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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9月10日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9级全体研究生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所作的演讲，演讲题目是“尊重经济学常识，把握金融发展规律”，本文转自“经济学家圈”微信公众号。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晓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来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坦率地讲，当时我的确是怀着一种理想来的，不是来人民大学镀金的，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来到北京的。那个时代我特别崇拜人民大学。我的本科学习不在人民大学，当时我可以考取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我来到人民大学的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还非常深刻。如何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当时处在摸索阶段。那个时候，我年龄和你们相仿，就去开会，抱着一种强烈的热情去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向他们开放，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也包括学习借鉴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原来的那一套理论、方法和观念是落后的。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3645亿人民币，到了2018年，40年过去了，中国的GDP突破了90万亿人民币。这其中有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因素，但即使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成就也是巨大的，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伟大奇迹。这些成就都是因为这40年来我们坚守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了我们40年的改革和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先进思想是一个国家、民族经久不衰的源源动力，社会的前行是靠思想来推动的。40年前，小平同志解放了长期以来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桎梏，解开了人们的精神锁链，让中国人迸发了无比强大的热情和创造力，给人民巨大的空间去探索、去创造。回望40年前，1978年的中国经济社会有很多无人区，很多人不敢进去，因为有精神枷锁。可是不趟过无人区，哪有今天？我们要从禁区中走出来，首先要给人们巨大的空间、巨大的创造力、巨大的勇气，你才敢闯、才敢干、才敢做、才敢想。所以，小平同志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特别重大的贡献就是解放思想，把过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束缚彻底解放了。这是我们的宝贵经验。这40年中的两代人，没有辜负这个时代的使命，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成就了今天的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外部环境比改革开放及其之后的很多年都要更加复杂。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要崛起，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完成这样更高更大的使命，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有远大的理想、要仰望星空、要遥望远方。不要以为仰望星空、遥望远方就是浮夸，就是不踏实，不要把它和脚踏实地对立起来，仰望星空的人、遥望远方的人通常也都是脚踏实地的人。在一个国家前行的过程中，资本固然重要，自然资源也很重要，劳动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创造财富的要素，但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的前行，还是由思想来推动的。对中国来说，我们真的不缺资本，中国是一个资本盈余的国家。我们也不缺劳动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当然，我们缺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缺能够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当然我们更缺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的正直、善良的思想家。大学有孕育思想家最好的土壤。一个学者应该拥有这样的品格，也就是说他的研究一定是在探索事物本来的规律，没有太多的迎合他人口吻和想法的内容。学者的使命就是要探究事物的本来规律，这样的学者越多越好。昨天下午和晚上我参加了博鳌论坛经济学家年会。这是博鳌论坛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论坛，其中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及其演变，为明年的博鳌论坛寻找主题。组委会安排我在这个论坛的大会上做一个发言，主题是展望世界经济。这个题目很大，会场来了大概二三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使节。世界经济形势是不乐观的，真的乐观不起来，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原由能让我乐观起来。你看世界热点区域关系，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都变得比较紧张。中美关系由中美经贸关系引起，出现了比较紧张的局面。除中美关系外，韩日关系也日趋紧张，印巴关系在恶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复杂而不确定，伊核协定的存亡等。美国退出美苏当年制定的“中导条约”，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对世界和平和稳定带来重大的威胁，它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核竞赛，使这个世界处在非常不安定的状态中。同时，中东巨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所以，我对全球经济怎么也乐观不起来。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引擎，中国经济也处在一个相对下行的趋势，虽然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现在我们连维持6.3%的增长都已经非常不容易，或许明年就要到6%，以后可能还会再下行一些。所以从大的结构方面看，这些事实使我们对全球经济非常不乐观。中美经贸摩擦已经从贸易战上升到科技战，我们很多时候不用“战争”这个词，用“摩擦”，可贸易战实际上比摩擦大得多，特朗普总统说对中国55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商品征高额税，这就是贸易战。贸易战已经上升到科技战。单纯的贸易战不可怕，在贸易战开始的2018年5月6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440亿美元提高关税的时候，我认为这不可怕，甚至他对5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我仍然认为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贸易战对谁都无利可图，对我们有伤害，对他们也有伤害。本质上，贸易战是可以谈判的，不能谈判的贸易，就不是贸易问题了。所以，我说这不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战的旗号，目的是战略遏制中国。这就没办法谈了，因为他们没有善意。刘鹤副总理多次赴美谈判，表达我们的诚意。他的团队里有我们同时代的同学。刘鹤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读研究生，我同期在计划系读研究生。他们怀着多大的诚恳，多大的热情去谈判。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挺有趣，谈判未果，回来不久电话联系要谈，电话沟通都很好、都很高兴。之后会面再谈，见面还没谈多久又不舒服了，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们就回来。再过几天又电话沟通，又很高兴，高兴了又去了，周而复始。我们怀有极大的善意，极大的诚意去谈，因为贸易问题是可以谈判的。我提出一些条件，你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适度减少你们的贸易赤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们扩大出口范围，放松你们的管制，贸易赤字问题就能解决。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美方的意图其实是对中国发展的战略遏制。有人说这个遏制是体制制度之战，我看可能更主要是对全球未来谁更有影响力的这样一种制高点的争夺。中国发展了，有责任有义务对全球的事务，特别是不公平的事情提出自己的主张，进一步完善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秩序。实际上，我们没有表达我们要主导未来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秩序，我们只是对一些相对不太公平的做法提出建议。不少人认为中国很想主导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误判。实际上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看病难的问题，看病贵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的问题，农村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以及解决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精力在世界上充当“一哥”，况且我们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人均GDP在2018年不到一万美元，考虑到近期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因素，中国人均GDP只有9000美元多一点。人均GDP9000美元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我们还远远不是富裕国家。我们的贫富差距很大，中国富人数量很多，富人数量不比美国少，但是因为人口多，整体而言，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按照OECD的标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基准大约13000美元，中国在经济保持6%左右增长和汇率大体稳定的条件下，至少还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标准，达到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花最大的精力去解决我们国内面临的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相当长时期里无意取代谁。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觉得中国要这么发展下去会危及美国的霸主地位。我们国内有一些学者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过了美国这样一些言论，这的确有些高调，高调的让人害怕。大家都知道，要是我们旁边有个同学很高调，我看他很少有朋友，水平高又低调的人是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家愿意围绕着他。事实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中美贸易战实际是一种遏制与反遏制战。之后又开始科技制裁，这种力度科技制裁本质上是一场科技战，是贸易战的升级版。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标志着贸易战进入到科技战。华为是中国伟大的科技企业，也是全球伟大的企业之一。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点上，它能挺得住。华为有战略视野，有极限思维。极限思维对一个企业，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碰到极端恶劣的情况，你能不能生存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在日常环境下，企业都能够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但如果遇到极端情况，它仍然能生存下去，这就是一种生命力。所以，这种战略思维和极限思维非常重要。在科技战中，华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年8月5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贴上了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别以为这只是个标签而已，它是有实质意义的。我认为，中美关系又进入到金融战的可能，因为美国都给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认为你是汇率操纵国了，可能后面会有一系列措施。中美两个大国，发生如此强烈的摩擦，对全球经济能乐观吗？我是不乐观的。因为这些摩擦阻碍了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没有货物、资本的自由流动，何来经济增长。最近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经济指标的变化，其中有几个指标大家要关注。首先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倒挂，倒挂之后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了。长期国债利率倒挂对未来经济有深刻的暗示。其次是黄金价格走高，这也是全球经济将出现不稳定性的重要信号。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把黄金作为储备？如果很多人都把黄金作为储备，这时经济前景应该是不乐观的，黄金价格走高对全球经济大概率事件是负面的。第三是所谓的负利率，我与赵锡军教授、瞿强教授讨论过负利率意味着什么。一般情况下，负利率实在难以理解。金融机构把钱贷出去过了还贷时利率是负的，金融机构怎么生存下去？如何经营下去？可能是为了经济增长的考虑，意在提振经济预期和信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我对全球经济始终是忧虑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高度的不确定状态。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有些国家领导人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有时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事件真的随时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判断，从IMF也包括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所做的预测中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支持刚才说的一系列的判断。全球经济增长处在相对的低位，包括IMF在内的这些机构都在不断地调低全球经济的预期增长率，现在从3.4%调到3.2%，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调低。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做出应对。当今世界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单边主义盛行，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采取经济上的霸凌主义，这种现象很盛行。什么分工协作、利益共享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还有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霸权主义的基石、基础。这些都会导致一些非常奇怪政策的出台。包括不断提高关税，据此可以吸引外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理论逻辑能不能有效，符合不符合经济学的常识。闭关锁国，高关税，有形之手的严重干预，这些都是有些国家在应对全球经济走低时的应对策略。如何看待这种应对策略？世界各国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走低、本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采取的一些政策，还是要尊重经济学的常识。经济学常识实际上是你们大学时期所必须学习的，这些常识构筑了你们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起点，你们开始进入到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学习。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是专业学习、专业训练。在实践中，有时我们会忘记大学本科时期学习的那些经济常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尊重的经济学常识有哪些？首先，我们要尊重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其他。在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无形的手起着决定性主导作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是有无形之手造成的，有形之手不可能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无形的手的核心要义就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基础、为核心来做决策。无形之手的国际延伸就是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经济全球化是无形之手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所以，我经常说，成功的企业来自于无形之手，伟大的企业源于全球化。没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华为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因为它根植于全球化。如何正确处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是我们在本科阶段学习的，但是有时候会过分夸大有形之手的作用，会误以为经济繁荣来源于有形之手。世界各国在应对各自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应该首先尊重这一常识。第二个常识就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侵犯，因为它是财富的创造者，其他都是财富的消耗者。我们只有尊重企业、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家，我们才会创造日益丰富的社会财富。其他的机构能创造财富吗？所以，我们要尊重企业，尊重企业家。第三个常识就是竞争中性原则。无论是对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应遵守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民营经济。当我们背离了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会出问题。现在我们都在谈初心和使命。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怎么能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怎么能让中华民族复兴起来？首先要发展经济，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怎样才能富裕起来？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类经济主体是平等的，他们在法律和政策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政策中性或者竞争中性。他们平等地享有配置资源的权利，这样才能够为人民谋幸福。有的人对初心和使命的解释做了非常令人担忧的解释，有些解释我是不赞成的。经济活动中竞争中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段时期有些人喊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诸如民营经济要终结了，民营经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等等，经济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竞争中性原则在不少方面并未实现，例如金融机构给民营企业贷款通常就是歧视性的，优先给国有企业贷款，因为这有一个终身责任制的问题，给国有企业贷款还不了没有太大问题，通常都认为国企和银行是一家，都是国家的。实际上现在的商业银行不完全是国家的，所有的商业银行是股份制的，有些是国有资本控股，所有的银行都是市场化的。所以在贷款问题上，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视，这些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中小微企业。所以社会上有种呼声，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竞争中性、政策中性的原则实施的不好，对它们有歧视。在实践中，竞争中性原则被侵蚀甚至被破坏的现象无处不在。我们有段时间特别强调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怕出现金融危机，我们监管部门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导致银行收紧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贷款，从而急剧加大了这些企业的风险，这与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在背离了经济学的常识。第四个常识就是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年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计划经济时期，价格是有形之手说了算，发改委说了算。我们通过几十年改革终于完成了价格由市场自由决定的体系和制度。可是现在有时还会采取一些政策去决定价格的形成。坦率地讲，我对很多的限价、限购的政策是持有疑问的，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产，人们都有权利去购买，有形之手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去实现市场均衡，而不是限购和限价行为。我最难理解的是海南也在限制房产的买卖。如果北京房产买卖设置一些条件约束我还能理解，有一个自我安慰式的理解，虽然原理上也解释不通，但至少从表面上我还能理解，海南限制房产买卖是真的让我不理解。人口不到1000万，中央要求其建设成为自由贸易区（港），限购政策基本上把人都限住了，仅凭当地人力资源发展自由贸易区（港）是十分困难的。自由贸易区（港）需要资本、货物、人员流动。居住需求无法满足是无法吸引外来投资者的，政府却把这个限制住了，我不知道是什么逻辑。限制政策基本上都是懒政政策的重要表现。所以，价格的形成是要尊重市场规律的。第五个常识是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为何强调这个概念？因为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不能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不能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最近猪肉价格的上升，有些地方据说还要凭票供应。如果真有此事，我真的感到很难过，也真的需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我们的改革，改什么？改那些票证。人民币是具有最高信用等级的一种等价物，拥有人民币就可以购买除法律约束以外的任何商品，实现消费者的权益。如果有钱还还必须附加票证才能完成交易，这就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4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物质应是很丰富的。40年来中国企业的市场生产能力极其强大，只要稍微涨一点价，就有人生产，价格就涨不起来。为什么中国M2的增长速度很快，物价的增长速度相对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极其强大，有极其强大的市场化供应能力，不会出现商品短缺，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局面。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老百姓的必需品居然出现了短缺，这是我们要思考和深刻反思的。消费者的权益不仅仅局限在品质保证、远离假冒伪劣产品方面，还表现在任何商品的选择都不能附加其他条件约束，法律限定的商品除外。这就是消费者权利。今年暑假我去看望参加千人百村活动的人大同学，我们在座同学有多少位参加过千人百村活动？请举个手看一看，好像有十几位。当地领导陪同我去看同学，那个地方自然环境非常好、非常美。人大千人百村活动一般都在自然环境好、但相对贫困的农村进行。我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山清水秀，我对当地市领导说，如果我住在这里，我会养几头猪，几十只鸡，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他们说，有政策规定，猪是不能养的，因为养猪会破坏环境。我说养猪怎么会破坏环境？中国农民养猪养了多少年了，养了几千年好像没有破坏环境，不能把环境的恶劣算在猪的头上。后来我警觉了，我说这样下去农民不养猪怎么办，小型养猪厂也不让养，猪肉肯定会出现供应困难了。回来一个月，就看见很多地方猪肉供应出现了问题。农民不能养猪真的是荒谬的政策。我们既可以进行集约化饲养，也可以散养。不要过多地解读环境与猪的关系。所以，从限购政策到猪肉供应紧张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坚决不能回到、也不可能回到票证供给的时代。各位同学可能不了解过去票证的作用。我1983年上研究生的时候，大概每月13斤的限额是可以吃米饭的，还有17斤只能吃馒头。我是南方人，一月13斤米饭是远远不够的，要拿馒头票换米票挺困难。恰好我同宿舍有一个同学山东人，他对吃米饭非常不喜欢，我们之间倒成了交易，他用米饭换我的馒头，这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这是票证的时代。我想我们不可能回去，我们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我们一定会沿着小平同志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前行，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不可颠覆的。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票证供应的时代。第六个常识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契约、信用和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有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才会有创新，才会有技术革命，社会才会进步，财富才会丰盈。产权保护如果都不明确，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就会受到影响。这一个常识有时候不敢讲，我学生提醒我，老师你不能讲产权保护，只能讲知识产权保护。产权保护有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我在想，改革都40年了，产权保护怎么成了敏感词了？只要是合法收入所形成的资产当然应该保护，腐败贪污受贿来的当然不能保护。合法收入所形成的财产如果都存在不确定性，人们怎么去创新呢？怎么去发明呢？没有创新发明哪来的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哪来的经济增长。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第七个常识就是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个世界上，谁也别想包打天下。国与国之间既有产业分工，也有某些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所以才促成了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中美贸易摩擦如果不是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实际上，在WTO规则框架下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背离了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的经济常识。既要美元畅行天下，又要商品畅行天下，还要完整的产业链，从最基础的产业到最高端的产业，从实业到金融统统都要一统天下。这怎么可能？这本质上是悖论，是无法实现的。第八个常识就是高税负能带来经济繁荣吗？高税负阻隔了财富的创造机制，它是人类社会贫困的重要制度根源。为什么有形之手难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是因为经济发展失去了内在动力。亚当.斯密有段话说的好，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要迈向富裕的话，和平、公平的法制和低的税负不可缺少，一切其他的事情可以顺其自然。这段话言简意赅。首先要有和平的环境，内乱和战争只能使这个国家走向毁灭。第二是公平的法制。它会让大家有信心，有预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遭受到法律的不公正对待。第三是低税负。税收低，大家有利可图，有动力、有希望。有利可图才能推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人们去创新，繁荣发展的动力就来了。第九个常识就是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自由流动包括资本、货物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法律、制度、政策如果影响了诸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制定法律、经济政策和规则的时候，必须要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十个常识就是信息公开原则。信息公平是市场透明度的基础，是企业做决策、价格有效形成的重要前提，如果信息不透明，价格形成就会非常不合理。为什么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巨大进步，就在于它改善了信息的透明度。有些人只会看到互联网金融的消极作用，实质上，互联网金融推动了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向信息的对称性迈进了一大步，解决了成本和价格的形成问题。经济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解决信息的对称性问题，以及信息透明度问题，让价格形成更公平，让交易更有效率。所以，我对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经济是给予正面评价的。我和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几位教授写了一本很薄、但还是有意义的一本书，书名是《互联网金融：理论与逻辑》。这是四年前第一次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系统理论解释，给出了理论证明，认定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业态，极大地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改善了金融的功能，提升了金融的效率，也颠覆了一些金融的基本理论，甚至颠覆了金融学中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信用和风险。它把信用和风险的内涵做了颠覆，从而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改革。所以，信息透明度，信息的公开很重要。细细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要更多地想到这些常识，不要背离这些常识。背离这些常识，经济通常都会出现波折和困难。所谓常识，就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的一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就会受到惩罚。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即尊重经济学的常识。刚才我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迷，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尊重经济学的常识，才能找到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利于经济走出低迷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把握金融演变的规律，是更高层面的金融认知，比金融常识要高一些，不属于金融常识的范围。风险、信用、杠杆这些就不讲了，这里主要讲如何把握金融演变的规律，这一点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什么是金融变革的第一内在动力？是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已经积蓄了内在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动能。刚才讲到1978年我国人均GDP，按照10亿人口计算，还不到350元人民币，到现在6万多人民币，按当时美元算，1978年人均GDP不到200美元，2018年9000多美元。这一个巨大进步。这个巨大进步有其新的动能，就是当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居民对资产的选择，以及扣除现期消费之后剩余收入的投资倾向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对资产的选择以及全社会资产结构的调整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金融变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能就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对资产选择倾向的调整。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地选择与其风险相匹配、有预期、收益相对比较高的金融资产，抑或非金融资产。如果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低，投资者选择的市场化、证券化的金融资产会相对少，此时选择诸如像房产这类资产会相对多，比例也会比较高。投资者更多地选择投资性资产，而不是安全性高、风险低的储蓄性资产。在全社会水平较低时候，居民收入在扣除现期消费之后的剩余部分是比较小的。因为这时剩余部分较少，投资者难以进行资产的组合和选择。当人均GDP从200美元提高到9000美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资产的选择会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有一段时间，有些人选择了房地产作为重要的资产选项，这只能说明我们当时正处在城镇化的急速过程中，所以房地产价格在那几年出现了快速上涨，几乎把后续几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价格预期都提前兑现了。应该说，房地产价格在2006-2016年这10年的快速上涨，完成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房地产价格如此快速的上涨，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破坏性极其巨大，特别对年轻人的伤害非常大。你会发现现在来北京要生存下来是不容易的，要买一套房是挺恐惧的。我昨天跟我指导的已经毕业几年的博士生谈话，他说马上要结婚了。我问他买房子了吗？他说买了，我问多少钱，他说在一个不太好的地段六万块钱一平米。他买了150平米，要900万，这真的让中国年轻一代生存压力巨大。所以，我对这十年房地产如此快速的上涨，是非常忧虑的，虽然我可能在这个价格上涨中莫名其妙地受益了，我的房子也有了很大的溢价了，但我仍然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实际上把后面年轻人的财富掠夺了，掠夺了他们的希望，掠夺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财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我们当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适当的资产可以选择，房产成了投资者的重要资产选择。实际上，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之后，金融市场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收益与风险在不同层面匹配的资产类型，供投资者配置。这里分析的是从人均GDP200美元到9000美元，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基础性力量。理解中国金融演变规律的第二个重点是，金融“脱媒”的趋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投资倾向会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收益与风险在不同层面匹配的金融资产。这类金融资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市场。传统商业银行提供不了这类金融资产，传统商业银行只能提供所谓的理财产品，这种产品达不到投资性要求，其收益是相对固定的，投资者没有充分的选择权，而且标准意义上这类理财产品并不具有财富管理的特征。所以，市场必须创造出具有财富管理特征的资产，供融资者、投资者进行选择，这个创新的过程就是金融活动的市场脱媒过程。虽然历史上金融脱媒是基于利率管制的创新行为，融资者在市场上寻找成本相对低，同时又具有更大选择权的一个融资模式。但在现实中，的确是基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社会呼唤市场要提供多样化的融资产品和多元化的资产类型供融资者和投资者进行选择，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称之为金融的脱媒现象。原来企业融资主要面向银行，如果企业有很好的资信，融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企业有很好的资信，又有很好的履约能力，它会发现，去市场融资比去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更低，还可以规避经济周期带来的政策调整的不测。企业可以根据资本结构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融资工具，到商业银行去融资，实现这个功能是很弱的。市场化融资的特点内在地推动了企业或者融资者走向市场。投资者更是如此。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是不具有投资性，是因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收益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应的函数关系，是相对固定的收益。投资者投资一种资产是想试图获得经济增长的红利，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显然没有这种红利效应。这时与经济增长保持某种函数关系的资产类型出现了，即权益性的证券化金融资产。中国的金融发展到今天，已有强烈的脱媒趋势，这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理论基础。要深刻地理解，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会对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传统商业银行带来深刻地挑战，特别在融资功能上会遇到深刻地挑战。有一个时期，中国金融的脱媒趋势在受到严重的压抑，可能就是基于对这种脱媒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从1990年到现在已经29年了，发展速度、发展状况并不理想。这个不理想，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发展资本市场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不理解“脱媒”趋势深刻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不理解金融的“脱媒”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有时候对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解释，有人甚至认为通过资本市场来融资是一种低成本或者无成本融资，这是一种多么错误、多么肤浅的理解。实际上，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因为理论上说其对投资者的收益回报是要高于商业银行的借款成本的。实践中，我们的政策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采取了带有约束倾向的政策，我们口头上说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约束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人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使风险加大，投机性增强。认为投机性增强了，人们都去博弈了，这并不创造财富。有人把这种行为上到伦理高度。实际上这都是没有真正理解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有一个对风险的理解。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改善金融结构，包括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体系结构，也会改变风险结构，会把原来的存量化风险转换成流量化风险。风险流量化是金融进步的重要标志。所谓的资产组合本质上是风险组合，凝固状态的风险是无法组合的。风险形态的变化降低了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资本市场发展使得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提升和规模扩大。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结构化演变趋势是在降低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因为金融风险处在流动状态，投资者可以对风险进行有效配置。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机会而不是风险。有了机会，投资者就可以评判承担与这个机会相匹配的风险，这是现代金融的核心要点。不要静态看待金融风险。由于对风险理解的偏差，有些政策不是在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最近两年来，我们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关于金融的学习，会后发表的公报对这方面的阐述有了巨大进步，这让我非常欣慰。公报说，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枢纽，这指出了资本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我以前论述的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基石，含义很接近。2000年以来，我发表的有关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学术论文，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基石这样的理念始终贯彻其中。昨天中央深改会的公报，说我们要构建一个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这都是非常正确的提法和判断。与我所倡导的构建一个有弹性的金融结构意思也很近。金融的弹性来自于金融结构的变革，来自于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就很难有弹性，因为没有发达资本市场的金融是没有稀释风险的能力，没有组合风险的机制。这就是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基于金融脱媒的力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改善金融体系的弹性。第三，金融发展的规律也表现为科技对金融的重构和颠覆。如果说，市场脱媒的作用在于改革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功能，那么科技对金融的重构将极大地改善中国金融的业态，使业态更加多元、更加科技化。有个问题我们始终难以解决，就是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现在主要是给商业银行定一个指标，给小微企业贷款比例达到多少才有政策优惠。这是一种价值指引，有正向作用。但即使如此，在这种金融结构下，大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有时候难以落地，容易作假，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实际上小微企业真的没有得到贷款。因为大商业银行，有管理成本和管理跨度的约束，小微企业一是没有可度量的资信，二是没有规模。银行贷款不是财政扶贫资金，本息是要还的，但是银行又不知道这样的贷款对象有没有履约能力。信用记录在哪里？如果给中石化、中石油贷款或者给阿里巴巴贷款，报表和财务记录一看就知道其信用能力，信息是透明的，银行心中有数。给小微企业贷款五万元，我怎么知道到期是否有能力还贷。现在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形形色色的贷款中间担保机构，地方政府也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我对这类机构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无形中加大了本来就困难的小微企业的财务成本。存在严重的制度寻租。实际上我在说，如果金融业态仍是单一的，仅靠传统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来完成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是困难的，这会衍生出畸形的金融业态，如高利贷以及各种高利贷的衍生品。这将使中小微企业苦不堪言，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问题没解决反而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呢？过去试图通过发展区域性银行、社区性银行这样的思路来解决，因为他们对当地小微企业比较了解。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定位于区域性、社区性的银行都想做大，都想赚大钱，这就偏离了社区银行的功能了。实际上社区银行是微利的，要有某种慈善和公益的心态做这件事。虽然社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但是理念应当是准公益性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重点是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把融资贵看成是首先问题，要求各大商业银行降低融资成本，这就不符合金融规律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怎么可能便宜呢？因为相对而言，其资信是低的，风险大成本就高，他们的贷款成本不可能比大企业低。真的比大企业低，那一定是作秀或者是假的。金融改革首先必须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不是融资贵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防止高利贷行为。我们有时候对这个问题理解反了，没有把重点放在如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上。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重点在于改变金融业态，要让金融业态与小微企业更加贴近。金融高高在上，对小微企业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去服务它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小微企业，必须改善金融业态。科技对传统金融的重构会产生新的金融业态。新的金融业态首先要解决客户的信用甄别问题。金融技术创新后，解决传统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信用甄别难是关键，是核心问题。只有解决了信用甄别问题，才有金融服务，融资问题才能解决。信用甄别解决不了，融资难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因为任何一种金融就是基于商业的活动，而不是社会救济。互联网金融是科技对金融重构后所产生的新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延长了金融服务的链条，这种金融服务的扩展不仅表现在支付上，也表现在融资和财富管理上，它使传统金融的长尾客户开始获得与其风险相匹配的金融服务。这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什么叫普惠性金融？普惠性金融不是让小微企业融资便宜，是要让小微企业得到所需要得到的金融服务。在传统金融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服务被忽视了。中低收入阶层只会成为传统金融廉价资金的提供者，他们想获得金融服务是困难的，有时甚至申请信用卡都比富人们难得多。科技对金融进行重构后，第一，在支付功能上人人平等了，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第三方支付，无论是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还是其他的第三方支付。而且，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较，还有很大的便利。新的支付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金融的支付方式，只不过在政策层面上不允许其对传统支付的颠覆。我曾经咨询过专业人士，问能不能允许新的支付体系和传统支付展开竞争，回答是不允许，理由是支付体系涉及到国家金融的安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方支付联盟组织，即网联。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新的支付方式快速、便捷、安全、低成本。没有技术对金融的重构，就没有今天的支付革命。我现在外出时不带现金、不带卡，拿个手机走遍天下，手机支付能解决一切支付问题。支付变革大大推动了消费模式的变革。支付体系业态的变革是对传统支付的革命和颠覆。再从融资和财富管理角度看，新金融业态也使传统金融的长尾客户得到了相应的金融服务。在这里不得不涉及到P2P。P2P是互联网金融的融资业态，是传统金融融资功能的一种延伸，是对传统商业银行融资功能的弥补，因为它服务的对象大多是传统金融所难以覆盖到的。这些客户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企业财务状况还是企业信息的不完整性，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因而很难获得传统金融的融资服务。这些企业通过P2P平台，可以获得相应的融资服务。理论上说，在提供融资服务前，P2P平台应该获取这些贷款用户的资信，以确保他是否能够得到贷款。P2P平台对客户资信的获取应该线上获取，不应该在线下获取。如果线下获取则成本太高，成本上没有任何优势。实践中，有很多P2P平台是通过商业银行购买企业资信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一旦通过这样方式获得信用信息，从线下去做资信评估，再通过线上的运作，内在的逻辑出现了问题，因为这符合互联网金融中P2P关于融资功能延伸的基础条件，即大数据平台。科技对金融的重构，继而实现对传统金融功能的延伸和弥补，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基于大数据平台，这个大数据平台能够弥补传统金融对信用甄别的缺陷和不足。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些“爆雷”的P2P平台，实际上都没有足够规模的大数据平台，这是大批P2P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是缺乏相应的大数据基础条件，P2P平台还出不了大事。更为严重的是，科技对金融重构所产生的金融业态，其盈利模式是微利的，利润是非常薄的，比传统金融利润低很多。不少从业者以为是一个暴利行业。这些人怀揣着一种掘金、淘金的梦想来了，不出事那是不正常的。由于数据平台和监控风险能力的约束，P2P规模不可能太大，规模太大就超越了这个行业的半径，这就久不了了，往下走一定会演变成“资金池”。科技重构金融的确扩大了金融的服务面。所谓的金融的普惠性必须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没有科技进步，要想实现金融的普惠性，是非常困难的。传统金融的天性就是爱富嫌穷，爱大企业嫌小企业，爱国有企业，不太理会民营企业，这是它的特征。要改变这些特征，只有通过科技进步才能改变。所以，科技改变世界，也改变金融。这是金融发展应该遵循的第三个的规律。科技重构金融后，会重构金融生态，会引进一个巨大的竞争者。在蚂蚁金服成立一两年时，规模很小。当时我就说，要高度重视蚂蚁金服，未来它会重构金融业态，会改变金融的生态链。有些人不以为然，说它太小了，还不如我一个支行呢！我说，它要不了多久就会是一条恐龙，有巨大的竞争力，因为互联网有一个特征就是无边界，会使金融的能力没有边界。传统金融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边界下发展。金融的第四个规律就是开放。中国金融不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金融的开放从哪里开始，始终困惑着我们。关于金融的开放，是我后面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概而言之，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呼唤着中国金融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金融的多样化需求，这是其一。其二，金融脱媒推动了中国金融的市场化。金融的市场化必然导致融资工具多样化、资产类型的多元化，进而丰富金融内涵和功能，同时也会改变金融的风险结构。其三，科技对金融的重构将会丰富传统金融的业态，扩大金融的服务面，会使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获得与其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和美誉度，同时也会提升金融特别在支付功能上的巨大变革。其四，金融的开放将会进一步延伸金融的边界，会使资源配置从国内扩大到国际，同时也会使风险得以延伸，从而使中国金融有更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促进中国金融更加富有弹性。有些人理解，金融的国际化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对现代金融要有深刻地理解，有些人以为市场化就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增加，实则不然。实际上，市场化是解决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市场上，价格的波动，与其说是风险的到来，不如说是风险的释放。价格的波动还能促进供给的丰富。过去中国为什么长期出现供给短缺，就是因为害怕市场，拒绝市场。金融的开放必须是有序的。金融特别是大国金融的开放是必然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建设伟大的国家，都是在竞争中，在学习他国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融入世界，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获得了真正意义上高质量发展，这个发展是在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发展，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极大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在加入WTO后，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在竞争中形成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只有实体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不够的，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金融如何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我们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自由化、投资的便利化。从中国这十几年经济发展经验看，这“三化”的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体系，无论是货币体系还是金融市场，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隔离，中国金融的开放是有限的。从货币角度看，人民币虽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的权重是10.93%，全球排第三，但实际的市场影响力远低于这个比例。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自由化改革就没有继续向前走，这里碰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外汇储备波动太大。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中国金融的国际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我们在加入WTO时实体经济那么快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如此谨慎呢？俄罗斯、印度、韩国当年快速推进了货币的自由化，他们在货币自由化过程中及之后遇到一些重要困难，但由此不能说当年他们的改革就不成功。我们在人民币自由化改革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方面的改革基本实行的是试错式改革，我们经常是前行两步发现有些问题退一步，总的来说是在前进，但比较缓慢而谨慎。这里面有一个选项问题。多目标选择时会比较困难。大家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可能三角的约束。我们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不仅要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还要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有时还包括汇率的相对稳定，这些都在独立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内。中国的货币政策40年来，我给予很高评价，试图在多重目标下寻找一种均衡，而不仅仅是单一地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架构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独特作用，以至今天中国拥有如此之大规模的M2，超过190万亿，我们的GDP90万亿人民币，已经超过2.1倍了，美国是21万亿美元的GDP，他的M2大概是15万亿美元，只有GDP的0.7-0.75。当然如果把美国的M3、M4算进来，那比率会很大。在“三角目标”中，独立的货币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前提。我们有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困惑：一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是汇率稳定。既要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又要使汇率稳定，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从选择上，只能择其一。从战略目标看，如果资本项目不放开，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中国开放性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形成的。人民币如果不是一个可自由交易的货币，这样的金融体系，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是困难的。所以，短期看，如果实行人民币可自由交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外汇储备可能受到一定冲击。我们现在有192万亿的M2，其中有90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这是一个现实压力，要有充分预估。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两难的选项：是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要一个稳定的汇率？对我们来说，这里有一个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的协调。就长期战略来说，中国金融必须是开放性的金融，国际化的金融，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我认为这个战略目标是适当的，这个目标也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是题中之义。如果人民币都不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一员，中国金融在全球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影响力，金融很重要，货币很重要。仅靠国际贸易是不够的。金融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在主要国际事务、也在军事力量。但最重要还是美元的影响力，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如果没有美元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经济能有长达100年的繁荣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未来繁荣的政治基础和金融基础，奠定了美元的核心定位，虽然之后，几经改革，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是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有风险，更有机会，长期看，机会大于风险。任何一项金融改革都不会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改革。我们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就是改革应该得到更多利益，最好没有风险。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伴随着风险，更具有长期的金融红利。在红利和风险之间应谨慎去找到其平衡点。在2010年前后，我乐观地认为，到2020年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一定会完成。现在离2020年只有几个月了，看来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现在看来2025年能不能实现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把所有的开放管道加起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外国投资者占比在2%左右，这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这个比列与中国的地位不匹配。人民币虽然在边境贸易上有重要影响，在一些双边贸易上也起作用，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美贸易战包括所谓的金融战，对我们带来了很大威胁。201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突破了30万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算大约45600亿美元，这其中70%是通过美元结算的，通过人民币结算的只占20%，其他货币占10%。我一直在思考，放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下特别是目前复杂的中美关系下，中国金融的开放的确是个很大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它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有极限思维。如果美国关了美元结算系统怎么办？我们要有备份系统。华为就有很好的备份系统。在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是不可能建起基于国际结算的备份系统。建立备份系统虽然很困难，但要创造条件。一定要通过金融开放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来建立中国国际贸易结算体系的备份系统，就是一种极限思维。短期看，又要认真对待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问题。这要求中国金融在开放中保持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应对措施的平衡。我赞成现在的短期应对措施，因为现在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对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对中国和美国也同样带来极大的风险。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短期看，我们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在政策层面上，对人民币的长期信用的保护，应该是重要的基本国策。维护美元的长期信用就是美国政府的最重要的国策。美国不会无约束地损害美元的信用，即使QE了多次，最后还是会作相应的收缩。他们知道，美元的长期信用有多重要，从而实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甚于航空母舰的作用。我们要深刻地理解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的开放对中国未来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我们不要过度担忧短期的风险，金融体系的开放将会使整个金融体系、社会的契约精神、法制体系和法治水平都会有大幅度提高。开放是社会进步和前行的一种倒逼机制。如果中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高度成熟与文明，是这个国家法制、契约、信用、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预期的综合体现。没有这些综合能力，中国资本市场要想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来你的市场投资。这就要求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法制要非常完善，要有高度的契约精神，社会要有高度的透明度，国家治理要现代化。同时，社会是稳定的，积极向上的，有创造力的。所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巨大的促进，我们要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开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加入WTO后，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深刻的体验。在没有加入WTO之前，中关村大街上随处都是卖假货物的，买假软件，侵占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加入WTO后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很少，几乎看不到了，保护知识产权深入人心，自主创新成了主流。我对我们的国家抱有极大希望。作为一名学者，我经常说，我的心是热的，我穷尽其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样我也知道金融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我们心中的理念。如果我们头脑冷静，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总书记说的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