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的大阪G20是否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
本文大概8200字，读完共需10分钟
编者按：2019年6月28-29日，G20峰会将在日本大阪举行。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的历史节点，G20峰会的召开为推动对话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日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三大的经济体，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稳定。2019年恰逢中国建国70周年和日本新天皇继位，在新的历史节点，日本将在G20峰会中发挥什么作用？中日关系又将去往何处？6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樊小菊教授就“日本G20主场外交与中日关系未来”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由速录整理而成，已由本人审阅。
关于G20日本的主场外交和中日关系的未来，通过三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当前形势和中日关系的认识。
第一部分是当前形势下日本主办G20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部分是在此背景下，日本外交的主要举措；
第三部分是关于中日关系现状和走向。
一、当前形势下日本主办G20峰会的机遇与挑战
1.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美博弈
当前我们面临最重大的国际形势背景就是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美博弈。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日益显在化。从政府文件可以看出，2017年底到2018年2月期间美国连续出台三个政府文件，第一个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二、三个是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这三个文件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改变现状的势力并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今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又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把中国明确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去年10月份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更加露骨，他从各个层面指责中国，被外界解读为新时代的冷战铁幕演说。不光政治层面，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在美国批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跟大家介绍几位从事中美关系实务和研究美国的专家的看法，便于我们更客观、理性的认识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一位是基辛格博士，他当年的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他在去年年底访华时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作为中美关系打开正常化大门的关键人物，他最清楚过去中美关系的定位是什么，那么他现在说要重新定位了，一定是认为形势和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位是中国研究美国的专家王缉思教授，他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今天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合作与牵制并重的状态，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质变已成定局，难以出现逆转。”这是中国的美国研究者对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就是说美国已经开始全面遏制中国。
第三位是日本研究美国的专家久保文明，他说特朗普对华政策特征之一，是对中国采取多方面的“严厉”政策，可以用“集全政府之力”来形容。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光是特朗普从他的个人理念出发制定的。
最后一位是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很深研究的傅高义教授，他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变化，认为这是因为在美国认为交易不公平的商人增加了，在华盛顿政治中利用对中国情绪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增加了。
这些资深人士的评论不像彭斯那么激烈，相对来讲比较客观。而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和质变，而且原因主要是对华认知问题，从中日关系的经验来看，一旦这种认知成为一种潮流，短期内难以改变，会对政策会产生较大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讲中美博弈真正进入了新阶段。
2.G20机制面临的挑战
挑战方面，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
G20国家占到全球GDP的80%以上，在如此广的范围内进行政策协调，对于应对危机来说是有效和必要的。08年金融危机后， G20机制召开峰会寻求政策上的协调来应对世界性危机挑战，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世界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潮流。特朗普上台后，打着“美国第一”旗号凌驾于各国之上，向各大贸易对象国发起贸易战，现在出现全球贸易量缩小的状况。美国这种贸易霸凌主义的做法使得各国在经济政策上达成大的协议非常困难，对G20机制造成了很大挑战。
二是民粹主义。
当前，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从美国长期的政策来看，全球化主要是精英层、建制派推动的，但是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外流，造成国内贫富差距拉大，资本得利、普通百姓受损，民粹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盛行的，特朗普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当选的。民粹主义导致一个国家的国民更加内向化，而G20机制要出成效需要各国的协作和协调，这跟内向化是矛盾的，所以民粹主义也对G20造成了挑战，而且这种趋势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地缘政治的再兴。
地缘政治在冷战期间表现的最为突出，它的实质就是争夺势力范围。冷战虽然过去20多年，但是我们看现在的国际形势，就会发现地缘政治出现了复兴的情况，大国仍然在争夺势力范围，尤其是当前美国的亚太、印太布局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地缘政治再兴起使国家间矛盾更为突出，多元化的G20各国很难在这种多边框架下形成大的共识。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美国对多边机制不信任。
特朗普上台以后，表现出对多边机制的不信任，退出了TPP。尤其对世贸组织非常不信任，虽然各国都觉得WTO有改革的必要，但是特朗普认为WTO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如果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信任多边机制，那么对于G20机制和全球治理的挑战也比较大。
3.挑战之下G20峰会表现出的一些特点。
第一：达成共识的难度在增加。
G20杭州峰会各国达成了40多项共识，但是杭州峰会以后这几届峰会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到去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甚至有人担心无法达成共识，不能发表联合声明。
第二：发挥政治引导力余地小。
与G7相比，G20这20个国家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量上差距都非常大。通过领导人之间直接协商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G20主要是靠峰会前各国事务层面的交涉，商讨出来共同声明文本，再在峰会上由各国领导人通过，这样就主要是事务层面在主导协商。
第三：当前背景下双边首脑会谈更受关注。
今年的G20大阪峰会我们最关注的还是中美，所以导致G20本身显得更为暗淡。而且从成果来看，近些年的成果更偏向于社会和环境等低敏感领域。在世界经济层面，特别是WTO等改革层面形成共识、达成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对于G20峰会本身的预期降低，反而使G20峰会期间的首脑外交更受关注。
二、日本的主场外交举措
1.日本面临的内政和外交形势。
内政形势
今年正好是日本参议院选举和地方选举在同一年举行。每次这两个选举在一起的时候，对于执政党来讲都是很大的考验。7月份马上要举行参议院选举对于自民党和首相安倍来说非常重要。
经济形势
日本经济形势总体来讲存在隐忧。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主要是实施依靠量宽维持比较好的经济数据，股市表现也比较好。今年在中美博弈和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日本出口数据等开始下滑，导致经济预期下调。此外，日本政府决定要在下半年把消费税从8%增长到10%，这对日本经济也会产生影响。
外交形势
日本外交在几个方向都遇到一些挫折。
日美关系对于日本来讲是重中之重，虽然安倍极力拉近和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但是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今天还传出特朗普说要废弃日美安保条约的消息。
安倍近几年着力推进日俄关系，这次G20峰会上也会和普京会举行首脑会谈，但前几天普京在接内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没有任何打算要把“北方四岛”交给日本。俄罗斯这样的表态，可能使日本想要跟俄罗斯签署和平条约的打算前景暗淡。
日韩关系更是非常不好，双方都在相互指责。可以观察到日本和韩国各方面的关系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尤其是在领导人层面。这次G20峰会日韩首脑可能不会进行单独会谈。
而且日本还面临美日贸易谈判的压力。为什么之前日本坚持维护TPP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TPP算是日本的FTA，因为日本和美国是TPP框架之下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TPP从某种程度上说算是美日的FTA，在这个框架下日本的让步相对比较小。但是特朗普退出来了。现在日本对于跟美国进行单独贸易谈判还是信心不足。
今年G20之前特朗普跟安倍今年已经见面两次了，日美贸易谈判都是重要议题。5月份首脑会谈后特朗普明确表示会在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公布美日谈判的重大成果，这已经照顾日本的感受了。但对于日本来说，美日谈判压力始终在那儿。
2.日本主场外交的举措
2.1．首先是扮演“调停”角色。
“调停”的第一个角色是做中国、美国和欧盟的调停人，谈世界贸易和数字经济等问题。
安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日本跟美国是同盟关系，我跟特朗普总统有很好的信赖关系，我们跟欧盟也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同时我们跟中国关系也改善了，所以日本就有条件把美国、欧盟和中国聚在一块，一起讨论包括世界贸易和数字经济的问题等等。我们要向世界发出信息。”可以看出日本是试图做“调停”人，争取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首脑宣言。
第二个“调停”角色是为中美领导人会谈提供便利。
习主席和特朗普6月18日通了电话，确定两国领导人会在G20峰会期间举行首脑会谈。日本媒体非常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尤其关注日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日本只是提供一个场所，但是媒体的报道给人的感觉是日本在中美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安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是我们的邻国，也是我们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来讲是同盟国，日美同盟必须是不能动摇的。但日本认为采取相互制裁的措施对于国家利益是不利的，必须要和WTO的规则相一致。这段话我跟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都说过了，但是，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和歪曲市场，以及补贴国有企业等问题上希望中国进行改善。我们和美国要一起来向世界发出声音，要形成一个自由、公正、开放的贸易，欧盟跟我们也一样，希望中国倾听我们的声音。”可以看到，日本虽然想在中美之间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对中国的诉求跟欧盟和美国有相当的一致性。
峰会之前安倍首相还扮演了一次“调停”角色，就是出访伊朗。美国和伊朗现在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外长访问日本，特朗普访问日本的时候也对安倍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够去访问伊朗，充当美伊之间的“调停”人。但是安倍还在伊朗的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日本的油船遭到袭击的事件，这对于安倍来讲其实非常没有脸面。从之后伊朗和美国的表态来看，这个“调停”并没产生多大作用，但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安倍确实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所以有日本媒体把安倍称之为“世界级调停人”。
2.2.在G20的议题设置方面体现日本诉求。
在设置社会发展议程方面，G20主席国有主导权。日本在议程设置上体现了他的外交以及国家利益等诉求。
第一方面是体现日本特色的议题，比如“少子老龄化”。因为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具有应对这一问题的经验和现实需求，在这个议题上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体现日本的引领作用。
再比如“国际旅游合作”。之前没有这样的议题，日本也是观光大国，最近几年日本的旅游方面发展比较快，所以今年新增了这个议题。
第二方面是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比如减少海洋塑料垃圾。这也是本届G20峰会日本主推的“亮点”。
第三方面是有助于提升日本话语权的议题，比如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的制定。再比如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在数字经济规则上日本与美国和欧洲的主张也是不一样的。美国主张全面自由流通，欧洲注重保护隐私，日本则处在中间位置，所以这次的相关部长会议形成了一个“可信赖的自由数据流通”的说法。安倍首相接受采访的时候谈日本想在数字经济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他说，数据相当于20世纪的石油，在庞大的数据中诞生了人工智能，谁能搜集、处理这些数据，谁会取得世界霸权。可以看出日本把数据流通看作很大的资源，是争夺霸权争夺资源的前沿领域。日本希望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能够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来增进日本的国际话语权。
2.3.活跃的主场外交巩固执政基础。
这次日本主推的几场主场首脑外交，一个是日美首脑会谈。通过首脑会谈展现美日同盟稳固，有利于安倍获得外交加分。但现在首脑会谈前气氛有一点问题，就是关于特朗普要废弃盟约的报道。如果真有其事，那么是美国要对日本提出新的要价还是真有废约的打算？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安倍来说都是挑战。
第二是中日首脑会谈。这次习主席参会，并没有专门访问日本的日程安排，但是中国国家主席很多年没有去过日本，所以这次也是非常受关注的访问。中美博弈背景下，成功举行中日领导人会谈也是当前安倍政权的重要加分项。
日俄首脑会谈。由于普京总统已经在会谈前明确地表明了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的立场，所以对于安倍首相来讲可能日俄首脑会谈在国内舆论层面来看或许比较难起到加分作用，但也不能是失败的会谈，否则就会成为减分项。
第四个比较重要的首脑会谈是日法首脑会谈。日法近期发生了一些问题，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讨论。日产公司的会长戈恩是从法国雷诺公司过来的，他曾帮助日产渡过了经营危机，但是他现在在日本面临起诉，直接影响日产和雷诺这两家大企业的合作。同时，日本奥委会前主席在法国被起诉，导致其后来辞职，可能对日本2020年举办奥运会造成影响。这次会谈可能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讨论日法之间的安全合作，特别是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两国的合作和看法。
至于日韩之间，可能没有首脑会谈。因为日韩关系现在处于比较糟糕的状态，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举行日韩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不大，G20峰会难以成为日韩改善关系的契机。
三、中日关系现状和走向
3.1．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有几个表现。第一是高层互访增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
2018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日，访日定位很明确，就是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李克强总理访问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经贸和科技合作方面签了大量协议。18年10月，安倍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之际访华。访华后提出几点原则，提出中日关系要从竞争走向合作，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上重大调整。首脑互访对于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增加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表现是务实合作强化了两国的经济联系。
安倍访华时带了一个500多人经济团体，也签署了很多协议，包括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上达成一致，这方面的务实合作加强了两国经济联系，也缓和了两国此前在地区相互竞争的氛围。
第三个表现是共同管控危机和敏感问题。
2014年安倍首相来中国参加APEC峰会，当时中日关系处在历史最低点，两国经过磋商达成四个原则共识，其中包括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处理方式。之后中日两国在通过协商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可以从近期孔铉佑大使的采访中得到证实。
3.2.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因
首先主要是化解危机的需要。
中日关系恶化是2010年开始的，就是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日本扣押中国船长，坚持按照日本国内法律处理。后来又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使得关系恶化。安倍上台以后又在13年底参拜靖国神社，把中日关系中另一个最敏感问题也激发了。所以在双重的危机下，中日关系在13年底之后就非常的糟糕了，甚至一度出现军事领域的对抗态势。对于两国来讲实都有化解危机的需要，所以14年底双方达成了共识。
其次是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变化。
不论对中国来讲，还是对日本来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都是对美关系，对日本来说同盟最重要，中国同样也是把处理中美关系放在第一位的。因此，美国发生变化就会引起中日两国外交政策的连锁反应。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或者美日关系发生变化都会影响中日关系。
特朗普上台之前，日本并没有着力改善中日关系，相反在一些新议题上制造新的对立，包括安全问题，包括在多边场合针对南海问题指责中国改变国际秩序、以武力方式威胁邻国等等。这个是基于安倍决策层对华认识，他们认为在未来20-30年，中国是超不过美国的。 另外还有人认为，即便中国实力硬实力超过美国，中国模式也不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这种形势下日本的战略选择还是应该和美国在一起尽量延缓中国发展。在这种逻辑影响之下，安倍政府推行的政策主要是对华牵制。
特朗普上台以后说要让日本分担更多的同盟责任等等，显示出对盟国不那么重视，因此从日本方面的观感来看，美国似乎不那么靠得住了，日本也得重新评估自己的政策，特别是日本之前推出的对华遏制政策。特朗普上台以后放弃了亚太再平衡，也没有提出新的战略，对于日本来说过去实行政策的依托没有了。这时候日本国内对于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呼声上来了。所以这个背景下我们发现安倍政府开始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从2017年中国举办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始，日本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改变，中日关系逐渐改善。
3.3.中日关系仍然存在问题
虽然说在中日关系改善回到正轨，但是因为中日之间敏感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两国关系仍然有潜在的风险。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和领土问题，另一个是国民感情问题。
领土问题的起源是10年5月份日本的内阁决议，说中日之间不存在搁置领土争议的共识，这实际上打破了中日之间长期政治默契。72年建交谈判时周恩来总理就讲过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78年邓小平副总理赴日签和平友好条约时也对着那么多日本人说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不了，我们把它搁置起来，等以后比我们更有智慧的下一代解决，这在中日之间是一种政治默契，从那之后，在双方恪守共识的前提下，并没有发生大问题。但是2010年日本政府首次否认存在争议的共识之后，紧接着发生撞船事件，然后“国有化”的问题，所以才使领土问题突出出来了。领土问题出来以后这中间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对于现在是否搁置争议了，仍然处在一种半默契状态，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
另外是安全问题。在领土和历史问题没有解决的背景下，中日出现安全问题，就是日本宣传“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扩张日益明显等问题。同时，在中国看来，也存在着日本的一些行为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问题，比如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参与美国的反导体系，对中国的安全利益造成损害。
最根本的、最难以改善的还是国民感情问题。
去年10月份的时候中日之间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 （言论NPO），对于两边的舆论和感情问题，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演变，日本方面认为对中国印象好的比例非常低，到2013年14年特别低，到现在稍微有所回升。中国方面对日本有好感的变化更加剧烈，到2013年基本上很少就是一点点，现在回升起来了。
日本不喜欢中国的比例一直都比较高。虽然说近年来有所下降，还是维持80%左右的比例。中国方面对日本不好的走势也是基本上一致的，特别是在13年14年达到了一个峰值，不喜欢日本的非常多，现在改善比较明显，到大致过半的水平，有50%多的受调查者对日本没有好感。
国民感情的改善，特别是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看法改善还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根本问题还是有待解决的。
现在又出来一个新变量，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比如说美国对于中国的高科技的打压，现在日本在政府采购里基本上排除华为、中兴等等中国企业。今后如果美国有新的压力，或者日本本身有自己的诉求在某些问题上立场跟欧洲和美国有相似之处，都可能会导致中日之间出现新的敏感问题。所以说中日关系虽然在改善，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
3.4.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借用驻日大使孔铉佑在接受采访时的提法，我们目前是朝向中日合作的时代。中日建交以来有几个提法，首先就是“友好”。但是2000年初以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当时关系特别不好，显然已经不能说友好了。从安倍2006年访华后到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中日之间第四份政治文件。
但是实际上2010年以后中日关系又出现了恶化，战略互惠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和具体实施，那么现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安倍访华了，接下来习主席可能访日，之后中日关系如何定位，可能是接下来两国需要讨论和协商的问题。从孔大使采访当中提出来“合作”和安倍说“竞争走向合作”，我推测“合作”可能是今后的一个关键词。
今后中日如果要形成真正的合作关系，应该有几方面的内涵。首先，合作的前提应该是和平与和解。
中日间最大问题是没有实现国民间的真正和解。为什么中国国民感情线波动那么厉害？因为在没有出现刺激性问题的时候还好，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国民感情就会出现激烈的变化，这证明心结还在那里，就是说国民和解没有完成。只有实现和解才会有稳定的和平，所以我认为和平与和解是中日合作的前提。因此未来中日两国长远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真正确保长期和平、国民能够和解的双边关系。
其次，中日合作的基础应该是尊重和互信。
从对日本的了解和接触来看，我感觉中日之间的相互尊重，特别是日本对于中国的尊重其实是很不足的。日本有不少批评家对中国国家体制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是异类国家，与日本是不一样的国家，尤其是近些年来这种批评有很多，对社会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在国家体制层面的这种尊重就比较缺乏。从中国方面来看，也存在着对日本的不是特别了解、理解的情况。中国的舆论也有分化，有“反日”现象也有“精日”现象。要建立互信关系，既要加强高层交往，也需要加强民众交流和交往。因为只有直接了解和理解以后才会有相互尊重和互信。
第三，从合作意愿层面双方应该认识到共同的责任。两国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曲折，经历过惨烈的战争，而现在中日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除了要担负起不再重蹈覆辙的责任之外，更应该有担负起地区和平与繁荣责任的自觉。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两国加强合作，发展长期的和平、合作，实现真正和解，对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地区的共同利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在合作意愿上，需要在两国国内都形成共识，而不光是高层的互动，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真正走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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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