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吴晓求与贾康激辩减税：经济这么下行，怎么税收还增长了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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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贾康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原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本文由经济观察网整理而成，原刊于3月30日经济观察网。
吴晓求：
吴晓求认为，减税逻辑不能脱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第一，世界上所有的减税都是逆周期的。当经济处在下行的时候，企业面临各种困难，包括税收困难，这时候财政政策要做出积极的效果。“我欣喜的看到在克强总理的督促下，减税真的开始了，我们的财政非常少有的在发挥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我们过去的宏观政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吴晓求说。
吴晓求回复贾康，他表示，贾康做了很多年的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只是说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财政收入，确保我们国家的各项支出都可以很好地完成，基本是如何保证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政策。但实际上，财政政策的核心含义是维护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
吴晓求认为，经济处在上行的时候是要加税的，平移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很少出现。这次出现了，所以基于宏观经济稳定、宏观经济调节的减税，他是特别的支持，特别的喜欢。“学者一般很少全心地支持一项政策，我在2018年的七八月份时，就对当时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批评，因为当时的税收增长了14.4%，经济这么下行，怎么税收还增长了14.4？我当时就特别地呼吁，财政政策不应该成为一个不顾整个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因为它逆周期了，企业市场主体是有压力的。”吴晓求说。
第二，这还原了财政政策本来的面貌，本来中国的经济都是在独轮车的情况下发展的，这次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恢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起作用的架构，而且世界各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的关注要大于货币政策，所以现在的财政政策起了作用，恢复了财政政策本来的面貌。
第三，要正确理解税基和税收收入的关系，企业的利润增大了，企业的活力增大了，经济就有了活力，开始培育税基，所以在特定的期限内它会减少，但长期来说，它使我们的税收收入有了更加稳定的微观基础，不要只考虑短期的收益。
最后，减税降费，它是改革再出发的重要表现。
贾康：
贾康表示，这个主题是税收的逻辑，他觉得至少要说六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客观地看，不能没有税。古时候流传的谚语就是只有死亡和税收不可逃避，道理是说没有政府当然就没有政府收的税，但是无政府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假设没有政府，人的本能里的丛林法则会生出一大堆的黑社会让你更难受，更不可预测什么负担会落到你的头上，这是第一层。
那么税怎么优化，如果有一个合理的结构以后，负担体现的税率是可以寻找最优税率的。虽然从来没有人说清楚最优税率是什么量值，通过立法把税制的结构尽可能的合理化，把每一个阶段的税率向最优的方面靠近，实际上税率的优化，往往会形成不对称，管理部门有税收任务的情况下，他愿意尽可能地把这个任务体现为他的政绩，多收税他就比较光彩。很多时候可能这个税负实际的平衡点是偏向于多收一点税是更好的。
吴晓求校长的批评可能过分了一点。要跳出财政看财政，要服务全局，但是怎么样服务好全局，还有待探讨，尽量的降税是什么效应？供给侧怎么样合理化呢？是放松供给约束释放供给潜力，一个宏观的财政政策回落到微观上，让它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它的市场活力是不是可以发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再往下看，减税确实是要对应于周期，所以没有绝对固定的自由税率。在经济高涨的时候，一般税率可以抬的高一点，政府拿了钱，公共服务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经济低迷的时候，一定要减税。美国的税是以直接税为主的，在典型的个人所得税方面，设计了超额累计，普遍的收入上升的高涨期，增加了税负以后，就可以给经济降温；收入下降时，又给经济升温。
中国也是往下调的，最主要的就是间接税，增值税占了中国整个税收收入的40%左右，就是为了释放供给侧的活力，在反周期的方面，就有了更明显的现实意义。
第四个层面，我刚才说到了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美国在减税方面，不用加一个说法还降负；中国的话，必须是减税降负一起说。在五险一金上，我们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另外还有300多项的行政性收费，带来了很多的成本。有关管理部门说必须要进行监督，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减，这也是中国不能回避的问题。此外，还有隐性的成本。
所以现在中国的正税要降，正税和其他的税外负担合在一起，30%多似乎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这种不合理的成分更明显的各种各样的负担怎么降，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硬骨头。
第五层意思，我们大家要理解，现在企业降负是直接的感受。流转税在企业这里有压力，但是企业在竞争中，流转税的税负跟着流转额的负担，他是可以想办法加在价格中往后传递的，这是转嫁，或多或少大部分无可再转的那个环节，就是最终消费者的环节，中国看起来这么多的流转税，最后是落在了中国消费者的头上。中国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金字塔型，上有巨富，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还有更大的低收入阶层。总体的判断，中国仍然是以中低收入为主的消费大众，不断的给国库做贡献，这是实际分配中的真实情况。
首先企业感觉轻装上阵了，最后的结果是造福消费中的中低消费，他们减轻了这个负担，现在他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么一个结果，是使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更好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最后一层，中国企业的成本还有融资成本。一个企业不是说减了税以后，一个月少交几百块钱，他可能不是说要减少这几百块钱的负担，他想得到的是一笔50万的贷款，那融资的成本是不是过得去？还有物流的成本怎么降低？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性的降低成本的问题。
政府牵头最主要的是要降低制度性成本，至于企业努力可以降低的成本，政府不要操这个心，要通过配套改革真正地往下降，所以从减税到降负，我们不能拖延着不给企业办，到了道路上这一个关卡，那一个关卡，物流的成本一方面说很多都是运费造成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要往下降运费，但这么多年没有真正降下来，不超载的话，似乎整个供应链就无法运转。
到底怎么解决问题，一定要联系到整个配套改革，让中国的自由裁量权得到社会的监督，不能让它随意加码，这些问题要放到改革的层面上。
吴晓求：
吴晓求表示，想问贾康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国家税收的福利水平怎么样？在全球，我们的税收处在怎样的水平，是不是可以达到相匹配的福利水平？
第二，很多企业家告诉我，按照原来不降税的做法，要赚钱是非常困难的，言下之义就是税收成本高。他们的一个共同说法是重复征税，我就在想，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没有研究，但是我想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总是需要有一个逻辑的。你们可以给我上一下课，我可以得到一种怎样的社会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贾康：
针对第一个问题，贾康说，公共福利最大化，如果从税收拿到手里以后，解决了收入侧基本的问题，但是还要配上非税收入。支出的问题现在要放一起考虑，才能形成一个所谓财政进效的概念。
这个考核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中央已经明确说要建立全面的考核体系，现在还没有量化的说中国的收支量化体系，在公共福利上和其他国家相比是高多少，或者是低多少，老百姓认为公共福利的综合水平是比较低的。这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案例来佐证，比如说中国现在虽然在努力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社会保障还是有差异化的，中国有很多弱势群体的保障，是明显低于所谓的强势群体的。
把基本公共服务做到一视同仁、均等化，把城市、农村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都放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下，还要待以时日。我们的行政成本还是相当高的。我们现在努力的发展减税工程就是要从技术上降低征税的成本。
还有国税地税合并以后，有利于降低征税的成本。从老百姓来说，按照诚信纳税来交税金，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我们就是在慢慢磨合，国民的素质要提高，让老百姓有更认可的公信力，减少这种遵从成本产生的社会上的矛盾摩擦。
吴晓求：
吴晓求表示，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只要你达到了纳税条件，就必须纳税。我不关心征税多么的难，社会部门关心的是怎样把税收上来，老百姓关心的是交了这些税以后，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这个很重要。
贾康：
贾康表示，中国的企业和纳税人交税也好，交费也好，大家总体的感觉就是我能够逃避的就尽量逃避。税务机关发现基本养老缴费3/4是不足的，总理表态原则上不能再提高负担了，后面的原则上不提高负担，这个就比较难办了，有欠缴10%的，有欠缴90%的，这些都是中国的难题。
你在花钱方面，能不能有事前事中事后的考评，老百姓阳光化的监督，这是可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这在中国也是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来实现的。
从中国总体来说，收了税就要提高公共福利，虽然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大家都认可的基本逻辑，但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相关的公共福利水平不能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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