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实录】尼尔·弗格森：“替特朗普说句话”VS 吴晓求：“他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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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7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中信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的第33期重阳论坛邀请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来人民大学进行演讲，就"金融与大国兴衰"主题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金融学家吴晓求教授进行对话，双方围绕基辛格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的过往与发展，以及特朗普时代下"中美国（Chimerica）"结构、传统文明与金融发展、金融体系与国际不平等等话题进行讨论。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本文是此次精彩对话的实录摘要，@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独家推出，以飨读者。

王文：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周五下午6点半还有两百多人听对话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感动。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你的生活质量和品质的高低，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取决于你的周末晚上是如何过的。今天晚上应该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三所大学的世界级学者尼尔·弗格森先生。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顶级的金融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今天我们也是高朋满座，台下还有很多好朋友和精英人士。

今天晚上的对话会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请尼尔·弗格森教授为我们做主旨演讲，第二部分有请吴晓求老师做一个点评，并且和尼尔·弗格森教授有一个关于金融和大国兴衰的对话，接下来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接受在座各位的提问和互动。下面我们有请尼尔·弗格森先生做主旨演讲。

尼尔·弗格森：谢谢，我非常荣幸出席今天的对话会。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近代史中。

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我发现学经济、学金融的人，花了太多的时间都在探讨数据和模型，但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谈论人性、人类。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我想告诉大家，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不是由模型和数据所形成的。只有把人物放到历史的背景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人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

基辛格：从德国难民成长为美国国务卿

基于我对于基辛格的二十多年的理解，我写了这本《基辛格：理想主义者》。15年前我读他的一本自传，这是他的两本传记当中的一本。下个月将是基辛格95岁的生日，所以我写了其中的一本，我可能还会写第三本他的传记。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故事。

过去基辛格经常会出现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上。他出现的频率超过了历史上这两本杂志的任何一个历史封面人物出现的频率。他的表情永远都是非常轻松的。我觉得很少有其他国务卿获得过这样一种广泛的报道。

基辛格经常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特朗普总统不喜欢任何人在封面上出现，除了他自己。基辛格作为这样一个名人，尤其让人感觉比较惊喜和意外的，他又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人。他1923年出生于一个德国小镇，那年在德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他10岁时，德国出现了剧变。所以基辛格儿时经历了德国现代历史上一段比较长的黑暗历史。1938年，因为受到迫害，基辛格一家移民到了美国。当时基辛格是15岁，他的身份是一名难民。但是他的成长经历将他塑造成后来美国的国务卿，这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我的书中有很多照片，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搜寻这些照片和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29岁时，穿着美国军装再次回到德国。他加入了美国军队，经过基本的军事训练，然后就被派到了欧洲。他清楚地看到德国当时经历的这些痛苦，尤其是盟军对德国的轰炸，是对于当时纳粹的一个惩罚。

如果在美国军队当中只是一个普通的步兵，基辛格有可能没有办法再活着回到欧洲。但是他又非常的幸运，因为美国军队注意到了他，注意到他会说德语。如果想去占领德国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基辛格就进入到了情报部门，成为情报部门的一位官员。

战争结束之后，基辛格接受了他的朋友和老师的建议，申请哈佛大学，然后被录取开始学习历史学。当时他一开始是一名本科生，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教授欧洲历史这门课程。

基辛格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学习宏观经济学、核战略博弈论和体系论等这些当时流行课程，而是学习的是欧洲19世纪的外交历史。这一阶段的学习为他从政做出了相应的准备。他不仅仅了解19世纪欧洲的外交学历史，同时他对当代的一些事务也非常了解。当时教授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经常上电视的，基辛格在1957年就成功实现了这一点。当时他写了一篇《核武器以及外交政策》文章，立马出名了。他提到如何看待苏联的发展和核武器的关系，也为政府提供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和顾问。后来在肯尼迪总统执政的时候，他也参与到了当时的一场磋商和讨论，希望能够结束在越南的战争。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这两位先生之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背景差别非常大。然而他们却在大国战略上有着共同的热情，在外交政策上都非常的大胆。通过合作，他们会制定和部署的战略，让美国从混乱当中解脱出来。

基辛格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实现了中美关系的重启。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1971年，基辛格秘密地从巴基斯坦飞到了北京，同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将会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同时也为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奠定基础。

基辛格会见周恩来。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落在中国土地那一刻开始，还包括尼克松总统安全护卫，都是把基辛格拦在了后面，所以尼克松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没有基辛格的情况之下拍了和周恩来握手的照片。尼克松非常担心这一重要成就被基辛格所窃取，实际上基辛格是成就这两个国家关系重启的最关键的人物。

我们可能认为这是正常的事件，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中国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美国处在反战的情绪当中，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势。没错，正是有了这一个新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排，让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局面当中打开。

为基辛格捎话，"中美国"作为整体会渡过各类危机

后来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崛起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篇章。我把它叫做"中美国"。11年前我第一次使用了"中美国"，是为《华尔街日报》写的一份专刊上。中国加美国的经济，占了全球30%的土地，1/4的人口，可能有超过1/3的全球的产出量，有超过全球2/5的增长，所以"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全球经济。中美国的经济由两个对立面所构成的：一方面是做出口，另外一方面是做进口；一方面是省钱，另外一方面是花钱。

弗格森提出“中美国”一词。

"中美国"成为了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钥匙。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国的GDP跟美国相比不断增长，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在危机期间，是中美国拯救了世界。中美国在一种非常严苛的条件下存活下来，是因为他们能够协调刺激经济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全球的经济并没有进入到一个这么大的衰退当中。

在危机之后，中国的盈余在下降，而美国的赤字也是非常的庞大，一些评论家，包括西方的、或中国的一些媒体认为，中国买了美国的债券，其实就是一种杠杆的行为。有这样一个漫画："金融危机时，中国的海军威胁美国军舰，说你要是不开回去，我就直接把我们买的国债全抛了。"但是我很怀疑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最后来看看"中美国"的现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一些起起伏伏，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又有所影响，但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此次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早在布什以及在奥巴马当政时就已经存在，他们也都对中国的商品加收过关税。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也开始遏制中国的发展。最后我认为，美国使用贸易战为中国施压，但双方都不希望进展过快，因为大家都承担不起它的后果。"中美国"是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就像2008年的危机一样，平安渡过这次贸易危机。

"中美国"之中是有一些根基的，这些根基是从1972年就建立起来的基础，当时有很多的战略的视角，尤其来自于基辛格的视角。基辛格马上就要95岁了，他应该也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之间的后退，所以我也是代表他，希望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中美关系相互依存，不同于美苏关系

王文：谢谢尼尔·弗格森先生刚才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述了早期的基辛格的成长、成功，并且通过基辛格的视角讲述到他作为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冷战时候的人物，去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进而拯救了世界的故事。今天主题是金融和大国兴衰，我们经常讲金融就是配置资源的能力，基辛格作为一个美国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的伟大人物，无疑是配置世界资源的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刚才从历史的角度讲述到基辛格本人和世界历史的关系，那么，从金融学家的角度，又是怎么来看待基辛格，怎么来看待中美关系，怎么来看待大国的兴衰，我们用掌声欢迎吴晓求教授为我们演讲。

吴晓求：尊敬的尼尔·弗格森教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非常欢迎哈佛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来人民大学发表演讲。刚才我认真听了他的演讲，他的演讲主要是分两段。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一段是向大家介绍基辛格博士的成长历史。在中国人眼里，基辛格基本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外，有两个外国人很重要，一个是白求恩，第二个就是基辛格了。作为美国重要的政治家，他之所以为中国人所熟悉，甚至是喜欢，是因为他用他睿智思维和政治家的敏感，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当然，中美关系的开启，除了基辛格以外，当然还有尼克松总统，还有我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他们都是中美关系的缔造者。

尼尔·弗格森第二段主要讲到今天的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他创造了一个词——"中美国"。"中美国"这个词实际上非常巧妙的表达了中国和美国的密切关系，相互合作、不可缺少，从各种经济数据、图表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

当今的世界，中美两个国家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个大国关系超过当年美苏的大国关系。当年的美苏更重要的是一种军备竞赛，是一种对抗，是一种冷战，是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而今天中美关系更多是合作。在合作中，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由于发展的差异，国情不同，以及对有关规则理解不同，难免会有摩擦，这个摩擦在我看来是非常正常的，并且经济和贸易摩擦的解决只有协商，协商达成互利，而不是强买强卖，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国家受损，一个国家受益。

另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只会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中国人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体会到开放对中国的意义，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开放意味着中国的强盛，任何的闭关锁国只会没落。习近平也在今年博鳌论坛上专门谈到了中国的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外开放，包括四个方面的全方位开放，降低汽车关税、降低消除汽车领域的投资限制、对金融领域和金融机构的控股权的限制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这两个国家应该塑造一种新时期的大国关系。在大国兴衰慢慢的长河中，经常会出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当然不想看到。

"中国世纪"未来到，中国还要向美国学习

王文：两位大学者，一个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作用，一个非常强调制度的作用。今天都共同讲述到中美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讲了，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中。然而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屡屡挑衅中国，所以首先请问两位教授，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过程中，如果要朝一个积极的方向去走，是要呼唤基辛格一类的人物出现，是人的作用重要，还是中美之间要构建出更强大的机制作用更重要呢？

主持人王文向两位教授提问。

尼尔·弗格森：我不希望大家认为是保罗·肯尼迪在这儿发言，我就讲几句，就是大国兴衰的交替。我为什么要选择基辛格这个人来研究呢？冷战为什么以这样的结局而结束呢？研究历史一个好处是在于历史的艺术有的时候会柳暗花明，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结果会让人失望或者会让人非常的惊喜。

现在的美国同样面临危机，大家谈论特朗普时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或者说就是国际秩序的重组，同时很多人认为未来将进入到一个"中国世纪"。其实我觉得这些不同的观点都会跟你们开玩笑，特别是对于未来的发展路径，如果我们能够从50年的历史当中学到什么的话，那么就是说历史永远不是直线前进的。我的感觉中国不会掌控所谓的全球大权、全球大国。

在我看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比奥巴马的要优秀。朝鲜和韩国之间实现首脑见面，在奥巴马执政的时候没有发生，也没有迹象发生，为什么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发生了？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其实都跟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有关。尽管特朗普是一个破坏性的人，但是他在逼迫这个世界在思考大国之间的平衡。我判断美国和中国之间谈判的结果有可能要比我们现在期待的要更好一点。

吴晓求：我讲两个意思，第一，一个国家走向强盛，金融只是一个手段，科技、法制等一种价值体系的构建非常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教育。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竞争力的提升是根本性的。为什么美国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这么强的竞争力？科技、人才、金融，其实质是教育。美国的大学排名排在前列的至少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所以，中国在构建世界性大国的时候要特别重视教育。

第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新秩序或者说新的平衡，我觉得的确需要认真思考。中国的崛起不会有任何问题。一个大国的崛起会对二战以来所形成的秩序、利益结构，甚至包括人民的心态，都会带来重大的挑战。要客观而现实的看待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对全球所带来的新价值、新希望。

这里不是说全球会马上进入到"中国世纪"，中国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国家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还有大量的问题要处理，包括环境污染，核心技术等等。

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靠两个：一个是制度优势，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二是中国人的勤奋。所以制度加勤奋创造了我们今天的财富。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往前走，光有这两条就不够了，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人类价值体系，就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叫大国？大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全球的稳定、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某种意义上说，它要更多的付出。

我认为，美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向他学习。所以我想说得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说我来构建全球的秩序，我认为二战以来一些非常重要的架构，包括WTO的规则。二战以来维护全球贸易市场秩序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贸易自由化、经济便利化、经济全球化。

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前，美国、欧洲、日本也是这"三化"的倡导者。我们中国人当时非常忐忑，如果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经济全球化，我们的民族工业怎么办？过了十几年，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成了这"三化"的最坚定的维护者。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一些是需要调整的，包括国际金融组织的架构，国际金融组织的份额。比如IMF的SDR的份额要调整，因为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在日益加强，如果还维持那么低的，人民币在其中没有发言权，这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全球秩序有益的建设者，中国未来也会承担这样的角色。

我们都低估了特朗普，他很不简单

王文：特朗普总统这些年，刚开始中国人对他印象非常好，过去几个月他在中国的形象变差了，我想问您一下，他对华贸易政策和遏制政策会成功吗？还能够继续保持"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优势吗？

尼尔·弗格森：我在这儿并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发言的。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时候也开始去讨论遏制中国的发展，当然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双方也有一些摩擦，比如关于中国南海的问题。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的一些差别，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特朗普他会以做生意的方式思考问题。他希望能够简化外交政策，而把外交政策认为是一系列的生意的交易。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是促使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达成一项交易。我觉得这也是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在这场贸易战中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在朝鲜的问题上也是认为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马克·鲁比奥、希拉里·克林顿、西方媒体及大多数美国人都低估了特朗普。尽管特朗普不是学者，在自我控制、自我管理方面也不是很擅长，但他拥有非常强大的直觉，能够很好的洞察到自己对手的弱势。

现在，特朗普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比如尽管欧洲一些国家也不满特朗普，但双方还是要进行非常好的沟通。

另外，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还远远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中国在某些方面算是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双方不仅经济方面实力相当，未来在军事方面也会实力相当。中国也是唯一能与硅谷技术创新媲美的国家。在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多方面跟美国处于实力相当的地位，苏联也只是在核武器上与美国相匹敌。

我认为尽管美国不会坐之不管，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在保罗·肯尼迪写《大国兴衰》一书时，他认为，在1987年日本和西德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这样一种观点实际是错误的。因为美国也是非常地努力，美国不断地创新并通过移民政策引进人才，所以我们不能够低估美国。

但中美之间是不会产生战争的，甚至贸易战争也是不会的，几个月后，中美就贸易会达一致，这将会是一种平衡和进步。最后是双方会重新评估一下彼此的关系，重新审视一下世界贸易的体系。

大国之间的平衡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也要不断地思考，这种平衡性是如何达到的？为什么我对基辛格的人生感兴趣呢？因为他是真正研究从1850年到1940年大国之间的平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利益，我们也在追求一个更加平衡的、更加公平的全球贸易系统。这种大国之间的平衡，都是每个人的利益，每个国家所追求的，包括美国和中国应该一起合作寻求这样的平衡状态。

王文：尼尔·弗格森教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解特朗普，我们在很多西方媒体、美国媒体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吴老师您同意他对特朗普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的预测吗？

吴晓求：特朗普确实不简单，原来最不被看好，后来却成功入住白宫，这一定有他不平凡之处。他的行为背后是有很多想法的，需要认真研究。

但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以不变应万变。我认为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没有变，任何时候都不会变。所以我相信5年以后再来看中国，在制造业、贸易以及金融领域都会大踏步地开放。

两个国家的共同点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和以前的苏美关系不一样，苏美关系基本上是博弈，势力划分，只有相互威胁，中美关系的经济互补点非常多，中国人生产大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销到美国、全球，提高了全球的福利水平，美国大量的核心技术、农产品是中国喜欢的。

就中国体系来说，中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这个完整甚至比美国还完整，我们从最原始的、最基础的工业，到最高端的工业体系都有，美国中间还是缺一点点，相对初级的少一些，它都是非常高精尖，都是高水平的，中国是高水平到低水平全有。

国际贸易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只有分工才最有效率，中美两国在分工基础上优势互补，所以我希望两个国家的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它能照顾两个国家的人民，高关税意味着美国人以后买中国的东西要付出更多价钱，也不利于两个国家全球经济发展以及两个国家公民和生活的改善，所以只有合作才有共赢。

互动环节：

世界不平等现象在下降，金融推动大国进步

提问：尊敬的尼尔·弗格森教授、吴晓求教授，你们好，请问中国能不能大国金融崛起，乡土文化和契约型文化的冲突在崛起过程当中是怎样的？

提问：请问您是否认为金融是造成今天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有没有手段可以防范？中国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提问：您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论坛现场

尼尔·弗格森：我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金融创新是历史发展和进程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世界的经济发展是和金融创新，以及大范围的技术的进展、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关于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可能会带来一些冲突。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金融化的国家了，比如有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很多的金融机构也在不断地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将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的力量。中国的政策将会越来越开放，这也会推动中国成为一个金融大国。

西方和中国金融体系之间有很多互补性的。中国的经济需要进一步储存、储蓄。美国又希望进一步进入到中国的市场，我觉得尽管现在有一些摩擦和冲突。两国之间的经济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美国投资者也会进行多样化的开放，这也是21世纪的一个趋势。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世界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状况，不仅仅是金融推动的，国内的教育和技术等很多因素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金融是一部分，但不是主要的促成因素。

托马斯·皮凯蒂说，现在最大的误解就是世界不平衡现象在加剧，其实全世界的不平等的情况是在下降的，它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认为这种不平衡的下降是金融帮助了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中国能够发展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允许技术转让，允许外来投资，允许利用自己劳工方面的优势，从而在过去三十年中让大量的人摆脱贫困，并且形成大量的中产阶层。这样来看，金融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第三个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五年前制定的政策目标，但现在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还为时尚早。伦敦银行曾做过研究，如果中国金融体系完全自由化会有什么结果？当时的预测是会出现大量的资金外流。在2015年的时候有过资金的过渡流通的危机。所以中国可能还需要花比预计的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

美元还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主导的地位，而且我们看到整个货币体制的变化比较缓慢。除非出现像英国的货币在世界战争的时候经历的情况。

我认为技术能推动并且创造新的快速变化的金融交互和融合的体系。中国现在经历这样的阶段，这也是一种让人振奋人心的变化和趋势。比如中国的这种在线支付和移动支付，就是一个非常新的创新。在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这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未来几年，其他国家能逐渐接受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话，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加快。

吴晓求：尼尔·弗格森教授刚才说的非常好，他对中国金融的评价，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这里再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金融和不平等，或者说财富分化的关系。现代经济没有金融，特别是现代金融，一定是落后的。因为金融最大的功能是能孵化新的技术，通过分散风险，金融制度创新，让新的技术很快地成为新的产业，成为推动产业的革命，产业的更新换代，这是金融以及金融创新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一般金融创新比较好的国家，它的高新技术发展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给了高新技术以很好的风险分散能力。特别是对大国来说金融是其中突出的标志，所以不要忽略金融对大国竞争力的重要性。

第二，金融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财富的分化。但财富的分化要区别是通过竞争带来的还是垄断导致的。竞争选择带来的财富的分化，是社会进步，是效率提升的重要标志；如果靠行政体制，靠权力、靠垄断来决定人们收入的差异，这就是落后。

现代金融体系下，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除了军事以外，很重要就是金融能力。金融能力在国家财富增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美国财富的增长是教育、科技、人才以及法制、体制等各因素共同导致的，但毋庸怀疑的是，金融对财富的增加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如美元全球化，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核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据到65%的份额。当然这种金融体制也使美国产业升级换代加快了。

国与国之间要善于利用金融、理解金融，我们不能简单把金融看成是泡沫的制造者，也不能把金融看成是麻烦的制造者、危机的制造者，我们要看到金融对国家极其重要的价值。

（本文由人大重阳杨婷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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