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中国已全面超过日本？重新深刻认识日本的优势
本文大概6000字，读完共需7分钟
编者按：近期中日关系回暖，中日对比的话题再度热起来，不少声音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过日本，走在了遥遥领先的位置上。而前不久5名中国留学生因为在东京购物排队纠纷与保安群殴而被捕一事也让不少人重新反思中日的差距问题。@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本期将推荐一组讨论文章，对中日差距有着不同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丁刚老师受邀特地为本期微信话题撰稿《中日之差，差在“软件”》。丁刚老师认为，日本的优势可以从人们对待传统、工作、生活和环境的态度看出来，这种优势难以精确计算，尤其值得重视。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在两年前也发表文章《有雅量发现“对手”日本的优点吗？》，他也认为“中日社会文明层面的差距仍是全方位的”。不过，也有旅居日本十多年的中国学者陈言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日本人难以再造辉煌，一蹶不振成为常态”。看完三篇文章后，还请读者自行评判和思考。
1
中日之差，差在“软件”
丁 刚
中日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个挺时髦的话题。随着去日本的中国人增多，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中国游客的直观感受大体上能反映出差距所在。
首先是中国游客的消费能力。不用看具体的数据，只要看看大家大包小包从日本买回来的各类商品，就能体会到中国人的购买力。这样的购买力放到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它与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有直接联系。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次要看的是中国人买了些什么。中国人买的大多是各种小型家电、化妆品、保健品、日用品和风味特产等等，这些产品有一些是中国能制造的，但要么是工艺、要么是功效不如“日本制造”，也有一些是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中国游客对“日本制造”最直接的感受是“好用、精美、细致”。
接下来的感受会和城市、景点的风貌相关。日本的中小城市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少有豪车。有些街区看上去还很陈旧，全是传统的小店小铺，但无一例外地都非常干净整洁。最让中国人赞叹的是优美的环境、洁净的厕所和秩序井然的交通。
在札幌市中心，我看到不少中国游客停下来拍摄行人在“步车分离”十字路口过街的情景。步车分离是指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四个路口所有车辆全部停下来，行人可在路口走向任意方向。
这些当然都是走马观花的感受，但只要我们多提几个为什么，比如，同样级别的酒店客房，为什么日本人会清扫得如此纤尘不染？就可以透过浮于表层的印象，看到或想到一些真正体现出差距的地方。
我们看日本，不能总是盯着GDP总量，也不能总看在创新和技术上的差距，或者是老生常谈般地讲“失去的”多少多少年。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待传统、工作、生活和环境的态度。
中国的马桶盖原来没有日本人做得好，技术上的确有差距，但这并非是难以超越的“高精尖”，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厂家没有一种“无论做什么产品就一定要做到极致”的精神。再比如，日本酒店的清洁工为什么能那么敬业？恐怕也不能从高工资上找原因。
厕所卫生和环境保护还反映了国民的文明水平和生活理念，绝不是靠技术或设施的先进就能实现的。
我去过山西临汾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公共卫生间，从外观与洁净程度看，无可挑剔，但这不能保证如厕者就能够文明使用这样的厕所。在最近的日本之行中，我听到一位日本妇女抱怨中国的厕所不干净，不是因为设施不好，而是因为前面使用的人不冲洗。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次地出现。
日本的垃圾分类已经细致到了10多种到40多种。这是一项十分繁琐的“家务活”，普通民众的“不厌其烦”，靠的是国民生活习惯的同步提升改进。它来自于日本人对待大自然的传统观念，也包含着对可以实现循环的现代生活的崇尚。如此得到国民高度认同的环保理念绝不是摆放一些分类垃圾桶，或者拥有一定的垃圾处理技术就能实现的。
两个国家的差距既可以通过GDP等硬指标测算出来，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对待传统、工作、生活和环境的态度看出来。虽然后者难以精确计算，却更值得我们重视。
（作者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本文为首发。）
2
有雅量发现“对手”日本的优点吗？
王 文
中日社会文明层面的差距仍是全方位的
在东京羽田机场直上三楼出发层的滚梯中段，我回头惊然发现司机还站立在送机口，仍在向我鞠着躬道别。他是大连人，到日本快20年了。第一次受同胞长鞠礼，除了有点受不起外，还对日本优质服务与文明教化惊叹不已。
5分钟后，在换登机牌处，遇到一群“暴买日货”的中国人，他们一句外语不会，询问我在哪打包、如何过关。当他们从我这里知道所有信息后，连声“谢谢”都没有，扭头就走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中日两国个别人群间的教养差异，更是两个社会群体在同样经历过多年快速发展后所呈现出来的文明水平差距。
在日本几天，有数十个亲历事例证明，除了经济总量的超越之外，中国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承认这一点，在中国舆论界一定会挨骂，甚至可能会“政治不正确”。但是，在中国GDP总量迅速超越日本的背景下，如何冷静地察觉到中国本身的不足，发现“对手”日本的某些优点与长处，相当考验智库学者的智慧与责任。
我不愿像游记那样赘述东京城市街头多干净，街道设施多便民，商业服务多么可亲，厕所卫生多么无味……只讲一个例子就够了：2014年中国赴日本旅行达22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达到500万，再翻一番。去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中国人占25%，消费额却占近一半，这其中将近1/3的中国人都去过日本两次以上，俗称“回头客”。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国游客回国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错，东西也不贵……
中国游客“用脚投票”，也能反映出中国发展的诸多不足。尽管从2007年以来，对日本厌恶的中国人(主要在政治方面)比例从不到4成增长到接近9成;尽管中国国内无数网络舆论在抨击中国游客的“没有骨气”或“贱”;尽管我们有无数理由相信未来中国会更好，但至少目前看来，中国急需一份研究报告，全面剖析中国游客为何义无反顾地冲向日本，并消费了相比他国的最高平均额度？
中小国家的“命”，却怀大国的“心”
真实地看日本，是让近年来狂热地痴迷于国力上涨的中国人冷静、保持忧患意识与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途径。
当我们发现，日本其实只有中小国家的“命”(如它的国土面积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却曾经干出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且仍长期保持全球经济、技术靠前位置的能力，甚至还扬言要“领导亚洲”，中国人更应该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这种敬重恐怕应与对日本扭曲历史观的憎恶、对其外交“两面人”方式的批判并行不悖。
日本国土约37.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1/25左右。日本只有1/5不到的土地适合农业和居住，但日本却有1亿多人口。类似人口密度恐怕只有让现在的台湾、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体会。
奇怪的是，在东京、京都等城市街头，并没有像香港那样的拥挤感。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日本城市的地下几乎已被掏空了，有的地下还有好几层，民众只需要在地铁、地下商场、各个楼宇间穿梭，就能完成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衣食住行。”日本人细致合理利用城市空间布局的高明之处显露无疑。
此外，日本以小为美，小山，小花，小脸，小雀儿，还有小确幸。这些精致到极点的状态，甚至让许多中国人产生怜爱感。
“这些‘小’有时会让中国人变得怜爱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无穷尽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东野圭吾的朋友告诉我。在日本城市与村落，我与同行师友们也不止一次感叹，日本人是如此执迷于各个角落、每个空间的捯饬!
因此，我们恐怕要从另一个新角度去观察日本，比如，看看是什么让日本民族心理形成，以及伴随着扭曲而产生的国运延承等等。
两个并未受中国重视的日本优点
日本这种专注细节、坚忍的民族性情，使其社会呈现出了超级稳定的结构。而这恰恰是除了技术创新、社会文明外，中国还应重点研究，却很少在舆论中得到重视的地方。
首先是“保守服从”的日本大众心理是如何塑造的？日本大众普遍具有明显的秩序意识和从众倾向。一般人比较尊重权威，尤其是在这种大众心理下形成较为均质的社会结构。19世纪70年代，日本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的家庭高达90%，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当然，20年后，这个比例变成了40%。但上世纪日本长期民权化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进程，对目前中国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时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更有借鉴意义的是，中国人需要准确琢磨出“一党优位”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秘密。二战后，日本自民党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算起来，已经有六七十年了，这也算得上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毕竟，这是在权力开放和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通过一次次“选战”，才得以蝉联执政、一党独大的。
无论这种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背后，是多么令人诟病的政、官和财“铁三角”或金权政治、派系斗争。但这种特殊体制一度让日本获取国际资源和强大治国理政的能力。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启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当时日本连续创造了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1960年更是创纪录地实现了21.4%的增长奇效，还实现了社会政策的托底，维护了社会和谐与长期稳定。
无论从政治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还是从金融方法论上的资源配置，中国继续学习与钻研日本，与对日斗争博弈显得一样重要。
（作者系人大重阳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016年4月8日《环球时报》。）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日本难再造辉煌
陈 言
在天上飞了三个小时，笔者从北京到了东京。
路上，笔者用日本雅虎搜索“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衰退”六个字立即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在路边买几份报纸杂志，经济版的内容与眼下的日本大选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各大媒体都在关注“日本制造”——神户制钢数据造假、日产汽车在产品安全检查时的敷衍，加上不久以前的东芝公司、奥林巴斯公司账务造假、高田生产的安全气囊造成人身事故等旧闻。
这种氛围给笔者一种强烈的感觉：日本制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逆转：日本人难以再造辉煌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似乎确实是一个发展与转换的周期。
30年前，笔者带着一个旅行箱来日本留学。
那时，日本很忙：民众忙着买房子、买家电，企业忙着国内外的投资。
来日本留学前，笔者已经在河南农村做过三年农活，知道如何割麦子、搓玉米粒，还做过木工、车工等工作。
到了日本，笔者看到农村全自动化的生产、工厂里密集的机器和商场里五花八门的产品，惊得瞪大了眼睛——一台机器能顶河南农村一个生产队的人力了。
那时，日本确实是个制造业大国，机械化程度之高，中国简直没得比！
30年后，再来到东京时，有些当年的老朋友已经不在世了，他们的子女却没能继承父辈的辉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这个国家处于相当失落的状况。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1987年，日本GDP为2.51万亿美元，中国只有0.33万亿美元；
2016年，日本GDP为4.93万亿美元，中国11.21万亿美元。
30年间，日本GDP增长了96.41%，而中国增加了3396.96%；
30年前，日本经济规模是中国的7.6倍，而现在仅相当于中国的43.97%。
根源：革新停滞与经济失落
30年前，笔者来日本时，箱子里装着牙膏、榨菜、饼干等，因为日本物价太贵、电子产品太好，要尽可能地节省生活费，多买一些电子产品带回国。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带着空箱子来日本，采购化妆品、时装、日用品回国，因为便宜、好用。
近些年，日本产的家电、汽车、电子产品在中国卖得不是很顺畅，从价格、外观到性能，“日本制造”吸引力越来越低。并且，在过去30年里，日本制造业大量向国外转移，很多企业只将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发展战略部门放在国内。这个设想本身不错，如果世界“日本化”了，日本企业的这种发展模式能够维持下去。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虽然日本企业很努力地开发新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并未如预想那般风靡全世界。
日本企业做出了随身听，将磁带转变为光盘（CD），又将CD进化为小型MD，还将大型计算机小型化，开发出了手提电脑。但是，当电子产品数码化，手机集通话、音乐播放、摄像等功能为一体，成为人们手中最重要的电子产品时，日企没有推出任何一款广受世人青睐的产品。
为什么会这样？
在制造方面，国外的日资工厂沿用本国生产模式，并未出现制造管理革新。并且，笔者发现，现在的日本工厂和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工厂内，正式员工、合同工、临时工穿不同的服装；正式员工在不断“白领化”，他们成了管理者、监督者，其中很多人已经脱离了一线生产岗位，把精力投入到应对企业内部的各种文件、填写相关项目表单上；一线上发生了什么？该如何改进产品？对这些人而言，只是一纸空文。
企业依旧需要有靓丽的财务报表，定期向股票市场报告最新经营情况——报表不够靓丽，股价就会立即下滑。在生产成本下压空间有限的时候，也只有让更多的人从正式工变合同工、合同工变更为廉价的临时工，这样才能缩减人力成本，使企业利润“好看”一些。
可以说，技术革新的停滞使新产品与日企无缘，生产一线的临时工化，让劳动者与消费市场脱节——这些因素限制着日本经济的增长，留下的只有持续的失落。
丑闻：只是一次集中爆发
众所周知，日企员工对企业很忠诚，对上司下达的命令执行起来一丝不苟。不过，这得有个前提：经济形势大好、企业利润丰厚。一旦经济下行，日企潜藏的各种矛盾就会爆发。
比如日产汽车，在日本国内外口碑相当好。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日产的汽车在出厂前进行最后的安全检查时，负责检查的员工并不具备相关资格。媒体揭露出日产的问题之后，企业似乎对巨大的经济损失、品牌损失无动于衷，依然让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人员从事相关工作。
神户制钢公司的产品在日本很多企业是免检的，然而，百余年积攒下来的口碑毁于一旦。产品出厂前并未经过检查程序，负责人随手写上一个数字应付用户，这种现象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一直存在。一位曾在神户制钢工作过四十多年的朋友对笔者说到这些时，自己都难以置信：为什么这样的现象能在企业里维持如此之久？“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是我们每个在神钢工作过的人的特点。一旦领导决定这么做，大多数人会听之任之。”
很多时候，日本企业的问题一旦暴露出来，就会像挖山芋似的，不断发现更新、更大的问题。
至于东芝的账务造假，该和日本国家的核电政策有关。
2005年，东芝斥资53亿美元并购几年前英国企业只花了十几亿美元就买下的美国西屋核电公司，始作俑者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把大力发展核电的消息透露给东芝，让东芝不计成本买下西屋公司。
很快，日本出台相关政策，核电要成为日本的主要电力来源之一。东芝似乎得了大便宜。然而，2011年3月，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事故，日本所有核电站都停了下来，建新核电站几乎没有可能，东芝出现巨额亏损。
此时，日本政府积极推进核电出口政策，东芝需要“表面上的风光”，能走的也只有造假账一条路了。那一万亿日元的假账，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出来的。
未来：一蹶不振成为常态
从羽田机场乘轻轨，很快就能到达品川；接着，换车经过滨松町、一路向西驶去，便是神田地区，三菱汽车总部、东芝总部、神户制钢的东京分公司就在沿线。在秋日蒙蒙的细雨中，悬挂在最显眼地方的这些企业广告、公司标识看上去有些昏暗。
如今，总部设在滨松町的东芝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将家电部分卖给了美的集团、最赚钱的医疗部分卖给了佳能公司、最有前途的半导体部分则卖给了美日韩联合体。
日产汽车经济损失巨大、品牌严重毁损，将召回上百万辆汽车，重新检查安全性能。神钢公司大量产品召回、订单损失使企业在今后数年乃至十几年里面临经营困难。管理层将被追究责任，引咎辞职大约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在经济上升期，企业丑闻往往会被总体大好的形势渐渐淡化，再寻找其他机遇重新获得发展。但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就很难东山再起，东芝等日企的一蹶不振已成为一种常态。
“我们是真正的保守派。”这里传来参加竞选的候选者的呼声。
现在，政党、企业的诉求已经不是革新、改革，保守在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很多企业也许还会继续造假账、偷工减料。
日企的深刻教训值得所有国家的企业深思：发现问题后，应该及时公开所有相关信息，避免丑闻长期发酵；及时“动手术”处理相关问题，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企业损失；疏于对生产一线的管理是问题的最根本原因，管理者必须了解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账务造假迟早会露陷，这条路在哪都行不通。
（作者系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017年10月21日瞭望智库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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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