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周洛华：“搞政治，6个字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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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概6700字，读完共需9分钟

作者周洛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日“大房鸭”微信公众号。

这本好书来的太晚了。这是我读完以后的第一感觉，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不允许在她生前出版她的官方传记（自传除外）。所以，2013年她去世以后，我们才读到这部作品，这究竟说明她不在乎别人对她的评价呢？还是她根本不允许别人评价她？可能后者更接近她的本意。

她的传记版本很多，我读的这个版本有些特殊，作者本人曾经担任英国国防大臣、英国下议院议员，早期的欧洲怀疑论者，后来坐过牢，早年还差点儿成了撒切尔的女婿。我感觉作者的视角足够丰富，距离足够接近，和撒切尔一家接触的时间足够长，阅历足够成熟来写一部政治家的传记，而不像大多数自传和官方传记那样，充满了平滑而诱导性的语言，目的在于安抚读者，掩盖失误和美化功绩。

1945年，丘吉尔在连任失败以后说过，“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征”；1990年，他的崇拜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在遭遇自己的内阁背叛而失去首相位置的时候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在任何别处都是受到尊敬的”。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她很有远见和洞察，这种远见卓识不是来自于她丰富的学识和善于倾听的谦虚，而是来自于她对自己的领袖地位的自信、执着和痴迷，这是一种大自然造物主给领袖的傲慢的天赋。先来看看这一段演讲（本文引号内容都摘自传记）：

“人们感到非常恐惧，害怕这个国家会被如此大量涌入的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所吞没......因此，如果你想要良好的种族关系，就必须消除人们对于（移民）人数的恐惧感......因此，我们确实必须给予人们一个希望，即禁止移民入内，当然，除非是因为人道主义的同情。因此我们必须要严查涌入的人口中，哪些有权利进入我们的国土”——这段话听起来像是2018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有关英国退欧的演讲，但实际上，这段话是1978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关移民问题的演讲。撒切尔很早就感觉英国应该退欧，她认为希思首相加入欧共体是巨大的错误。因为一个灵长类动物群体的生物本能是能够守住自己的领地，不能让其他猴子自由进出自己的山头，这对于英国这个孤立于欧洲大陆的国家来说，可能更迫切。

撒切尔夫人的外号叫“铁娘子”，其实是前苏联《红星报》发明的绰号，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对她最大的“侮辱”，不料，这个外号风靡全世界各大报纸头条，撒切尔本人颇为得意地说，“他们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人们在这种的情况下，容易团结起来支持自己——她是这方面技巧娴熟的政治家。

推动英国的经济改革需要的是蛮横霸道的勇气，而不是经济学家们精心策划的方案，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方案，有的只是常识。“20世纪70年代，英国处于一种意志消沉，秩序混乱，对未来一片迷惘的状态。我们被叫做‘欧洲病夫’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当时英国政坛上的一线政治家没有人知道如何治疗这种疾病。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工会的激进好斗，生产力低下以及难以承受的公共开支水平，这些问题仍旧存在。比这些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人们逐渐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投票人并不确信他们喜欢她，但是他们感觉他们需要她，是时候需要一位严厉的女领袖，推行强制性的国家政策，恢复国家秩序”——“她自己是一个全身心投入政治生涯的职业政治家，但是她对于大多数其他政界人士的评价很低，他们一贯骑墙观望，多方下注以规避风险，见风转舵，寻求一致同意的政治立场，她对这三种做法都抱有鄙视的态度。她想要完全的忠诚，不惧怕正面冲突”——“随着选举日的临近，人们越发觉得英国面临的是一场分水岭式的大选。大多数人都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遭受严重挫败的艰难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来自工党的首相卡拉汉拒绝在最后时刻攻击保守党候选人撒切尔，他说‘我不能用那样的言辞攻击撒切尔夫人，大约一周以后，她可能就是英国首相了’。”——其实最早看出她将成为首相的人不是政敌卡拉汉，而是美国中情局驻伦敦的机构，他们在她首次当选议员不多久就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她可能出任首相，为此，中情局还买单邀请她首次访美，并安排了高于一般议员规格的行程。

卡拉汉是工党的首领，他不可能违背工会的利益，推出什么新的改革，但是他可能已经看到了英国的问题和症结，并意识到了这个有关工会利益和生产效率的问题只能由他的对手保守党来解决，卡拉汉说，“每三十年左右，政坛都会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变......那时无论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无关紧要。民众想要的和他们赞同的都变了。我怀疑这次正在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一次巨变——而且情况是有利于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在那个时期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解决不了，这就说明当时的英国缺乏有领导力和执行力的政府，是时候变更执政党了，卡拉汉自己很清楚，他也许乐意见到这场变革。

撒切尔夫人当选以后说，“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只有一个正确的决定，而现在是必须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读完整部传记，我没有发现在读本科的时候得到的那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帮助撒切尔夫人建立了新经济秩序的任何证据——我当然完全理解，经济学家们一定在撒切尔夫人改革成功以后宣称自己对此政策负责。但是，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得不到执行的命令不是一个命令”，所谓的撒切尔经济学，里根经济学，更多的是常识，是克服阻力，是贯彻执行，是恢复常识。她完全明白她在干什么，有什么风险，她说“你知道，艾伦，他们会因为这份预算案把我赶下台的，但是，这是一项值得去冒险的事业，至少我离开的时候，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对她的政策的批评是很严厉的，这很能为经济学家本人吸引眼球。有一项纪录至今无人能打破，《泰晤士报》征集了全国364名经济学家的签名，声明她的经济改革违背了经济学原理，但是，撒切尔夫人对于这些批评毫不在意，她说“经济学家们对自己预言的准确性所怀有的信心让我感到震惊。但因为我自己是在一家杂货铺长大的，所以有时候不禁会想他们是否是在用他们自己的钱支撑自己的预言。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那些这样做的人——那些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实现业绩的投资机构——给予我们的是很不一样的反馈”。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很早以前出版过的两本书，分别是《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和《经济学家是我的“仇人”》，当时，我是反对出版社在书名里面使用引号的。

缩减政府开支，减少浪费，减税，控制通货膨胀，这些措施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来证明，这就是当时英国急需的药方，但是，如果你去咨询经济学家们的意见的话，他们肯定会提出一大堆反对的意见，这些反对的意见，使得他们自己看起来更有价值，使得他们自己在改革万一失败以后，免除了被指责的责任。应该由最终承担后果的人来决策，而不是由不承担后果的人，以专家的名义来决策。决策不存在民主科学的问题。如果一个决策是科学的，它就已经存在了，成为了事实，或者根本不需要人去决策；如果一个决策是集体讨论民主决定的，那就为领导本人排除了事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由这样的领袖来做决策，一定是一个糟糕或者最多是平庸的决策，背后一定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政府。

撒切尔作为领袖独断专行？这是对其性格的夸大，也是对领袖地位本身的误解。领袖看起来是在独断专行，其实是她进入了角色，只有自己进入角色，才会有灵光一闪的正确决策。大部分时间，她不用担心内阁大臣、事务性助手、后排议员和本选区选民对她的忠诚，她一旦对这种忠诚有丝毫怀疑，她就不能进入角色，当不好领袖。领袖，不是一个职务，不是一个阶层，不是一个光环，不是一个权力，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领袖和她的团队、她的人民都相互磨合得很好，她由此能够预见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带领人民走向更好的道路。

她有抓问题本质并犀利地将其夸大到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的能力，她谈到英国的对外援助是这样一种奇怪的过程，“有钱国家的穷人把钱捐赠给了穷困国家的富人”。对于那些太过依赖于部门简报的大臣们，当然不止一位，她训斥道：“你们手下的公务员又控制你们的思想了，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奇”。她犀利极了，“中产阶级上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总能够看清所有人的观点和问题，却没有自己的观点”。

撒切尔的经济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不是这样的。“公众对于失业看法的大幅改变得益于撒切尔独特的领导风格。20世纪70年代的政坛，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失业问题全部归咎于政府。玛格丽特用说教的方法，把难以接受的事实告诉了大众，即人们之所以失业是因为国际化竞争，人员冗余，管理不善，尤其是工会的恶战。久而久之，大众开始相信她的话了。大部分选民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思考后，终于不甘地认同了她的观点。于是失业率问题成了夜里不叫的狗——不再碍事了”。我想起了孟子说，善政弗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于教化人民比善于执政可能更有效果。

许多英国的外交官和议员都曾经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撒切尔不依不饶地拒绝了阿根廷“回租”方案，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能打一仗了。从结果来看，很难说和平解决马岛问题会对英国和世界产生更好的结果，她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她真的预料到了一切？恐怕未必。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她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爱尔兰政府有权就北爱尔兰治理问题与英国进行磋商，并且这是爱尔兰政府永久的权力”，马尔维纳斯群岛，北爱尔兰，香港——这三个地方的主权问题是不同的解决方案。她不认为自己放弃了香港主权是被迫的，相反，她卸任以后批评彭定康的香港民主化政策，“我们已经赢得了中国人的敬意，轻易不要失去它”。

“她凭借直觉，苏联即将发生剧变（那是1983年），所以在见到戈尔巴乔夫很久以前，她就在寻找可以领导苏联进行这场剧变的合适人选”，在英国国内的对苏政策研讨会上，几乎只有她一个人认为“苏联虽然外表看来气势强大，坚不可摧，但其内部一定有人希望做些变革”。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英国如此早就能够选中戈尔巴乔夫，意味着我们在1983年9月举行的研讨会的实际意义比我们知道的还要重要”。杰弗里.豪进一步认为，“和戈尔巴乔夫建立起来的关系是撒切尔在外交方面最伟大的成就”。

“你必须穿很高垫肩的衣服，才能让胸显得没那么大”——她出访莫斯科之前，有三位服装设计师为她准备服装，其中包括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夫人，效果是惊人的——“到达莫斯科机场时，玛格丽特头戴黑色狐毛帽，穿着合身的黑色大衣，浑身散发出好莱坞电影里女沙皇的魅力光芒。她走下旋梯，走到机场停机坪，接过献来的一大束红玫瑰，这束玫瑰为她添了一抹色彩，几分优雅气质。亿万苏联观众在电视机前观看了玛格丽特抵达机场的情景。时至今日，仍有观众提前当年的情景，说这位铁腕女首相到访苏联，让人们想起了俄国历史上伟大的女皇凯瑟琳大帝”。她进入了角色，给苏联人一种感觉，那就是她来自于一个更高的文明，她不是到访，而是降临，她说什么都会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而且他们适应，熟悉和接受了她的这种优越感。很难想象，如果听从外交专家，服装顾问和学者的意见的话，她能够举手投足如此自信地演出这样一个角色。

1985年，英国财政大臣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导致了他和首相之间的一次严重分歧。首相称其观点为“时髦的共识性看法”，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内阁全体成员都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她是唯一的反对派。“似乎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人意识到这一举措在宪法方面隐含的意义，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会把英国束缚在一个结构体制中，从而导致单一的欧洲货币和不可逆转的货币主权的丧失”。

她宣称“欧洲并不是《罗马条约》的产物，欧洲联合体观念也不是任何群体或者机构的财产”——她听上去就像是在敲打当时的西德，后来统一的德国成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英国的梦想并不是在欧共体的边缘获得一小块舒适，孤立的领地。我们的命运在欧洲，作为欧共体的一部分”——“铁幕的东方还有一些与欧共体12个成员国一样同属于欧洲的国家”——此时距离苏联铁幕解体还有很长的时间，西欧国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扩大欧共体覆盖东欧国家的意思——她坚称建立一个成功的欧共体的方式是通过“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自愿和积极的合作，而不是通过更紧密的一体化让单一民族国家丧失主权”，她进一步警告“欧共体变成一个由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控制而不断改变的机构，而且还会因为没完没了的规章制度而变得僵化”。

她的本能引导她做出决定，有时候我们感叹她的前瞻，有时候我们无法理解她的固执，也许证明她的本能还需要时间？比如，“柏林墙倒塌以后的几个月里，玛格丽特.撒切尔沉溺于对统一后德国的恐惧之中，这使得她的观点令人震惊：有些事情是你这一代和我这一代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我们都经历了战争，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独裁者能够做些什么，而且民族性格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的”——“迟早这个重洗统一起来的国家会行使它的权力，尽管是通过经济手段而非领土侵略，德国在本质上是欧洲一个破坏稳定，而非维护稳定的力量”。

一次又一次，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是她，而不是她的内阁，不是当时的智囊专家，不是议员，不是行政体系，不是英国的民主体系和法律制度，做了正确的决定，做了更好的判断。历史的悲剧是她终于因为其中的一个正确判断过于超前而最终下台了。1990年，当萨达姆指挥他的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的时候，她在第一时间敦促美国总统布什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至少要马上派兵去保卫沙特阿拉伯，而不要顾及国内法律，政策，程序和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她说“没时间犹豫了，乔治”！就是这句话，中英文都是6个字，这是她初次在牛津大学接触政治的时候，教她演讲的老师告诉她的，“任何时候，说话都要简短明确，六个字就够了”。她没有听取智囊专家和内阁的意见，她没有等待观望其他国家的反应，她就是以领袖的身份角色推动了这个事情本身的发展，并在事后赢得了阿拉伯国家对她的信任和赞誉。之所以需要犹豫，需要前思后想，需要顾虑重重，归根结底，还是害怕意想不到的结果，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其他连锁反应，这种害怕是主雄，是领袖的大忌。

英国退欧以后，会和美国更紧密联系起来吗？英语国家会组建一个新的共同体吗？对此，我只能发问，而不能继续展望、思考和设想下去了，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我现在理解了，这不是一句撂挑子的话，这句话其实说的是，不在其位，谋不了政，你根本就没有那种第一线的压力、状态和角色责任去做正确的决定，只要你不承担错误决策的后果，你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一定要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工作，热爱到了霸道的地步，热爱到了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扛的地步，你才能进入状态，你才有可能灵光一闪，你才会找到那条符合你的生物本能且又是唯一正确的历史道路——人类就是这么进化的。在选择这条道路之前，旁人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他们不承担责任，他们说这些话的目的要么是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要么就是防止自己将来承担责任，你对他们的倾听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的好政策，而仅仅是为自己保留一个“善于倾听”的好名声。

这本传记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作者缺乏人类学的知识背景，他错误地把撒切尔夫人的蛮横，强悍，霸道，顽固，小心眼，报复心强，容易记仇，死不认错，伤害践踏其他人自尊心之类的作风，和她的远见卓识割裂开来了，其实，这都是灵长类动物群体的主雄所同时拥有的生物特征，你根本无法区分开来。

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的前任主雄一样，她一旦离开了权力，身体就迅速衰退。人类学家早就发现，担任主雄的猴王有一种“压力荷尔蒙”统治着，它的免疫系统已经完全依赖于这种主雄才有的激素，一旦失去权力，它的身体就衰老得很快，我们要这样想，一个主雄是拼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扛住压力，体会周围的环境，用它的生物本能去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本身不仅是可贵的，也是来之不易的。不承担那份压力的人，做不出那个决定。撒切尔夫人如果和同时代其他人类主雄有什么不同的话，在于两点，一，作为女性领导力，她有更多可以依赖的生物本能来做决策，这是大自然保护女性的天然屏障；二，她敏锐而娴熟地操纵了同时代其他男性领导力，他们本能地不愿意欺凌一个女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心态被玛格丽特.撒切尔很好地利用了。一如她早年就同时约会三个优秀的男人，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毫不困难地维系着关系，并巧妙地暗示着什么，最终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丈夫丹尼斯是她一生最忠诚的支持者。

她晚年曾经说过，如果一切重来，她不会去选择从政，她会选择做一个贤妻良母，呆在家里照顾好孩子，尤其是那个给她惹了一大堆麻烦的儿子，马克.撒切尔。这段话在我听来，是真心实意的，反映的是她在86岁时候的角色、压力、情绪和激素水平下对事物的判断，而不代表她会那样做。埃诺克.鲍威尔说过“所有的政治生涯都是以眼泪结束的”——抱歉，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只是用他这句伤感的话结束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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