石所坏换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赏募人。既而有中砲碎其首者，有为流矢贯之于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请以砖石垒壁可免换易，从之，颇亦以为便。既而灰棚多为砲石所损，因以布囊贮糠为籍。
金人的矢石攻击，使得城上宋人军械难施，楼橹遭毁，官赏不灵，伤亡惨重。即使应急搭建的砖石灰棚也难逃飞石之劫，无奈以糠囊掩身，暂避撄锋。宋城南壁已无招架之力，卫城乱象令人心颤。对守城士而言，这是何等揪心悲切的场面。
汪藻著《靖康要录笺注》
闰十一月二十日，金将尼堪“下令必以五日破城”。之后“昼夜力攻，士不得息”。直至二十四日，金军“矢石交下，（宋城）将士负盾而立，不寐达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二十五日“大风雪，金人攻陈州门（即宣化门），鹅车、洞子、云梯，矢石如雨”。“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再以对楼三坐而至，矢石愈倍”。当日城破，正如尼堪预言。可见，直至城陷之日，金人的石弹进攻强势不减，其砲术运用和实效可见一斑。
对于金人的抛石战术，当时身处宋城之内的夏少曾总结道：金人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余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并发，又以强弩千余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御卒不能存立”。南宋初陈规也认为，“砲大数多，矢石齐发”，正是金人的“攻城之方”。显然，金人密集而猛烈的抛石战术，对整个战事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与守城宋人相比，金人抛射石弹的数量、重量和破坏力，技高一筹，砲术运用达到了历史上少有的高度。
陈规、汤璹著《守城录》
其次，对宋人遗弃抛石装置的利用。
抛石装置之类的辎重器械，金人难以远途搬运，主要靠就地取材，加工制作。如第二次攻汴，“复虏近京之民，运石伐木，造攻城之具，执役者众”。据亲历战事的石茂良所记，金人在宣化门外护龙河上造桥，桥之外“望之灯火如昼，五方百步，一望不断，斧凿之声闻于远近”。城外金人不分昼夜，集中人力、物力制作各类攻城器械，包括抛石重器，其中的石材，来自于宋朝地域留下的大量石雕、磨盘、农具之类，前已述及。除此之外，金人还意外得到一批宋人遗弃的抛石装置。
靖康元年秋，“上（钦宗）命（李）彀阅兵刘家寺，彀因取兵器、砲坐［座］、砲石置寺中，不知数目”。“上亲幸封邱门（外城北门之一）城外按［安］砲，锡赉不赀，砲架、砲石尽在城外刘家寺。贼首攻善利、通津二门，不三数日间，城下立砲架垂百余座，尽是刘家寺者，但添得生牛皮包裹，并湿榆木椽欑、定装轴脚而已”。承务郎安尧臣上书中也提到：“祖宗以来大砲数百座皆在门外，官司令民清野而独不收砲座，为金人所得，用为攻城之具。”金人也承认：“（宋)有砲五百余座在郊外，皆弃不收，我师得之反以为用。”说明北宋朝廷战前“清野”不力，以致战备所存、时常演练、钦宗刚刚检阅过的五百余座砲具及其他“不知数目”兵器，轻松落入金手。金人如干地拾鱼，喜出望外自不待言。
金人将这批砲具稍加维护、定装之后，短时间内在城下布阵，用于攻城。其飞石如雨的袭击，借用了宋砲之力，这是金人所不曾想到的，更令宋人感到难堪和痛心。在经历当年正月金人第一次围城教训之后，仍将大批抛石重器遗弃郊外，实属北宋为政者的重大失职。
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
（二）宋人的抛石应战
此次战事中，宋朝的总体战略战术姑且不论，这里仅从砲具运用、防守对策及实效性方面加以分析。
1.抛石战器的运用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第一次围汴时，宋人砲具曾发挥出比较明显的作用。战前钦宗登城视察布防，“自车驾御楼之后，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修楼橹、挂毡幕、安砲坐［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櫑木、备火油，凡防守之具无不毕备”。挂毡幕、安砲坐、运砖石之类，应属防砲、用砲设施的布防。之后有军士用砲发石，曾“一发杀数人”。李纲出任守御使后上城督战，“将士人皆贾勇，近者手砲、櫑木击之，远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远者以床子弩、座砲及之。而金人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众”。“夜发霹雳砲（即抛石砲）以击敌，军皆惊呼”。金急攻西水门，“城上矢石俱发，力御终夜，迨晓金人方退”。可见，此次应战，宋有砲石之备，且发挥出显而易见的作用，金朝退兵。
李纲像
当年十月，金军再次南下，钦宗出郊“驾幸飞山营阅砲”。金攻真定（治今河北正定县）时，唐恪等人还曾“邀驾教砲七十座”。说明砲石备战同样受到特别重视。在接下来的第二次汴京战事中，宋人砲具也的确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如闰十一月三日，金攻通津门，统制姚仲友“躬率将校，施放弓弩，监督砲石。凡数阵皆为砲箭所临，虽不少负，亦不大胜，贼势稍退”。九日，姚仲友守御宣化门，“分布床子努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十一日“装七点星砲，指挥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僦车运砲石上城”。十四日钦宗擐甲劳军，“命点检砲石”。当日“通津门砲发中金人金牌将”，等等。说明宋城防卫也有其砲石布阵规划，且取得一定成效。
实战中，宋人砲具还有些应急改进。如闰十一月初的东水门之战，“有献议置九牛砲者，虽硙（石磨）磨皆可放，东壁用之，碎其云梯，诏封护国大将军。敌知东壁不可攻，于是攻南壁”。此“九牛砲”者，应是威力更大的一类砲具，《武经总要》中未见记载，或是此时“献议”者创置。经实战检验，此砲威力彰显，令金人胆怯。不过如前文所述，金人早将这类抛射硙磨的砲具用于实战。之后，金人采取迂回战术，由京城东壁转攻防备薄弱的南壁，石击力度有增无减，城上宋人慌乱无措，“往往虚弃”矢石，被动应对，招架无力。
李纲著《靖康传信录》
城内的宋人，抛掷石料不足，也靠就地取材。北宋末年大兴土木，在京城建造的诸多山石景观，此时却派上了用场。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斡离不军屯城下，宋廷“诏许般万岁山（艮岳）石卖作砲石”。临战状态，准许百姓搬石出卖。至闰十一月八日，又“诏毁（艮岳）山石为砲石，百姓争持锤斧以击凿毁之”。战事紧急，山石尽毁，用作砲石。金“围城日久……拆屋为薪，凿石为砲，伐竹为笓篱”。直至城陷的二十五日金人登城之际，仍有“百姓般石城上”。宋末的这些山石景观，可谓规模庞大：自政和至靖康，“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宣和五年（1123），“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赐号‘昭功敷庆神运石’”。其中的万岁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宋末倾力打造的这些奇石美景，是奢华、乱政的产物，与接踵而至的京城战事毫无关联，此时却成为物尽其用的卫城资材，这是当初的构建者无论如何不曾想到的。宋人有诗为戏：“盘石曾闻受国封，承恩不与幸臣同。时危运作高城砲，犹解捐躯立战功。”与那些“幸臣”不同的是，这些受封山石犹知报国恩，危难之时立战功，表现出对徽钦政局的极大讽刺。当然，还有些阵痛之余仍不忘涂脂抹粉，将这些山石看作是徽宗“穷奢极侈，冠映今古”而留给京城战事的“上皇之赐”。
尽管如此，相对于城外金人的攻械和运作，宋人抛石应对却力所不及。如眼看宣化门外金人在护龙河上造桥“过半矣，但未有砲”，宋朝“矢、石、火皆不能入（金营）”。金人“于皮洞子内负土（填濠），（宋人）矢、石不能入”。在护龙河冰面上“为梁安机石（抛石装置），（宋人）矢、石不能及”等等。昔日金汤之固的护城河，此时却成为金人自由布防的阵地，宋人砲具不足，远抛无力，又无计可施。
丁特起编集《靖康纪闻》
2.抵御抛石的对策
历史战事中常用的御石之术，宋人也曾采用，如焚毁对方砲架，设幕障拦截石弹，在城上搭建虚棚，用毡毯、糠粪之类加护城上设施等，然而此战中的实效却并不明显。
如前文所述，东水门之战，宋遣人缒城焚毁金军部分砲架。在南壁，张叔夜等派兵袭击金营，“欲燔砲架，遥见铁骑，王师（宋军）不克阵而奔，相蹈藉及溺隍（护城壕）死者以千数”。要焚毁砲架之类，需要冒死下城，打入对方阵营，显非易事，张叔夜兵无功而溃即是一例。何况，“金人砲架，四旁并用湿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铁叶裹定鸱鸡须，火不能入”。金人砲架外加阻燃保护，早有防火之备。由此看来，金人对宋人遗弃砲具外加生牛皮之类的防护措施，并非可有可无。金人砲具难以击破，又难以焚毁，从而保障其持续不断的飞石攻势。故此，目击城陷的宋人石茂良由衷坦言：金人“惟砲架最难制御”！
幕障拦截也是有效的御石之策，有关著述中多有提及。如《武经总要》中说：“贼飞砲石，则张布幔绳遏势。”上文提到，年初宋人卫城时修治守具中的“挂毡幕”，即类似幕障拦截法。然而，当金第二次围城时却难为其用：“京师戒严，金人发礮攻城甚力，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围城中，具见张孝纯、王禀等设此而礮无所施，朝廷反以为迂，不肯试一为之。”此“献策”者经历太原鏖战，其幕障法为：“结大绳为网，每五十步为一片，一长竿张之，得十片足以御城下砲石。”在当时宋人“城上守陴（凹凸矮墙）者唯患砲”的情势下，此一经过实战检验的对策，至少可以拦截部分砲石，却反以为迂而不屑一试。
曾敏行著《独醒杂志》
当然，宋人的局部防御也曾采用此法。如东水门之战，“王师以缆结网承之”。姚仲友“于城头马面上悬穿湿榆价［槚］木、笓篱、格毡，虽慢，然亦可以遮砲也”。后期金力攻通津、宣化门，“其势甚锐，仓卒之间王宗濋令人在[再]造楼子骨格，将欲挂搭。金人望见，以矢石击之，使不能措手”。在整体实战中，宋人拦截法的效果却并不明显，难如所愿。
以上分析可见，此次汴京战役中，宋金双方均以抛石战为重要作战方式。相比之下，远道南征、辎重短缺的金朝一方，其石战更具威力和成效，砲具作用高水平发挥。“具载金人攻城始末”的夏少曾《靖康朝野佥言》中说：“金人广列垒石、砲座，寻碑石、磨盖、石羊虎为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而宋朝一方的抛石应战和防御之策，则显得十分逊色，效力不佳，甚至比不上年初第一次卫城时的砲击之力。金军势不可挡的抛石战优势，对整个汴京战事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之后，金人进攻其他城池的情况也颇如此类。如南宋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金攻宋北京（旧治今河北大名东北），“以断碑残础为砲，楼橹皆坏，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可见，抛石战器对金人之重要，战事作用之突出。不曾想，时过百年之后，在与蒙古军的汴京战役中，金朝却败下阵来。其中的抛石之战，犹如靖康战事情景的重演，只是角色转换。
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金蒙汴京战役中的抛石之战
靖康战事百余年后的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蒙古太宗四年，南宋绍定五年）三月，蒙古军第一次兵临金朝南京（即汴京）城下，“树砲攻城，（金）大臣皆分主方面”。此次交战中，最为激烈和精彩的，也是抛石之战，犹如当年宋金战事的再现。对此，《金史》中有一段惊心动魄之描述：
（金）龙德宫造砲石，取宋太湖、灵璧假山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蒙古兵）用砲则不然，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砲有至十三稍（即梢）者，余砲称是。每城一角置砲百余枝，更递下上，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而城上楼橹皆故宫及芳华、玉谿（宫）所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以马粪、麦秸布其上，纲索、旃褥固护之，其悬风板之外皆以牛皮为障，遂谓不可近。大兵以火砲击之，随即延爇不可扑救。父老所传（后）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砲所击唯凹而已。
从此段记述分析，金蒙汴京之战与当年的宋金战事惊人相似：
刘祁著《归潜志》
其一，守方金朝龙德宫凿制石弹，仍用得上宋时建造的太湖、灵璧假山之石。灯球状石弹大小斤重，并不算大。当年城外金人以磨盘、碌碡之类大如斗席的飞石袭击，此时却被城外蒙军“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的巨石攻击所取代。金人刘祁《归潜志》中也记：蒙军“攻城益急，砲飞如雨。用人浑脱，或半磨或半碓，莫能当”。蒙军攻城，恰如昔日金人攻城时的“砲大数多”之势，城内金人“斤重”石弹的还击之力湮没不显。
龙徳宫，原为北宋徽宗时修建，金称同乐园，“其间楼观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金哀宗）正大末，北兵（蒙古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计，官尽毁之。其楼亭材大者则为楼橹用，其湖石皆凿为砲矣”。犹如靖康宋人守汴，这些假山之石也成为金人的卫城资材。宋时打造的这些奇石美景，先后为抗金、抗蒙“运作高城砲”，均为守汴“立战功”，其人工造化的戏剧性功效，不禁令人回味悠长。金末完颜题龙德宫诗称：“谁知剥落亭中石，曾听宣和（徽宗年号）玉树花。”这些山石不能言语，却经历了繁华与破败的跌宕，见证了京城百年不平凡的雨雪风霜。
元好问编《中州集校注》
其二，蒙军的抛石战术堪比往昔之金。城角密集布砲，交替发射，“昼夜不息”，“砲飞如雨”。数日之内，落石堆积几与里城等高，类似于当年金人攻城“砲石积城下高丈余”“壕池已为高陵”之势。蒙军所用砲具，“攒竹砲有至十三稍［梢］者，余砲称是”。上文提到，北宋《武经总要》中记载，砲梢数量及施放人力最多、抛石最重的是七梢砲，靖康战事中金人也曾使用。此时蒙军相当数量的砲具增至十三梢，表明其抛石的重量和威力进一步提升，此项技法或优于当年之金。
其三，蒙军石击威力巨大。金朝城上楼橹，“合抱之木，随击而碎”。在城西南，“受攻最急，楼橹垂就辄摧”。犹如金攻宋时“楼橹皆毁坏”的情景再现。交战过后，金朝城上设施尽毁，唯有用虎牢（今河南荥阳市境）泥土建造的墙体“坚密如铁，受砲所击唯凹而已”。城上其他的一些防砲设施，如马粪之类的保护层、牛皮幕障等，在蒙军更先进武器火砲的攻击之下，瞬间变为“不可扑救”的火海，这也是当年金人攻汴难以达到的反制技术和手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以上分析说明，此次蒙军攻汴，抛石战同样发挥出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蒙古军攻城，主要用炮（即砲）。”金也采取募人“烧其砲坐”等应对措施，乃至使用“城上悬红纸灯”、“放纸鸢（风筝）”、夜唱《江水曲》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退敌之术。不过，在金朝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蒙军不得不停止攻城。经历十六昼夜交战，“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大兵知不可下”，不克而还，金蒙暂时议和。
由于外围地区许多已被蒙军占领，战后的金朝汴京，粮尽援绝，处境艰难，大势已去，加之接踵而至的“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局面已难以维持。这样在蒙军的再度攻势之下，次年即天兴二年（1233），金帅崔立政变，举城降蒙，第二年金朝告亡。此时之金，难比当初。何曾料想，曾经自导、主演、最为出彩且制胜攸关的抛石之战，百年后在汴京上空情景再现，只是主角转换。同一城池，同一天际，成也砲石，败也砲石。
《金史》
四、两次汴京战役中的抛石战评说
北宋失京，次年告亡，君王贵戚群拥北迁，万千呐喊，草木悲泣，“汴宋一役，振古铄今”。战事悲切，空前绝后。宋室南渡，裔脉赓续，留下无尽反思和痛心。何以惨败！满纸尽是辛酸泪。相隔百年的金蒙汴京战后，金朝随即告亡。王曾瑜先生认为，蒙军的“攻城兵器和战术，与百余年前金军攻开封城时相比，没有多大差别”。
就抛石交战而言，两次战役中的战术、技法、强弱之势和最终结局，的确十分相似。宋失汴京之后，有更多的议论和诉说，其中关于石战之失，除了上文涉及的以外，还有一些方面值得进一步审视。以下结合金蒙战事加以比较分析。
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
（一）城址布局导致宋京失陷
南宋岳珂《桯史》记：
开宝戊辰（968），艺祖（宋太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诎焉。耆老相传，谓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旁注云：“依此修筑。”……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数十里，一撒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橹，虽甚藻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朴矣……靖康胡马南牧，粘罕、斡离不扬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几远睹，至是始验。宸笔所定图，承平时藏秘阁，今不复存。
这里将汴京失陷归结为城址布局的原因。宋太祖宸定的京城营建布局为“曲而宛，如蚓诎焉”，如爬行蚯蚓状的弯曲形，这样不利于敌方分面进攻。后经徽宗政和间扩建改造之后，则呈方矩形，四面平直。金人得以在城角布砲，四面守望，伺机而击。宋军无从立足，最终失守。太祖“沉几远睹”即深谋远略的设计理念，至此得到了验证。
岳珂像
其实，金军攻城，无关乎其城是曲还是方。方形难守，曲形岂不更容易点面突破！宋代文献中，有关太祖宸定京城布局的记载未见更多，史实难证。更何况，汴京外城的布局，始建于后周显德年间。金、蒙攻城，均先于城角布砲，以利于两面城池进攻，这是常用战法。正如南宋初陈规所说，“攻城者往往先用攻角，以其易为力也”。为有利于城上防守，他还建议“将城角缩向里为利”，即将城角向内收缩，由尖角变为平角，这样有利于守城者两面兼顾。但陈规并未提及曲形城址更利于防守的问题，实战中也不可能。
可见，所谓太祖亲定“曲而宛”的汴京城址布局，有臆想假说之嫌。宋人习惯于尊奉“祖宗之法”，其曲形城址说，或有些附会祖宗的成分。但上引材料至少说明，宋京之所以很快失陷，金人的砲具布阵，及其持续不断、威力巨大的抛石攻击，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宋太祖像
（二）宋金抛石战的优劣问题
靖康汴京宋金之间的抛石交战，宋人何以处于劣势？南宋人痛定思痛，诸多反省。亲历战事的石茂良不禁慨叹：“砲中利害尤多，尤宜熟讲。”
1.关于战术问题
建炎元年朝请郎王圭上言：“金人攻城，多是数处并攻……金人多抛大砲。”南宋初陈规总结：“若要摧毁攻械，则须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盖欲摧坏城楼。”城外金人用大砲多面进攻，飞石如雨，摧毁城上设施。城上宋人居高临下，却难以利用其砲石摧毁城外“攻械”。何以至此！
按陈规所说，攻守双方均可施展砲石重器的威力，只是“人之能用与不能用耳”。宋人之所以难以施展砲击之力，也有其实际原因：
窃闻金人用砲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尝用砲。城面地步不广，必然难安大砲，亦难容数多；虽有砲台，砲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砲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砲来击；又城上砲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敌人用砲，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当时守御之人，其不能用砲也明矣。
石茂良也同样认为：“城下地广安砲多，城上地狭安砲少，最为受敌。”由于城上地面局限，难以安置较大和更多砲具，加之砲在高处，目标明显等，由此束缚宋人砲具威力的施展，此说不无道理。但宋人何不预先在城外设砲布阵，形成一道外围防线！陈规没有太多提及。
王曾瑜著《宋朝军制初探》
对于如何克服城上设砲局限的问题，陈规也提出他的策略：在城里设砲，这样对方看不见我方“立砲所在”，袭击城外目标。这需要专人在城上测定、指挥，及时调整城里砲位角度，对准城外目标。“外照物所在，里照砲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城外对方砲手则无法瞄准和攻击城里目标。这种通过第三方测定方位、隔城抛石战术，克服了城上砲小、砲少的局限，有其科学、先进的一面。从陈规的实战经验来看，这一战术也并非纸上谈兵。汴京陷落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正月，陈规守御德安(治今湖北安陆北)府城，抗击城外乱军，“城内多设砲座，城上人看觑贼近远向著，谕与定砲人，向贼放击。发而多中，其贼远退”。绍兴二年（1132）八月：
于城里相对（城外）贼定砲并填壕处，亦立大砲七座，内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惟是城里放砲出外，远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那（通挪）移，转动砲架，及添减拽砲人数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贼人稍有攒聚，砲力可及处，即时打散。其贼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杀。
德安实战说明，通过城上“照砲人”根据城外目标指挥调度，及时调整城里砲位角度、施放人数及石弹大小，从城里向城外抛射，发而多中，效果明显，其城里设砲施放的战法得到了充分验证。
其实，在城里设砲攻击城外目标，此法在北宋《武经总要》中也有记述：双梢砲（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不过，对于消极防御、仓促应战的北宋朝廷而言，这样的战术已难以施展。
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
2.砲具技术的差距问题
靖康元年初金军南下，“京城之戒严也，城上设楼橹及火砲、弓弩、铠仗之类，皆元丰旧制，器械有余而兵不足”。说明京城第一次被围之际，城上“有余”器械均为神宗元丰时的旧制，之后似乎改进不大。陈规感叹：“据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虏人攻械之备，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仍旧，而人惮改作。其中有须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宋人“贵乎仍旧”“惮于改作”的防御设施，势必难挡金人前古未有之“攻械”。这是从总体而论，宋朝城防技术的滞后。
北宋沈括认为，宋朝军备“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南宋陈傅良论及宋初兵制时也说：“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不逮”等。其军事技术大为进步，北宋前期或许如此，“自宋初至（仁宗）庆历凡几年矣，而所造之甲可以御敌”。而后期情况则无以言说。如关于抛石装置、抛掷技法的总结探讨，在整个北宋时代，除仁宗时的《武经总要》之外十分少见。汴京惨败，宋人如梦方醒，开始更多关注这一问题。
沈括像
南宋初，章谊奏言提到的“金人之所长”：一是“攻城长于用砲”，二是“野战长于用骑”。若说骑兵优长，这是其生存环境和民族习性所决定的，宋人难比。金人善于用砲，除了战事经验积累之外，就是技术进步。金人攻城砲具“有七梢、五梢、三梢、两梢、独梢、旋风、虎蹲等砲，内七梢可以致远，其石大。五梢等亦可以致远，其上或放双砲”。其中七梢砲“可施五十斤之石”。还有散星砲（撒星砲）“可施石数块并发”。这是宋人所知的金人砲具形制和性能。前文述及金攻怀州时使用的“九稍［梢］”砲，这里没有提及。
其实，从砲具技术而言，即使后来改进不大的宋朝，其已有技术水平也不亚于金。以上提到的金人砲具形制，宋人早已有之，且种类更多，其射程、威力并不弱。《武经总要》记述的砲具形制近二十种，其中梢多、致远且石大的也是七梢砲：石重九十斤，用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可放五十步之外；其次为五梢砲：石重七八十斤，一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此两种砲具，金人“致远”的距离不得而知。就石重而言，宋七梢砲远大于金人的“五十斤之石”，其破坏力显然会有较大差别；金人的五梢砲“或放双砲”，这或许是其创新之处，《武经总要》中没有相关记述；关于石弹“数块并发”的性能，《武经总要》记述的两种单梢砲之一，“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此种单梢砲抛射火球、撒星石之类，可及六十步之外（另一种形制可达八十步之外，射程最远，前文述及）。这里的“撒星石”，也可理解为数石并发。还有上文提及交战中宋人使用的“七点星砲”，也应属此类。其石弹大小、威力如何不得而知。
章谊像
关于宋朝石弹的射程及重量问题，据南宋初陈规所说的“盖州郡旧有朝廷所降守御册定格”：单梢砲石弹射程，上等可达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卒之际，用与不用此格？”按前文步尺标准计算，如此射程可达387米至418米以上，大于《武经总要》所记单梢砲八十步距离的两倍多。既然是朝廷旧有守御“定格”，说明北宋后期的砲具技术仍有较大改进；关于石重，陈规认为“用砲摧毁攻具，须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大砲“兼用远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领”。即无论攻守，所用“大砲”均需抛掷百斤重石弹，也超出《武经总要》所记最重七梢砲的九十斤之量。宋朝石弹的射程、重量若达到以上标准，其技术优势远居金人之上。当然，这其中或有高估的成分，如前述绍兴二年陈规守德安之战，城里大砲最多“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并未达到百斤之量，其射程也未见二百六七十步或更远距离。同时另一方面，宋人对金人砲具射程及石重的认知，也或有估计不足的因素。但无论如何，从现有可知材料分析，用于远距离或重磅攻击的单梢、七梢砲等技术，宋人并不弱。然而实战中，如金“立七稍砲百余座，发大石击城上，矢石如雨”，宋人的七梢砲却难觅踪影。
还有旋风砲，也是宋朝城上防卫的必备战器。《武经总要》记：“凡筑城为营……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旋风砲一具。”其形制为：一梢，五十人拽，一人定放，石重三斤，可放五十步之外。“其柱须埋定即可发石，守则施于城上战棚左右”。此砲与单梢、虎蹲砲，“师行即用之，守则皆可设也”。由此说明，北宋前期的城防和演练中，旋风砲是常用砲具之一。真宗景徳时，北部“河朔举人皆以防城得官”，如张存、任并这些“事业荒疏亦皆被泽”，有无名子嘲讽道：“张存解放旋风砲，任并能烧猛火油。”说明旋风砲是当时边城防御的必备战器。上文《事物纪原》中说的“今边城有礮”，显然也应包括此类砲具。而且，此砲的优长在于可以随时转换抛射方向，利于城上防守。亲历汴京战事的石茂良提到：“每安七稍［梢］砲，以两日然后毕功，又既安定之后不可移。若用轴脚旋风，城上尤便。”与七梢砲相比，旋风砲更宜于城上布防。然而，实战中金人可抛掷磨盘之类的旋风砲威力巨大，宋人旋风则难见其用。
高承撰《事物纪原》
可见，从砲具技术的综合评判，宋优于金。同时，金人远道南征，宋人原地镇守，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可惜的是，实战中金朝优势凸显。城外金人能将各类石弹抛高致远，得心应手摧毁城上目标。城上宋人居高临下，砲具优势却鲜见发挥，对付城外目标无能为力，先前《武经总要》记述的砲术水平，空留“纸上谈兵”。当然，同一形制的砲具，宋金双方的制作及性能会有差别，然而实战中却看不出哪样宋人砲具更具优势。城上所谓的“大小砲座”之类，“良久乃能一发”，偶见施放，出彩难觅。
此外，某些砲具质量低劣也影响其作用发挥。如石茂良总结靖康汴京战事时说：“七稍砲法：用二百五十人拽，稍长三丈，砲放百斤，力可至五十步，此稍式也。今造到七稍［梢］砲多不如法，稍短三尺余，故施放虽逮百斤，亦不至五十步。”这里所说的七梢砲法，与《武经总要》所记有所改进，应是后来长期行用的标准。但其制作“多不如法”，梢长缩水，实战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如“可施五十斤之石”的金人七梢砲，尽管只抵宋人七梢砲石重的一半，却能在战事中大显威力。其他宋人砲具的情况如何，无需多言。
吴处厚撰《青箱杂记》
3.武备废弛问题
北宋末年朝政腐败，导致军政失策，武备废弛。徽宗朝“时人有十不管之语”，其中有“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盖讥其不切事务故也，咸谓深中时病”。此说或有些党争的因素存在，但显然说明，当时朝廷对“防秋”事务、砲石备战重视不够，策划不力。石茂良也指出：“金人今春（靖康元年春）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务。”尤其是在遭遇第一次金人围城之后，“朝廷大臣无复经画，各执偏见，自相矛盾，已而群奸协谋，力排李纲任兵柄”。筹划不力，应对失策，群奸掣肘，赵宋朝政的重心愈加偏离了方向。
第二次卫城战前，大批抛石装置遗弃郊外刘家寺，正是这一荒政所致。如此重大失策、失职，相关部门及官员应予重处，然而宋廷各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连环扯皮，咎无所属：“兵部则曰属朝廷，系枢密院合收；枢密院则曰自有所属耳；军器监提举官、内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则曰：京城所掌守御也，未守御何预于我哉！或谓驾部当理会，驾部则曰库部何不收！终不能尽搬入城。”事故责任方就难以分清，更别说惩处了。其实，责任划分不明是假，挣脱罪责是真，透视出宋末政治的败坏和军政乱象。
针对汴京战事的对阵形势，石茂良总结道：“兵法载攻城之具甚多，所载者金人皆用之。城上统制官皆庸人，武士如古守城器具、分步法，往往皆不甚深晓。如转官桥、木弩、行炉、油囊之类，皆典籍所载，略不闻按图施行。仆尝献议，皆云久在边陲，素不识此。”兵法所载的攻城之具，金人无所不用。而守城宋人却官无能，武非武，不晓军事，器械难用，习以为常。直至城陷的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之时，悉数上城的卫士军将“多东南应奉出身之人，其管事务者皆权贵戚故，侥幸守御恩赏而已”。败亡在即，这些用于城守的无能、贵戚之辈，却另有他想，无以为忧。相比之下，充分利用“兵法”攻具的金人，其优势自不待言。
陈傅良著《历代兵制》
此外，长期抱有议和幻想，以及盲目自大而又心存胆怯的惯常心理，也束缚了宋人抛石战术的发挥。如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四五六日，金“攻通津、宣化二门甚亟，朝廷唯以兵随宜应之，且犹冀和好可成，故未有决用兵之意……金人犯阙几旬日，见朝廷未尝用兵，攻城日急”。决策迟疑显然给金人提供了利好时机。眼看金人在城外护龙河冰面上“为梁安机石”，城上将吏却不以为忧，“或说我军宜出兵击之，且焚其梁，令腹胁受敌。将吏笑曰：‘慎勿忧乘城，一夫当万，使虏傅堞获之，尤以为利。’”昔日金汤之河，已变为金人的抛石阵地，心理自大的将吏还期望等待金人爬上城堞再去俘获。陈规称：“金人攻城设砲之前，每见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对楼，势岂可当？’贵显言之则怏然而不敢辩，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表现出宋人应战的底气不足，对现实状况无奈，对金人强势恐惧。
其实，作为抛石重器的砲具装置，是一种依靠物体张力、离心力抛射石弹的投射器，其制作原理并不复杂。因此，从砲石交战的装备、操作、战法、技艺等方面综合考量，其难度系数并不算高。前文提到，太宗令赵延进督造砲具八百，八日而成。绍兴二年陈规守德安时，针对乱军在城外“立大砲七座”，随即在城里“亦立大砲七座”。所以在陈规看来，抛石战具的制作和运用并非难事，“嗟乎！靖康丙午（1126），金人以儿戏之具攻城，守御者一时失计，遂致城拔”。如此抛石头的“儿戏”，自己本来能玩、会玩，这次却应对失策，没有玩好，对方的确玩得精彩。因此，陈规认为，即使战前一批宋人遗弃砲具为金人所用，也不能成为其最终“城拔”的原因，“规以谓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资砲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砲之术善不善也”。关键还在于我方的“御砲之术”玩得不够好而已。陈规守德安时，自靖康二年至绍兴二年，曾先后九次击退乱军进攻，其“御砲之术”就玩得十分出色。于是乃有《守城录》所记，反思汴京战事之失，总结德安实战经验，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御砲之术”。
可见，北宋末年军事谋划失策，战备废弛，是导致京城失陷的重要原因。宋人称：“有人问城破之由，当应之曰：军威不立，而士风偷薄，以此破也。”有学者也指出，“面对一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几乎完全缺乏警惕和准备”。这场早已注定的成败结局，正是北宋朝廷“相臣将臣文恬武嬉”的必然结果。以上宋金抛石交战的优劣对比可见一斑。
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第1册《政治军事卷》
（三）关于金蒙之战
百年后金蒙汴京抛石之战的形势，恰似宋金交战的翻版。蒙军远道南征，却能利用金朝属地的各种资材制作攻具，其抛石战术、技法和威力，优势凸显。在靖康战中石战发挥异彩纷呈的金朝，本具经验和优势。北宋亡后，对其拥有的武器、技术及工匠等资源，又可谓一揽全收。在抗蒙战事中，其砲具技术还有所改进。如第一次汴京战后的当年八月，蒙军“东西北三面多树大砲”围攻中京（治今河南洛阳市），金将强伸“创遏砲，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所击无不中”。新创砲具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次汴京之战，金朝也同样拥有大量砲具和石材之备，如取用宋时假山石制作石弹，“朝议”曾讨论将京城太学生“发为砲夫”等，说明其砲具装置、材料、砲夫人数等，也有相当规模，然而却在蒙军持续、猛烈的砲击之下，效果不显。
当时的攻汴蒙军，也有前期战事经验积累，但其运用抛石战器的历史并不长。太祖（成吉思汗）时期：
尝问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唵木海）对曰：“攻城以砲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帝悦，即命为砲手。岁甲戌（太祖九年，1214），太师国王木华黎南伐，帝谕之曰：“唵木海言攻城用砲之策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破！”即授金符，使为随路砲手达鲁花赤。唵木海选五百余人教习之，后定诸国，多赖其力。
可见，蒙古用砲的历史，远比不上早具实力且经验丰富的金朝，然而实战中却能后来居上，威力突显，精彩难比。
成吉思汗像
不过，与靖康守汴宋人的平淡无奇相比，金人尚有两样先进性武器足以令蒙军惧怕。一是爆炸性的火砲：“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蒙军以牛皮洞（即洞子、洞屋）载人掘城，金“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北兵（蒙古兵）遇之，火起亦数人灰死”。可见，震天雷属火力爆炸器，类似于后世的炸弹。金人的另一样武器是“飞火枪”，应属发射燃烧器，此不多言。金人守汴，此两样武器的威力得以充分展示，蒙军“惟畏此二物”。这是上次靖康战役中，守汴宋人非有可比的技术进步和精彩之处。
还有，面对城外洞子掘城，当年宋人的城上攻击无能为力，也采用下城火焚法。如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八日，在陈州门，“朝廷募人焚鹅车、洞子，赏绢二百疋，银五百两，白身补秉义郎，有官人转七官。统制招讨盗贼蒙造，每率士焚洞屋，火起辄为敌人所灭”。对于金人“初至城下先打湿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的此类攻具而言，宋人火焚显非易事。此外，宋人还采用斧劈法，如闰十一月二十三日，姚仲友遣“敢死兵三百人血战于城下，用纯斧队斫坏洞子七所”。除此之外，苦无破解之术。那时的攻汴金人，火器运用尚非其所长，“不善制此（火箭、火砲）二物”。然而，百年后抗蒙战事中的火砲运用，却能使对方洞子及人员瞬间“碎迸无迹”，灰飞烟灭，产生奇幻般的效果。这无疑是对付洞子攻城的绝好利器，火焚等法不可取代，显示出此时金朝火器技术的极大进步。
《元史》
除了军事利器之外，守城金人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顽强抵抗，以致蒙古方也承认“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这也是当年宋人的有所不及之处。蒙军一时难以攻下，乃借言和退兵。总体而言，与往昔宋人守汴相比，金人的卫城战技和成效，确有可道之处，尽管败亡局势不可逆转。
就抛石交战而言，蒙军的优势和威力凸显。本具优势的金朝，却战术不及，技法不佳。金朝终失京城的原因，类似于宋。曾经“天下莫强”之金，末年政事日衰，“至于卫绍（王，泰和八年即1208年嗣位），纪纲大坏，亡征已见。宣宗南度，弃阙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哀宗之世无足为者”。末帝哀宗宠信权宦，政事荒疏，只能步步败落。可见，金朝京城战事之失，犹如北宋，其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抛石战术和能力不及，而在于昏庸政治环境下人事谋划的失策。宋失东京，陈规感叹：“嗟乎！治乱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金末哀宗被囚，每日悲泣：“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为此奴（蒲察官奴）所囚耳。”后期宋、金政局的荒惰，注定了两次京城战事的走向和败亡。
蒙古伐金攻开封图
结语
总括全文分析可见，宋金时代相隔百余年的两次汴京战役中，最为激烈、精彩的抛石之战，对整个战局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有学者也指出，“在辽宋金代，战争中使用砲的记录远远超过前代”。依托众人合力、借助物理器械发射石弹的交战，成为当时战事中持续使用、效力凸显且制胜攸关的重要作战方式，石战水平发挥出历史上的极致。胜者攻方前金后蒙，抛石技高一筹，优势和威力凸显。败者守方前宋后金，技法不佳，效力不显。本具优势的守城一方，其实力却被攻方猛烈的飞石袭击所湮没。两战中的抛石运用、强弱之势和最终结局，十分相似。双方石战对阵的优劣反差，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装置、战术和技法，而在于政治颓废、积久腐败环境下军事谋划的失策。曾经的养兵之勤和军事强势，停滞于先前，荒废于实战。
本文第一作者著《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
在火器广泛用于军事领域的宋金时代，作为传统冷兵器的抛石战器，能通过动辄一二百人的合力操作，将百十斤重的石弹远程抛射，漫天飞舞，下落如雨，在城池上空展现出如此宏阔、震撼的场面，今天看来也令人称奇和难以想象。两战中的成败喜悲，更令人回味悠长，思虑万千。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作者：安国楼、宋彦松，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若水
欢迎大家关注本微信号！
独立精神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官方微信平台
Journal_of_T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