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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删减版刊于2月4日FT中文网、观察者网。
宜在现有部署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扩充、磨合锤炼一只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常设建制、专职应对核/生/化/流行病威胁的正军级（以上）防疫常备军，可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或中部战区等军种部门。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友好国家都已倾注极大人力物力，全力挽救中国人民的生命，遏制病毒的全球蔓延。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2月1日已经抽组医疗力量分别以铁路、空运的方式集结武汉；根据中部战区命令，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2日正式抽组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从2月3日起，将有一只1400人规模的军队医护人员承担起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2月1日医疗队员乘坐高铁抵达武汉站。解放军报记者王传顺摄然而，在救灾抗疫的公共卫生与应急实践中，也暴露出种种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并拿出制度性的应对方案。故此，本文试图提出并论证：宜在现有部署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扩充、磨合锤炼一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常设建制、专职应对核/生/化/流行病威胁的正军级（以上）防疫常备军，可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或中部战区等军种部门。
第一，从此次疫情应对来看，部分地方政府的应急经验、资源调配、治理能力，以及部分地方半官方机构的反应速度、工作效率、职业操守、专业素养等，都与应对疫情的客观需求和人民的主观期望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十七年前中国成功抗击“非典”留下一条宝贵经验——有中国特色抗击疫情的“双核”领导模式：中央政府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后，果断派出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为代表的一批大员干将。由此，大员坐镇京师调度全国，干将战场督师冲锋在前。“双核”联动，高度授权，统一指挥，迅速扭转形势，起到很好的效果。目前，在中央/顶层设计层面已经设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体现出中央政府对疫情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工作实操层面，时至今日，在疫情爆发一月有余、武汉“封城”已近半月的情况下，不同省份之间的协调、省内各市之间的协调、市内各区、医院、政府组织、半官方组织、民间组织之间的协调都仍存在一定问题，尚在磨合之中。这说明，在“领导小组”与各省之间（尤其是湖北省与周围毗邻省份），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内部，都尚无具备足够权威、权限的执行者来具体来落实领导小组的精神指示，统一指挥，大刀阔斧地剪除各种行政性和非行政性阻碍，抗击时疫。只要到湖北、武汉的网络论坛上看一看听一听，就能感受到当地人民“请中央派一个王岐山来”的呼声。可见，如何在疫区/战区实现统一领导，以克服内部损耗、降低沟通成本、管控行政成本、集中整合体制内外力量，乃是当务之急。
第三，从长远看，随着中国各项建设工作的推进，（民用）核设施、大型（有毒）化学/生物制剂的研发中心、生产厂房与储备仓库等设施数量都将进一步上升。就在本文写作时，据最新报道，2020年2月3日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北纬30.74度，东经104.46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这无疑又对四川地区的抗击肺炎与抗震救灾工作提出双重挑战。此外，全球化趋势也导致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在全世界的高速流动与传播。上述挑战都要求我国尽快组建一支强力精干的专业专职队伍，能够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奔赴前线，管控核、生、化、传染病等重大灾害的源头地区，利用军队的网络、运力、资源迅速搭建符合防疫要求的野战医院；同时他们还应被中央赋予足够的权威、权力，能够统一调度涉事地区及周边省市各级政府、资源，协调不同部委，迅速产生合力，以有效抵御灾害、应对疫情。
图源：财新网
第四，从更长远看，此次疫情已充分证明，一场重大传染病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打击力度可能并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因此，不能排除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一旦半岛、东海、台海、南海、藏南五线中任一“（或将）有事”，潜在的敌对国家（联盟）或将先发制人地以类似手段进行（预防性）战略打击，以阻止中国实施其战略行为。届时，如果仍以当下的应对模式和能力加以处置，无疑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伤害。这并不是在宣扬“阴谋论”，而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故为长远计，中国需未雨绸缪，在非战争环境下的重大疫情中早准备，早练兵，早磨合，方能有备无患。建设一支强大精干的公共卫生安全常备军，并在历次抢险救灾中表现出卓越战力，对于潜在敌国的战略偷袭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第五，当前，针对部分防疫、科研人员在应对疫情的同时急于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情况，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对此，科技部明确指出：“科研人员要勇挑重担，全力投入科技攻关任务，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此外，对于涉事的若干病毒研究单位是否优先履行其防疫职责、是否尽到保守国家秘密义务等事宜，舆论上亦存在一定争议；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对此事进行认定。
然而，上述种种表象其实都指向了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的深层、系统性问题：一方面，普通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人员出于自身职称评定、基金申请等实际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提升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望和影响力、话语权，都需要在国际顶级期刊第一时间“抢”发高水平论文。这本身并无不妥，也符合国家教育部、科技部的政策精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救灾第一的职业道德看，还是从保守国家机密的法律责任看，上述“抢”发行为与国家利益之间都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牵涉国家命脉、干系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科研领域，其先天就具备较高的保密要求，需要研究人员不计较个人（国际）声望名誉，而专注于捍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健康。而这个要求，对于普通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而言，即便于“理”无碍，但在具体执行上必然遭遇重重阻力。如何解决？不妨尝试“兵分两路”：一路为普通高校、科研院所，他们的职责就是从事基础研究，在国内外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正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交流活动，为全球“学术共同体”贡献知识增量（从学术意义上看，真正的Academic Community一定是全球的，而不可能是民族国家的，因为‘纯粹的知识’没有国界）。至于国家政策的制定、防疫工作的推动，不是他们的首要职责。故而其职称评定也以论文发表、影响因子等为主要依据。另外一路，则不妨统一归并到军队，可以隶属于新组建的公共卫生安全防疫部队，也可以归并到国防大学、军科院等军队系统的科研院所。其好处是：第一，用军事纪律保守国家机密。这当然会影响国际交流，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国际交流、发表、提升影响力的工作由普通院所和高校老师完成。第二，其激励机制、评价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坚决完成任务，捍卫国家利益，战胜疾病，保卫人民。这是他们职称评定、军衔授予、升降奖惩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急于“抢发论文”的动力。这一制度设计的要害就在于把个人奋斗的动力和国家、人民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共振，相互促进；而非“强扭瓜不甜”。我们既要坚决反对牺牲人民利益满足个人名利诉求，又不可片面强调“集体”而压制个人的创造性和正当的利益诉求。2月2日，空军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解放军报记者王传顺摄
首先，本提案政治正确站位高，完全符合中央精神。2019年通过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之治”十三个“显著优势”中的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优势”。而本提案恰恰最能够体现并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党指挥枪”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落实“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等党和国家的战略性目标。
其次，解放军有实力基础。建国70年来，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抗洪、抗震、对抗疾病的抢险救灾中都有果敢勇毅的表现，尤其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勋，挽救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人民子弟兵”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有利于团结疫区民众，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人民军队70年所积攒下来的口碑与公信力也绝非一些地方半官方机构所能比拟的。
再次，此前中国已组建类似部队，有制度基础。譬如，2006年9月2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第一支公共卫生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大队”在京正式组建。但遗憾的是，在此后的救灾实践中，并没有将其发展壮大。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并再造一支真正能打硬仗、救民水火的新军的时候了。
最后，类似编制也有他国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譬如，美国联邦政府设有“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The U.S. Public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d Corps, PHSCC），是美国公共卫生局麾下的联邦制服部队，亦是美国七支制服军种之一。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公共卫生人员。这支大约6000人的部队，不仅承担美国国内防疫工作，也可以派驻海外，参与国际救援。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受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管理，其首长是具备等同于海军中将级别的医务总监。医务总监直属于具备海军上将阶级的卫生助理部长（如果该部长为公共卫生服务军官）。
1、该部队的行政级别/首长军衔不宜低于“军”，否则难以调度资源。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正军级”相当于“省部级”。作为疫区/战区抗灾工作的总执行人（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和正国级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防疫军指挥官必须有足够的级别、权力才能有效调动资源，协调领导当地干部，做到令行禁止，统一指挥。2、防疫军人数不妨设在2万人左右。总部、参谋部及办公厅文职人员、以及军直属的科研院所编制约5000人。作战部队15000人可分为三个大队，每大队5000人。在平时，“中央大队”留驻北京总部，监控可能疫情，拱卫首都。“地方大队”辖三十余中队，分驻全国各省，独立于地方政府，自行运作，直接对中央负责。他们当密切监控当地可能出现的疫情，在第一时间向北京总部汇报；与此同时，密抄知会地方政府，提请应对。“海外大队”驻扎国外，作为中国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全球人道主义救援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这绝不仅仅在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道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随时搜集海外病疫情报，第一时间掌控新病毒、新威胁的发展动向，第一时间向国内总部汇报、预警。毕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新疫情、新毒株，都有可能对中国海外利益、驻外“一带一路”建设者和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三大队，以2年或3年为期，进行轮岗，以确保防疫军任何一名指挥战斗人员在6~9年的服役期限中，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战斗在第一线，经受疫病灾害的“战火”考验。这是因为，如此一支耗费国家重金打造的精英部队，仅有训练是不够的，必须在最危险的第一线经受真实战火的锤炼。美军战斗力强，除了装备好、训练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年全球作战，在真刀真枪中练兵。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国策，不对外发动战争，但也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通过独立或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相关救援活动，可以使防疫军常年保持战斗状态，而不至于悠游懈怠，甚至滋生腐败，最后沦为和部分地方半官方机构一样的腐肉，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同时，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确实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救援，帮助友邦共同应对病毒、灾害的威胁，提升国际领导力，推动全球治理的增量改革。为此，防疫军章程应明确规定，所有升职、授衔、提拔，只能产生于国内抗击重大疫情或海外大队在国外的实战执勤过程中；平时状态下的中央大队和地方大队，原则上无提拔机会。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将军人的荣誉心、逐利心与国家利益、人民需求有机结合，激励其在抗疫战场上杀“疾”立功，升迁受赏；避免“打得好不如送得好、吹得好”现象；让基层实战第一线的血性军人得到应有的拔擢，被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并获得相应待遇、奖励。防疫军直属科研院所研究员的考评，参考前文所述，其升迁不由论文发表决定，而看是否能在最短时间内精准识别毒株、研发疫苗、特效药等实际工作和对人民的贡献。
1、在国内发生重大疫情时，经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核准，将爆发疫情的省份（或包括其周边地区）划为“疫区”。“疫区”即“战区”，实行军管。2、在实行军管的省、市，防疫常备军接管地方政权，统一指挥，全权指挥协调各方，合理迎击疫情。地方官员必须服从防疫军总指挥的调度，如有不从或作战不力者，可以便宜行事，坐逃兵、通敌罪，以军法论处。3、疫区/战区划定后，防疫军最高指挥官率中央大队携物资、器械空降疫区，与原先驻扎于该省的地方大队汇合，组装空运来的集装箱模块，搭建野战医院等抗疫救灾设施；同时召唤邻近省份的地方大队前来增援；在出现极端重大疫情时，也可召唤海外大队回国支援，协同作战。4、防疫军指挥协调疫区内的市内物资运输，有力保障医务人员和市民的日常需求。疫区内的医用、民用生活物资，包括外界捐赠钱款、物资，都由防疫军统一收纳、指挥、调度，并在其官网上实时更新、公示，确保每一笔慈善捐款和国家划拨的专项物资、资金，来有源头，去有落实。防疫军不是太上皇，同样要接受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的监督，如有任何贪腐、挪用、延误，同样将受军法严惩。5、疫情结束后，中央大队撤回首都修整；地方大队轮岗对调后，将地方政权归还原省、市政府。对原地方党政机关公务人员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以及他们在“战后”的奖惩任免事宜，防疫军战地指挥官的考评鉴定拥有一票否决权。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英勇无畏的十四亿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赢得胜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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