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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孔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张宏敏 独立精神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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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宏敏研究员


摘要

浙江衢州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之美誉,是南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南孔北孔,同宗同源,南孔文化无疑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氏南宗发展演变史及南孔文化中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梳理,我们可以用“自强不息、忠贞爱国、谦和仁爱、勤勉肯干、崇儒重道、求真务实、浙泗同源、开放包容”来提炼与总结南孔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发展南孔文化、推动南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儒家道德人文精神,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

孔氏南宗;衢州;南孔文化;基本精神


浙江衢州作为孔氏南宗祖庭,史称“东南阙里”。2005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第五次到衢州调研时,对挖掘弘扬南孔文化做出指示:“衢州历史悠久,是南孔圣地,孔子文化值得很好挖掘、大力弘扬,这一‘子’要重重地落下去。”2006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衢州国际孔子文化节和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的贺信”中,对开展南孔文化研究又有重要指示:“儒学思想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衢州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之美誉,是南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浙江的历史文脉传承中具有独特优势。对于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倍加珍惜、发扬光大。”那么,作为传统“浙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南孔文化”,其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应该如何总结与提炼,抑或南孔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是什么,则是一个亟需探讨的学术议题。

本书编写组编写《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


一、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南宋赐家衢州至今,孔氏南宗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承受离祖丧家之苦的孔氏南宗,始终秉持诗礼传家的家族精神,以衢州孔氏家庙为物质依托,以圣裔所独有的衍圣、弘道使命为精神寄托,衍续至今。孔氏南宗的发家生存史,就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创业史。



(一)“大宗南渡”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磨难

 

靖康之变,高宗禅位。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于扬州行宫郊祀,孔子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与其叔父、孔子47世孙、族长孔传奉诏陪祀。建炎三年,金兵占山东、下徐州,直逼扬州,宋高宗率僚属南奔。同时,金兵围攻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及孔氏族裔的安全受到威胁,在族长孔传的支持下,孔端友奉端木子贡手摹“至圣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及唐吴道子手绘“先圣遗像”,率近支族人南渡,史称“大宗南渡”。高宗驻跸临安(杭州),百官入见,孔端友、孔传诣阙上疏,“叙家门旧典及离祖丧家之苦”。金兵北撤,高宗定都临安,赐孔传、孔端友定居衢州,是为“孔氏南宗”。

 

孔传、孔端友率族南下途中,在镇江被金兵追上,孔端友只能怀揣楷木圣像,驾船逃奔,誓与先圣遗像共存亡。此时,又刮起狂风,危机时刻,有三神人托住船只;上岸后,孔端友见天上有篆写“鲁阜山神”四字,由此推知:这是家乡曲阜山神前来护卫圣像。清乾隆年间,冯世科有笔记小说《鲁阜山神祠记》载:“衍圣公端友负楷木圣像,扈跸来南,夜泊镇江。奉像舟覆,风浪中有三神人拥像,逆流而上,得于江滨。公焚香祷谢,烟篆‘鲁阜山神’四字。公后赐家于衢,因建祠祀焉。”尽管这只是传说,也足以说明孔端友一行背井离乡的苦楚与仓皇南渡的艰辛。

 

“祭神如神在”,至圣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珍藏于衢州家庙,南孔家族视之为孔子化身,八百多年来保护完好,直至1959年被曲阜文管会借去。同时,孔端友、孔传立碑镌刻的吴道子画“先圣遗像”,也完好如初地得到保存。楷木像、先圣遗像碑保存至今,既是南孔文化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中国儒学持续发展的实物见证”。


衢州孔庙孔子夫妇楷木像


(二)孔氏南宗在衢州等地的发家过程,是一部自力更生的创业诗史

 

清康熙年间,孔氏67世孙、衍圣公孔毓圻说:“孔子之道一日不息,则孔子之后一日不绝。”南孔世系从南宋建炎三年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南渡算起,诗礼传家,贤才辈出,至今76世孙、现任衢州孔氏南宋家庙管理委员会主任孔令立,已历29代890余年。南孔世系以衢州为中心,先后在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安徽、湖北等地发出众多支脉。在衢州城内,又有庙前、乌桥、巷内、南门、河下等支,邻近的有龙游、江山、常山、开化等支。

 

南迁的孔裔支脉,生活在异地他乡,所经历的艰辛与承受的痛苦也是一言难尽。对此,可以从孔传《祖庭杂记》一书易名为《东家杂记》来寻找答案。孔传南渡前在曲阜时就编有记载先圣孔子杂事旧迹的《祖庭杂记》,南渡后因感慨时艰,尤其是面对还乡阙里无望的时局,遂将“祖庭杂记”易名“东家杂记”。清人钱大昕跋宋刻本《东家杂记》有云:“世文(孔传)于宣和六年尝撰《祖庭杂记》,及从思陵(宋高宗)南渡,别撰此书,改‘祖庭’为‘东家’者,殆痛祖庭之沦陷而不忍质言之欤?”

 

孔洙让“衍圣公”爵位于北宗后,南宗一度中衰,致使南孔圣裔“猥同氓庶”;直到明正德元年(1506),在时任衢州知府沈杰的努力下,朝廷才册封孔子59世孙、孔洙6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对于孔氏南渡以来的艰辛,清代诗人张际亮在拜谒衢州孔氏家庙后有这样的诗句:“感念丧乱日,万族遭艰屯。礼乐付灰烬,衣冠成钳髡。大运往必复,盛衰相为根。自从南渡来,更历兵戈繁。”


张际亮著《思伯子堂诗文集》


二、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品德与追求,是历经千百年固定下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是为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在孔氏南宗家族史上,就曾涌现出不少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们舍身成仁的爱国献身精神,至今仍具有精神感召力,是新时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

 

(一)孔传、孔端友“扈跸南渡”的爱国之举

 

南宋建炎三年,孔传、孔端友为追随赵宋王朝而背井离乡,扈跸南渡之举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忠君爱国的精神,足以证实孔子世家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深厚情感。而一同扈跸南渡的孔端朝,曾任徽州黟县令、秘书郎、著作郎,经考证,“孔端朝是南宋初期文官中为数不多的主战派”。也正是因为孔传、孔端友“扈跸南渡”之举,所体现在对国“忠诚”与对家“奉像”(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之功,方被赐家衢州。


明弘治年间,罗璟在《重修孔氏家庙记》中写道:“抑(孔)端友之从高宗而南,可谓忠矣。高宗为之立庙赐田,助其为孝也。君臣之间,可谓两尽。”南孔文化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正如论者所云:南孔家庙在仪门上悬“东南阙里”,大成殿上挂“泗浙同源”匾,且“后为堂曰‘思鲁’,俾合族讲学”,“以志不忘阙里之旧也”,充分反映了当年“扈跸南渡”、反抗女真贵族南下掠夺,以及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


 吴锡标、刘小成著《孔氏南宗》


(二)家国危亡之时,南孔后裔的“舍生取义”之举

 

“忠义”作为孔孟儒学核心价值观之一,要求士人“以道事君”,忠于祖国, 见义勇为。国家危难之际,南孔圣裔多能以担当和忠诚来践行至圣孔子提倡的忠义精神。比如,明末崇祯朝首辅、孔传之子孔端隐的后代、孔子63世孙孔贞运,在明清易代之际誓死忠于明朝。罢官还家后,得知“甲申国变”,痛哭不已;亲友前来慰问,辄述“主上圣明,诸臣误国”事,嗣后绝食;崇祯吊死煤山的消息传来,拖着病体前往哭祭,以致恸绝而卒。《明史》本传记:“(崇祯)十七年五月,庄烈帝哀诏至。(孔)贞运哭临,恸绝不能起。舁归,得疾遽卒。”南明福王感念孔贞运的忠贞,赐谥“文忠”。

 

孔子68世孙孔传曾忠于清王室,太平军攻下衢州后,威武不屈,舍身成仁。对此,《孔氏南宗考略》载:“咸丰八年(1858)三月,太平军至其乡。妻周氏、妾王氏、子妇徐氏、三弟妇余氏、女孙凤兰,俱投水完节。传曾以侍母未死。未几,太平军再至,传曾被太平军掳去,翌晨逸归,见母陈氏已自缢死。藁葬毕,传曾告门人曰:‘母死何恋?且身为贼缚,岂可再辱!’乃为文识其始末,浴其衣冠,亦自经。”咸丰八年,太平军陷武义,时任武义教谕、孔子70世孙孔广升(字允升,号旭楼)在城池失守时,衣冠穿戴整齐向北礼后,自缢于先圣大成殿侧。因敬仰孔广升忠义许国的英勇气概,时人郑永禧赋诗《怀昔人·忠烈门·孔旭楼孝廉》:“尼山一瓣奉馨香,忍见邱虚作战场。碧血满腔无处洒,衣冠留得傍宫墙。”孔孟儒家倡导的“杀身成仁”的忠义精神在孔广升身上得以充分诠释。


衢州孔氏南宗家庙


三、谦让和谐的人文精神

 

仁爱、礼让、谦逊、和谐,系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一儒家道德人文精神,在南孔后裔身上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的“让爵”之举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北宗“衍圣公”孔浈因冒姓被夺爵,至于由谁来袭封“衍圣公”,历经廷议,确认“寓衢(州)者乃宗子”。至元十九年(1282),诏南孔第53代嫡长孙孔洙入觐,令携家北迁,载爵奉祀孔庙。孔洙进京向元世祖陈述自己的“两难心境”:衢州已有五世先祖之墓,若遵诏北迁则要离弃先祖坟墓,若不离弃则有违圣意。再加上有老母要侍养,孔洙表示愿将“衍圣公”爵位让给曲阜族弟孔治。元世祖大喜,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这样,由于南宗孔洙的礼让,曲阜孔治获元朝“衍圣公”世袭爵位。南宗之罢封,亦自此始。

 

孔洙让爵一事,《元史》《续资治通鉴》具载。孔洙“让爵”之举,既体现了儒家的尊亲、孝道理念,又践行了“礼之用,和为贵”的君子谦让风范。也正如当代儒学研究大家吴光所言:“南宗孔洙的礼让,是让爵、让政统,不是让嫡、让血统。孔洙以后,衍圣公的爵号就归北宗了,但这并没有改变南宗仍然是孔氏大宗、宗子的地位。所以明末大儒刘宗周还是称南宗为大宗。南宗的‘让爵’体现了‘违荣不违道’、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的精神,这是儒家文化的真精神。”


崔铭先编纂《孔氏南宗志》

 

(二)孔氏南宗在处理孔子夫妇楷木像归还一事上的“礼让”态度

 

自孔端友偕孔子夫妇楷木像居家衢州,楷木像便一直珍藏在南宗孔庙“思鲁阁”,这也成了孔氏南宗最有代表性的家传信物。顾名思义,“思鲁阁”的命名,有南迁孔裔不忘故乡曲阜(阙里)之意,寄托着他们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思念先祖和骨肉兄弟的真挚感情。宋元明清各朝帝王,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政府都尊重孔氏南宗的这种感情。

 

原本属于衢州孔氏家庙“思鲁阁”的楷木像,在1950年代被曲阜文管会“借去展览”,至今不还。于情于理,楷木像应回归南孔家庙;但是,衢州孔庙管委会主任、孔子75世孙孔祥楷的态度则有别于常人,表现出一种“反正也都在老祖宗家里”的谦让态度。也正如曾任衢州市市长郭学焕的评述:“孔氏南宗家族后裔和衢州不少有识之士都有一个企盼,孔子夫妇的楷木圣像能回归南宗……记得有一次我(引者注:郭学焕)向孔祥楷建议,开始他觉得有道理,欲一试。可后来,我再问及时,他叹了一口气,说‘反正也都在老祖宗家里’。言下之意,也就任其去吧。他短短的一句话,我不禁联想起了当年53代孙孔洙让爵之举,倒让我再次体会到孔氏南宗子孙们那种包容和博大的胸怀,真不愧为圣人之后也!”


郭学焕著《孔子后裔在浙江》


四、勤勉肯干的敬业精神

 

事实证明,举凡在仕宦政绩上有所作为的南孔后裔,皆能秉持孔子“修己治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祖训,恪尽职守、勤勉肯干,为民请命、为官清廉,从而受人尊敬。兹举数例以证之。

 

(一)孔传:“操行介洁,不为利诱势怵”

 

孔传南渡前即任职于北宋朝,元祐四年(1089)任仙源县主簿,八年升县尉,政和五年(1115)任京东路转运司管勾文字;徽宗宣和初年,出知陕西邠州,任上“锄强抉贪,吏民畏服”。南渡衢州后,“操行介洁,不为利诱势怵”:建炎四年(1130)出知峡州,绍兴三年(1133)以平寇有功,出知抚州军州事;绍兴四年七月,与抚州相邻的建昌军叛乱,此时,年届七十的孔传,临危受命,“单车往谕,叛兵以平”。对此,《孔氏族谱》载:“建昌军卒叛变,屡招降,不受,必欲见(孔)传为信。(孔)传单车往谕,叛兵以平。”因平叛有功,孔传擢升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盐茶公事。因年事已高,致仕回衢,以著书讲学终老。从孔传的履历中,足见圣裔后人珍惜荣誉、恪尽职守而受人敬仰。

 

(二)孔繁豪:为保护“圣人楷木像”而客死异乡

 

1939年5月,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为确保衢州圣人楷木像安全,使其免遭日寇掠夺,电令浙江省政府,速令南宗奉祀官孔繁豪,护送楷木像离衢择地供奉。龙泉县为抗日大后方,浙江省政府即电令龙泉县政府择地供孔繁豪落脚。6月,孔繁豪携楷木像到龙泉,供奉于八都镇李家祠堂内。由于日寇逼近,1940年冬,浙江省政府又电令孔繁豪保护圣像转移到庆元县。1941年9月,庆元县孔庙隆重举办“秋祭大典”,将楷木像供奉于大成殿,孔繁豪亲自主祭。1942、1944年,衢州两次被日寇沦陷,孔氏家庙及大批文物遭毁,孔氏族属也流落四方;孔繁豪闻讯,忧愤成疾,于1944年10月咯血暴亡,年仅54岁。


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东南阙里:衢州孔氏南宗家庙》


(三)孔墉:“一生清贫、为官清正”的典范

 

南孔宁海支69世孙、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孔墉,也是南孔后裔中“一生清贫、为官清正”的典范。孔墉为人正直,处理政务更是不徇私情。1925年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军法处处长驻军徐州时,曾奉命查办萧县巨案,由于断案公正、雪冤惩奸而赢得民心;部队离开徐州时,当地民众夹道拈香相送。孔墉经常吟诵宁海广为流传的“十山九无头,清官不久留。家无三代富,溪水反弓流”,来教育子女。吟诵到“家无三代富”时,一边摆动两手表示自己的两袖清风,一边说:“这是老子做官,留给你们的。”赵福莲撰文《守土殉国的孔墉》,在介绍孔墉英勇事迹后,特意指出:“孔墉一生清贫,纤尘不染,虽寄身政界军旅二十余载,身后所遗,唯180元存款而已。”南孔后裔的吏干才能以及为官清廉、为民请命的事迹也代代流传,后世历代官修《西安县志》《衢州府志》皆有记载。


罗剑华编《抗日阵亡将领孔墉诗文集》


五、崇儒重道的文教精神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作为圣裔的孔氏南宗响应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国家政策,或著书立说,传承发展儒家学说;或修撰家谱,衍续“孔子世家”的荣耀。他们还践行孔子的“平民教育”理念,致力于开展平民教育,或为学官、或为山长,这就为南宋以降“圣人之学”及儒家礼乐文明在江南大地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孔氏南宗家塾对“兴学”“崇学”“好学”家风的代代传承

 

孔氏南宗的家塾,萌芽于南宋初年孔传创办的“私学”,滥觞于南宋后期的“思鲁堂”。南宋后期的菱湖家庙中特辟“思鲁堂”,作为南孔后裔的讲学之地,以传承孔子世家的“诗礼传家”理念及“崇学”“兴学”的优良家风。明嘉靖年间,孔氏南宗家塾在时任衢州推官刘起宗的支持下得以重办,“其塾舍在郡城南隅,于正堂外为东序以迪成人,西序以训幼稚”。嘉靖二十年(1541),阳明学者邹守益受邀至衢麓讲舍讲学,南孔家塾有童生四十余人与焉;应孔氏族人之邀,邹守益作《新建孔氏家塾记》。记文中,对“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的受教场景,记载甚详。


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

 

南孔家塾的“学训”是“好学”,出自《论语》:“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受过南孔家塾教育的圣裔大多是“崇学”的典范,比如孔传之孙孔行可,“性嗜经史,至老犹手不释卷”。南孔50世孙孔元龙也是好学上进的典范,从政致仕后即以“教书为业”,“年至九十仍手不释卷”;为了彰显《论语》“学”的地位与价值,孔元龙还与胞弟从龙效仿张南轩辑录《洙泗言仁》的做法,把《论语》中涉“学”语录辑编成《鲁论言学》一书,南宋大儒真德秀亲自作序称颂之。

 

南孔53世孙孔演在元初任柯山书院山长,尔后升任嘉兴路教授,任上则竭力兴学:倡建义学八斋,小学颐讲之堂。南孔71世孙孔昭晙,嗜好读书,清同治九年(1870)优贡,因祖母与生母年老,不忍远游,遂就教职,以娱亲课子为乐;浙江学政瞿鸿禨寻访他,有“品学两优,不愧为圣人后裔”之赞。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南孔后裔在家族、家塾教育中提倡并力行“崇学”“好学”“兴学”的优良家风。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


(二)孔氏南宗名贤以出任学官、讲学弘道的方式传播圣人之学

 

孔氏作为“中国第一世家”,诗礼传家,贤才辈出。南孔后裔中被封学官,成为教授、学正、教谕、山长者比比皆是。以元代为例,因孔氏南宗罢封,这一时期的南孔名贤,出仕学官最多。徐映璞《孔氏南宗考略》记载了元代孔氏南宗34位名贤的小传,其中多达26人有担任学官的经历。比如,53世孙、衍圣公孔洙在让爵后,即官拜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嗣后,又提举福建道儒学。54世孙孔思俊,历任庆元路山书院院长、湘潭州教授,又在同安县尹任上创办大同书院。

 

说到担任学官,最为显赫的是明清以来由孔氏南宗派员主持的杭州万松书院祭祀事。据《孔氏南宗考略》载:“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因寺旧址改建万松书院。自书院落成,乃奉圣像于此,而徵衢州南宗圣裔58代孙公衢、公绩昆季来供祠祀,给山地五顷,故亦称孔家山。”从1498年算起,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孔氏南宗委派族人来主祀万松书院长达450多年。

 

总之,元代以后,随着衍圣公孔洙让爵,正宗罢封,大批南宗有学之士走出家门,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出任各地学官,足迹不仅遍及浙、闽、赣、皖、苏、粤、湘、鄂等江南诸省,甚至远至甘肃、山东诸省。


衢州孔庙孔子像

 

六、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

 

南孔文化中也有“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集中体现在南宗北宗合力勘定“阙里谱系”,和衢州南孔为婺州榉溪南孔“辩诬”这两件事上。

 

(一)孔氏南宗北宗合力勘定“阙里谱系”

 

南宋以降,孔端友扈跸南渡而成衢州“孔氏南宗”,滞留曲阜的孔氏族人则为“孔氏北宗”;由于宋金对峙以及“孔洙让爵”事件的影响,再加上南北交通不畅,南北二宗在续修孔子世家“阙里谱系”一事上,难免有歧。为使续纂的“阙里谱系”合乎史实,南宗定期派人北上与北宗一起勘定《南北宗图》,订正谱系中失实失考的记载,审定“何事为真,何事为伪”“阙者补之,讹者正之”。

 

兹举明洪武年间南北二宗合谱事为证。洪武十二年(1379),南宗54世孙、西安县学教谕孔思模持《南宗家谱》赴曲阜祭拜孔林、孔庙,与北宗56世孙、衍圣公孔希学等一起参究碑刻,编序宗次,考订宗谱;对于南孔子孙在“阙里谱系”中未载及事功缺略者悉数补齐,讹误者则一一勘正。孔思模“唯实求是”的工作作风也赢得北宗族人及衍圣公的赞许。此外,嘉靖三年,南孔62世孙孔承美重修“南宗家谱”时,秉持先圣孔子的“春秋笔法”,对于圣裔诸事“有善必录,有过必惩”,真正实现了“编订宗谱以明世派,以正行名”的初衷。


吴锡标主编《孔氏南宗文献丛书》


(二)衢州南孔为婺州榉溪南孔“辩诬”

 

南渡孔裔孔若钧、孔端躬父子至婺州榉溪(榉川)定居,南宋宝祐二年(1254),宋理宗依衢州孔氏家庙恩例,在榉溪南岸杏坛园前赐建家庙,御赐“万世师表”金匾并下旨:孔端躬子孙照例,免赋税劳役;白身最长者,可荐朝录用。然而,榉溪孔氏的与世无争、默默无闻,也承载了太多的辛酸与苦楚。因为在榉溪孔氏近九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三百多年被诬指“冒认孔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明朝万历年间,永康邑人应希圣、俞柏在编修《永康县志》时,不加考证,诬指榉溪孔端躬后人冒认圣裔,还撰刻《禁诬冒圣裔碑记》立于永康县明伦堂右侧。自此,榉溪圣裔被无端蒙冤。清光绪十七年(1891),永康县重修《永康县志》,邀请榉溪圣裔孔宪成与焉。在万历《永康县志》中,孔宪成发现其中有“鬼溪冒认圣裔”云云;永康方言中“榉”和“鬼”同音,《县志》把“榉溪”诬为“鬼溪”。对此,孔宪成颇为气愤,当即聚集榉溪族人商议此事;并派人携榉溪《孔氏宗谱》前往衢州,向时任五经博士孔庆仪申诉,要求协助平反。孔庆仪作为南孔宗子,得知事情原委后,当即移文永康县衙,要求为榉溪孔裔“平反”。光绪十八年,时任永康知县郭文翘收到孔庆仪移文后,立即会同永康县志局人员剔除原志稿中“鬼溪冒认圣裔”云云。

 

榉溪孔氏族人又在明代《学志》和《禁诬冒圣裔碑记》中发现“鬼溪”“冒认圣裔”字样。孔庆仪得知此事,感到事态严重,遂冒着酷暑越数百里,携带《孔氏南宗族谱》到永康,约见知县和儒学教谕、教授两师,共同议定“鬼溪冒认圣裔”事。在对照南北二孔合修《宗谱》和榉溪《族谱》后,一致认为:两族同出一宗,榉溪孔氏确系宋室南渡时的隐居圣裔。为正视听,孔庆仪撰《辩诬冒认圣裔碑记》,立于永康县学明伦堂旧立《禁诬冒圣裔碑记》侧。至此,榉溪孔氏被诬冒认圣裔三百年之冤,终被洗白。从衢州南孔为榉溪南孔“辩诬”这件事中,既可以看出衢州南孔秉持“南孔是一家”的家族理念、主持公道的正义之举,也充分体现了孔氏南宗“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

 

(光绪)《永康县志》


七、“浙泗同源”的南北一家精神

 

南宋初年,南渡圣裔在衢州安家;绍兴二年,衍圣公孔端友卒后,南宋册封孔端友之子孔玠为衍圣公。金天眷三年即南宋绍兴十年,与南宋对峙的金熙宗册封孔端友在曲阜的留守之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主持曲阜祀事。自此,孔子世家内部形成了两个“宗子”、两个“衍圣公”的局面,直至蒙元统一中国,南宗让爵于北孔。

 

(一)南孔家庙“思鲁阁”就是“不忘初心”的实物象征

 

自唐朝后,全国各地皆设孔庙,但家庙仅有两座,一座在山东曲阜,另一座在浙江衢州。南宋后期,孔氏南宗在衢州城东建菱湖家庙,庙中特辟“思鲁阁”,阁上供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阁下立孔传、孔端友勒石据吴道子稿本摹刻的“先圣遗像碑”。阁楼之所以取名“思鲁”,即有思念鲁地、思念故乡、思念先祖孔庙(含孔府、孔林)、思念阙里宗亲之寓意。

 

几千年前,山东人把家叫“阙里”,后世便借用孔子家在曲阜的“阙里”之名,将衢州孔氏家庙称为“东南阙里”。“东南阙里”的称谓,也是南北两孔“同根、同宗、同源”的体现。明正德年间重建的“新桥街家庙”,大成门上悬“东南阙里”匾额,就体现了衢州作为孔氏南宗族人故乡的社会地位;大成殿则悬“泗淛(浙)同源”匾额,意为“两孔一家亲”,有孔氏南宗北宗“同根同源、共同发展”的深刻寓意。


衢州孔庙“泗淛同源”匾额


(二)南北两宗合力续修“阙里谱系”

 

谱牒,即家谱、族谱、宗谱,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重要文本。据考证,孔子46世孙孔宗翰于北宋元丰年间编《孔氏旧谱》,主要收录直系长子长孙。嗣后,南宗48世孙孔端朝于南宋绍兴初年撰《续阙里世系》,51世孙孔应得于南宋景定年间重修《续阙里谱系》。元明以降,随着孔氏南宗宗族制度的逐步完善,为维护孔子世家殊荣,联合北宗续修“阙里谱系”,成为一项重要的家族事务。比如,元大德四年(1300),南宗53世孙、遂昌县尹孔津与北宗53世孙、秘书省著作郎孔淑参订《南北宗图》。天历二年(1329),53世孙、平江路吴江州判孔涛,至曲阜拜谒孔庙,与北宗54世孙、衍圣公孔思晦考订南北各宗支,合力续纂《阙里谱系》。

 

前文提到,洪武十二年南宗54世孙孔思模赴曲阜与北宗56世孙、衍圣公孔希学,考订宗谱。南还之日,孔希学赋诗《送五十四代孙孔思模西安教谕南还》,对“南北一脉”的真挚情感有充沛的渲染:“派出仙源本一宗,余枝如绍固难同。三衢岁久成家业,千里心诚谒圣容。夜饮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坛风。愿期南北贤诸族,与道绵绵万古隆。”“南北一脉”“两孔一家亲”的精神也流传至今,1994年1月,孔子75世孙、时任曲阜文管会主任孔祥林来访衢州孔氏家庙,即题辞“南北一脉”。2006年7月,孔祥林在赠送浙江友人的一首《南宗中兴歌》中,有云:“创业艰难守更难,析薪还赖子负荷。北南一脉情切切,我唱南宗中兴歌。”这也充分体现了南北孔氏后裔代代传承的“浙泗同源”之谊。


孔祥林


八、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

 

《周易·乾·文言》有“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云云,这是“与时俱进”的经典出处。在漫长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生产、文化教育方面,孔氏南宗一直奉行并实践着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变革创新精神,与时代同发展、共进步。



(一)孔氏南宗“开风气之先”,接轨现代西方教育

 

清末民初,受近代西方文明的熏陶,孔氏南宗中有不少青年才俊出国留学,学习新知。比如,光绪二十七年,南孔71世孙孔昭仁与同县刘泰钦膺选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博物科;当时衢州出国留学者甚少,他们“剪发易服”的举动更是“开风气之先”。南宗奉祀官孔繁豪,早年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孔昭仁、孔繁豪学成归国后,秉持锐意进取的理念,引领维新潮流,为浙江乃至江南近代社会的重大转型作出了表率。

 

孔氏南宗家塾的演进也与近代教育的变革同频共振。光绪二十九年废科举,南孔73世孙、五经博士孔庆仪“慨旧学之不足,力与维新”,遂把孔氏南宗的“承启家塾”改建为“孔氏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又易名为“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改称为“孔氏完全小学校”。缘此,孔庆仪被誉为“得风气之先”的新派人物。1937年,南宗奉祀官孔繁豪顺应时代的教育改革,把“孔氏完全小学校”改建为“衢县尼山小学”。至此,南孔家族教育走出庙府、走向社会,在生源上既收受孔氏裔孙,也接受邑人学童;到1945年,全校有12个班级600余名学生,其中孔姓学生不足10%,与一般公立小学无异。1950年易名“衢县人民小学”,1992年又复名“尼山小学”。孔氏南宗家塾在近现代的数次易名,及其由私塾家学演变成公办学校的历程,完全可以视作一种开放图强的进取精神。



(二)衢州南孔家庙倡导的“当代人祭祀孔夫子”

 

孔子在后世被尊称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而“祭孔”则是历代帝王、士人民众表达对孔子崇敬之意的重大社会活动。孔氏南宗亦将祭孔活动置于重要的地位,世代传承,并且秉持“礼,时为大”的与时俱进精神,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结合时代特色而赋予新的内涵与文化特质。

 

2004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日,衢州市举行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祭祀大典。南孔祭祀大典的定位是“当今社会各界祭祀孔子,不沿袭仿古的祭祀形式”,即“当代人祭祀孔夫子”。比如,“献五谷”代替了“供太牢”,银杏叶和古柏叶系以黄丝带代替了贵宾佩戴的鲜花,着现代正装的市民代替了着古代服装的“演员”,改佾舞为朗诵《论语》章句,全场合唱歌词是《礼运·大同篇》的《大同颂》。整个活动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此外,还把孔氏家庙孔子牌位上“大成至圣先师之神位”的“神”字拿掉,改成了“大成至圣先师之位”,“因为孔子他是人,不是神。”从2008年开始,每年还邀请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师生代表来衢州参加祭孔典礼。截至2023年9月28日,南孔的“当代人祭祀孔夫子”典礼已成功举办了20次,真可谓是“弦歌二十载”,在“当代人祭孔”理念中创新前行。

 

王云五书法《礼运·大同篇》


结语

 

南孔北孔,同宗同源。作为传统儒学的重要一脉,融“与国咸休”的政治文化、乡邦弁冕的宗族文化、根植一方的地方文化、互动演进的思想文化于一体的南孔文化,无疑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孔氏南宗在推动儒家文化传播、提升人文教化、改良民风习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对浙中乃至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吴锡标、刘小成编著《儒风浩荡:孔子南宗与江南社会文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新的历史时期,梳理并发掘源远流长的南孔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传承“自强不息、忠贞爱国、谦和仁爱、勤勉肯干、崇儒重道、求真务实、浙泗同源、开放包容”的南孔文化内涵及其基本精神,这对于推动南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3年第4期,作者:张宏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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