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非洲之巅”归来，看中国探索世界（附相关讲座预告）
以下文章来源于观察者网 ，作者王文
本文大概4500字，读完共需9分钟
编者按：2019年春节期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几位学者同仁自发组成登山队，登顶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相关感悟刊于2019年2月19日《环球时报》、环球网、观察者网等。文后附有3月15日即将举行“非洲之巅归来看中国”的相关讲座信息，欢迎读者报名参加。
2019年春节期间，我与几位学者同仁自发组成登山队，五天四晚步行近百公里，连续冲顶攀登7小时，终于登顶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乌呼噜峰。过去国内鲜有由学者组成的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组合，而此次登山一路，遇到不少人与事，引发了关于国家发展与国际比较的新思考。
作者王文与队友和非洲协作伙伴们一起庆祝登顶成功
探险，在中国仍是小众
乞力马扎罗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之一，也是全球最高的独立式山峰。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一篇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令其在世界上名声大躁，全球旅游者趋之若鹜。目前每年约有4万多人攀登该山峰。在七大洲最高峰中，乞力马扎罗海拔居中，却最受欢迎，也是相比之下最易登顶的。不过，即便如此，由于普通登山者需至少花四天艰辛与繁重的步行，固定的营地条件简陋，加之普通人对4000米以上海拔的不良高原反应，每年乞力马扎罗都有不幸罹难的登山者。2016年一位北京籍旅行者在登顶乞力马扎罗途中不幸身亡，曾引发国内媒体的不少报道。
我与同伴步行四天后，刚到4700米最后“冲顶”大本营小憩，就看到一架直升机飞至营地，急救一位出现“高反”脑水肿症状的欧洲登山者。“冲顶”时，一位体症非常好的同行者在4900米处出现严重“嗜睡”症状，差点坠崖。或许是此类危险性，中国人在乞力马扎罗山的数量，远不及中国人在巴黎、东京、洛杉矶等旅游胜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赴乞力马扎罗的中国人长期稳定在年均300人左右，不及攀登总人数的1%。
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证书
的确，从同一海拔营地的休憩者看，绝大多数都是欧美人，日韩登山者也比中国人多，且整体表现优于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一路上，一组近20人的日本老年登山队，人均70岁左右，每天非常有秩序地集合、就餐、作息，平时步伐稳健，虽速度不快，但最终顺利登上顶峰，引人喝彩。有一位韩国来的年轻女孩，独立、乐观、有礼貌，在一位非洲协作伙伴的帮助下，成功独自登顶，给许多国家的同一时刻冲顶者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在登山过程中，我遇到一位娇嫩的中国青年登山者在4600米处被两位非洲登山助手一人一条大腿背抱下山，据说“没出什么毛病，就是实在走不动了”，让周围人直摇头。
当然，极个别中国人的消极表现并不能掩盖其他顺利登顶中国人的优异与坚毅。但我遇到的事实的确是，与绝大多数国外著名景点频现中国人不同，许多同行国际登山者或非洲协作伙伴们数次问笔者“是日本人吗？”，或用韩语“안녕하세요（你好）”与我打招呼。很明显，日本、韩国人在乞力马扎罗山区或许比中国人更受到尊敬，这也折射了普通中国民众在户外探险界的不足。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乞力马扎罗山区的环保与清洁。与人们印象中的非洲不良卫生状况完全不同，四天步行将近100公里，沿途几乎看不到垃圾。在2700米曼德拉营地、3700米好伦坡营地、4700米基博营地的厕所时刻有专人打扫，时刻非常干净，远远胜过笔者曾游历过国内各大名川胜景的公共厕所。坦桑尼亚是相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登山与户外旅游业上长期受欧美国家影响，发展水平上许多值得中国学习。
一位资深的登山者对我说，中国登山发展水平至少要落后于国际社会半个多世纪。的确，1848年，德国传教士雷布曼和克拉普夫发现了乞力马扎罗山。1940年代后，乞力马扎罗山就有了商业登山路线。笔者在营地小木屋墙上碰巧发现了1981年“到此一游”般的英文签名。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户外登山探险的概念近些年才刚流行起来的。“十年前，当你背一个登山大驮包上公交车，许多人会抱以异样的目光，以为你是哪个农村来的打工者”，这位登山者感慨道，“只是刚刚这些年，登山作为一种健康与积极向上的户外运动才逐渐被中国社会所熟知。”
探险，中国落后于世界上百年
地球上所有7000米以上的山峰都在中国境内或离中国西部边境线不远的地方。理论上讲，中国拥有丰富的登山资源，天生就是“登山大国”，但是数千年来尤其是中世纪以来，农耕文明的特点以及《山海经》、《淮南子》等经典文籍中关于海市蜃楼、巫山云雨等神秘论述的文化传统，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登山欲望，也抑制了中国人的探险精神。
18世纪以来，欧美人率先发现并登上了全球绝大多数高峰，登山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人，也在人类探险史上留下一笔笔令其民族与国家骄傲的纪录。1874年英国人首次登上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5642米）；1889年，德国人首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1897年，瑞士人首登美洲最高峰、也是亚洲以外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6962米）；1966年美国登山队首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5140米）。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其中13座都是由欧美登山者首先踏足峰顶，仅有全部在中国境内的希夏邦马峰（8027米）一直未允许国外登山者介入，才保证了在1964年由中国登山队员首登。
二战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韩国人逐渐进入了人类登山探险的行列，代表着亚洲人登山探险精神的觉醒，而中国人仅仅才开始。1991年被称“登山奥斯卡奖”的“金冰镐奖”设立，每年对突出的攀登者进行奖励与表彰，结果欧美人几乎囊括了历年的奖杯，仅有的两三次例外则被日本登山者获得。
或许，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意识到，登山是个人智力、体力、财力、物力、毅力与技术的大结合，折射的是各个国家综合国力。以这次乞力马扎罗之旅为例，来回需八天，每人平均花销在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购买衣裤鞋帽与登山装备等费用，登山远足的成本远高于一次普遍的国际旅行。所以，国力越发达，登山者越多，也正是这个道理。
中国人都知道，奥运金牌背后的国力竞争，却忽视了登山早期也是奥运项目，背后是更复杂的个人竞技、国家精神与国际标准。更重要的是，攀登精神尤其是对未登峰的攀爬，背后更集中代表着人类的探险精神。这也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选择在珠穆朗玛峰顶转递火炬的重要原因。
作者王文登顶乞力马扎罗山
探险精神是人类基因深处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从“现代人”15万年前起源于东非，逐渐探险向世界各地扩散，探索更大的未知世界开始，谁的探险精神更大，哪个族群就能领衔于时代。东西方实力差距的拉大，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源于探险精神。15世纪，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东方在人类探险史中的昙花一现。此后，由葡萄牙、西班牙的王室贵族发起了远航探险，发现了新大陆，获取了巨量的财富。虽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杀戮与血腥，但全球却因此而联结，率先探险的国家也优先成为全球强国。18世纪以来，由英国船长詹姆士·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南极、北极等几乎1/3地表面积为主要代表，英国开始逐渐领衔于世界霸权。
名著《伟大的探险家》一书中描述了数百年来人类对陌生海域、陆地深处、河流荒野、极地冰雪、荒漠旷野、山脉生物、世界前沿、洞穴海底等未知世界的探索的41位伟大探险家，全部都是欧美人。他们改变了世界，也推动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伟大进程。今人坐享其成数百年来文明进步的丰硕成果，却很容易低估那些先驱探险者的艰辛、勇气、坚毅、梦想以及代表着人类基因中最优秀的伟大之处，更容易忽略了人类唯有不断的极限探险与巨大付出才能未来更大的辉煌进展。
当前，人类的新探险时代正在拉开帷幕。人类对山峰深渊、浩渺星空、海底奥秘、黑暗洞穴、微毫引力的了解得实在太少。要想继续开辟人类发展的未来航程，需要继续激励更多重燃探险精神的人们。在这方面，中国人不能再继续落后于世界太远了。
中国人的探险精神需要激励
2019年春节热映的科幻片《流浪地球》讲述了中国人如何带领拯救地球的故事，令无数国人精神振奋，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未来命运与星际探险的好奇与追求。但是，中国社会对探险的整体认知落后，反映了中国人探险能力发展的基本水位。
赴乞力马扎罗的路程中
绝大多数国人仍把“探险”与“冒险”混为一谈，甚至有时人们更偏好于冒险，却不愿意探险，比如，真正有技术含量与专业装备的登山者不多，但“驴友”爬野山的却非常多；对“一带一路”国家探索交往与深度发展的中国企业不多，对陌生国家冒险投资的中国公司却不少；对未知技术创新与科技发明的支持力度往往不大，对股市投机的社会偏好却很大。
在笔者看来，“探险”与“冒险”都意味着某种未知的风险，但区别在于，前者是有把握、有前景地去做过去未曾做过的事情；后者则是没有把握、未必有积极效果地去做未曾做过的事情。大国国民应该基于成熟的技术、经验、方法，对更多未知的领域产生社会集体的偏好与尊重，而不是习惯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
从个人角度看，应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包括登山在内等诸多户外运动作为生活方式。亲近大自然，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挑战自我体能与毅力，不断燃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信心，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诸多中国家庭更应重视对下一代的户外教育与探险实践，欧美家庭习惯于设“间隔年（gapyear）”，让升学前或毕业后第一年的孩子独立旅行探险，积累社会经验，丰富青年人的见识与阅历，培养生活技能，塑造积极的价值观，类似生活方式值得中国社会借鉴。
从机构角度看，应更多地创造鼓励个人在未知领域的工作与方法进行探索的集体氛围，将支持优秀的中国探险者活动视为是中国企业的公益范畴，使得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新时代探险家的大摇篮，社会舆论应该谴责无谓冒险，而应赞扬褒奖探险创举。尤其是那些连发达国家也极少涉足、但短期内却罕有经济效益的探险活动，如广大无人区的探索、极寒地带的体验、超级越野赛事、远海探索等，都应该更多地得到中国企业的经济赞助与社会认可。
从国家角度看，应确立更多的政策空间支持企业、个人的探险行为，形成国家发展的“探险红利”，像嘉奖重大科技创新与突破那样给予一些在体验、经历、非竞技体育领域取得重大探险挑战成功的个体中国人。让那些伟大的户外探险者同样得到像奥运金牌得主、科技发明创造家、社会思想教育家那样的国家礼遇，才会使中国涌现更多新的理想主义者，探索常人所想像不到的奥秘与未知领域。而全民探索创新的精神同样将会运用到治理理政与深化改革中。
近两百年来，中国由盛到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王廷与社会氛围抱残守缺、夜朗自大，缺乏探险与变革突破，而穷则思变、变则通达、达则久远，恰恰是半个多世纪中国国运力挽狂澜、遏止民族颓势的关键。让探险精神、勇于创新在新时代中国得以升腾，必将为国家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在5895米乞力马扎罗的山顶，没有任何一处商业设施，仅有几块木板钉制的海拔标识，我看数以百计的欧美登山者们前赴后继，有的拖家带口，有的独自前行，他们虽步履蹒跚，精疲力竭，但充满着喜悦，为超越自我而喝彩。当时，我也气喘吁吁，接近体能极限，但仅有的几位同行者相互拥抱、击掌，兴奋地拿出准备好的五星红旗合影，引来周围许多人的关注。在自我感慨之余，我渴望有一天，像类似户外探险的场所能出现更多的中国人，那时可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会更健康、更通达、更美好。
附讲座预告
人大重阳系列讲座之NO.143
“非洲之巅”归来看中国
坦桑尼亚时间2019年2月12日上午7点半，在连续冲顶攀登7小时，以及此前后五天四晚近百公里的步行，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起的登山队顺利登顶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乌呼噜峰。据称，这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智库学者代表队，登山过程中引发的国家发展与国际比较的思考与众不同。在一段时间的沉甸思考与相关写作之后，登山队部分成员将公开讲述与披露相关内容。现将有关议程安排如下：
主题：“非洲之巅”归来看中国
主讲人及简介：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此次攀登“冲顶”中被委以队首位置，此前曾抵达南极点、冈仁波齐转山等。
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此次攀登“冲顶”坐镇队尾，但首位到达峰顶，是户外运动尤其马拉松跑的爱好者。
赵兴政，清华大学登山队前队长，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中国登山最高奖项“金犀牛奖”获得者，此次攀登担任领队。
此次讲座同时鸣谢该次攀登同行者、知名企业界人士杨明、王德霞、曹新，并万分感谢坦桑尼亚10多位登山向导的协作。
1. 报名电话：010-62516025-8039（周一至周五 09：00-17：30）
2. 发送“人大重阳系列讲座No. 143-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号”至邮箱rdcy-baoming@ruc.edu.cn
3. 关注“人大重阳”微信号rdcy2013，留言“人大重阳系列讲座No. 143-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号-邮箱”即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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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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