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寻觅诤友：致敬四十年来中美伙伴关系中的“建设性批判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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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刊于3月13日FT中文网。本文初稿系作者此前参加美国卡特智库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
四十年前的今天，美国卡特总统与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正式建立起两国的外交关系，从此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跨太平洋合作时代。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中美关系已近“不惑之年”。按照常理，在历经了四十年国际风云变幻、风风雨雨反复考验后，中美关系理应更趋理性成熟、稳健与可持续。然而，相信所有和笔者一样企盼中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谐共处的人们，面对当下日趋紧张的中美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都会感到焦虑不安。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新的时代难题：今天的中美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过往的中美交往中不断吸取经验、汲取教训，来匡扶今日的双边关系，使其重回正轨，并在新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新形态和新高度？
一千多年前，开启中国大唐盛世的君主李世民曾有名言流传后世：“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给我们今人的启示是，要尊重历史的价值，同时还要参照他人的经验与洞见，以不断调适自身。中国古代的君子以此为要旨，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反观今日的中美关系，我们两国的智者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同样也需要回溯两国建交以来的互动，以深刻理解今日剧变之历史肇因。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在两国间扮演“诤友”角色的政要与学者们，方能知“兴替”与“得失”。昔日李世民能够开创贞观之治，“诤臣”魏征功不可没——正是他不断直言进谏、直言君主之过失，才能一次次纠偏朝政，让初生的大唐帝国趟过历史的险滩，终达大治。
在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史中，在太平洋两岸也同样活跃着一批超越党派门户之见，始终以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与人类的共同命运为终极关怀的智者们。他们通常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中美两国的关系及其在世界的位置，并较为理性、冷静且有所克制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认识并尊重对方的合理诉求与正当权益。正是这些智者们的不懈努力使得中美关系在四十年的大风大浪中始终稳步前行，而不至于“翻船”或“开历史的倒车”。
卡特总统、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一大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毕生都致力于建立并维护中美两国全方位的友好关系。他们的丰功伟绩已有大量的记叙和深入的研讨，兹无赘言。限于篇幅，本文则主要从中国智库的独特视角出发，聚焦于对中美两国政府与公众直言不讳、咨政建言、启发民智的美国智库学者、专家们。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并不是要简单枚举那些夸奖、赞美中国的美国学者和声音。我们的目的是在美国学界寻觅“诤友”——他们在中美交往史上的关键结点、核心议题上总是不流于时俗，而始终保持学者立场和批判视角，对中美两国的政府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最终的实际效果却都在更深层面促进了两国的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事实证明，这些出自“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s）、“建设性批判者们”（constructive critics）之口的“逆耳忠言”，往往比简单的“说好话”、“夸中国”更有历史积极意义，更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更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共同安全与可持续繁荣。
对于中美这种体量的大国而言，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因为种种原因而无可避免地滑向全面对抗。这一结果无论对两国人民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当下，中美虽未陷入全面对抗的地步，但有限的经贸对抗和地缘竞争已经给两国的广大厂商和消费者带来巨大伤害，而2018年底APEC峰会共同宣言的流产则让整个国际社会深切体会到中美分歧给所有人造成的无奈。
古希腊的剧作家们对“悲剧”一词有一种极富哲理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的遭遇，如果仅仅是突发事件或意外事故，无论多么悲惨都只是一种“灾难”（catastrophe），而非“悲剧”（tragedy）。后者必须与“命运”相联系，即某种天定的、由神灵所安排的、凡人不可预知、或即便预知也无可改变的那种灾难，才可被称为“悲剧”。譬如，俄狄浦斯王即便从巫师那里了解到自己前世今生的所有隐秘和注定到来的灾难，然后有针对性地做出种种处心积虑的改变，然而最终所有灾难终究一一兑现，毫厘不差。而悲剧的主人公在剧终离世时，除了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无奈地诅咒神灵的不公之外，并不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便是古希腊意义上“悲剧”一词的神髓之所在。正是这样一种对人类命运中无可改变的痛楚的忧虑、思索才催生出古希腊空前绝后的悲剧与史诗文化，并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希腊哲人与悲剧作家有关“命运”的焦虑已深植于西方文明的骨髓，并影响了此后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与战略家们。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曙光初现时，面对仍深陷于2008经济危机的美国以及在2010年GDP追平日本之后大有进一步赶超美国之势的中国，带着对历史的深邃思考与忧患意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院院长格雷汉姆-阿利森提出了“中美如何规避陷入全面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时代命题。
该命题的提出，不仅在美国朝野上下引发热议，也在大洋彼岸激发回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谈到中美之间不应该、不能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的政治家有责任想出新办法，为两国人民的福祉而打造出某种前所未有的“新关系”。由此，中方提出愿和美方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说，在产生这一提法的初始问题意识（initial puzzle）中，就存在着中国领导人对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理性思考与战略远见。
再到后来，中方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随着被写入党章和宪法序言，这一比“新型大国关系”视野更为宏大超迈的倡议，成为了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与全球治理的旗舰理念。
该理念最早的英译为“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all humankind”。此处“destiny”由于在英文语境中带有较强宗教色彩，容易引发歧义，而被改为“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all humankind”。然而，如果参照古希腊悲剧中“命运”的定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两国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政治家、战略学者矢志改变那种“国强必霸”、“霸权国与崛起国注定一战”等“无可改变之悲剧命运”的努力，则“destiny”一词放在此处恰恰完美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命运”的再解读，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这绝非简单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东西方智者们对各自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人道主义担当。
然而，遗憾的是，人类的事务就是往往充满了吊诡。尽管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带来的历史性后果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行动，加强自我克制，同时未雨绸缪地试图与美方弥合分歧、管控危机；然而近两年来的事态似乎表明，两国关系似乎仍朝着陷阱的方向滑落。
对此我们不禁追问：这真的是无可改变的“命数”吗？甚至如某些强烈批判阿利森的中国学者所指称的那样——这一整套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甚至是阴谋，用以束缚中国的战略选择，从而实现美国的“不战而胜”？抑或事在人为，通过共同努力中美终能和谐共处？
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但这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好在我们今天仍然欣慰地看到，即便美国对华政策的语境发生了巨变，仍然有一大批美国学界的“诤友”们愿意秉笔直书、坦诚直言，向北京和华府同时发出善意的警告，并提出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我们欣喜地看到，不久前还在中国高校巡访学演讲的阿利森，明确建言中美双方，不妨参照此前十六个历史案例中那四个规避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功案例来管控可能的冲突。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太平洋两岸一些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打一场冷战”、“中美热战”时，约瑟夫-奈等学者明确指出，中美两国之间不仅不会爆发战争，也不会走向冷战。而在未来的中美“合作式竞争”中，气候问题等同时损害中美人民切身利益的威胁将迫使两国政府都正视这一事实，并拿出政治家的勇气，以对人类共同命运负责任的态度携手应对。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美国对华舆情不利，少数曾经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对中国发展方向和中美关系致以极度悲观之论调的时候，谢淑丽（Susan Shirk）等学者依旧能够仗义执言，明确提出不同的观点，参与到当下这场有关中美两大国未来命运的大辩论中。历史将铭记他们的勇气和远见。
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就在中美政府官方层面的纪念活动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像卡特中心这样的民间智库仍携其在两国的巨大影响力和多年积攒的口碑，不遗余力地以一己之力致力于扭转当下不利的态势。中国有句古话叫“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美关系的大厦是建立在两国十七亿人民彼此渴望了解、交流、合作并共享和平与繁荣的牢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长远看也一定是牢固的。这座大厦虽然目前还没有到“将倾”的危急时刻，但已有“壮士”、“诤友”站出来携手匡扶。这也正是我们对中美共同未来的信心之所在。
中国的自信心能把美国的批判变为“诤友”的忠言
如何理解这种反差？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智库同行们曾对笔者说，这背后其实就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百年傲慢。该说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笔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却认为这也未必总是坏事。冷静来看，中国舆论大可不必“逢美必驳”。当然，一些技术性驳斥是必要的，但更多时候中国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加自信、从容一些。如此，美国的某些批判反而会像“诤友”、“牛虻”、“激将法”一样，从反方向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来动力和参照。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美国的政治-社会系统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与纠错能力。而关键还在与，这些调整的决定性尺度始终是根植于美国的国内事务与人民的实际需求，而国际社会的批判则可以成为辅助性的参照物，兼听则明。由此来看，中国也应更加坚定自身的改革开放路线，其节奏切不可被包括贸易摩擦在内的任何外来干扰所打乱。笔者比较欣慰地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骤起近一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没有被“打回去”——回到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反而更以十二分的干劲加速国内经济和司法体制的改革，在一视同仁、平等公正的基础上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营商环境，在确保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制造基地和创新基地的同时，还通过“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举措努力成为全球最具国际吸引力的大市场，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友好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
理性看待中美实力差距，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
虽然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受到一定影响，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在其他诸多领域仍和美国存在着较大的结构性差距。本质上讲，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贸易领域的对抗，更是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各方面的综合博弈。因此在这方面，笔者多次在不同媒体、场合都多次强调：中国人一定要保持清醒。
事实上，“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不仅是中国人承载千年的传统美德，更是执政党多年来奉行的圭臬。它不仅是中共第一代创始者的政治遗嘱，也是改革开放的认识论基础。邓小平曾言：“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邓小平上述谠论的第二句话，放在中国加速发展、崛起复兴的当下，尤其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
上世纪初，中国曾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现代政治理念与制度框架许多都可追溯到美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学习美国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理念、金融资本运作、公司管理经验许多也是源于美国。现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应该向20世纪老牌大国美国学习国际博弈与强国战略的经验，这包括全球治理、对外传播、跨国投资、货币国际化、海外安全等等。中国应该长期保持谦虚学习的态度，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决不可过于傲慢，走向固步自封。当然，学习不等于全盘复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这也正是早在2014年习近平讲过的“中国永远要做学习大国”之本意。
中国需要对自己有信心，不可妄自菲薄，但同样也不必自负而妄自尊大。同理，美国亦是如此。我们相信，在历经了几乎完全平行、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后，同时“年届不惑”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与中美关系这一全球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都有充分地理由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结语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古代中国的明君对那些敢于犯言直谏、明言己过的贤者总是心向往之。而今天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十七亿公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更有能力、视野和远见做到兼听则明、博采众长、从善如流、管控分歧，为下一个四十年的中美关系打造全新的管理框架。
回眸往昔，我们致敬四十年来中美伙伴关系中的“建设性批判者们”。
展望未来，我们在大洋彼岸诚觅“诤友”，以携手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而书写中美未来历史的如椽大笔正握在今日与会诸公的手中。中美关系，干系重大；“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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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