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下调至7%以下，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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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部分内容分别发表于《人民论坛》2018年第1期及《证券日报》2018年1月27日，全文2018年1月30日刊发于观察者网。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调至7%以下，国内外舆论频繁地出现对中国的悲观主义预期与不确定性的揣测。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能否在各国经济增长历史的纵向经验与横向对比中总结出最值得遵循的经验？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进而形成国内外对中国发展长期的、稳定的认知。

一国经济增速下降的普遍规律

过去五年来，许多人对中国增速下调的困惑与焦虑，主要源于对历史规律与GDP本身测算方法缺陷的陌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也不能仅通过GDP单一指标来衡量本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以同处东亚板块的日本、韩国为例，两国均经历了3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日本实际GDP增长年均维持在9.2%，名义GDP在这19年内总量增长了16倍，此后19年（1974-1992年）下降至年均3.6%。接着24年（1993-2016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6%，其中有五年还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多数人认为，日本进入了长期低迷衰退的“平成大萧条”，然而，也有人认为，不能从表面的经济数据简单评判日本，当前日本创新能力、经济质量、未来潜力仍不容小觑。

从1962年朴正熙上台算起至1991年，韩国这30年的实际GDP增长年均维持在9.7%，名义GDP总量更是增长了652倍。此后25年（1992-2016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4.8%，近五年来增长率更是不到3%。在高速增长期，韩国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优秀代表，也是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典型案例。尽管近年来韩国经济增速低迷，但韩国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仍为人所称道。

从日韩经验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的下降就显得容易理解。从改革开放 41 38295 41 15886 0 0 5143 0 0:00:07 0:00:03 0:00:04 5142期到十八大前一年（1978－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名义GDP总量增长133倍。此后五年（2012-2016年)回落至年均7.3%。自2007年GDP增长14.2%达到最高值后，中国GDP增长率就一直处于减速状态。

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对中国GDP增速预期为6.5%，国内外的疑虑再次达到高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严重衰退，更甚者提出中国经济将要崩溃。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仍是多年来全球经济贡献最大的国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头羊。有许多人预测，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仅仅是时间而已。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以及两类截然不同的论调，再次印证了“经济收敛（convergence）假说”，即一国发展水平较低时，发展速度会更快。随后发展速度有可能就会大大下降。此时，能否回应对发展速度下降的质疑声，关键在于该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均等化进程。

以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家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逻辑，判断一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关键不是来自于GDP增速变化，而在于是否能够普遍提升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减少区域与个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阐述“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关键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决定的，而知识、科学的普及与提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

在库兹涅茨看来，随着技术革新等因素，经济生产率会大幅提升，进而使得农业部门在经济结构中的比率下降，工业与服务业比重会上升等生产结构变化。生产率越高，消费者需求的结构也会优化。人们的消费习惯将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必需品”上升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消耗品”、“高档品”甚至是“奢侈品”转化，生活条件也随之提升，此后又会产生新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尤为重要。一方面，经济增长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口增长与人口寿命，助推了城镇化水平，使得出现更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鼓励了企业家的逐利，引导更多的资金与智力到更广泛的技术革新中去。这样，一种正循环的经济增长公式就形成了：“经济生产率提升－－人们消费能力提升－－企业家的逐利－－城镇化水平－－新一轮科技创新－－本国经济增长－－经济生产率再次提升”。

在这个循环中，能否提升经济生产率显得尤为关键。这也是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持久健康、是否能迈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客观理性看待目前经济增长下降的重要判断依据。

正如1971年12月，库兹涅茨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所作的演讲中，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总产量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产效率的增长率；经济结构的升级；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通讯和运输技术改变引发国家间相互依赖；世界经济中的分化迹象。事实上，这些关联效应在当下的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得到了较多的应证。中国在面对全球经济分化、各国相互依存度上升的新时代背景下，更多的强调生产效率与结构升级，这恰恰是过去五年来中国发展理念与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型。

中国对GDP的重视度已大大下降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能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同时，他还曾谈过：“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

的确，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发展所包含的内容是各个社会要素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GDP全称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s，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表示的一个国家（地区）国民经济各行业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国内生产活动的价值之和。GDP作为一个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它的变化体现的是经济方面发展状况，但并不能体现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内容，也无法体现社会均衡度。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把GDP的增长当做社会发展的全部体现，甚至GDP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显然，十八大以来，这种误区正在被纠正。

其实，即使单单从GDP数字而言，这种衡量经济的标准也存在着重大的解释陷阱。比如，2017年，我国GDP总量827122亿元，同比增长6.9%。从增长率数字上看，这个增长速度已远远低于10年前的14%。但2007年，全年高达14.2%增速的中国，GDP一年总量仅为270232亿元，还不如2017年上半年GDP的总量。显然，增长速率下降并不代表增长总量下降，更不代表发展停滞，单从GDP增长率了解经济发展会显得相当片面。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看透GDP的陷阱。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衡、矛盾的突发，越来越促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层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长之外，必须要考虑增长的效益。

事实已表明，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与效益低下的状态几乎是并存的，经济增长数量与效益并不匹配。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各项收益率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

首先，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日益下降。中国经济总量数量的快速增长，本应为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提供条件，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增长，中国过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相对较低。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益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

其次，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增长放缓。在当前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成为制约社会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碍。如果继续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那么终将导致矛盾的频发、社会发展的倒退。

第三，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益预警已响。由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过度注重经济增长数量而忽视了对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必须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虽然多年来政府政策一直在引导中国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但是生态效益的发展仍然无法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匹配。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不论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终都会消失，只有知识和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技术进步的存在，使资本的边际收益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

大量工业化国家历程，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近年来，对技术进步促使经济效益提升的认识不断社会、决策层普及，最终促成了中国对GDP的重视程度大大下降，转而更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结构与效益的综合性、协调性。

中国经济转型成效显著，但结构调整之路远未完结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表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的高低；二是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主要表现为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和相对成本水平；三是通货膨胀的状况，即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通货膨胀率；四是环境污染程度，即经济增长过程的环境污染面和污染率。因此，单以GDP增速的标准，不足以全面的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好坏。

经济增长效益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但增长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目标和增长方式的选择。因此，近年来，中国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倾向，把增长中心转移到增长质量方面来，是极其正确的选择。正因为此，2013-201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的转型成效显著。

经济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2013-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2.7%和发展中经济体4.1%的平均增长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3左右。

社会就业量连续多年持续扩大。2013-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五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五年来，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以下。新创造就业人数相当于一个法国，而后者失业率多年在10%左右。

商品价格运行形势总体稳定。2013-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0%。2017年1-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过去几年，7.1%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的通胀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较高增速、较多就业、较低物价搭配的运行格局难能可贵，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过半。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高于GDP的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1.6%，比2012年提高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提升，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随着中国逐渐接近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第三产业的拉动动力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变化。

消费仍然保持温和增长的态势。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左右，比往年相比稍有提升，比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出了31.7%。虽然近年来汽车、房屋消费增长放缓，但农村消费、网络消费、文化消费蓬勃发展。多个研究机构指出，2018年中国零售额有望与美国持平甚至赶超，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

企业在去库存、降成本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前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9%。尽管工业利润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上看，2017年以来工业企业效益正在改善。成本费用下降，利润率上升；资金周转加快，经营效率继续提高，尤其是煤炭、钢铁、化工、石油、高科技制造业等行业新增利润多，盈利能力增强。

环保治污工作效果有了较明显改善。根据《“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预计较2015年将分别下降15%和15%。近年来，中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和优良天数稳步增加。以笔者所居住的北京为例，2017年入冬三四个月来，雾霾天数明显减少，有时夜晚还能看到久违的星星。

这些成效充分体现了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即经济增长结构不只是要考虑速度，还要考虑结构的合理程度。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经济结构越是合理，就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相反，当经济结构失衡时，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将会抑制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结构调整包含两重内涵，一是转型，即消除经济运行中扭曲性的结构矛盾，改善经济中不适应需求的结构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二是升级，即围绕经济市场规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主动实现经济结构升级，提升整体竞争力。经济结构评价十分复杂，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套用固定比例衡量其合理性，而应将具体的经济结构问题纳入特定的背景和现实中加以考察。最为直接的指标为经济效益是否提升，进而推动民众福祉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五年多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虽然成效显著，但调整与优化之路远未完结。

保持速度、结构、效益的三角均衡并不容易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证明，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良性发展，就必须在速度、结构、效益三方面进行动态协调，最终实现“最优化”的均衡。从思想演变上看，这恰恰是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此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更多地强调在充分就业、市场需求和资源配置上的均衡，而中国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速度、结构与效益”更像是基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意义上的“大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都在寻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与效益”三角关系的方法，经历了战略思想、决策理念的更新、经济成本与增长逻辑的衡量、社会矛盾与环境恶化的教训等艰难、曲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目前看来，在未来较长期内的中心任务与经济政策目标已越来越清晰。

一是在发展速度上坚持“稳中有进”的战略抉择。这个工作基调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外综合背景的整体考量，既要防止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干扰，还要适应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重任务的要求；既要防止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将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归根到底是，将发展速度的快慢标准，放到转变结构、增加实际民生效益的实事求是精神上来。

二是在发展结构上坚持“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这个工作方式实际上是认识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也抓住了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强化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的关联性。归根到底是，将发展结构的好坏标准，放到能够保证必要的增长、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中来。

三是在发展效益上坚持“提高质量”的战略目标。这个指导思想是近年来中国立足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与新遵循，是对资源不可接续、环境不可承载、经济不可持续的先前发展状况的重大纠正，也是从增量扩能到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思路重大转化。归根到底是，是否能够实现最优的发展效益，关键看能否有合适的发展速度与合理的发展结构。

综上所述，所谓“速度、结构与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结构是基础，效益是目标，三者的最优配置才能保证中国整个经济“工作链”有效运行。做到这些不容易，但笔者相信，随着“最优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仍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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