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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专家吴晓求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由吴晓求副校长在2019《商学院》商业领袖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转自9月15日“演讲与人生”微信公众号。
9月8日，2019《商学院》商业领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出席并发表演讲，他说，宽容的环境能出现思想的引领，这一点，在内忧外变的当下，很重要。
我今天主题是讲世界变局和中国金融，我还是讲一讲我心中的一些忧虑。首先我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始终抱着极大的希望，这个希望始终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心是要热的，那就是说要用你的热情去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要相信中国在百年之大变局中能够找到自己崛起的路径，我确信我们能够完成中华民族的崛起。但是头脑要清醒。有时候我在想中国的经济现在应该说是有内忧的，有忧虑的，内忧外变。这个内忧，主要是我在想一想，经济的发展还是要创造财富的，不创造财富经济怎么发展？过去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激发了中国人博大的热情，所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辉煌。这些财富从1978年的3600亿的GDP到2018年的90万亿的GDP，这是中国人通过他的创新、创造，在探索中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我想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给了人们巨大的空间，因为面对当时的那样一个环境，如果不解放思想，肯定找不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路径，所以当时解放思想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人们尽情的探索，敢于探索，勇于探索，善于探索，才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了今天。我想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继续沿着过去四十年来的发展路径走下去，所以我认为宽容的环境变得非常的重要，宽容的环境能够出现思想的引领，思想的引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的环境，我们必须充分的研究和思考如何去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今天的环境实际上比改革开放之初，以及后来的时期面临的都要更加复杂。所以只有思想的创新，思想的引领，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去应对这种世界的变局。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还是在想经济的发展是需要很好的稳定预期的，是要一种信心的。有了稳定的预期，有了信心，实际上人们的行为才会相对的稳定，包括资本的流动，也包括一些赚了钱的人老是想走，我总在想，我们要创造一种办法，一种和谐的办法，和谐的环境，要让他们留下来。不然赚了钱，在中国赚了钱，人是国外的，我们要想办法留住他们。所以我想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宽容的法治精神，我们要坚持下去，中国仍然是法治主义，中国法治有了很大的成就，要让富起来的人有信心，让所有人有信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市场的基石就是要保护产权，各类产权都要得到有效的保护，包括产权保护，包括透明度等等，这些都是现在市场经济的灵魂，我想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强。第四个，我们一定要推动技术创新。经济周期的出现，源头是来自于技术创新的，没有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革命，经济的长周期就不可能出现，经济就会周而复始的在一个平台上运行，要推动中国经济长周期的出现，不断的上新台阶，技术创新，乃至于技术革命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些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和前面三个因素密切相关，没有前面三个因素，实际上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法治的力量、思想的引领，包括宽容的环境，这些都非常重要。实际上要宽容时代，要提倡探索。刚才我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比过去更加复杂，我们要宽容这些可能在探索的时候出现的失败。所以我想技术创新、产业革命变得特别的重要。这是第四点。第五个，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要创造一个环境，让人们敢干善干，也是敢闯。还是那句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我们在农业经济时代其实是这么提的，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劳动是广义的。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要敢于去探索去创新，不要让这些人感觉到害怕。我非常赞同问责制，对于那些出于私利的一种行为，腐败行为，必须问责，不能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是探索式的，他为了一个新的事业探索出现的失误，我认为要宽容。所以现在我有时候总会感觉到脚踏实地去做事，去探索的人真的已经开始变得少了。说实话，当时之所以有深圳，有些人是提着脑袋去探索、去做事的，有时候我想想现在还有多少人去提着脑袋去探索、去创新、去改革、去走无人区。事实上，我们新的时期有更多新面临的问题，有时候我想，我们过去四十年，有14个经济特区，现在我们也开始搞更高级的一个特区，就是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海南也好，上海也好，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这是更高意义上的开放。但是有时候想想看，有的地方都已经两三年了，高层都说了两三年了，也没看到有多大的变化，这里面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少有变化？一个是他们可能感觉到有压力，我说的意思是我们要创造条件，因为当前我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让他们敢于闯善于闯，给他们鼓气，给他们宽松的法律环境。所以在这些层面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巨大的进步，但是面临着未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要进一步提升，我们才能完成高层说的“中国梦”的实现。
这是内忧的一些因素，我们还有外变，外部因素现在比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任何时期都变得复杂，其中中美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应该说它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我不是很害怕，我不认为它有多大的问题，因为贸易战，任何时期都是双输的，没有一方是赢的，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本来贸易就是谈判的过程，大家都得利，你多一点我少一点。但是有人不认为这是个贸易问题，现在从贸易战开始到科技战，科技战显然又是一次非常严重的遏制战，现在又演变成金融战，有人说不要说的这么刺眼，不利于改善关系。实际上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的标签，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金融战的开始。我们对这个关系要剖析一下，很多人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坏不到哪里去，我始终认为我们要做极限思考，我们过去很少做极限思考，所谓极限思考就是当情况特别恶劣的时候，我们怎么应对？金融战它有特别恶劣的时候，它比贸易战要重要百倍，因为金融战本身是一场神经战，一旦出了问题，神经系统就麻烦了，人就会变得非常痴呆了，就没反应了，所以对金融战要展开极限思考。我今天不展开金融战，我想告诉的是，我们要保持一种极限的思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层前几天在中央党校有个重要的讲话，我理解可能就是说要丢掉幻想，高度警惕，要有极限思考。所以我想我们要对我们内部因素以及外部的变化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如果把内部的事情做好了，又很好的应对外部的变化，我们中国才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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