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中美会有战争吗？
本文节选自王文新著《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人民出版社，2016 年 3 月出版）第七章。
王文新著《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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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东亚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东亚内部没有发生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正式向世界另一个国家宣战，或被入侵，或参与其他战争。很大程度上，这都与中国不参与、不组织、不发动战争有关。无论西方舆论多么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军费增加、军力提升充满着恐惧、抹黑甚至诬蔑的口吻，中国形象都没有与“战争”画过等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中国高高举起的国际旗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是中国坚定不移走的国际路线。
正因为此，从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再到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中国始终是“劝和而不是鼓战”的最重要大国力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参加国际维和的次数与对外援助的金额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这样的和平环境成就了西太平洋地区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年繁荣与发展，也印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特征”的战略判断。
然而，二十多年来，当人们喜欢以自由制度主义的逻辑讨论东亚地区秩序，热衷于以世界治理的展望代替对国际混乱的担忧，以“历史已终结”的乐观掩饰“未来很曲折”的不确定性时，中国人更有必要保持冷静，重新审视现实主义的战争逻辑在中国周边重燃甚至危及中国外部和平环境的可能性。
权力失衡是军事冲突可能性提升的根本原因。后冷战时代东亚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潜在的军事竞争与安全困境，在东亚地区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证明，权力失衡时，战争爆发可能性最高。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综合国力从世界第七一跃至世界第二，加之近年来韩国创新的突飞猛进、日本的“平成萧条”仍在继续，东亚的权力结构正在剧烈变化中。这使得爆发不可测军事冲突的风险加剧。
数百年的大国兴衰史，已显示了一条“战争与大国崛起”的悖论：任何一个大国若要成功崛起，必定会经历一场或多场战争，如英国、美国；而许多大国崛起中途戛然而止，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如日本、德国以及苏联。很显然，中国要崛起，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如果战争必须要有，那么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战争会不会打？要不要打？值得不值得打？敢不敢打？不仅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判断，也要有历史的分析，更要有未来的考量。
随着东亚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现在看来，虽然不能说战争在东亚一触即发，但战争或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东亚发生的概率正在增长。这里主要讲四点有可能点燃东亚军事冲突或战争的潜在因素。
第一，东亚各国之间国民相互厌恶情绪的增加。有充分证据表明，中韩民众之间、中日民众之间、日韩民众之间以及各国民众与朝鲜民众之间的彼此负面印象比例正在提高。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之间，任何两国民众之间的印象，都比该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差。这种“东亚相互厌恶情绪”（mutualantipathy feeling）是各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也使各国媒体都倾向于制造对邻国的负面报道，比如，东亚各国媒体对华报道，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居多；中国媒体对东亚各国的强硬声音也很多。这将使得在未来某一天，东亚各国冲突可能性缺少必要的社会制约。来自社会各界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在怂恿东亚各国的好战欲望。在一些选举国家，这些“求战”情结会转换为某些政客迎合民意的“叫嚣”，比如 2012 年年初菲律宾国防部高级顾问曾大喊“（为黄岩岛）不惜与中国战至最后一兵”，2013 年 8 月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说“学纳粹推行修宪”。
第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离岸平衡政策正在不断刺激东亚局势的紧张。虽然美国公开政策一直主张东亚保持稳定与繁荣，但是有数据显示，美国与东亚盟友的军事演习数量正在逐年提升，尤其是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数量，长期刺激朝鲜半岛的紧张局面。这使冷战氛围始终没有完全与东亚地区绝缘，也使得战争在东亚发生的概率逐年递增。保持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促使东亚各个国家与地区对美国的军事采购，不仅是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诉求，也是美国保持在西太平洋存在的基本策略。没有证据显示，东亚爆发战争，会有利于美国的根本利益；但保持战争爆发的较高风险，却是美国乐于看到的。
英国《金融时报》2013 年 5 月一篇题为《东亚的战争与和平》的文章中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局势就是如此：中国更加强硬、日本奉行历史修正主义、领土争端层出不穷、各国围绕历史问题展开愤怒争论，美国竭力抑制中国、遏制朝鲜并劝阻日本不要挑起不必要的对抗。”这篇文章的虚伪性在于，一面假惺惺地说为东亚和平“手指交叉地祈祷”，一面又主张“美国应该考虑在朝鲜半岛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
第三，东亚领土争端尤其是海洋岛屿争端，以及美国的“海空一体战”都在加剧东亚各国的军备竞赛以及舆论层面的喊打声。东亚各国之间都存在着领土领海争议。随着海洋资源与主权重要性的上升，争议更加找不到协商解决的方式，这使得战争至少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越来越成为各国解决领土争端的优先选项。从黄岩岛争端到钓鱼岛争端，每次争端加剧时，各国的喊战声就会加大。尤其是各国中层军官的“求战”情结。因为无论是战败与战胜，战争是中层军官最好的晋升手段。
日本《外交学者》2013 年 3 月刊发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高级研究员罗瑞·麦迪卡尔夫的文章，其中说得更为透彻，“为塑造中国这个假想敌，美国智库和军方绞尽脑汁为解放军如何打败美军展开丰富的设想，然后又拼命想办法防备这个‘想象中的敌人’。”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美军为了遏制所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设计和发展了“空海一体战”理论。文章明确说，亚太地区的“空海一体战”落实得越好，对亚太安全环境的潜在影响就越大，东亚地区的美国盟友们就会越依仗美国的军力，各国诉诸武力的色彩就会更浓。
第四，西方舆论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预期很高。在他们看来，中国目前国内矛盾日渐积累，如腐败、医患、住房尤其是拆迁、生态保护等，越积越多的矛盾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也在冲击着社会稳定。一些人预测，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中国将会发动一场战争，以提振民族凝聚力，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
不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确诬陷“中国需要冲突”，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 年 2 月 26 日也公开报道：“认为中国在不动声色准备对美战争的看法，在华盛顿国内政策圈还是出奇地普遍。笔者从未真正搞懂这是为什么，或许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是基于军事霸权。认为一个大国自然而然想获得能打赢任何战争的实力无论多么遥远，这种看法属于美国世界观，但在中国则不然。”
笔者曾与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交流。米氏是国际关系理论“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不承认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并认为未来几年东亚国家关系与中美关系都会变得越来越危险。我反问他，过去十多年中国崛起很快，但东亚不是很和平吗？他说，十年时间检验我的理论太短，应该要20年甚至更长。
与其把米尔斯海默的战争预言视为是一种咒语，不如将之视为一个警钟。毕竟，一旦战争爆发，东亚二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政府互信、地区一体化进程必然将受到严重冲击。如果控制不好，整个东亚崛起都会功亏一篑。因此，东亚各国必须想方设法降低战争发生的概率。比如，搁置目前的主权争议，尤其是目前在争议岛礁上对中国的主权诉诸。“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应当成为各国解决岛屿或海洋争议的标准范式。
再比如，各国之间可以加强媒体与民间对话。目前各国社会之间的对话更多限于精英与传统媒体，未来的对话也应倾向于平民，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的意见领袖之间。另外，美国的和平责任也很重要。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都不反对美国的“回归亚太”，但是“回归亚太”不应当等同于“亚太新乱局”。摆平美国，是创造东亚最终和平的根本办法。
2005 年，美国国会调查局曾对美国政府提出“忠告”：“中国海军正在全面进行世界上最具野心的扩张。”此后，美国多次把中美之间的海洋终极对决定位在 2015 年。
2009 年 12 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在《世界事务期刊》上刊发长篇文章，假想中国 2015 年将与美国发生海上激战，最终中国海军大败美方“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明确指出，“这次‘灾难性失败’宣告美国在太平洋长达 75 年的优势地位的结束，确定了中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2010 年 6 月，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在美国《外交》杂志中，再次对中美海上对抗态势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中美海上必有一战。2015 年，在一场美中政治危机后，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被中国导弹击沉。在此半年前，他曾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警告称，“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与中国展开‘微妙冷战’，在 21 世纪的某段时间内仍是可能的”，因此“双面下注”应该是美国继续执行的政策，“一方面，会有（美国）官员和中国谈（两军合作），同时要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战争推演。”
2010 年年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规划与政策负责人的前海洋政策顾问詹姆斯·拉斯卡又写了一篇题为《 2015 年美国为何在海战中失败》一文，开篇就讲：“经历了几十年的两位数增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拥有了世界上相当先进的系统……美国的海军力量日渐衰落，美国的海上战略注重较低层次的伙伴关系，国家海洋政策又低估航行自由的战略利益，这就为美国 2015 年的海上失败埋下了伏笔。”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入役以来，西方对中国航母的警惕性进一步加强。美国军方公布卫星照片，怀疑中国还在上海建造航母。英国《新政治家》甚至报道称，中国正在建造 5 艘航母。
为何中国海军如此受关注？最根本的原因是根植于海洋文明逻辑下的西方思维在作梗。卡普兰在文章中说：“中国历史上曾出过一位伟大的‘舰队司令’，他就是 15 世纪初七下西洋的郑和。”中国海军强盛的历史让一些西方学者心有余悸。
对于中国海军发展的未来，欧美的军事分析师们似乎也定好了路线图。在他们看来，中国崛起恰恰是对外海权矛盾最大的尖锐期。如果把海洋比作一个超市，现在的中国在欧美军事学者看来，更像是一个“购物狂”：中国先会买下“第一岛链”，然后再挺进太平洋，还有印度洋，最后是全世界。
在这个逻辑下，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必须把中国的海军威胁扼杀在摇篮里，并且时刻提醒与激励自身，不断发展军备力量，防止被中国超越。
中国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王缉思曾说：“美国夸大中国的实力，与其说是捧杀中国，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尊严而励志，意在激励本国加快改革步伐，促进经济转型，而不能让自己沦为二流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对待欧美舆论对中国海军威胁的假定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走自己的海洋之路，让他们说去吧。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的任务和要求，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又作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部署，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已被纳入国家大战略之中。中国在“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及海洋空间拓展的需求将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领域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也因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海陆复合型的国家。在浙江宁波的海洋博物馆里，有公元前 6400 多年的船桨，古代先民们很早就到海上生活。可惜的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都城大多定在内陆，各个封建王朝的权力也都靠步兵、骑兵，两千年帝国争斗史压抑了中华民族的海洋基因。
尤其是明清以后的闭关锁国，更使中国文明基因中的海洋性衰竭，现在随着中国海洋文明性正在重新萌生，处于牙牙学语期，肯定不能重走过去 500 年西方国家的海洋争霸之路。就像甲午中日海战最终决定了中华末代帝国清王朝的命运、珍珠港一役确定了日本帝国的最终归宿，对于东亚农耕文明而言，走向海洋和平之路是历史赋予的规律。
从自然禀赋的角度看，中国的海洋家底其实并不太厚实。中国虽然拥有 6500 多座岛屿、460 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水体、海床及其资源能源、海洋勘探和水体以上空域部分的管辖权，位列世界第四，但海洋面积和海洋资源却相对贫乏，人均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更是极端贫乏，而且目前面临着被多方蚕食和瓜分的现实危险，渔业资源、石油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受到严重侵犯。
就拿中国南海水域为例，除中国控制 6 个礁和中国台湾驻守最大的太平岛外，共有 39 个岛礁被侵占，其中越南一国就占有 27 个，还多次联合外国公司在中国海域进行所谓海洋勘探和开发石油。在这些被侵占的背后，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国际利益，以及各类战争怂恿的陷阱，据理力争与共同开发的姿态，而不是准备一场“ 2015 年海战”，恐怕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方式。
从现实政策的角度看，中国走向海洋的方式仍然是经济式的。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还在于中国沿海各地采取的现实态度。从省份来看，沿海的浙江、山东、广东、辽宁等多个省份都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沿海地区“ 3 + N ”的经济区发展布局也已全面形成。
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海洋经济强大的内在吸引力正强有力地推动海洋经济扬帆远航。除了海洋水产、海洋运输外，中国关注的重点还有海工装备、油气开发服务、海水淡化、海上风电和滨海旅游业等。中央政策的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规范海洋开发秩序，还有保护海洋环境，坚持海陆统筹，而根本不是欧美舆论所鼓吹的“ 2015 年海战”。
从海军贡献的角度看，维护和平而不是制造冲突才是根本诉求。这些年的索马里护航已经得到了世界性的赞誉，真正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与人道主义精神。从刚开始的4艘中国商船的护航目标，到现在的两位数护航频率，中国海军的和平任务已经相当明确。而中国发展航母，也不是为了战争，而只是为了中国实现包括恢复海洋权利、扩展海洋利益、完成海洋复兴、保证世界和平的梦想多提供了一种选项而已。
知名学者王义桅在其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说，英日等海洋国家在今天世界上的尴尬处境，欧洲海洋文明的衰落，郑和下西洋未竟之事业，对中国走向海洋都是很好的警示，表明中国的海洋强国梦，走自己的老路或西方扩张的老路，都是没有出息的。
从现实行为的角度看，中国对于周边的摩擦总体上保持着克制的态度。这种克制除了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之外，主要源于目前的中国人的战略视角更多放在了长远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梦想上。中国需要尽快融入世界，最大限度地与世界成为一体，那么就要求不能与周边国家过分计较。但这绝不意味着今天的中国仍然“怕”日本，甚至“怕”越南或菲律宾。
王义桅的描述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重新走向海洋的梦想，不是去恢复郑和当年的辉煌，也不是载着黄土在海上漂流，更不是扛着大炮在世界上游弋，而是要塑造“全球中国”的身份和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地位。
总之，中国肩负着民族复兴与文明复兴的双重梦想，为此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经济上跨越已经指日可待，但在军事的赶超却陷阱重重，中国一定要小心。
从 1840 年到 1949 年，中国长期处于挨打、挨饿的国家苦难深渊，超过 4000 万人死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战争与屠杀。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超过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两国的人口数量总和。
权威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曾统计，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共缔结过 1175 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性质的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更是林林总总。中国成为西方列强“餐桌”上被刮分最多的一块肥肉。
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一个国土面积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外敌入侵的国家。由于被入侵，自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割地或允许独立的国土面积高达 400 万平方公里左右，几乎是当下中国国土陆地面积的一半；由于各类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赔款金额仅在 1911 年以前就高达13亿两白银，人均近三两白银，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农民五年的收入。
从这些史实看，近代史上的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苦难的民族，而近代史上的中国政府也几乎是世界上最无能的政府。
清政府对诸多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毫无反击之力，在领土上任由人摆布，从辽宁旅顺，到山东青岛，再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几乎所有富饶的省份都经历过列强之间私相授受的悲剧与荒唐。
在国民保护上，华人是世界上最受歧视的民族之一，近代中国政府根本起不到保护华人的责任。大多数西方列强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歧视华人的法案或条款，尤其是 1882 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在西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中华民国通常被称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恰恰是中国历史的大动荡、大混乱的时代。1911 年到 1949 年短短38年之间，宣称是代表“中国”或“国民”的独立政府数量超过 20 个/次之多，军阀混战、经济破产、国土分裂、政府腐败、天灾频仍、兵匪流窜的现象更是世界历史上罕见。
据学者陶直夫的计算，自 1927 年到 1930 年这短短三年中间，动员 10 万人以上的战争就达 30 次。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记载 1912年至 1930 年历年发生的战争省份统计表中，仅 1927—1930 年中国北方内战每年波及的区域省份为：1927 年 14 省，1928 年 16 省，1929 年 14 省，1930 年 10 省。从 1912 年至 1933 年，战区平均每年达 14 个省份，战争次数多达 700 多次。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整个中国又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摧残”，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中国约 2/3 国土受到日本的侵犯，制造的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达 4000 多起，残杀手段多达 250 多种，绝大多数是那些针对妇孺的令人发指的手法，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
中国的文化遗产、矿藏资源、物质精华，几被洗劫一空，直接造成财产损失高达 1000 亿美元，间接损失达 5000 亿美元，严重导致中国社会进步的停滞。要知道，1940 年，作为经济第一强国的美国，一年的 GDP 才 1013 亿美元。
战争让中国人民饱受横征暴敛、蛮荒亡国之苦，中国彻底跌入被开除“地球籍”、被淘汰出历史的危险边缘。
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均寿命不足 35 岁，文盲高达 80 ％，半文盲比例高达 90 ％ 以上；土地兼并严重，占全国人口 93 ％ 的农民大量失去土地，成为社会祸乱的根源；政府极度腐败，国民党高级军官 90 ％ 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势力；鸦片贩卖与种植远甚于晚清，至 1949 年平均每 25 个中国人，就有一个鸦片烟民；黑帮泛滥，帮会林立，成为政府勒索平民百姓的“黑手套”；土匪恶霸猖獗，为害乡里，有学者考证，当时土匪人数高达 2000 多万，很多地方军阀都是土匪起家；医疗体制崩溃，疾病猖獗，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重大疫情就达 59 次之多；工业薄弱，整个国民经济几乎以农业经济为主，发电量 55 ％ 被外资垄断，石油产量为零……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中国开始渐渐扭转“挨打”“挨饿”的局面，渐渐摆脱了极端贫困的民众苦厄、列强环伺的生存威胁、国家分裂的主权难题。新中国初始的 27 年，即“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进程整体上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不再挨打、不再挨饿的难题而展开。
据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教授等多位知名学者的评价，毛泽东时期的国家建设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是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役、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冷战时期的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美国的封锁以及苏联的“核打击”企图，正式确立了不容小觑的中国国际威望，全面终止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国运颓势。
二是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 年 12 月，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1970 年 4 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 年 9 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 年 8 月，核潜艇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邓小平 1988 年明确指出，如果 60 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曾感叹，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磨面粉，能造纸，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但到 1979 年，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在短短 27 年中，仅靠人力修建的 84000 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性作用。公路、铁路、电网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加入联合国，重回国际舞台。1964 年中国与法国建交，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成功突破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对中国的外交与强权政治封锁。1971 年中国重回联合国，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
由此可以粗略判断，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成功避免了中国再次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以多场反侵略战争、最基础的国家建设和最必要的外交突破方式，有效地防范了军事冲突对中国的伤害。新中国最初的历史表明，中国梦要实现，首先要建立在“不挨打”的基础之上。
此后，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进程，基本终结了“挨饿”的惨状。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 9 ％，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 ％ 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越来越多的人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 2020 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
更重要的是，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民生得到了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2.5亿减少到 2010 年的 2688 万，贫困发生率从 30.7％ 下降到 2.8％。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从历史进程的视角，揣摩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必然会伴随着发动对外战争的看法，很容易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中。
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来侵略，中国人的悲惨记忆仍是深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强民富”，在脑海中丝毫没有闪现对外的军事掠夺、武力侵犯。这既是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惯性使然，更是民族苦难史的文化塑造所致。
然而，中国完成了“不挨打”“不挨饿”的两大历史使命之后，又再次面临着新的历史难题，即“挨骂”。
近几年，全世界最热衷议论的国家之一便是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充斥于各国媒体。这些关注中国的声音里，有热烈的赞扬甚至不切实际的吹捧，但更多是语言尖酸刻薄的批评甚至谩骂，有的批评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可以视之为侮辱、挑衅，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实际上，这样的话语被动状况是比军事冲突更难应对的一种战争。
21 世纪初，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内特所著《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红极一时。书中认为，核武器出现造成的相互摧毁以及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走向终结。巴内特说：“大型战争走开了，小型战争已经出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正在走恐龙的发展道路。”此书的根本初衷是呼吁美国寻找新型的敌人，比如恐怖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安全，但大国战争终结的假设仍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片争论。
对于中国而言，巴内特的判断至少应引起人们对未来战争形式的深层思考。换句话，当中国有实力避免再次“被挨打”时，中国应当防止怎样的国家利益“被侵犯”？
广义上的经济战概念，是指竞争双方为夺取战略优势和胜利而进行的一切经济斗争，严重一些如战争期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经济封锁和经济扰乱；常见一些则诸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金融战争、货币战争、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一些围绕经济要素而展开的斗争。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面临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很多国家为了自保，挥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为的就是从贸易顺差中能够取得像战争那样的利益。发动这场贸易战争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都有 10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且呈加速之势不断增长，尤其在小布什任职总统期间，美国的贸易赤字更是连续5年创出新高，2006 年达到了 7635.9 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占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 7％。2012 年美国贸易总额达到 38628.59 亿美元，贸易赤字有所降低，约为 5400 亿美元。
在这个巨额的对外贸易赤字中，其中的 2955 亿美元是对华贸易赤字，约占 55％。长年的对华贸易赤字，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截至 2013 年 7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总计 12758 亿美元，依然稳居世界各国榜首。
这使得美国对华贸易战争变得异常激烈、凶猛并带有自觉性，即通过各种贸易、金融、货币手段抹去债务、获取经济利益，成为美国不择手段、不顾道义要实现的目标。然而，鉴于中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度，美国的对华贸易战又是异常隐蔽的。大致来看，这种战争手段有三大类：
一是自 2008 年以来，美国连续四轮的量化宽松政策，简而言之，即开动印钞机印制巨量美元纸币投入流动市场，推动美元的强行贬值，使中国的美元资产严重缩水，仅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就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和所持美国国债分别损失 546 亿美元和 270 亿美元。而美元的不断贬值，也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更糟糕的是，美国增发的美元，据称有 40％ 都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大量涌入的热钱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资产的泡沫化，给中国经济留下恶果和隐患。
二是通过构建孤立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阻止亚洲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集团，确保美国的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换句话说，美国希望在环太平洋地区再打造一个自由贸易带，将中国排挤出去，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三是以各类商品为基轴的对华贸易战，比如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药品与疫苗战争、光伏战争等。以石油为例，1998 年石油仅 11.8 美元/桶达到近年来的 150 美元/桶左右，涨了 12 倍，同期全球石油需求上涨不足 8％。美元却贬值了 20％。换句话说，相比之下，在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石油价格暴涨的目的就是变相掠夺石油进口国的财富。中国则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已达 60％，巨额的外汇结算资产，将在石油贸易中损失殆尽！
总之，天天爆发的经济战争，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下腹背受敌。中国是全球化的新学生，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风险与挑战，中国一直在积累着经验，缴纳着高昂的学费。但中国梦要实现，中国必须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战斗高手，要拥有强大的全球经济掌控、规划与谋利能力。在这条经济战争的道路上，中国的确还要走很远。
自 1999 年科索沃战场上的“全球第一次网络战争”以来，网络战争频度越来越大。2008 年 8 月俄格冲突、2009 年“肉鸡电脑”对美韩政府的攻击都是近年来网络战的典型。2011 年 2 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首次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并明确表明要有“攻击性能力”。2011 年 5 月 16 日，美国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部、商务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 300 略》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阐释美国在互联网空间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安全战略调适。在此报告中，美国力推在互联网领域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互联网自由”，使“网络主权”和“信息边疆”的概念成为各国舆论与学界热议的话题。
在这场网络战争中，中国是主要的受害者。据美国安全领域的领先厂商赛门铁克公司发布的互联网安全报告显示，全球网络攻击有 33％ 来自美国，近阶段 31％ 的网络恶意活动来自美国，这两项纪录都排名榜首。
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受网络攻击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全球受木马感染和控制的计算机中，有 26％ 处在中国。其中，仅仅北京一个城市，受感染的计算机就占到全球的 5％，是世界上受网络安全威胁最严重的城市。而通过木马病毒操纵他人计算机的“黑客”，则有 40％来自美国。
2013 年夏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主动公布身份，对美国进行的绝密网络监控进行资料揭发。据爱德华·斯诺登说，美国情报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共实施了 61000 余次黑客行动，其中大量都是针对中国，袭击目标包括大学、企业和政府人员。一直以来，美国官方都渲染“中国黑客威胁论”，指责中国黑客潜入美国军队和企业电脑，而斯诺登的揭秘证实了美国在撒弥天大谎。
在 Web2.0 时代，新型国际博弈关系正在形成，由于社交媒体对本国及他国强大渗透力与传播力，很容易成为某种外交力量，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展开外交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新一轮“E外交”“数字外交”“ 2.0 外交”。
美国对华社交媒体外交的攻势更是明显。2009 年 11 月，在奥巴马访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博客作者，举办针对中国博客的奥巴马访华吹风会。2010 年 1 月 7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宴请 10 名美国IT界高层时提出，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 等网络新技术力量推动外交。5天后，谷歌突然提出退出中国市场，引起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2011 年 5 月 16 日，美国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
近年来，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展开围绕驻华大使的个人形象公关、北京空气质量的数据，都是旨在加深美国政治价值观与标准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美国 2012 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 11 月 12 日在 CBS 辩论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联合互联网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这就是我（如果）当上总统所要做的。”
对此，处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必须要提升与强化互联网主权意识。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强化在 Web1.0 时代所确立的互联网既定战略，更需要重视 Web2.0 时代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矛盾突发、集聚快速、内部分裂等消极效应，尤其是要警惕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恶意中伤、造谣、挑拨等。处于社会转型敏感期的中国，在 Web2.0 时代的平衡过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
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有更为主动、全面、严谨、长远的互联网国家安全战略，分层次、分级别地构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提高互联网世界中的风险辨析力、危机预警力、挑战控制力，并分等级地设立相关防线；对于民众而言，也需要提升互联网的安全意识，端正理性的价值观念，须知“网络无国界，网民有国家”的基本逻辑，不要受国外不良信息的蛊惑，更不必迷信充斥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发布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矛盾多发集中体现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能否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时刻。在这个时期，对华进行文化心理战的攻击，是中国崛起的竞争对手每分每秒都在做的事情。
从微博、BBS 等各类网上的各种言论看，中国的各种弊端时时都被暴露出来。不能否认，这些暴露一方面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进步，但另一方面，其效果是明显激化了民族矛盾（如汉维之争等），挑拨了地域矛盾（如抹黑河南人等），混淆是非的标准（如为秦桧翻案、抹黑毛泽东、歪曲一些英雄人物等），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挑拨中国与战略友好国家的关系（与俄罗斯、东南亚国家等），挑动中国参与国力不适应的国际军事竞争（比如直接出兵伊朗），等等，但是其目标就是制造社会焦虑与恐惧，营造某种“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期，让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停滞。
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揣测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和，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在过去 20 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
笔者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 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 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这并不是说民众的普遍担忧是虚幻的，也不是说体制内外精英惊呼“不改革就有可能亡党亡国”的观点不值一驳。事实上，“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目前，从各地政府都将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作为各自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角度看，只要“第四次徘徊情绪”处理得当，就会与前三次一样，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毕竟，相比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存在社会问题的死结，中国困境的解决空间与成功概率显得更大。
在 1949 年中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前，西方就预言“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20 年前，西方再次预测中国将重蹈苏联的覆辙；10 多年前，美国华人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风靡全球。“中国崩溃论”间断性流行，一方面在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高傲与天生优越感，认为西方模式才是中国发展的最终归宿，进而使“中国崩溃”的预测一度主导着西方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国内发展模式解释力的苍白与无力，使猜测“中国崩溃”的言论屡屡占据舆论的上风，这使民众过于依仗和趋从于西方及传播西方声音者的判断。
但是，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使全世界都为之着迷，争相解释中国成功的秘诀。现在，即使 20 多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都已修正先前的看法，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公开撰文认为“在民主问题上，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在重塑原先仅以西方少数国家为研究范本的整个社会科学范式。遗憾的是，现在国内一些人却依然还在延续西方 20 年前的观点，不愿看到中国的长足进步，仍用西式的逻辑框架来丈量中国，这无疑是中国知识界一些人长久以来习惯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思想残余与惰性。
对此，中国社会理应树立信心，真正理解中国崛起正在开创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并最终克服自卑与悲观的情绪。要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还只是刚起步不久，政治自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现在的首要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必须要尽一切可能消减 Web2.0 时代造成的信息扩大效应，扭转在微博中以谩骂政府为荣、理解国家为耻的“逆向政治正确”互联网氛围。
正如习近平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民众的恐慌与各级执政者的草木皆兵，是当下中国不适应感的典型反映，但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将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战争，是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个永恒话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肯定会成为 21 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而揣测是否有一场战争推动、影响或阻碍这个伟大的进程，肯定也会围绕着这个复兴进程的始终。
2012 年年底，习近平在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特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习近平说，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我军始终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这是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对于战争最果敢、最坚决的表态，不仅大大鼓励了军队的士气，也极大地激励了整个中国社会对强国梦、强军梦的思考。
过去 10 多年，中国人物质生活日益充裕，精神世界却日益空虚。尤其是在和平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开始麻痹大意，乃至丢失了自古以来引以为荣的尚武精神。
在当下社会文化氛围，总能隐约让人感到阵阵阴风。比如，许多舆论都在讲目前是一个消费男色的时代，男人的妩媚成了消费的时尚。昔日阳刚之气、粗犷威猛的男性崇拜，如今却变成说话嗲声嗲气，翘着兰花指，穿着色彩艳丽的服装，身上喷着香水，脸上涂着化妆品，遇事畏畏缩缩的伪娘模样。久而久之，这种失去传统文化根的中国人，极易走向享乐、纵欲拜金的时代。
在政治与安全议题，这种文化倾向正使得一些对内见义勇为、对外仗义执言的美德，反而被屡遭批判；胸怀天下，安民强兵，锐意进取，轻生死，重大义，知廉耻的品格，常常被一些“智叟”视为一种好高骛远。因此，要强国，要强军，首先要从纠正这种文化阴性化、空虚化的趋向做起。
遥想两千多年前，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人才都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班超的“投笔从戎”、苏武牧羊的故事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当年的汉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直到唐朝，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部分，尚武精神理应得到重塑。
重塑尚武精神，就是要时刻记住“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道理。中国人要谨慎言战，但要时时做好战争的准备。有备才能无患，敢战方能言和，这是数千年来各个民族兴亡、各个朝代更替、各个大国兴衰时曾无数次验证过的辩证法。
10 年前，中国首次提出“和平崛起”，对数百年来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颠覆性的修正。但至今，西方世界仍然对中国有别于欧美列强的掠夺式崛起、战争式崛起的中国梦圆梦路径将信将疑，对此，中国必须要有长期的耐心、恒心与信心。
行动是最好的言语证明。无论各类战略风险是否在上升，保持冷静，而不是冒进；时刻保持战略调适的姿态，而不是动辄进行战略颠覆，就能在舆论狂热的态势下越走越远。
事实上，中国的困难反而是在自身。就是说，中国人自己是否真的确信现在走的道路始终会有别于美国，是否相信这样的道路真的有经验可循，是否真有值得外人效仿的经验，是否愿意把经验拿出来与世界分享，并且能说得清、让人听得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未来大国的竞争，绝对不是相互之间的“拳打脚踢”（事实上，很多大国之间都没有这样的意愿，也都没有这个能力），而在于彼此内部的“修炼内功”。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谁的国内社会活力、民众幸福、人心向背等内部发展事务更顺畅，谁就有更强的对外运筹帷幄能力，国际博弈的主动权就会掌握在谁手中。
在这点上尤其要注意来自目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也是唯一在综合国力上强于中国的大国美国的竞争。对中国来讲，一个致力于国内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美国，或许没有强烈的军事进攻性，却可能远比过去更富有国家竞争力。这是美国最不容小觑的实力所在。中国要正视的，不只是美国在军事、贸易和外交层面的战术挑衅，更是美国在国家长期发展上的战略潜力。
再过若干年，中美两国是否依然繁荣，是否会有第三个国家来顶替成为世界最强国，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中美两国自己。如果美国还有战略、战争挑衅呢？那就想想过去十年被中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四两拨千斤的战略巧劲吧，这点应该在未来得以继承。（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84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30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
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两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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