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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洛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独家首发。
习主席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完全赞成并衷心拥护习主席的光辉论断。这个论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将是一场阻击战，因此，这就不是一场歼灭战。我认为资本市场的投资人有必要围绕着这个论断，建立起有关疫情、市场、改革和经济的合理预期。
1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再过三天，沪深股市就要结束长假，恢复交易了。我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在突发事件后的开盘前坐在电脑前面写作了。我记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普500里面只有“金汤宝”这个卖罐头食品的股票没有跌；我记得2001年“9.11”后开盘，道琼斯成分股里面只有Verizon这个电信公司还在涨。我当然还记得2003年“非典”之后的“五朵金花”和“宏观调控”以及之后的“998”和“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沪指瞬间跌破1000点的那一天，我正好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大厅里。当时在场的股民集体地、自发地、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现场空气中有一种很奇怪的、压抑许久后爆发出来的欢快（应该说是用含泪的笑声宣泄了他们的悲愤），混合着掌声和高声喝彩，仿佛那个下午，人们不是在炒股，而是在看戏。那一幕，久久停留在我记忆中。人性，是很难预测、把握和操纵的。华尔街有这样一个段子，在某次意外事件发生以后，市场暴跌，年轻的交易员急匆匆地跑进交易大厅。他正要张嘴告诉另外一位资深的老交易员，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方尽管不知情，但却粗鲁地挥手打断他：“你的恐惧已经告诉了我更多消息”。在突发事件中心的当时当地，那个对未来和全局至关重要的消息，往往在当时无人问津；而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消息，放长远，在事后看，往往是最不重要的消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在同一个会议室里面，眼看着美银和美林两家投行为了收购的价格问题斤斤计较，恶语相向，几欲翻脸（按照我们的口径，这绝对叫做“不顾全大局”，缺乏“全局意识”）。但是，伯南克事后回忆说，他当时看到这个场景之后，第一次在金融危机中感到了温暖，仿佛在最黑暗的隧道里第一次看到了曙光。因为“只要投资银行家们还保持贪婪的本性，那么，这个市场就还没完，一切都还有救”。
这大概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情绪会给思想着色”。当我们作为个体，被动物情绪所控制的时候，市场就演变成了筛选我们的热带雨林。而且事后很长时间，我们才能意识到帮助自己活下来的不是情绪，而是免疫系统。西方国家的媒体往往对什么事情都爱夸张宣传。西方媒体也许并不是每天都颠倒黑白，但是夸大其词绝对是家常便饭。为了吸引眼球，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提高收视率则是他们赢得广告投放合同的关键。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有些自媒体最近好像也被这个“病毒”传染了。请问：美国每年被闪电击中致死的人多，还是游泳时被鲨鱼咬死的人多？正确答案是：闪电。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感觉被鲨鱼咬死的人多。这不怪我们，不是我们不好，而是因为新闻报导倾向于大篇幅地报导鲨鱼咬人的事件，而对夺命的闪电则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在美国，每年鲨鱼咬死大约有26人。但是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次数多达170次；同样是在美国，每年被闪电击中而死亡的人数高达974人，但媒体报道次数却只有11次。我们通常只听到别人认为我们会喜欢听到的事情；媒体只报导那些他们认为别人喜欢听到的新闻。长此以往，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就发生了偏差。为此，我提醒我自己，不要落入同样的陷阱里面去。我自己最希望听到的当然是我们消灭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而且我感觉我周围的人，也正在对此目标保有巨大的期待。资本市场上的老兵都会提醒你：一致预期要不得。我内心深处是否对疫情发展的其它几种逻辑可能做过思想准备呢？作为一种RNA遗传的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需要随机抽取宿主身上的碱基才能完成自我复制，这就使得下一代病毒比DNA病毒具有更强的变异性，更多的变异可能。它是否会最终变异成一种对人伤害更小但又更容易传播的病毒呢？很难说，我感觉存在这种可能性。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多种病毒在人体留下了自身的基因痕迹，这说明人类进化史就是一部和病毒的斗争史，斗争的结果可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战胜了它，也可能是它变异成能够与人相对“和平共存”的新病毒。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只是丰富了大自然本来固有的对任何生物（包括人）的筛选机制。对付这种病毒，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是消灭它，而是提高自身免疫系统。四千万年灵长类动物进化史就是这样写的。这部历史足够长，里面的真相足够多，规律足够明显。但是，当前的报纸、电视，尤其是自媒体，会愿意告诉你这些吗？恐怕不会，因为他们知道你根本听不进去。你被恐惧控制了，你只期待“彻底消灭病毒”这一种逻辑可能。而我现在告诉你的，可能是进化史上更大概率的事件。宁可高杠杆押大概率，不可轻仓赌小概率——这是金融学的金玉良言。统计数据显示，在职业足球联赛中，80%的点球都踢进了，只有20%不到的情况下是被扑出或者干脆射偏了。在这80%的进球中，有29%的球是射向球门正中的，但守门员只有6%的情况下是站在中间不动的。其它94%的情况下，守门员都奋勇但徒劳地扑向球门的一边。而且即便守门员扑对了正确的方向，他也很难扑出这个点球。相对来说，站在球门中间不动，反而能够从容不迫地扑出更多点球。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守门员都不会选择守株待兔呆在中间。因为，他们特别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场景：在那些71%的情况下，球是射向球门两边的，而他们站在球门中间静止不动，就会被人嘲讽和指责，被人说成是无能、懒惰、不够敏捷。守门员害怕被人说成是无所事事的人。想想巴菲特的名言吧！“慵懒和无所事事应该成为价值投资者的必备品质”。我参加过国企改革的工作，我发现这个“守门员现象”很普遍。我们很希望扮演那种浑身是泥（最好满嘴也是泥）的辛苦劳动者的角色，这不仅能够提升我们在群体中的地位，还能够免除我们被指责的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持有指责和批评的态度，我们对于满嘴是泥的失败者反而持同情和原谅的态度。我们认为后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于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许多文件和会议布置下去了，誓师大会，动员大会都开过了，这些都使得我们看起来很辛苦，我们卷起了袖子而且浑身是泥（外加满头大汗），于是，再也没有人能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干了。无论改革是否得到了推进，国企效率是否得到了提高，我们都已经成功免除了自己的责任，变成了无辜的人。
你究竟是想解决问题，还是想免除自己的责任？两者做法完全不同。这个问题很重要。真的！尤其在体制内，加上我们现阶段特有的国情。我们一定要抛弃后者，坚定执行前者。一切奔着解决问题，防控疫情而去。上来就投入全部资源以期完全战胜病毒，这当然是好的。但如果病毒向“温和但快速传播”方向变异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建立长效防控机制？不要把我们体制的荣辱押注于一事一时的成败。我们真正在乎的，要全力保卫的，是人民的健康，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安全，和这些目标相比，我们最不需要在乎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名声。因此，不要考虑“我现在做了哪些事情，以后就没有人能说我了”。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现在做什么，才真正有利于人民”。我们的体制一定要有这样的机制，否则就无法鼓励官员做出正确决定，否则我们就在鼓励官员们成为“满头大汗但一事无成的老好人”。金融学是关于“当你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时，你现在愿意用多大代价防范风险”的一个交易体系。金融学不是关于预测的，那些吹嘘自己预测准确的大神很可怕，他们要么对你隐瞒了他们的败绩，要么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后者更可怕。我从不讳言，从长期来看，我预测股市的准确性并不高于你口袋里的那枚硬币。而且我为此感到自豪，这说明我体温和理智都还正常，还不需要去精神病科隔离，也说明我没有商业动机，没有加入什么推销理财产品的传销组织。塔勒布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体重300磅、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的胖子托尼从不预测、担心、防范纽约黑帮的作息时间和活动范围。关键是要提升自己个体的免疫能力，关键是提升体制的应对能力。彻底消灭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冠状病毒作为一个大类的病毒，仍然继续存在，而且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因此，很有可能我们以后还会遇到它的各种变异。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否需要且能够全歼冠状病毒？不，我们打的是一场阻击战。不让它伤害人民的健康。事后，关键还是要建立高效、透明、诚实和准备充足的防控体系。让我们变成“胖子托尼”，让病毒变成“纽约黑帮”——黑帮是消灭不完的，关键是自己要变得强大。塔山阻击战为解放东北全境做出了关键的贡献。而辽沈战役的胜利又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我们要充分理解阻击战的含义。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需要我们迈开更大的步伐。阻击战的目的就是防止这种突发事件干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视问题，掩盖矛盾，对体制内各种不合理的现象迁延将就，而不是推动改革开放，稳定最终将压倒它自己。
疫情发生以后，有些西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停飞了中国航班，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从武汉撤侨。这些我都理解，我们也曾经从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撤侨，病毒是魔鬼，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但是，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周围有些看起来“极左”的愤青对此愤愤不平，这些愤青平时“逢美必反”，现在他们又一次“口头”谴责美国，说这是美国隔离中国的企图。我感到困惑极了。同样一批愤青在几个月前，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高呼干脆和美国脱钩，呼吁我们联合一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另外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此时此刻，他们又坚决谴责任何看起来像是（其实不是）“中美脱钩”的行动。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人？而我人到中年以后却不得不与之打交道呢？他们的立场为什么变异得比新型冠状病毒还快？我从来就是反对中美脱钩的，我从来就是拥护改革开放的，我从来也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英语中，保守这个词的内涵就是“一致性”，保持里外一致，保持前后一致的人，才真正捍卫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在这些愤青看来，保持极左的态度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极左路线确定会给自己带来安全，还有可能带来自身发展的更大机遇。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懦夫的生存技巧。这批高呼情绪化口号的人简直是我们社会的病毒。防控疫情的阻击战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打这场阻击战就是为了防止病毒干扰我们的主攻方向。因此，我们胜利之后，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改革开放上来。我们应该下决心，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事业。国企改革，金融机构改革和地方财税改革，这三项改革任务需要我们拿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否则，我们就白打了一场阻击战。病毒改变不了我们的主攻方向：改革开放！因此，我乐观预期经历这场阻击战以后，改革的阻力会更小，改革的动力会更足。前面是一个更强大、更繁荣、更自信的中国！最近，我看到网上关于疫情发生早期武汉医生微信群的言论。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他们当初对病毒的“预测”准确了，就宣布他们是无辜的。那样的话，我们就留下这样一种逻辑可能：如果他们预测错了，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处理”就仍然是正确的。
这不是我们的初心，捍卫人的一切才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捍卫人的权利，我们保卫人的生命，我们尊重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体制就是为了这个初心和这个使命而建立起来的。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是为了这个使命而牺牲的，我们不能辜负了他们的初心。每年我看到那么多年轻人要去考公务员，我在想，是否因为公务员地位比医生更高？收入更好？待遇更好？更受尊敬？我真希望我们经历了这场阻击战以后，下决心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地位，让全社会都尊敬医护人员，让医生拥有更自由的言论，让医生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这才提升了我们体制防控下一次潜在的病毒袭击的免疫能力。归根结底，我们要恢复常识。“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但是，现在看起来，恢复常识需要巨大的勇气。好在人类特有的生物构造决定了我们在巨大的危险和困难面前，往往会分泌肾上腺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帮助我们在热血沸腾中做出勇敢的决定，也许现在就是这个时刻。这篇文章可能写的比较直白，但我说的是大白话和大实话。如果我们经历了这样一场阻击战，战胜病毒之后还是战战兢兢地不敢说实话，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文章部分内容摘自作者著作《货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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