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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19日《环球时报》。
“求知，哪怕远在中国”。这是阿拉伯圣训。现在，西方也效仿阿拉伯了。
起先是羡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前些年指出：“当现实有需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可以修订法律法规、制定新的标准，改进基础设施，促进国家的长期战略发展。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需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后来是刺激。西方前政要不断吐真言，赞赏中国的同时不忘激励现任西方领导人。前些年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表示，中国的持续成功发展不仅解决中国问题，也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启示。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也说，中国从贫穷到自立、从贫穷到繁荣，实现着中国梦，走出了中国路。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解决中东地区的贫穷、失业、教育和科技落后等许多问题都有着积极启示、激励作用。如今，西方不只是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不仅学中国做法，而且学习中国改革了。比如，不久前特朗普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国家委员会，并补贴千亿美元给脸书、谷歌等私企搞5G。欧盟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日本学习中国“一带一路”……西方为什么要选择学中国改革？学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学？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西方之衰与中国之盛，西方之疲与中国之旺，形成鲜明对照。不是不好意思学，而是不学都不好意思了。在超大规模社会推行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不仅成功实现连续40年没有爆发经济危机，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顶梁柱，让西方刮目相看。中国还有所作为地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实际上西方提不出来的倡议和理念。要理解这背后的逻辑，背后中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种种因素也推动着西方学习中国。这种学习动因也源于担心来自于中国的竞争。想要去搞清楚中国下一步想干什么，或者中国过去成功的密码，为了更好对付中国——师华长技以制华。为什么学中国？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方缺主心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退群，糟蹋美国软实力，美国建制派急，美盟友也急。学习中国什么？首先学中国治理，其次学中国创新，再者学中国制度。先说学习中国的国家治理，比如说新疆问题，实际上他们很惊讶，为什么中国能做到。就业、脱贫、反腐、贫富差距，西方也遇到这些难题，想借鉴中国经验。再说创新。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再是什么国际接轨，而是提升自己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文明的创新。比如，中国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很快。默克尔近日来到武汉，前两年去深圳、成都，都是中国创新活跃之都，不仅是去寻找投资的新机会，也在学中国的数字革命。还有是学习中国政策和制度。去年第73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组织联大边会，请笔者介绍“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对外援助。欧洲曾学习中国的文官制度，现在对中国的户籍制度也很感兴趣。非常吊诡的是，西方越想学中国，越不谦谦虚虚的，还骂中国——骂的正是想学的！换句话说，他们指责中国的，恰恰是他们最觉得中国的竞争力所在，希望中国改掉，以便维持西方的竞争力。比如，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推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希望将我“一带一路”收编；美日澳也在印太地区搞基建、民生，学习中国产业政策，抵消“一带一路”影响。西方在学中国，实际上是学习西方遗忘的东西。学中国，是学自己，是回到初心。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哪个不是中国从西方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中华，哪个不是西式概念？China也是西方概念。西方基督教文明、市场经济模式、治理模式边际效用递减，甚至穷途末路了，不得不学中国改革。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主动也好，被动也罢，都在借鉴。学习本身是一种创新，而不再是一种模仿。学习不只是一种美德，还成为竞争力的来源。西方学习我们，我们有些不自在，担心被忽悠、被超越，这很正常。我们仍在向世界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制度，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自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先生惊呼“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到40年前邓小平同志断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在中国成为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抓住全球化机遇来释放制度活力和人民创造力的不二选择，制度竞争力的来源在于改革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模式、国际规则都在变，没人敢自诩绝对正确。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既定条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改革既是重塑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且本身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比较优势。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从近的说，是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各方面尖锐挑战；从中的说，是重塑中国的国际比较竞争优势；从远的说，则是奠定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地位。一是国内问题多多，借鉴中国；二是怕被中国赶超，紧盯中国，这是西方学习中国改革的动因。事实上，西方学习中国改革较停留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仍然不多，精神层面更稀罕。真正的中国改革精神西方怕是学不了的，那就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文明底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其实是他们最需要学习的。《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很好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从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到现在的东西互鉴，甚至超越东西，包容南北，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我们真诚希望世界不分东西，不分体用，不分学渐，而是文明互鉴、文明创新，超越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分歧，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