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科期刊繁荣发展的十大对策
本文第一作者付海晏教授
摘要
在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工作形势任务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也更加繁重。人文社科期刊作为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传播学术成果与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责任。面对新形势与新要求，社科期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情况。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可从出版能力、融合发展、人才队伍、传播渠道、学术环境等五个方面调整期刊发展策略，通过聚焦实际，服务大局；调整定位，特色办刊；创新思路，学科融合；数字出版，聚合发展；编研结合，以编为主；学术引路，扶持优青；渠道扩展，扩大传播；规范审稿，公平发表；健全评价，健康引导；学术共建，优势互补等十大举措，助推学术繁荣发展，期刊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强大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期刊。
关键词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学术生态；学术评价；审稿制度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与知识交流的平台、传播思想文化的重地，在新时代下的发展呈现出了崭新面貌，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责任，同时也面对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如何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共存的环境中高质量发展，是每一个期刊人都应思考的问题。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同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为做好学术期刊出版工作，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和实施办法。两份重要文件为新时代学术期刊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
2023年9月21日，为加强学术期刊建设，搭建学术期刊交流平台，促进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新时代学术期刊高质量建设论坛”，邀请业内专家围绕学术期刊高质量建设中的问题、路径与方法，深入交流经验。此前仲伟民、刘京希等学者撰文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中遇到的困境总结为“十个矛盾与难题”和“十对关系性问题或两难选择问题”。受学界同仁及与会专家精彩发言与讨论的启发，结合近年来学界、期刊界办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本文从培养出版能力、探索融合发展、建设人才队伍、拓展传播渠道、优化学术环境五个方面思考社科期刊在新时代、新环境、新挑战下的新出路，找寻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十大可能路径与方法，以期能对我国社科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考。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与读者指正。
一、聚焦理论现实问题，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不仅肩负着繁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向世界展示我国最新学术创新成果和研究动态的责任，也是研究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坚强阵地、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战略任务的重要传播媒体。“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要把深入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重大任务”。同时也要“加强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群众关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及时开展研究解读和引导辨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学术期刊应如何献力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推动者？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学术期刊应在党和国家重大事件、重大时间节点，以重要题材为契机，主动策划并刊发阐释和论证党和政府现行方针政策的相关理论文章。相较于报纸等宣传媒体，学术期刊在阐释、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方面虽不具有即时性，但作为学术理论刊物，学术期刊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宣传和解释时，可与党和国家的宣传要求相配合，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释。如201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便可以此为契机，组织专家学者撰文阐释党和国家的奋斗历程、辉煌成就与成功经验。再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召开后，期刊可结合期刊特色定位与专栏设置，对会议精神进行深入阐释，推出具有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创新成果，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二，除积极组编理论阐释文章外，人文社科期刊应发挥其对社会现实的引导作用，将理论与实际结合，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瞄准重大命题和前沿问题，服务社会现实需求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刊发提出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对策的应用文章，促进学术资源发掘、学术方法互鉴、学术领域融通。如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老龄化社会、住房政策、生育率、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民生的问题展开讨论，引导学术研究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关切，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于这些时代之问，学术期刊可组织专题，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对其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系统化构建，挖掘前沿学术资源，深化前瞻性与标识性研究，从而推出一批扎根中国大地、聚焦伟大实践、反映时代特征的学术成果。如《改革》策划“全面深化改革研究”栏目，对深化改革中的热点问题，组织专家学者展开深入交流，为中央决策建言献策；《学习与探索》结合地理优势，设立“高质量发展与东北振兴研究”专栏，为东北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设立“中国式农村教育现代化”专栏，致力于探索中国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寻找行之有效的中国式农村教育现代化发展之路。让学术期刊真实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政策，成为党和国家的智囊团。
第三，在形式上，学术期刊发挥资政功能，既要稳定又要灵活。除设置专栏外，也可通过发行增刊、召开会议等途径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战略任务。如《学术研究》杂志曾在2017年以“习近平新闻思想研究”为专题发行增刊。2023年，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山东大学学报》与《沂蒙干部学院学报》共同主办“学术期刊与主题宣传”论坛，强调学术期刊在主题宣传方面的独特学术理论优势，提倡学术期刊要将主题宣传寓于学术研究之中。学术期刊也可通过积极参加国家政府部门举办的活动，围绕党和国家重大会议精神、形式政策、决策部署，以及能够反映新时代伟大变革，为经济社会等方面热点问题有效建言献策。如中宣部出版局为引导广大学术期刊坚持正确出版方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主题宣传、打造精品内容。自2016年始开展“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对“好文章”予以鼓励。促进期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提升期刊策划含量和编校质量。另有如中宣部《出版动态》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发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行动、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进行通报表扬等形式，亦能引导期刊在重要时间节点，关注时代性选题，更好地发挥资政功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刊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行动、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
二、合理调整办刊定位，建设特色学术平台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到今天，在学科划分精细化的背景下，在专业化期刊的竞争下，学界对综合性期刊的未来有一片唱衰之势。刘京希将目前我国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总结为以下四种办刊模式：一是“无机化”大拼盘，即以一二级学科为栏目名称，各个学科平均用力，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主题凝练为线索的内在逻辑关联，走趋同化的“泛综合化路子”；二是“软硬菜”大拼盘，是以一两个主打学科栏目，带动其他学科栏目，带有微学刊特色；三是“半专业化有机组合”，此种模式的期刊有意识地向专业化靠拢，但限于主办单位的科研力量以及刊名的约束，仍处于半综合、半专业之间；四是“专题化有机组合”，以专题统领学科、以专题融合学科、以专题打通学科藩篱的专题式办刊模式。四种模式体现了学术期刊从不自觉到半自觉再到自觉的线性过程，而最后一种带有充分“主体自觉意识”的办刊模式，或许是每一个综合刊未来发展的方向。
可见，过去综合刊的传统办刊模式已经构成趋同化倾向而不再能适应现实与学术的需要，中宣部也在《意见》中指明，原则上不再新批多学科综合性学报，而是根据学科发展和建设需要创办新刊，同时鼓励多学科综合性学报向专业化转型。但对于目前已经创立，甚至是拥有百多年办刊历史的综合刊，在境遇愈发艰难的今天，接下来的路径该如何找寻？若是坐以待毙，注定只能落入淘汰的结局。但若能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凭借综合性期刊自身的独有优势，也能在专业化转型发展中走出多元化道路。
期刊的特色化建设，是从“期刊的风格定位、内在质量、到选题策划、栏目设计，无不朝着个性化因而具有‘不可取代性’的方向去进行主观努力的过程。”对此，刘京希提出期刊应以主打栏目为核心，进行“归核化”的经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化经营体系。这也是一种避免“拼盘式”综合刊的有效方法。期刊需要根据其自身优势，跳出各期刊趋同化的栏目设置，找寻不同于其他期刊的栏目优势。对于综合性学术期刊来说，在地域特色与地方传统中寻找这种可能性，可以帮助期刊进行快速定位。这方面已实现其效果者，如《兰州大学学报》的“区域发展研究”，《广东社会科学》“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台港澳研究”等栏目，均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誉与影响力。
《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目录页一
再以高校学术期刊为例，“双一流”建设无疑为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虽有朱剑文中所提到，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对学术期刊只字不提，且在学者和高校管理者对“双一流”建设的讨论热潮中，也无人提到高校学术期刊的情况。至2019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代表党中央已经认识到学术期刊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同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颁布新修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也强调要“着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强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权威期刊，重点培育一批标识中国学术水平、代表国家学术形象的国际名刊”。再到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在《意见》中指明，要“推动学术期刊加快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努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知名期刊”。将“一流期刊建设”扩展到了人文社科期刊。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一流学科为依托，而学科建设与发展，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期刊做支撑。郭家宏认为，“双一流”高校的学报，必须依托高校一流学科的优势，重点建设本校的一流学科栏目，以特色栏目聚焦特色学科，做到既培育学术期刊的个性、鲜明的办学风格，又集中服务于适应“双一流”要求的学科建设，将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优势学科与学术期刊的提升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打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引领学科发展的优秀期刊。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目前共有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三个“双一流”学科，中国史也在全国第四轮、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均入选A类学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也依托学校学科优势，通过“田野政治学”“中国农村研究”“语言文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共和国教育70年”等特色栏目建设，根据各学科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组织专题性的文章、笔谈，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作为选题策划和组稿发稿的重点，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对华中师范大学的“双一流”学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和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三、创新期刊发展思路，推动学科融合发展
随着学科精细化的弊端日益显现，过度的学科分类对学科发展、复合型人才的培育均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由于在传统的学科分类的研究模式下，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进行研究探索，“各学科都形成了一套只有在学科内部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才能熟悉的语言、符号和范式，只有使用这些语言、符号和范式的成果才能获得同行认可”，最终也就导致阻断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内的学术交流。同时专业研究的固化，许多综合性期刊同质化问题十分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便指出：“要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
学术期刊作为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聚集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他们以期刊为媒介，进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学术期刊对学术界的发展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广阔，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而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下，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均应借鉴。学术期刊的平台性作用，便可通过调整办刊思路与选题策划方向，成为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融合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推动学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综合性期刊无疑有着天然优势，可以充分利用其多学科、多栏目的特点，集合各个学科的优秀作者与优秀成果。尤其在呼吁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综合性期刊适应了新文科提倡学科交叉、融合的要求。在此种打破学科壁垒，追求学科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下，综合性期刊可以适应潮流，发挥优势，有所作为，成为最佳展现学科融合的学术平台。
学术期刊应主动策划学科交叉融合的专题性栏目。从常设栏目、主体特色栏目入手，以问题为导向，选择重要领域、重要问题鼓励作者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呈现出研究的丰富性与融合性。如《中国社会科学》“跨学科与新兴学科研究”专栏，讨论了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式。由于新文科建设是学界中的新概念、新话题，现有的研究多是从新文科建设的性质、意义、方法等角度展开讨论，而真正意义上符合新文科内涵的学科交叉研究较为罕见。期刊也可结合新文科内涵，围绕文科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以及文科内部的学科交叉；数字技术推动知识生产、传授模式的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适应我国国情发展的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等四个方面进行选题策划。近两年，《新文科教育研究》《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等新刊的创设，便是在新文科视域下，对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工商管理、历史学等学科进行了学科交叉研究的探索。而其他综合性期刊，也可照此路径，从刊物自身的办刊理念、特色栏目以及优势领域出发，组织学科交叉研究专题，为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新文科教育研究》创刊号
当然，期刊刊载学科融合的研究成果，也对编辑、审稿专家提出了新的要求。编辑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对于栏目建设应有更长远宏大的规划。综合性期刊在刊发学科融合研究成果上，具有独特的优势，相较于专业期刊，综合性期刊拥有多栏目、多学科的编辑队伍，在融合学科栏目的打造过程中，编辑部内部需要加强合作沟通，不同专业方向的编辑共同努力。从期刊的审稿专家队伍而言，也应选取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审稿，同时专家也应有更强的学术包容性，只有这样的专家队伍才能在期刊服务学科融合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促进力量。
虽然综合性期刊在学科融合研究中具有一定优势，但专业性期刊也应在学科交叉融合和学科理论创新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专业期刊最大的特点是拥有聚合优势，拥有领域内专业性的编辑队伍，也拥有更为稳定的作者队伍、专家队伍，对于其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享有一定的优势资源，故在与其领域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上，更容易获得作者与读者的关注。如从历史学来看，“历史学曾经作为一切学科的总汇，由于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所以史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如此一来，史学的触角无所不及，与许多学科发生联系，而许多学科往往都有史的部分”。故历史学期刊可利用学科特性，不必拘泥于单一学科的界限，实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兼容。
在呼吁学科融合、新文科的浪潮声中，学术期刊与学者也应保持警醒，在自身视域与专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的盲目跟风不可取。学科交叉与融合，应是立足于学者本专业基础的前提下，引入其他专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求对研究产生新解释。如在20世纪前期，随着西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传入，而逐渐发展形成的经济史这一学科，由于经济史具有经济学、历史学的双重属性，领域内的研究学者也来自于不同学科，故在学科属性的问题上，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学科融合的视域下，这一问题的争论似乎已不再那么重要，经济史的研究“既从史学中找到研究的基础，又能从经济学中找到分析的手段”。一个学科门类的研究，若能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阐释，便能突破学科壁垒的束缚。
《新文科理论与实践》创刊号
四、适应数字时代潮流，推动联合数字出版
我国学术期刊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了数字时代？对于这一问题，张耀铭总结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被动加入中国知网等超级平台数据库，利用其技术优势、资源、市场占有率，获得公域流量，实现了数字化；第二种是学术期刊主动建设自己的运营网站，自己管理，自行发布，实现一体化的资源整合，获得私域流量，通过社交关系裂变，留存更多用户；第三种是由业内公认的品牌期刊牵头，创建同行专业学术期刊数据库，如中国光学期刊网、中国地学期刊网等专业期刊网的建设。
不能否认的是，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出版已成为学术传播的主要渠道，纸本期刊的处境愈发艰难。《清华大学学报》自2017年起，便停止赠送纸本期刊，不再符合普罗大众阅读习惯的纸本已经成为图书馆馆藏和个人的纪念品。长期从事纸本出版的编辑们，面对这一现实可能会感到些许惋惜，但数字出版已成必然，学术期刊若继续墨守成规，不尝试与探索网络优先出版、数字出版、增强出版、全媒体出版等各类新型出版模式，其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
知网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界最为主流使用的数据平台，但知网模式的垄断式经营已广为学界所诟病，其收费性知识服务、版权纠纷等问题引发学界诸多不满，知网免费、开放服务已成为学界的集体期待，但目前来看，学界与知网要达成“和解”尚需时日。要想打破知网的垄断，本文认为，可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界的三种数字化出版模式进行推动。
一为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期刊在平台注册公众号，定期发布文章进行信息推送，基于微信本身的广大用户群体，此种途径也成为适应手机阅读的主要渠道。不过此种方法能否归为数字出版仍存有争议，仲伟民也在此次会上指出，公众号仅是纸本的延伸，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工作。
二为期刊官方网站。此种平台已流行日久，且多数期刊都设有官方网站，但普遍现实是，诸多期刊网站的建设并不完善，存在信息更新滞后、功能开发不全、栏目索引滞后等问题。同时在知网的挤压下，读者用户不会将其作为文章阅览的首选渠道。故期刊网站的改革，需要从最基础的用户体验做起。可在网站上进行优先出版、网络出版，同时完善投稿、审稿平台。有条件者，可通过期刊专家库、作者库、读者库，依托大数据功能，进行私人定制服务的开发，为学术研究和公众知识获取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精准的知识服务和信息服务。不过，照目前我国期刊编辑部的规模与建设投入来说，“个体户”的期刊编辑部还难以实现全部功能，故接下来将要讲述的第三种期刊集群化建设模式，或许可成为广大学术期刊均可选择的联合数字化发展途径。
三是从网刊、“域出版”到学科数据库。2011年，17家教育部“名刊工程”学报在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理念的指引下，联合发起创办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下简称网刊），历经十余载，如今的网刊已渐趋成熟，加盟成员增加、内容扩容、平台升级，且为开放获取，不收取费用，同时改版后与知网实现了数据联通。仲伟民、朱剑等学者也肯定了专业网刊是实现期刊数字化、专业化、体系化建设的有效路径。《意见》中也有强调，“支持高校学报等综合性期刊建立协同出版机制，以专题形式编辑整合内容资源进行网上传播”。鉴于网刊的成功经验，学界继续开发专业网刊的建设十分必要，在完善高校学报网刊建设的同时，其他综合性期刊也可进行摸索，尝试联合建设网刊平台。或也可通过扩大高校学报网刊的规模等方式，让更多的优质期刊加入进来。
实际上，朱剑等学者后期在网刊基础上提出“域出版”概念，并且在网刊与超星合作建立新平台的过程中，便实现不再对期刊设立门槛，面向所有人文社科期刊开放，便是高校学报网刊的一次升级转型。“‘域’，一般指的是边界清晰的一个区域。‘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对于期刊来说，“专域”便是“专栏”，“域出版”便是以“专栏”作为基本单元进行网络传播的一种方式。可惜的是，超星“域出版”平台未能实现这一理念，在2018年超星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后，“域出版”便被边缘化了，桑海总结网刊与超星的“域出版”合作，始终未能真正构建起以专栏为基本传播单元的在线学术平台。庆幸的是，虽然与超星的合作停滞了，但网刊仍在持续升级转型，积极搭建新平台，并尝试从“1.即时更新的专题出版，与学术共同体融合；2.全流程服务，突出投审稿和评价两端；3.开放期刊来源，以质量为门槛遴选学术精品；4.以用户为中心，提供个性化服务；5.打造移动端，实现多屏互动、多维传播”等五个方面持续发力，以加快出版速度，提升文章质量，优化平台服务。网刊发展路径，对于综合性期刊来说依然是可为之努力的方向。
对此，本文认为，除桑海提出的上述发展方向外，综合性期刊必须与专业性期刊联合起来，以大学科方向设立专门化数据库、搭建学科网站，通过收录各期刊论文，建立论文索引，进行优秀论文推荐，对用户免费开放，真正实现期刊的集群化发展。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已实现部分功能，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数据库为切入点，目前已与2 000余家期刊建立合作关系，整合学术期刊数据资源，推进学术资源的公益使用、开放共享。但该数据库目前对于期刊文章的学科分类数据库搭建并未实现，可与网刊模式相结合，实现专业化分类整合，形成聚合类学术传播平台。
五、探索编研结合模式，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编辑队伍的建设对于期刊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作为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编辑是期刊与作者之间的沟通媒介。编辑自身的能力与素质，也直接关系到刊物的水平。目前期刊界对于编辑工作能力的界定，多从技术能力与学术能力两个方面判定，前者包含了编辑作为“编辑”所应具备的基础技能，此为编辑安身立命之本；后者则指编辑作为“科研人员”甚至是“学者”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在“编研一体”的传统中，二者本不应分开而论，但自“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必须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有关编辑的身份焦虑与“编辑学者化”问题，朱剑2018年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与《澳门理工学报》的两篇文章，对40年来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与期刊界对于编辑学者化的讨论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编辑学者化”的支持者认为编研一体的传统必须延续，编辑必须有学术眼光和水平才能具备与学者对话的条件。而质疑者认为所谓的“编辑学者化”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在现行的期刊体制下，“学者化”的道路将模糊编辑的定位与职业化的分工。
朱剑著《雾里看花：谁的期刊 谁的评价》
本文以为，此问题应分开来谈，“编辑学者化”有行业发展需求，但“学者编辑化”也同样重要。我们不能一味强调编辑学者化，而忽视其带来的问题。编辑学者化的确能在编辑与作者的沟通、刊物学术水平的稳定等方面发挥有利作用，但学术刊物的编辑在作为编辑的同时，也占据学者身份，仍需要达成规定的学术考核指标，容易出现编辑利用职业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容易被视为抢占学术资源。也有一些编辑背离职业道德，依据个人的学术好恶来评断文章，排除异己，阻碍多元观点文章发表。还有编辑因为对职业前景感到迷茫，试图从其他渠道寻求职业认同，在不具备余力的情况下，茫然走向学者化道路。故而有学者提出，编辑只需具备学术判断力，无需做学问。本文认为，编辑应将主要精力置于办学术期刊上，编研结合模式，必须坚持以编为主。如何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将一流的学术成果展现于读者与社会，这是编辑岗位的首要责任。对于职业编辑，学界可以降低对学术能力的要求，重在编稿与策划，具备敏锐的学术眼光与评价能力即可。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加入编辑队伍，《意见》也“支持办刊单位出台政策措施，探索编研结合模式，将优秀学者和科研人员引入办刊队伍，支持教育科研单位教学科研人员与办刊人员双向流动”。专业学者加盟期刊，加强了学术期刊的质量保障，但同时需要注意，学者在加入编辑行业的初始阶段，对编辑的职业技能与特性不甚了解，需要学术期刊或管理单位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并且加强编辑职业道德教育，常念“紧箍咒”，勤打“预防针”，促使编辑坚守底线、不越红线，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从学术期刊近年来人才选用趋势来看，专业出身的学者加入编辑队伍是大势所趋。站在学术期刊的立场，要想充沛编辑力量，“除了鼓励编辑学者化外，更应提倡学者编辑化；除了重视学术人才外，更应重视技术人才”。不过要想实现合理高效的编辑团队构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仍需注意。
首先是要解决编辑职业晋升的困境。1980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出版局、国家人事局拟订的《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明确了编辑身份的职业化,编辑职称从此开始有了规范名称和评定范围：“编辑干部的业务职称定为：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编辑本可借此规定提升自己职称与待遇，但在社科院、社科联与高校等主办的期刊队伍中，编辑职业的晋升道路实际上与编辑的本职工作并无关联，而与专职的科研人员一样，以科研成果的数量与分量来决定职称的评定。编辑只能在夹缝中谋求上升之路，需要付出与旁人相比的双倍努力。长此以往，自然许多编辑陷于困局。国家和单位应对编辑和科研人员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规范完善职称评定制度、岗位聘用制度。在基础待遇问题上，科研岗与编辑岗应保持一致。在晋升考核的硬性标准方面，也应从编辑工作与科研能力两方面分开考察。对于优秀先进的编辑，更应有奖励机制，调动编辑的工作积极性。
其次，对于从科研队伍加入编辑队伍的学者，应做好编辑岗位的培训工作。科研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与学习，在学术能力上自然保有一定的优势，但从事编辑行业，对于编辑的技术工作了解，则属于初来乍到的“生手”，学术期刊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来组织编辑人员参与培训。在日常工作中，学术期刊可采取短期授课、研讨等方式，定期举办培训班，新老编辑互相交流，提高编辑能力。除内部的交流与培训外，地区性、全国性的期刊协会，也可结合实际情况，为青年编辑举办为期几日或数周的长期培训班，为新手编辑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此外，对于社科院、高校等单位的编辑，应长期保持与单位内各研究所、学院的联系，鼓励编辑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在其学科研究所、学院开设少量课程或者讲座，积极参加其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活动，持续融入其专业领域的学术共同体。由此实现学术与技术的相互成就，使之快速成长为能够提供理想编辑力的学术型或技术型编辑，甚至“学术+技术”的强强复合型编辑。
当然，复合型的全才可遇不可求，学术期刊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引入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加入编辑队伍，或者合理雇佣兼职编辑。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人手都谈不上充裕，最好的情况莫过于每个学科、栏目都有一名责编，但对大多数期刊而言，人手短缺，编辑一边要把好学术关，一边需要做好技术工作，一人负责多个学科与栏目的情况时有发生，更不用说学术型编辑和技术型编辑的合理分工。学术界与期刊界虽然对编辑有着成为“杂家”的期待，但人有其专长，编辑在其专长领域内，对选题策划、组稿约稿、文章质量的保证，有专业基础支撑，也更有做好的信心与决心。在人手不充裕的情况下，雇佣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协助处理技术工作，雇佣学术领域内的专家作为兼职编辑也可缓解全职编辑的工作压力。兼职编辑与专职编辑合理分工，发挥各自所长，可在缓解人手紧张压力的同时，保障刊物的质量与学术水准，也是促进科研人员与办刊人员的双向流动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
仲伟民著《直面人文学术危机》
六、扶持青年学人成长，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学术发展固然是历久弥新的过程，但一潮又一潮的时代洪流注定将涌现出更为年轻、优秀的新生力量。培养青年学者、展示青年学者，是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平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学术期刊提升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举措，更是学术期刊彰显新时代担当的客观要求。扶持和培育学术新人，要求学术期刊发现优秀的青年学者，与优秀的青年学者共同成长，从而形成有特色、有传统的学术交流共同体和学术研究矩阵。因此，广大学术期刊在注重历久弥新之外，更应认识到科学和文化事业普遍存在着的新陈代谢。
然而，在当今学术评价体系下，吸收青年学者优质文章对于学术期刊而言需要克服诸多困难。一方面，青年学者文章数量过多、水平参差不齐，广泛接纳青年学人文章不仅对期刊编辑、审校工作产生挑战，同样也影响期刊对于优质学术成果的挖掘。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学者知名度及学术积累限制，刊发青年学者的优秀论文并不一定能予学术期刊以正面收益，反而可能对期刊的引用率、转载率及影响力等数据产生一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刊物对青年学者研究避之不及。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倡导公平的优质学术期刊而言，扶持和培育青年学人并不是难以抉择的问题。过分注意时下数据评价虽然是出于现实考量，但学术期刊的进步与发展更需要长途远见。
许多成名学者无法在其等身的著作中取舍出最满意的作品，却对自己青年时倾注了极大心血的“处女作”记忆犹新。这些知名学者的“处女作”中，往往不乏对其学术生涯产生过极大助益的“代表作”和“成名作”。探究此现象的根源，固然是这些知名学者先天潜力与后天勤勉两相加权的结果，同样也是诸多优秀青年学人往往能在其研究中耗费莫大时间、精力的体现。学术期刊不应漠视优秀青年学人的这种努力，而应将研究质量置于首位，在不降低学术标准的前提下扶持年轻人、年轻学者。主动发现培育一批具有学术潜质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推出一批德业双馨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家。就此问题，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浅见：
首先，学术期刊必须维系好编辑对于青年学者的指导作用。学者与编辑的关系十分复杂，《近代史研究》前主编曾业英指出：青年学者来文中最难处理的是文章有可取之处，但并不成熟，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较大修改。处理青年学者的稿件，不仅要求编辑认真处理、费时费力，同时也要作者极力配合，作者与编辑需齐心协力。青年学者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无法在学术生涯起步阶段便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在其知识阅历积累与丰富的过程中，学术期刊有责任进行培养和指导，需要发挥好编辑对于青年学者的学术引导作用，这对于编辑自身的发展与青年学者的成长均至关重要。当然，如此处理也必然使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量翻倍增加，所以还需要搭建学术期刊与青年学者的沟通渠道，以尽力提高效率。
曾业英
近年来，也有不少期刊设立青年专刊、专栏，为青年学者提供专门的版面支持，展现青年学术风采。也有知名大刊将青年专栏与青年学术论坛及研讨会相结合，会议上宣读的青年学者文章经高水平专家、编辑指导与修改后，也多为各刊物所刊发、收录，搭建了学术期刊与青年学者、青年学者与学界前辈的高效沟通渠道，不仅能宣扬青年学者的研究及知名度，也扩大了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呵护了青年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热爱与初心，实现了青年学者与期刊的携手同行。
学术期刊还需要提高对于青年学者的奖励与支持力度。学术期刊既然要与青年学者同进步、同成长，自然应在能力范围内加大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可通过设立奖项，选拔优秀青年学者文章。另一方面是帮助青年学者功成名遂的同时，也给予一定的奖金支持，减轻青年学者科研成本压力。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学术期刊或出版社做出此种尝试。比如，《探索与争鸣》杂志于2018年开始推出“青年学人支持计划”，通过“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等举措奖励、支持青年学者。《清华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东南学术》，以及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也设立优秀论文奖，这样不仅有利于激励青年学者投身学术研究，也有助于提升期刊的品格、培养好刊物与青年学者的关系和感情。
此外，学术期刊在扶持青年学者的过程中，不能揠苗助长，给青年学者充分的成长空间，始终保持以文章质量作为第一选拔标准，同时警惕青年学者在学术成长道路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茅家琦曾寄语青年学者，提出学风十戒：一戒“炒冷饭”，浪费精力与财力；二戒论述片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三戒抄袭他人公开出版的著作；四戒抄袭他人的手稿、打印稿或讲课的内容；五戒别人代笔，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六戒与他人合作的成果，署自己一人的名字；七戒别人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作者在书中却无一处提及；八戒曲解资料，篡改数据以验证自己的论点；九戒注释不规范，转引他人著作的资料亦不详加注明；十戒“书评”中的庸俗捧场风。我国青年学者的学术道德与风气总体上来说是积极向上的，但这些不正之风仍有存在，青年学者处在学术的上坡阶段，也是人生的上升阶段，面对学校或单位的考核压力、职称压力时，也难免有急功近利、走弯路的可能。学术期刊也应承担起对青年学者学术与道德的双重指引责任，助力青年学者坚守学术道德底线、弘扬优良科研精神，对学术不端行为及时予以纠正与警告。
茅家琦
七、拓展期刊传播渠道，增强学术传播能力
随着网络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改变了期刊的出版方式，也改变了期刊的传播生态。在这一背景下，读者愈发趋向电子化阅读，而如何让期刊文章在爆炸式增长的数字信息中，被真正需要它的读者看到和阅读到，对每一个办刊人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学术期刊必须要主动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把握学术传播生态变革特征，利用新的传媒技术手段，打造学术传播创新产品。
过去期刊的网络传播，多是依赖知网等数字平台，刊物与文章信息一经上传，便只能被动地等待读者进行关键信息检索阅览，期刊也无法在此过程中获得读者的反馈。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学术期刊掌握了更多的传播主动权，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哔哩哔哩等平台主动地传播期刊文章。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平台，自2012年8月推出此功能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新媒体传播最主要的手段，成为拓展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新平台。
但在数量众多的学术期刊公众号中，能借助平台增加传播度与影响力者少之又少，而能做到大众化传播的更是凤毛麟角。有学者统计，从2013年仅有7个C刊注册公众号，发展到2020年12月31日共有454个C刊注册公众号，2013年—2020年专业学科C刊的年平均阅读量在1 000左右，高校学报和综合社科类C刊年平均阅读量则在665左右。微信公众号发展到今天，其注册量与阅读人数应仍在持续上涨，但从上述数据也可发现，C刊推文的平均阅读量并不乐观，且相较于专业化C刊，高校学报和综合社科类C刊的阅读量整体较低。这与期刊制作公众号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不成正比，在期刊社的职员队伍中，往往不会设置专职管理公众号平台的岗位，多由编辑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兼职负责，这也导致负责人员需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学习各类新媒体平台的操作技术与传播知识。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仍有许多期刊在耗费了额外精力的情况下，传播效果却未能达到预期。
当然，学术期刊要想通过公众号将期刊的传播度上升一个档次，绝不是一蹴而就，一个公众号从初生到成熟、到广为人知，势必要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如何利用公众号平台扩大刊物的影响力？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人文社科期刊应进一步开发公众号服务模块，搭建一站式平台。张耀铭提到，目前许多期刊注册公众号平台，“通过信息揭橥、内容发布、优先出版、稿件查询、在线投稿、审稿、编辑加工、读者关系维护等来增加手机网民读者群，并拓展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但对比科技期刊，人文社科期刊对于公众号的开发与利用仍停留在内容发布等基础功能。早在2014年8月，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纸媒学术期刊群为基础建设“壹学者”微信阅读平台，“独树一帜地提出‘资源+工具+社交’的移动互联网产品架构,对内容、工具、社交模块的整合,实现了从知识提供到服务的成功转型”。
第二，综合性期刊难以像专业期刊一样有一批关注该学科发展的稳定读者，综合刊刊发的文章分属于不同学科，而刊物的读者一般仅关注与自己研究相关或其他有兴趣阅读的文章。然而学术期刊公众号推文多选择目录+单篇推送的方式，新文与旧文栏目未成体系，假使读者想要深入了解期刊文章，也会陷入在过往推文中盲目翻览的局面。期刊应根据学科分类、特色栏目建设，利用公众号的荐读跳转、后台关键词回复以及一些引导功能，将公众号文章进行分类整理。
第三，学术期刊公众号以学术推文为主，但专业性的学术文章篇幅长、阅览时间长，文章排版单一，影响用户的阅读体验。因此，可以通过插入一些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图片，也可弥补纸本期刊版式和内容固定化的不足。此外，基于公众号阅读碎片化、浅阅读的习惯，可借助视频、音频等视听化手段，邀请作者阐述文章主旨与内涵，讲述文章写作背后的故事，缓解读者阅读压力，拉近读者与作者间的距离，从而打造轻松的阅读氛围，扩大文章的受众面。如《中国社会科学》“我说”系列节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公众号采用视频推介，邀请作者以自述的形式，说出文章的主旨，讲述作者在文章写作中的所思所想与所感。
第四，学术期刊公众号可搭建交流平台，在推送本刊物文章之余与其他友好合作期刊建立联系，根据自身期刊的风格与特色，转载其他期刊的佳文。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公众号，便基于南京大学已有的“3C”数据优势，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全景式、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多维呈现，对“3C”数据库内的优秀期刊、学术佳文进行转载推介。同时也可以学科分类，以一周或一月为期，多期刊公众号合力推送某一专门学科的论文汇览，宣传优秀论文，扩大传播力与影响力。
在融媒体时代，期刊传播的途径已经走向多样化，公众号平台可作为目前最为主流的传播手段之一，其依托的微信软件自身拥有广大的用户群体，学术期刊必须充分利用该平台，促进期刊发展。但同时对于其他方法与途径的探索亦需坚持，如对各类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的利用，人文社科期刊还有所欠缺，可在这些方面进行积极尝试与探索，方能丰富学术传播方式，构建立体化学术传播格局。
八、规范期刊审稿制度，维护学术发表公平
《意见》“加强出版能力建设”提出了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具体要求，学术期刊应“加强编委会建设，完善同行评议机制，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等内容把关制度，做到审稿记录长期可追溯、可核查，加强校对工作，切实提高编校质量”。这是继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开展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以来，再次强调“三审三校”制度的重要性，要求学术期刊应严格履行“三审”、认真执行“三校”。而一同强调的“同行评议机制”（主要指匿名审稿制），也彰显了目前已逐渐成为学界、期刊界共识的匿名审稿制的重要性。这两项制度的实行，将作为确保出版内容导向正确、出版单位繁荣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三审三校”作为中国特色的审稿制度早有由来，1952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在《关于执行〈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的指示》中就提出“每一书稿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以及编辑加工、设计、校对、印成后校读等基本程序”。1960年7月文化部出版局起草制订《关于出版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规定出版社“必须严格执行三级（责任编辑、室主任（组长）、总编辑）审稿制”。1980年1月国家出版局党组颁发《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要求对出版物的政治内容和学术质量实行三级审稿制度。1988年，《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实施，再次要求图书出版应坚持“三审”制。在中国，“三审三校”制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可以保证出版质量的行规。
同行评议制度则诞生于欧美学界。在20世纪中期以前，同行评议制度仅作为决定录用或项目申请的几种评定方法之一，直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期间美国科学研究需要的资金投入在迅速增长，科学家必须保证公众的信任，才能获得研究资助。同行评议的实行则可以让最好的、最有必要的科学研究得到资助。而作为同行评议缩影的匿名审稿制度，同样也是因为“在国际竞争与对抗加剧、国家科研投入大增、量化排行榜走红、出版商大肆介入等因素共同推动下，学术期刊平添了学术评价的基础、行政权力的依凭、商业利益的来源等新标签”。故欧美学界希望可通过匿名审稿制“对内维护学术发表的公平，对外阻隔各种权力的侵蚀”。在中国学术界，20世纪90年代引入匿名审稿制度，也是学术共同体面对公众质疑而建设的一种自治式的制度。在《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期刊建立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呼吁与倡导下，学术界方才开始逐步建立包括匿名审稿制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规范制度。
仲伟民总结中国学术期刊的三审三校与匿名审稿制度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走内循环路线即‘三审三校’为主，辅之以外部力量即同行评审”的搭配模式，成为中国学术界独有的一大特色。但这种看似严谨、完美的制度，在现实中与办刊实际有着一定的差距。如大多数中国学术期刊编辑部规模小，内部难以形成“三审”的梯队结构。可以提供外部力量辅助的匿名审稿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担任审稿的专家，多是在其领域内有着成就和资历的人，但这些专家可能会更倾向于维持既存格式，而难以接受新的思路或者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导致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在外审环节被扼杀。且随着研究领域细化，所谓该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对审稿涉及的个案有深入研究。甚至还有“自视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学者和文章不过尔尔”而对文章不做认真审读的“专家”、或是嫉贤妒能，鸡蛋里挑骨头，对同行进行排斥、打压的“专家”。
无法否认的是，即使我国现行审稿制度存在种种乱象与质疑之声，多数学人仍认为此审稿制度是必要的。起码从目前来看，学界并无一可完美替代“三审三校”与匿名评审制度的方案。如何在制度的实行过程中维持学术发表公平、保持健康学术生态？这需要期刊、编辑以及审稿专家共同出力。
其一，编辑部内循坏的“三审三校”应与匿名评审制度实现有效结合。在编辑部人力不充裕、或是学科限制而难以衡量稿件质量时，可借助外部力量的审稿专家。同时，编辑也应对审稿专家提供的意见进行正确判断，而非将文章去留的处决权全权交予专家，杜绝盲目跟从，尽力避免因专家自身目力、能力有限而将有创新性的研究拒之门外。责编之外，编辑部内部也应对存有争议的稿件进行充分的审读与讨论，如仍未能获得统一意见，可再进行二次、三次匿名专家外审，需对每一个作者、每一份稿件做到极致认真负责。
其次，期刊专家库的建立十分必要。对于审稿人学科覆盖面过窄等问题，马敏曾建议期刊编辑部应建立分类专家库，尽可能地列入更多的专家。同时也要注意跟进、收集相关专家的研究信息，及时更新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各期刊编辑部也可实现数据共享，实现专家数据库共建，充实不同学科领域内的专家信息，以便快速甄别符合稿件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时可设定一定的奖励机制，如仿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定期公布“认真负责的鉴定专家”，对具有精深的专业能力、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值得信赖的专家进行鼓励。
最后，坚持与完善学术期刊的主编负责制。主编某种程度上是刊物的代言人，主编的审稿能力与品位也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期刊的品位与格调，对于外审意见，主编要有最终与客观的判断。肖汉森曾直言“主编难当”，任务繁、要求高、责任大、压力重。但主编作为刊物质量的最后把关者，必须迎难而上，对于争论不定的稿件，主编需要发挥能动性，通过敏锐的学术眼光与判断力，判定文章的质量与水准，决定文章的去与留。这不光要求主编掌握其出身学科的专业知识，也必须有广博的眼界，编辑可以“专”，但主编必须是“杂家”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全面把控刊物的质量。文章的选稿，从内容到形式，从政治到学术，从知识到技术，主编必须全力关注，且不能有任何纰漏。
正如朱剑所言，匿名审稿制度引入中国后，被寄予厚望，学术界期待它的到来可以提升期刊质量、促进评价改革、改善学术生态、重建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但这些期望，大多是有效实行匿名审稿制必备的条件”。“三审三校”也好，同行评议也好，在没有其他能够“包治百病”的良方出现以前，二者结合构成的中国特色审稿制度无疑是目前学界的最佳解决方案，学界需在警惕其局限性带来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共同发力，才能使其行之有效、值得信赖。
肖汉森著《肖汉森自选集》
九、健全期刊评价体系，加强学术评价引导
目前学界评价体系呈现的弊端已是痼疾沉疴，对于改善学术评价体系的倡导从未停止。“学术评价”本身并无问题，“在学术发展史上，当学术研究仅限于个人的兴趣或爱好时，对其评价主要体现在同行间的交流（赞扬、批评、引用等）之中，故表现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活动”。但如今学术评价的主体，已不再是学术同行，而转入各类学术评价机构之手，如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收录“CSSCI来源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哲学社会科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还有如《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二次文献转载机构，甚至每所高校、研究机构也有自己的期刊认定标准与划分，可见对期刊进行评价的主体之多。由于评价的标准多，参考的数据多，而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评价机构简单粗暴地以数字和量化结果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如果学术期刊简单地根据评价指标指导办刊实践，难免会偏离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初心。
近期，2023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人文社会科学)》发布，引起期刊界与学术界关注。虽然影响因子指标体系是在学术期刊、硕博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各类文献的引证规律基础上建立，在数据采集能力、技术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客观分析与评估，“但也受该段时间内社会对其价值的认知水平与认同程度、期刊内容的多样性、学科发展程度、以及期刊自身及其相关渠道的传播与扩散能力等诸多因素制约”，影响因子难以真正实现对期刊影响力进行客观、准确的定性分析。然而，每逢影响因子年报公布，许多期刊争相发布喜讯，庆贺刊物影响因子提升、排名增长。固然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应期刊的学术声誉与影响力，但受学科研究水平、从业学者人数以及不同学科专业期刊数量等因素影响，影响因子并不能成为衡量期刊质量高低的唯一指标，如自然科学期刊与人文社科期刊相比，普遍拥有更高的影响因子。再从综合性学报比对来看，刊物栏目的设置、学科属性也会牵动影响因子的高低。可见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或下降无法完全反映期刊质量的好坏，优秀的期刊不应过度追求影响因子，更要避免因滥用影响因子导致学术界评价体系的偏颇。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年第21卷
另一方面，除评价机构的评价与审视之外，学术期刊同时还需面对上级管理部门的评价，而管理部门的评价标准，往往又参照评价机构的死板数字指标，并且将数据与刊物水平、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学科评估等相关联，导致学术期刊在深知评价体系缺陷的同时，不得不将其作为办刊的指挥棒，迎合其标准，以求生存。这也给期刊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如为了提高评价数据，选择“降低分母”的方法，即增加单篇文章版面、刊发长文，减少文章刊载数量。还有为了追求转载数据，将优秀青年学者文章拒之门外，或投入大量资源全部约稿，导致普通投稿的录用率降低等行业乱象。这样的学术期刊一时迎合了标准，提高了数据，但高影响的论文不一定是高水平的研究，更因违背了办刊的初心与理念，无法获得同行的肯定评价。此外，学术期刊在评价体系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陷于左右为难。如高校学报面对的经典难题：学校要求刊载一定比例本校教师文章与评价机构限制学报本校刊文率的矛盾，导致学报只能“两头讨好”“夹缝谋生”。
既然评价体系不可缺失，又面对现有评价体系的种种问题，如何协助维护与健全评价体系，打造健康的学术生态，同时保证刊物的生存空间呢？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在《意见》中提出“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防止过度使用基于‘影响因子’等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评价学术期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探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行业标准，加强对‘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涉及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引导规范”。从中可窥见两个要点，一是内容为王，关注刊物质量与发展才是王道。二是国家已开始正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量化评价中的差别。过去受量化数据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在与自然科学期刊的对比中是十分吃亏的。分类评价、多元评价、同行评议、定性评价这些举措的呼吁，无疑对社科期刊的“翻身仗”有所助益。以学科、研究领域划分指标体系，参照学科发展特点，调整不同体系内指标的比重，同时让领域内的专家参与评定，衡量标准的科学性，让“灵活”的人，参与到“死版”的数据指标之中，让学术共同体成员，回归到学术评价体系之中。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版）
现阶段，学术期刊在与评价体系“抗争”的过程中，必须有定力、有主张、有责任、有初心，坚持将刊物质量、文章质量作为期刊评价的第一标准，不被各类评价标准与数据绑着走。学术期刊的群体协力也十分重要，单打独斗力量薄弱，良好的学术生态需要合力来维护，诚信、自律、守正，学术期刊的基本价值尺度必须自觉遵守。对于评价体系内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尚未修正的问题，还需期刊协力向上级反馈，寻求破解之道。
当然，学术共同体内不仅只有期刊，“相关单位在学术评价、人才评价中准确把握学术期刊的评价功能”。只有管理部门、高校避免简单地“以刊评文”，避免以“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评价学术期刊及论文质量，学术期刊才能更加关注自身的内容构建与发展，而非一味地迎合各类指标。
学术期刊既已卷入评价体系之中，除期刊尽自身所能，维持生存的同时坚守办刊理念，评价机构也应为期刊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服务。一方面可为期刊宣传提供平台，知名评价机构的关注量与影响力远高于绝大多数期刊，评价机构可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等平台，为收录期刊的优秀文章进行转载与推介，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公众号“观点”“书简”栏目，面向学术界推荐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学术论文、图书和图书评鉴信息。另外，评价机构也应定期公布学术期刊出版数据、研究热点等信息，为学术期刊构建立体视野，获悉期刊共同体发展全貌。学术期刊也可通过数据排名与比对，了解学界动态与自身差距，调整策划。
张耀铭著《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
十、促进期刊学术共建，打造健康学术生态
所谓学术共同体，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他将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与群体，并将此社会群体命名为“学术共同体”。论及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学界的普遍共识认为，两者应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作为学术共同体内的重要一环，学术期刊个体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学术圈的共同生态，学术期刊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依托一个健康、自律的学术共同体。而同时，学术期刊对学术共同体建设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学术期刊在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培养和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学术品位、学术深度的同时，也可积极引导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协力营造健康的学术生态。
迈克尔·波兰尼
本文阐述的上述九个方面，已涵盖了部分目前学术共同体内众所瞩目的议题，其中不乏学界、期刊界已讨论三十余年的老问题，也有在新浪潮与新趋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总体而言，我们的学术生态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势态，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时刻警惕的不良风气，如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学术幼稚病等等现象。在目前全面内卷化的客观背景下，有的研究者急功近利，谋取捷径，通过东拼西凑、剽窃抄袭、篡改文献或数据等不正当手段，达成发文目的。更有不少中介商家趁势利用作者发表论文的急迫心，以种种方式引诱、欺骗作者花钱“运作”发表论文，甚至大规模制作假期刊，谋取暴利。而在这些名利的诱惑下，也有期刊不能坚守学术道德，出现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等行为，严重败坏学术生态与学术风气。
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需要学术期刊共同营造与维护，而只有处于这种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下，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才能实现良好发展。高水平学术期刊除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外，也应发挥资政功能，努力成为研究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坚强阵地，成为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高地。要强调的是，“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学术期刊要避免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出现违背学术道德、违反法律的行为。对于学术研究则应坚持“学术民主”的原则，学术研究无禁区，不能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随意扣上“政治”的标签或帽子，绝不能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去解决学术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愿景。
学术期刊也应加强编辑部制度建设，严格要求，规范办刊，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一方面要遵守国家出版法规，另一方面期刊内部也应健全各种制度建设，进行科学化管理，制度化约束，让学术期刊内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术风气。学术期刊要有严格的内部监督、明确的奖惩机制，让主编、编辑都能做到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尤其是在选稿用稿，或者期刊为优秀作者举办的各类评优评奖活动中，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作者、每一篇文章，做到善待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团结成果丰硕的学术带头人，扶持锐意进取的后起之秀。不能因为年龄、身份等问题出现畸轻畸重现象。
学术期刊还要避免闭门造车、坐而论道，要将期刊“推出去”，要让编辑“走出去”。在现今信息开放的大背景下，学术研究不能闭门自守。学术期刊的主编、编辑应踊跃参加高品质的学术会议、期刊会议，保持与其他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联系与互动，与同业交流发展经验与策略，对关涉学界发展的问题、界内人士关心的问题，如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评价机制、学术生态等问题，共同商讨、共同研究、共同实践。同时期刊也可主动举办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交流圈。若担心号召力有限，也可与高校、其他学术机构或学术期刊编辑部，联合主办学术活动，如《山东大学学报》与《福建论坛》《深圳大学学报》合作举办“文化创新论坛”。实现多方资源整合，进行优势互补，促进学术期刊和学术的协同发展，营造和谐学术共同体。
第一届新时代文化创新论坛
刘京希言及学术期刊应有其刊格，学术期刊不是人们所认知的无灵魂的受控体，而应是不乏主体性和能动性精神品格的有机生命体，有自立、自主、自省的学术理念追求。但刊格的确立并非仅依靠学界、期刊界中的个体力量可达成，需要整个学术界的学格确立，刊格方能确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只有实现共商、共治、共建、共享，最终才能共赢，才能促进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繁荣发展与良好生态，才能成长为具有较强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期刊，才能实现打造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高端学术期刊集群的美好愿景。
本文第一作者主编《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以上十项对策，分别围绕加强出版能力、加快融合发展、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传播能力、优化发展环境五个方面进行阐发，其中包含了学术期刊个体需要面对的困境，也有整个学术共同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术期刊的出版能力可通过聚焦实际，服务大局；调整定位，特色办刊来加强。创新思路，学科融合；数字出版，聚合发展则是学术期刊融合发展的必要途径。编研结合，以编为主；学术引路，扶持优青强调了学术期刊内部编辑队伍建设与外部作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渠道扩展，扩大传播更是学术期刊在新媒体时代必须适应的传播路径。而规范审稿，公平发表；健全评价，健康引导；学术共建，优势互补，是直接关系到学术共同体学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五个方面、十项对策紧密相扣，相辅相成，内部问题需要外部力量来监督与促进，而外部环境问题又需要内部个体协力来改善。学术期刊全面繁荣发展，需要期刊界、学术界、管理部门共同沟通思想、凝聚力量、守正创新、谋划未来，方能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能量，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作者：付海晏、袁艺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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