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中美欧三位学、商、政界顶级精英叩问：中美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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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6月19日晚，重阳论坛第43期邀请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达尼洛·图尔克先生，一起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教授。艾伦会长演讲的主题是《中美关系与贸易谈判：美国商界的观点》。本次对话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本文由速录整理而成。
主持人王文：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重阳论坛《对话吴晓球》栏目。今天是中、美、欧三方的重量级嘉宾的对话。首先我特别有幸能请到艾伦会长来人大重阳做讲座，我和艾伦会长相识于今年1月份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办的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研讨会。那天又在机场偶遇，于是我邀请他下次来北京时到人大来演讲，今天他信守承诺。我多么希望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也应向他学习啊。(全场笑) 另外，特别感谢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先生，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全职供职于中国智库的总统级外籍研究员，他为中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在中国金融圈家喻户晓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教授。
克雷格·艾伦：感谢人民大学，感谢王文院长的邀请。今天我想与大家讨论一个比较复杂但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很快就会与特朗普总统会晤，并且双方可能会做出重要的决定。借此机会，我会竭尽全力给大家提供客观的， 美国的观点，以此帮助大家理解目前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的经历为我看待中美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我非常荣幸在过去的35年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美国关注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如何看待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重要改变。因为与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当局存在分歧，我一年前从美国国务院辞职，我很幸运今天能够代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给大家提供美国商界的观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共有220个成员，特别是企业成员，他们都与中国保持业务联系，并且有投资，帮助中国能够更好地向成为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
6月29日，也就是在两周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在日本大阪会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本次会晤会成为G20峰会的核心，二十国集团峰会涉及多项议题，但我认为全球瞩目的焦点都会放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大阪的会面。首先，特朗普总统的当选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大变革。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与其他11个国家也就是泛太平洋国家的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一些挑战的回应，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看法是比较正面的。而有着精英商务背景的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当选之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被列入日程，特朗普总统对待采取了更直截了当，更加双边，更加有冲突感的做法。
中美双方从去年阿根廷G20峰会开始了一轮会晤和谈判，当时我们开始了一种谈判流程，一共有11次谈判，回看这11次谈判我认为已经带来了一些成果，但是没有任何最终结论。特朗普总统把重点放在关税上，这其实挑战了WTO现行的国际规则。关税也带来了反制措施，中国的贸易措施和做法在过去30年看起来更有持续性，比如说美国用了关税，中国也会反过来对美国施加关税，所以这就是"囚徒理论"，在博弈论里这种做法叫"以牙还牙"，这就是中国贸易政策的做法。
从去年以来，中美双方相互施加了很多轮关税，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中美公司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的话，我认为所造成的损害应该是长期的、长远的并且是结构性的，也是危险的。中国的经济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在21世纪初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WTO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速度是独一无二的。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与全球标准走得越来越远，它与现在全球体制和标准是分离的。以WTO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和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如果中国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经济学家的观察，也就是中国经济是如何和全球经济分离的。
第一， 中国国企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国企发挥的作用大得多。我估计在中国国有企业主宰了经济的40%，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中国习惯于，并且有能力和资源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大量补贴。在中国补贴的使用比其他国家使用得更加频繁，这样会导致你的贸易伙伴国比较紧张。
第三，中国有很多的外国投资限制，比如说保险业，也许外国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只占2%，这一数据在欧洲可能达到25%，在日本可能达到15%。作为贸易伙伴我们是非常不高兴看到这点的，我们希望广泛参与到中国市场，比如说媒体、银行业、保险业、建筑业、航空业、工程、航运等等。
第四，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着很多的壁垒。在美国，中国公司跟美国公司面临同样的法律；在中国，美国公司被叫做"外商投资企业"，跟中国公司面临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是有一个公平的法律对待。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困难摆在这些外国企业的面前。
第五，在中国很多的外资企业得不到审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方政府官员他们的权力非常大，省级的党委、市长的权力都非常大，很多情况下，他们会比较照顾当地的一些公司，外国公司不是本土公司，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
第六，在知识产权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从全球一些人看来，从非洲到欧洲到美洲，80%的假货差不多都来自于中国。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一个问题。
第七，政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来推动经济的发展。WTO是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对WTO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因为WTO应该是促进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因此中国的加入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太大的作用。
第八，中国有比较宏伟的发展战略，工信部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正常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但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感觉到威胁，因为有这种配额，比如说百分之多少的中国的技术要占比多少，这是有悖于WTO规则的。
所以，现在需要小心关于全球的技术竞争和战争。中美两个国家都需要遵循他们的法律法规，也要适当关注国家安全，不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影响贸易政策，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的主张有问题，同样美国也有一些问题，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和技术发展政策应该是分开来看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最后，中国对WTO来讲也是不太寻常的一个成员，是因为它对信息方面的控制是非常紧的，比如说外媒的报纸在中国不能发行，Google和Facebook无法在中国运作，对外国人来说他们就比较难在中国营商，这是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困难。
其实这些并不是对中国市场的批评，我只是想让大家理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和对话。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贸易谈判的一些细节。中国的刘鹤副总理和美国的莱特希泽已经进行了很多轮的贸易谈判，但却没有达成协议，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刘鹤副总理和莱特希泽大使就像是两个CEO，他们原则上达成了一个合并的协议，这个原则上的协议是特别高层面上的，而不涉及细节。在贸易的谈判中这是常见的，大家有可能达成了共识，或者是基于一个原则，但实际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很难或者是更难达成。所以，在5月13日-14日谈判停了一下，特朗普总统增加了一些新的关税的措施，我们表示抗议，因为我们并不希望有这样的关税的制裁或者是新的措施，但特朗普总统认为这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恰当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整个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昨晚，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电话沟通，在这样一个电话对话中，他们开始谈到要谈判，来看看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现在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做到的这些事情，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一些好处的。请让我非常简要地给大家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关于知识产权，如果中国的一些发明者、作者、演员或者是创新者、科学家们需要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那么就需要更好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措施。
关于市场准入，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有更多的外来因素的参与，整个电信、航空、通讯以及媒体这些行业都会更有效、更透明。中国完全可以提升自己的参与感以及核心竞争力，这个方法是能邀请或者是欢迎更多外来的力量参与其中。此外，中美两国都需要停止盗窃个人和商务信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想在这里阐明的观点是，国企其实影响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差不多是90%的发展都是来自民营企业，中国90%的创新也是来自私营企业，所以我认为对国有企业来说有一个相关的市场纪律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是这样。
我的下一个观点是关于产业措施。我认为产业措施应该是公司作主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我同意也承认，中国必须要作为领导者领导这样的技术革命和技术战争。但关于产业的政策，必须是全球化的。中国不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主义或者以国家为基准的产业政策，而应该是放眼全球技术发展，全球技术生态系统。
下面，请允许我用几个观点做一个小结。我认为中美双方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全球化的问题。气候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共同以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不是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解决。民族主义并不能解决问题，也并不能只从本国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全球化的问题。
恐怖主义也是我们共同的挑战，中美两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必须要共同合作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会确保两国更安全。我希望我们可以解决双方的经济贸易的一些冲突，最好是在6月29日的时候能解决，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焦点放在真正面对的全球性、严重性的问题上。
最重要的， 解决中美关系中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经济手段。所以，我希望当我们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的时候，我们会解决相关的经贸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经贸问题，我们共同面对的其他问题——不管是安全还是军事领域的问题都会变得更加容易解决，而且这不仅能够使双方受益，而且能够让全球受益。相反，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的相关问题，其他的问题会变得更难处理。让我们期待，希望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能够有大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接下来的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最终达成共识，给全世界一个肯定的答案，这对两个大国来讲都是最好的选择。
达尼洛·图尔克：大家好。克雷格·艾伦先生刚才给了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他谈到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包括他谈到的一致性、持续性的发展，我也想说我来自不同的区域，我是来自欧盟的。我们参与到了全球贸易、经济、合作等等方面的工作，我们支持多边主义而不支持单边主义，我接着艾伦会长的演讲之后再来谈几点。
首先，我们要了解G20的性质还有潜力。去年12月我在北京，跟很多的总统会晤，也见到了习近平主席，我们谈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在去年的G20峰会上，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的。参会的人并没有相互的指责和批评，他们并没有谈论保护主义，他们谈论的是需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秩序，这是好事。3年前，中国在杭州举办了G20峰会，非常成功。那次峰会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共识的达成，比如如何解决气候的变化。我们也对两周之后的大阪峰会充满希望。
G20峰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需要管理全球的危机。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些危机的迹象。二十国峰会就是要把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的人才聚来讨论如何管理全球的危机，也可以帮助中国和美国进一步地缓解双边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体制和机制的建设。G20是涵盖了20个国家，而全球有200个国家，所以二十国峰会可以引导全球体制机制的一些变革。
让我们谈谈WTO的贸易机制。我的专业是国际法，所以我研究了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约30年，我也看到了贸易机构是如何发展的。刚开始的时候，它只关注这些关税领域，慢慢地开始关注像补贴、技术标准、反倾销等等问题，后来还有贸易、关税等方面的一些谈判。美国最早提议应该在全球的贸易体制中涵盖服务业，而当时很少有国家觉得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几年后我们发现，我们在服务方面或者是知识产权方面可以达成共识，不仅仅是关于贸易和商品，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转折点。
现在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危机和问题，可是我们有G20、WTO和一些非常有效的体制机制工具，来管理全球的经济关系和全球的危机。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不能错失这样的机会。
在去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也指出要进一步开放中国，谈到要在上海建立自贸区和相关的中心，欢迎外国机构的参与。他也说到了在一些医疗、社会服务领域外国投资者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上海这块试验田给大家提供了机会。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实施。
在技术领域，我们也听到了艾伦先生所说的，技术在本质上来讲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东西。当人们在批判华为的时候听起来是有一些荒谬的，因为华为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有自己的业务和分支来发展自己的技术。现在问题在于，这种分化和分裂会带来更多的威胁，对大家来讲有很多的风险，尤其对欧洲人来说，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的担心。我们也愿意看到G20峰会上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最后，我在这儿看到了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几十年之后你们还会应对这个问题，现在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这个世界中，竞争和合作是同时发生的。在冷战期间我们有很多的竞争，比如核竞争。现在我们有机会合作，欧洲通过经济一体化形成很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虽然不能放在全球适用，但也想跟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经验，就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个月会看到一些问题的解决。谢谢！
吴晓球：尊敬的图尔克前总统，尊敬的艾伦会长，各位来宾，非常荣幸能听到艾伦会长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看法。他的描述应该说是基于他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对中美经贸关系他有八个忧虑。概括地说，主要还是和301条款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有关。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网络安全，市场准入，技术转让，还有"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等。他还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比较大，占到40%，同时表达了对国有企业活动中某些不透明的担忧。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虽然对艾伦会长有些观点不完全赞同，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明确的，态度是坦率的，出发点是善良的。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也看过他的一些视频，我认为，艾伦先生是一位客观、理性的学者。实际上，如果特朗普总统旁边有几个艾伦先生这样的专家，我看就好了。因为他的态度是理性的，对问题的理解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我没听出来他有民族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的情绪。
实际上，我非常不喜欢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会让一个国家关起大门，视野狭窄而偏急，什么利益都要凌驾于他国之上，这怎么得了。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经济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从多方面看都得到了进展。40年前，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小平同志推动了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才让中国人开始走向小康。我们说，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个人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没有问题。因为201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到2020年，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是能达到的。当然，这还不是富裕发达的国家，应该说是一个"小康国家"。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都在学习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应该说在美国是非常成熟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这套市场经济理论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来。1949年到1978年，我们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经济的理论政策和方法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其中，很多是学习发展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论方法、政策。但是，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照搬，因为中国社会非常复杂、层次多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计划经济、封建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我们如果直接把市场经济拿进来是挺难的，所以我们要改造并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走不了美国的道路，我们还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我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想告诉各位，我们要看中国40年来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走市场经济道路，提倡竞争。我们提倡竞争，倡导按市场规律办事，坚持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竞争，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能控制价格和资源，资源都交给市场去配置，这些都是我们所确认的改革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正好是市场经济的精髓。
当然，中国还有自己的国情。1978年前中国没有民营经济，都是国有经济，经济总量的99%。这样的经济结构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私有经济，同时欢迎外国资本、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如果全都是国有经济，中国就没有活力、没有效率。40年来民营经济的比重在不断提升，外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当然，今天的国有经济如果从GDP的总量上看仍然占40%左右，从业人数可能只有不到30%，民营经济在60%到70%这样一个比例，和美国、欧洲相比，是高的。最近我们强调竞争中性，什么意思呢？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它们在平等的环境下展开公平竞争，国家不能给国有企业特殊的优惠政策。实际上，我们现在开始确立了这样一个"竞争中性"的基本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比相对高，有它的历史原因。比如说高铁，让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去干都会破产，中国高铁的投资规模是巨大的，它是一个接近于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如果让民营企业去搞高铁建设，我认为不现实，也不可能。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港口、码头、航空和能源的基础管道等等，在中国都不太可能由民营资本投资。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让民营企业投资中国的能源管道是有巨大风险的。在中国，国有企业从事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有必要的。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人没有什么知识产权概念，那个时候假冒光碟满大街都是。加入WTO之后这18年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的知识产权观念得到了极大提升，为此，中国政府作了艰苦的努力。现在在大学里当教授谁抄袭、谁剽窃，一定死路一条。你即使写了100篇论文，其中有1篇论文被查到是抄袭的，那99篇论文是白写的，教授肯定当不成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严肃的，有了巨大的进步。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企业有一些违背知识产权的做法，甚至这些企业偷窃技术的行为可能是存在的，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从中国政府的主流意识来看，绝不会容忍它，更不会助长和纵容它，发现后一定会进行打击的。
今天我看到美国参议院有一个参议员，据说正在提出法案，通过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废除掉华为在美国的3600多个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和诉讼权，如果是这样的话，艾伦先生你一定要跟这位参议员先生讲，这可是赤裸裸的流氓行为。凭什么？一方面要我们尊重知识产权，一方面又用本国的法律公然地禁止人家进行华为为保护自身知识产权而具有的正当的诉讼权。
说实话今天一早看到特朗普总统和我们习主席通话我很高兴，因为我特别希望这两个国家友好，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友好造福于两国人民，造福于世界。买卖多挣点或少挣一点，完全可以谈判。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停止的，它一定会往前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曲折，但是，改革开放这个大势不可逆，小平同志所确立的基本国策不会变，只会更加开放。国际社会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为什么？中国这40年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不是闭关锁国得来的。按照美国或者是欧盟的标准，我们的市场经济可能在他们看来有一点不规范，但是要相信未来会越来越规范。中美两国的谈判千万不要涉及到作为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是底线。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凌驾在中国之上，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把握了这一点所有的谈判都能成功。
我非常感谢艾伦先生带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非常感谢图尔克前总统作为欧洲著名的政治家对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以及全球经济关系所做的精彩的分析。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文：三位嘉宾分别为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精英、政要、顶级的学者，但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观点，比如说他们都主张多边主义，都承认私有经济的重要性，都反对民粹主义，主张中美之间需要稳定，都认为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也都认为要相互尊重。刚才艾伦会长讲到了马克思主义，我是一个20年党龄的党员，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无产者要团结起来，可是100多年后的今天，三位作为三个国家、三个大区域、大国的精英你们是团结起来了，无产者没有团结起来，各个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各国之间存在民粹主义之争。美国的很多劳工是支持特朗普的，他认为中国夺走了他们的就业，美国的无产者没有跟中国的无产者团结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三位怎么样看待21世纪的并没有被预料到的现象呢？
克雷格·艾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来说几点，首先我并没有深入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我非常尊敬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建树，但我并不认为他回答了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有这种"去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并不是特别公平的。在全球化当中，有赢家，但还有很多的输家，如今技术发展非常快，可是总会有人追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技术发展的越快就会有越多的人落在后面。在欧洲、美国，可能在巴西也是如此。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对全球化的一些抵触的情绪，我们称之为民粹主义。反对精英、反对外国、反对企业、反对全球化，我觉得他们有很强的身份认同的情绪。
这种身份认同的政治，会让我们面临很多问题。我们应该更加有效的进行合作，并且应该有更加公平的分配财富。中国和美国都存在非常严重的财富不平等的问题，那么美国也是全球最为不公平的国家，中国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也非常严重的。在我看来，正如图尔克总统所言，我们需要更强大的一些组织机构能够推动多边主义发展，我们需要多边主义，需要国家能更好地控制国家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的情绪，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达尼洛·图尔克：我并没有意识到你会提这么一个哲学性的问题，马克思以前也说过，要努力去改变这个世界。如今的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适应变化的世界，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采取有相关应对的措施。比如气候变化，它像一个警钟让我们知道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合理方式共同合作保护现有的资源。所以马克思对世界来讲有深刻的认识，这些哲学家们也都很好地了解了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能创造初步统一。
欧洲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创造的本性是超越与限制的辩证统一。我们需要应对这个时代的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把想法转化成具体的政策。关于全球无产阶级团结的问题，我不太同意全球化的输家和赢家此观点，我认为有些人可能是走在了前面，有些人是稍微落后一点，很多人被落下了，他们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所以他们会有不满和抱怨，美国有这样的情况，欧洲也有人有这样的情绪，现在欧洲也要应对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民粹主义的情绪，他们觉得别的国家、别的人享受到了好处，可是他们没有，这会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危机。
刚才吴晓球教授提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发展的区别，我来谈下未来的挑战之如何能有更好的办法来发展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于国家政策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能给出一个结论的。我觉得马克思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并没有提出建议，他写的所有的想法并没有一个定义包括一个国家的组织机构，他没有这样去做，这不是他的想法他只是做分析，他只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感，我认为在目前我们讨论的现阶段，我们应意识到这些问题，非常严肃地对待和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相关的政策挑战，还有不同国家所面对，还有哪些是可以延续性的，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往前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取得的进步，比如说进步一点点可能都会鼓励朋友们，鼓励各国人民，不只是从政治的角度。
吴晓球：我想，能洞察未来的毕竟是少数，而且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应该写大量的论文、书和文章要告诉社会，未来的趋势是什么，这非常重要。这也是属于社会各界精英的责任。美国有特朗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很难动摇，应该说特朗普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给他贴上了民粹主义的标签，但或许他是为了生存，或许他是为了工作。我经常说应该把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分开，我不希望把两者混淆起来，爱国是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但民粹主义不是，民粹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个人利益至上，所有人、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要服从我的利益，所以民粹主义为什么是霸权主义的逻辑起点呢？民粹主义上升到政治就是霸权主义，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单边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爱国主义不是。比如说任正非先生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是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他说喜欢苹果就买，这和爱国不爱国没有关系。我特别欣赏任正非先生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各个不同场合的访谈和对话所表达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我认为这和我们国家的主流的政策、主流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一直以来中国主张三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是多边主义，我们要谈判，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我也很诧异，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它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至少特朗普中国时期，你的利益至上就不是民主，别的国家的利益就不重要了？在中国流行一句话，做生意我们一起好商量，从来不会说你必须听我的，这个生意是没法做的。
第二，中国是倡导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加入WTO之前，我记得美国的朋友、欧盟的朋友、欧洲的朋友包括日本也说，我们要搞经济全球化，要搞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觉得经济全球化挺好的，所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还有一个是贸易自由化，以前我们也很小心做贸易，怕别人是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要好好地保护，突然发现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工业、农业的发展不是保护中发展的一定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提倡贸易自由化，我们互通有无，好的东西给我，我好的都是给你，我们进行交换，这也符合我们的自然分工原则。
第三，我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投资便利化，现在投资便利化也受到了阻止。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投资是很便利的，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是会给予奖励的。我仍然认为这个政策不会变，投资的便利化很重要。可美国老是觉得我们威胁了他们的国家安全，美国那么强大，你们怎么总琢磨国家安全呢？美国怕什么？世界上头号的、唯一的超级大国，投那么点资还怕安全？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第一的国家会畏惧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有担忧的，比如斯里兰卡这样的农业国家有点担忧经济全球化，而美国怎么会担忧呢？如果我能见到特朗普总统我就会告诉他，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什么都不用怕，放开来吧！
克雷格·艾伦：欢迎你到美国来。
主持人王文：的确吴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想起了过去半个世纪的变化，习主席曾说，当前处在从未有之大变局。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反对分裂，美国在主导自由贸易，欧洲在骂美苏大国沙文主义，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在自由贸易，欧洲在反对分裂，美国在骂我们中国大国沙文主义，这个世界的确在变化，确实很难预测到未来会怎么发展，感谢三位嘉宾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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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