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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智库学者上杂志封面，为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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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永祖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全球商业经典》2017年第5期封面文章。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是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外访问过程中提出的，该倡议掀起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潮，走出去的步伐显著加快。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2014-2016年，对外投资额分别达到1231.2、1456.7、1701.1亿美元。我国企业正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不断适应全球化的进城，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竞争，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
我国民营企业早已经走出了国门，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其产品结构从低端过渡到高端，输出内容从简单的商品输出转向复杂的资本输出，经营形式从单打独斗向企业联合转变，企业的管理模式也从传统的家族管理向现代经理人管理转变，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民营企业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民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有的是由于企业本身能力不足带来的，有的是由国外环境不同带来的，还有的是国内制度不完善阻碍了民营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面临的融资困境对其长远的发展所造成的桎梏愈发明显，确实需要引起决策者的重视。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长足进展，已形成了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互补性，为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逐步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
首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国家大都资源丰富，但同时又工业结构不完整，轻工业欠发达，非常有利于民营企业优势的发挥。中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充裕，且每年存在大量轻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需求，如果能够创造条件，把我国部分过剩但是技术先进的产能转移到中亚地区，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建立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点等，既可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也能有效拓展国际市场，又可以加强区域内经济互动，实现经济互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效开展。
比如，哈萨克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其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通过分析其贸易结构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主要以矿石、能源等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等为主，占比常年高达70%，出口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受国际市场价格影响较大，缺乏自主性（如图一）。
而在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主要产品中，则工业制成品占主导。如下图二所示，近年来，工业制造品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总的来说是上升的，一直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
靠资源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工业制成品则是高度依赖进口，这是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尽管这种对外高度依赖的经济结构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哈萨克斯坦本国的产业结构导致的。从下图三可以看出来，哈萨克斯坦的第二产业比重偏低，未能形成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产业结构。
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事实上，我国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每年从我国进口大量轻工业制成品，出口原油、铁矿石等资源类商品。这一贸易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向其转移国内优质的制造业产能来弥补，一方面，借此直接满足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产品需求，改善其贸易结构，提高其经济活力和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促进我国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提高我国对外投资水平。
这也完全符合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相对于国有企业，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多的投资于轻工业企业，以及铝、玻璃、水泥等高度饱和行业。在此情况下，需要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将国内产能过剩的企业向外转移，开辟新的市场，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新机遇，减轻当前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从民营企业本身来看，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小，有直接的经济利益驱动和市场导向，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比国有企业表现出更多的机动性，成本意识和风险意识较敏感，在境外的投资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满意度为落脚点，具有经营活动调整灵活、运营手段多样的优点，有利于增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活动中对外投资的活力和对外投资效率。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涉及国家数量众多，各国国情复杂多样，自然资源禀赋、社会发展状况之间的差异巨大，沿线区域内有的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健全，竞争激烈且手段多样。我国的众多民营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大都拥有多年的外贸或者对外订单加工的经验，因此，对投资所在国的市场需求、销售网络以及当地文化，往往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和积累。同时，民营企业随着我国市场制度变迁、发展而迅速成长，长期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和适应能力，在一些条件艰苦，甚至社会不稳定的地区和国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正是这种冒险的精神，为中国产品打开了新的市场。
不仅如此，中小企业能够把富含区域特色的当地资源吸收并加之以中国元素揉合，使之更容易被国有企业接纳、吸收。民营企业可以为国有企业的项目做配套或者分包，推动新的运营机制的产生，甚至成立新的国际企业，有利于“走出去”战略的开展。同时，更多的中小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扎根，能够在民间进一步推动我国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民心沟通，如果能和国家的发展大战略相配合，对“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从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还是我国民营企业所具有的特质来看，“一带一路”建设要充分发挥它们主力军的作用。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中，主要还是中小企业，由于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难以从国内、国外的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有的甚至依靠民间借贷、亲朋好友借贷等方式，这也极大限制它们在境外开展投资活动。
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本身造成的，对于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企业而言，对外投资的项目一般地域较为分散，融资规模小；金融机构为了加强资金风险管控，必须对项目进行质量评估以及后期的持续跟踪与监督，在这一过程中，项目评估、监管成本过高，同时需要受制于当地法律、法规限制，所面临的制度障碍难以消除，再加上民营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抗风险能力低的弱点，因此，国内金融机构的供款动机较弱。
这也与我国融资结构不合理有关。间接融资仍然是主要的融资渠道，现有的股市、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对融资者的门槛较高，中小企业难以达标。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大多数民营企业也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融资支持，仅凭借政府的呼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其次，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资金汇出不畅的问题。由于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银行在受理企业换汇申请时加强了资金跨境流动管理，在此背景下，对企业投资的真实性从严审核，投资效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小企业尤甚。
一方面，相比流程规范、资源充足、信誉良好的大企业，由于中小企业资金使用和流向更难以监控，其在申请购汇时显然不具有优势。当前政策不允许个人境外资本项下的直接投资，这一规定又堵死了资金需求量小的企业的另一条可选择的、便通购汇途径，因此，中小企业的用汇需求难以通过正规渠道得到满足。很多时候，它们不得已通过地下钱庄等不正规渠道汇出资金，这显然不利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也给我国金融系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稀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也是造成境外贷款项目的评估、监管成本居高难下的重要原因，也阻碍了为中小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有，这也与我国的中介机构不发达有关，它们中的大多数国际化程度较低，对海外的情况了解较少，难以为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融资提供专业的服务，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因为缺乏足够信息而大都对这类项目望而却步。
此外，中小企业缺乏熟悉国外情况、国际投资法规的人才，语言问题同样造成较大困扰。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市场准入制度，例如，各国结合国情制定的负面清单长短不一、内容各异，有的国家还提供投资优惠政策，而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相关经验和人才，难以对当地市场进行深入了解和利用该国所提供的金融资源，有的企业甚至在投资过程中触犯当地法律法规，导致投资的成本和风险都可能大大提高。语言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过程中沟通成本，降低投资效率。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覆盖面比较广，但投资金额相对集中，主要是以“一带一路”沿线为主，超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七成。其中，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民营企业占比接近45%，并且对外投资占比逐年增加，例如，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民营企业占47.8%，同比提升4.6%，其中在新增境外投资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所占比例高达94%。因此，我国要加快金融机制创新步伐，让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资金来源来看，积极为民营企业拓展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相对于国内资本市场而言，发达国家资金更加充裕，借贷成本也较低，民营企业除了要利用国内资源，也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金。考虑到民营企业规模小，难以获得较高信用这一特点，政府应该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一带一路”建设债券，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这一融资方式将带来诸多好处，比如，利用大型金融机构的信用弥补了民营企业的信用短板，使其得到国际上的资本支持，同时，也抹平了民营企业本身的风险溢价，减轻企业的融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投资“一带一路”，拓宽了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也为金融机构扩展了收入来源。同时，当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时，将会强化风险分担机制，更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当然，这也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为提高融资服务的效率，要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建立一套完善、成熟的金融体系。加快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需要首先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这不仅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需要包括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机构的支持。一方面，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项目的审核、监管成本，降低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融资门槛，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金融机构对实体行业的指导、服务水平，提高金融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集体作战、协同出海，也会产生规模效应，降低业务开展的成本和风险，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也有利于区域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从外汇管理的角度来看，相关监管部门从政策上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提供相同标准的外汇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平等参与“一带一路”中的重大战略项目，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降低项目风险，同时，从实践上看，华为、华信能源等一批民营企业在国外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要鼓励企业将收益汇回本国，以规避汇率风险，锁定收益。由于其在资本汇出及收益汇回的过程中承担一定的换汇成本，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给予其在换汇程序上的便利，降低企业成本。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指出：“我们为此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着力点之一就是以更完善、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国际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为民营企业拓展发展空间、“走出去”提供了机遇。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民营企业也要防控风险，提高国际化水平，为国家和地区经济、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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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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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三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