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概6600字，读完共需7分钟
受访专家华黎明系中国前驻伊朗大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6日观察者网。
“美国软实力的衰退在外交领域主要表现为国际关系中频频触发矛盾甚至直接成为对立、纷争的挑起者。”这是美国调查报道记者罗南·法罗在其新书《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中，对美国外交的最新评价。而很快，这个评价就在新年伊始的中东地区应验了。
美国为何频频成为国际秩序的搅局者，真的是软实力今不如昔了吗？又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削弱和传统优势的衰退？美国外交是在践行实用主义还是意识形态挂帅？在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又会对中东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对此，媒体专访资深外交官、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
媒体
很多人的感觉是，近10年来美国的软实力是相对衰退的，您觉得在外交领域有哪些具体的变化表现出这个现象？
华黎明：自冷战结束、苏联瓦解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曾经独享世界霸权10年，这个时期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达到了顶峰，所以世界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也都是顶礼膜拜,很多人因此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了”。但是“911”的发生使美国的上升步伐戛然而止。“911”之后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消耗了美国的硬实力，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软实力被削弱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对于伊拉克战争，美欧发生了分歧，这是二战结束以后，大西洋两岸第一次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当初我记得德国的施罗德、法国的希拉克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所以当初欧洲的态度，和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的态度截然不同。当然这其中英国除外，英国人支持这场战争，但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不支持这场战争。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软实力开始下降。这两场战争也间接导致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
两场在中东地区发动的战争成为了美国“软实力”的转折点
美国金融海啸的发生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场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大量的财力，几万亿美元，几千人伤亡在战场上。同时金融海啸也带来了一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的贪婪和美国的社会制度的致命弱点和负面的一面。我觉得这是美国软实力受到伤害或者是衰退的重要原因。
媒体
其实美国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外交的传统优势，具体来说这种优势是什么？这些传统的优势是否也在发生变化？华黎明：美国的外交优势确实很大，主要表现在它有很强大的话语权，而且世界上有一大批国家是它的盟友，跟着它走；甚至有的不是它的盟友，也都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跟着它走。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战争表投票表决的时候各国都支持美国，当时的美国可以控制100多个国家不跟中国建交。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只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建交，这就是美国外交上强大的实力。
新中国建立后与中国建交的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过了战后70年的演变，用习主席的话说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之下美国的话语权依然还有，还有相当一批盟友在支持它，比如说北约，比如说美日同盟、美欧同盟，美国还可以调动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五眼联盟国家。但是这种控制能力明显地可以感觉到越来越来越弱，这些“铁杆盟友”有的已经不那么听话了。比如说这两年美国动用它的国力要整中国的华为5G，他的盟友里头就有一批国家不听他的，这个在过去都没有发生过。具体来说还有一个例子，过去在全球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七国集团”，就是世界富人俱乐部，世界上的7个国家说了算。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力，因为七国集团已经解决不了世界上的主要问题，必须要把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请进来一同讨论，这都是美国的话语权在下降的例子。再比如说南海问题，2010年之后中国在南海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美国挑动中国在南亚的一批邻国集体与中国闹矛盾，一直闹到菲律宾把这个案子拿到国际法院去仲裁，但是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南海这些国家，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跟着美国走，跟中国站在一起了。所以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化，美国的话语权也逐渐在衰弱，这就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外交上的例子。
媒体
确实，美国依然有一大批追随者，但是可能已经不复当年那种一呼百应的姿态了，除了绝对实力的相对衰落这个内因，是否也是它对外政策的变化，比如主动抛弃盟友、索要军费甚至是对盟友也搞“贸易战”这种外因起的作用，让它的小伙伴有一点离心离德的感觉？华黎明：是的，美国最倚重的两个军事集团，一个是北约，一个就是日韩军事同盟。最近一次召开的北约峰会实际上开得很失败，基本上大家离心离德，美国人说一套，欧洲国家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甚至马克龙提出来，欧洲还要自己成立“欧洲军”，那就是觉得不太想要北约了；而另一方面美国人还想着要欧洲的北约国家自己来买单，这些都是美国跟欧洲的同盟关系逐渐削弱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跟日韩的关系也是这样，日本现在很无奈，它必须要跟着美国结盟，因为二战它是战败国，连宪法都是美国人给它起草的，它现在不得不在美国的羽翼下生活。但是日本自己也觉得跟美国结盟有很多吃亏的地方，现在特朗普甚至提出来，连美国驻军的费用都要日本买单。韩国最近也是因为军费的问题和美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总的趋势是美国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裂痕，有的可能还会保持，他们的结盟关系要走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媒体
说到特朗普，您如何评价他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工作，尤其是他的两任国务卿——蒂勒森和蓬佩奥？华黎明：蒂勒森和蓬佩奥这两个人的背景很不一样：蒂勒森是美国的石油财团美孚石油公司的大亨，特朗普当年在竞选的时候就想到要利用他，将来让他来做国务卿，其中很重要的考虑就是，蒂勒森当年在做石油买卖的时候，跟俄罗斯尤其是跟普京本人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特朗普原先是想在他当选总统以后，确实想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是想跟普京走得更近一些。大家都知道，在大选过程中普京帮了他的大忙，所以他启用蒂勒森很重要的考虑是与俄罗斯的关系，蒂勒森是可以在这方面有大用场的人。
但是入主白宫之后，蒂勒森在一些问题上跟特朗普的意见就产生了分歧，比如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问题上，关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还有朝核问题等等，这些蒂勒森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特朗普是很不喜欢他底下的这些“亲密助手”跟他唱反调的，他手下好几个高管都因为这个原因被解职，蒂勒森被解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他不唱一个调。而且他让蒂勒森下台的方式也很粗暴，蒂勒斯在外面还没有回家，就把他直接撤掉了。蓬佩奥的背景完全跟蒂勒森不一样。蓬佩奥是个职业政客，他是原来国会共和党茶党里极右集团的成员，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很快就让他当中情局局长，后来又把他放到国务卿这个位置上。蓬佩奥上台之后就很注意，任何事情都要跟特朗普保持一致，绝不跟特朗普唱反调，有的方面比特朗普走得还要更远一点。当年特朗普同时启用了两个人，一个蓬佩奥，一个博尔顿，这两个都是极右的政客，本身说明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倾向于共和党里面最保守的这股势力。所以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是想要借由这一类人在外交上帮助他走极右的路线。
媒体
特朗普任期内一个很有争议的行为就是解雇了一大批美国驻外的职业外交官，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这些专业人士在大国外交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华黎明：世界各个大国都会拥有一批熟悉各个地区、国别问题、熟悉国际事务的专家，尤其是对美国、欧洲、日本，亚洲、非洲，还有比如说对于裁军、军控、气候、维和等等这方面，每个大国都有这方面的专家，这批专家应该说都是各国外交的重要财富和资源，能够让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更好地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各国都很重视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美国传统上也是这样的。在美国，中国问题的专家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同样，对俄罗斯、对亚洲、中东他们都有一批专家，应该说这些都是美国外交的财富。但是这些人才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一心一意要搞他的单边主义外交的人来说，可能是他的一大障碍。你要推行某一种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政策，这批专家会出来劝告你，给你提出忠告和建议：“你不要这样做，这个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如果这样做了以后，后果是会是怎么样”……这批人多了以后，特朗普会觉得他们碍手碍脚，对他的政策推行不力。所以他上台之后，从蒂勒森开始，现在蓬佩奥上台以后还在继续，就是一大批——不仅是中国问题的专家，还有各个方面问题的专家——都纷纷离开了国务院。其实这应该是美国外交的一大损失。
媒体
总结过去一年来的美国外交，“退群”绝对是一个关键词，美国屡屡单方面退出了一些国际公约，废弃与他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协定，其实很多是当年美国自己签订和倡导的，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美国从这样一个制定者变成了一个违背者或者是破坏者？华黎明：你刚才说得很对，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譬如联合国，譬如WTO，也就是原来的关贸总协定，后来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带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系列的条约、协定，可以说整个二战之后的秩序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应该说起码在当时，这个秩序对美国都是有利的，70多年来，这个世界也基本上是在美国制定框架之内运转的，70年来在美国主导制定的这个框架之内，大家还是和平共处的，没有发生战争。拿中国来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初我们中国是被美国封锁包围，被置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只是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很快就融入了国际秩序，尽管我们中国也认为现在国际的“游戏规则”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中国还是参加了这个国际秩序，而且从不挑战这个国际秩序，应该说中国也是这个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尤其像WTO，我们是受益者。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今天特朗普自己要带头挑战这些由美国一手创立起来的国际秩序，“退群”——退出气候条约，退出伊核协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美国外交造成的混乱、损失应该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撕毁伊核协议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使海湾国家、整个中东地区长期保持一种紧张的状态，美伊敌对，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巴黎气候协定也是这样，今年气候协定无果而终，当然各国之间有分歧，但是和美国退群也有重大的关系。类似这些，都是美国退群会给世界带来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应对，我们中国过去没有这样做过，将来也不会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我们也是国际秩序、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多边主义继续下去，对我们中国的继续发展，中国的民族复兴，将来都是有利的，所以中国还是反对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而且中国要积极地推动全球化，维护资本、人力资源、商品在世界上的自由流通，尽管现在的国际秩序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我们还是要主张继续维持多边主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媒体
您认为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更偏向于利益优先的务实主义，比如特朗普一直在强调的“美国优先”，还是会发展为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一边倒的“新冷战”呢？
华黎明：各国的双边外交或者多边外交最重要的还是利益，意识形态是其次的。因为利益的驱动，有些国家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也可以走在一起，可以坐在一起谈判，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外交上利益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特朗普虽然一直说“美国优先”，实际上他并没有把美国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在我看来，特朗普既不是利益优先，也不是意识形态优先，他是选票优先。你看特朗普这三年来的外交政策，都是围着他的选票转的，为什么中美之间会有所谓的“贸易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为了要巩固、扩大他的票仓，让美国更多的人能够从中美“贸易战”中间得到好处，然后投他的票。还有伊核问题，很多人疑惑，美国为什么对伊朗这么敌对？其实说破了还是个选票政治。因为我搞伊朗外交多年，伊朗是在美国被妖魔化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是反对伊朗的，很容易赢得支持、赢得选票；在国会里，你只要是反伊朗的，国会里面都会给你通过，美国的福音派、犹太人集团都会给他选票。
所以你看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一个是猛烈的反伊朗，另外一个是亲以色列，亲犹太人。为什么特朗普要把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把葛兰高地说成是以色列的领土？一切都是为了要争取犹太人的选票。所以他的外交政策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都是选票政治，为了要2020年第2次再入主白宫，所以可以预见到了2020年如果他再次入主白宫的话，他有些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
媒体
是的，与其说他自己要搞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他利用了美国大众的那种意识形态偏见，为他的选票为他的选举而服务，所以说才有了您说的对伊朗的这种外交政策。华黎明：中美贸易战，他就是利用了当前美国整个精英集团对中国发展的一种焦虑和敌对情绪。利用了这种情绪，他们开展中美贸易战，在国会里、在选民里，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说穿了就是这样。
媒体
最后能否请您谈一谈目前的中东局势？在能源革命的背景下，能源不再是美国对中东国家的主要需求，美国将会如何处理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华黎明：中东问题直到20年以前人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但是这个问题现在逐渐在中东被人们淡忘了，美国也把这个问题放在第2位了。阿拉伯人也不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反，把伊朗的危险性突出起来了。在这方面以色列和美国有很大的贡献，就是不断地妖魔化，把这个国家说成一个敌对的国家。所以现在伊朗问题成了中东的核心问题，而且成了阿拉伯国家的最大的敌人，甚至以色列和沙特这些国家都会走近。美国把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30年以前的话，我估计美国很多驻外使领馆都会被人砸了，被人烧了，但是这次阿拉伯国家非常平静，为什么？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矛头已经指向伊朗，所以美伊之间的矛盾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1月3日，在伊朗德黑兰，人们参加游行抗议苏莱曼尼被炸身亡。新华社发
现在问题是，特朗普采取了一个对伊朗非常敌对的政策，但是他又不想打这场战争，因为他知道这场战争的代价要比前两场战争的代价高得多。因为伊朗毕竟是一个8000万人口的大国，所以他不想打仗，但是跟伊朗的敌对政策还要继续保持下去，起码2020年他想要当选，这种局面就不会改变，而且他还要用制造共同敌人的办法来巩固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盟，把阿拉伯国家的矛头都指向了伊朗，这样就可以同美国结成一个盟友关系。刚才你说的石油能源供应，确实美国能源已经自给了，而且还出口，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已经不存在能源的供应问题。但是中东石油对于世界的能源价格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所以中东一旦出问题，油价上涨，这是美国经济所不能承受，因此这是美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另外中东在欧亚大陆的关键战略地带，如果美国要谋求全球霸权，美国不能没有中东，必须要保持对中东问题的控制权，除非美国放弃全球霸权。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么反对伊朗呢，因为伊朗政权是个反美政权，挑战美国的霸权，所以美国当然不能允许在这么重要的战略地区有一个反美政权。这不是特朗普个人的问题，而是美国总体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