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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洛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独家首发。
1940年，二战同盟国军仍在各个战场苦战。到处是溃败和沦陷的消息，就连突围都被当成喜讯，胜利似乎遥不可期。
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当时仍属于英国自治领的加拿大普拉森夏湾的军舰上会晤，并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视作战后英美特殊盟友关系的开始，有的将其视作二战同盟国家缔结盟约的基础性政治文件，有的将其视为英国向美国移交世界事务领导权的里程碑，也有的将其视作战后国际秩序的开端。
1941年8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西洋上的一艘军舰上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在此次会晤中，美英两国首脑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历史性文件，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对于货币史研究一直极有兴趣。我撰写的《货币起源》曾经专门提到了《大西洋宪章》，宪章精神奠定了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凡是不相信各国财政纪律严肃性和各国经济活力的投资人，都可以要求各国央行以固定汇率将本币兑换成美元；这就构成了对各国政府的约束。凡是不相信美国财政赤字以及贸易逆差可持续性的投资人，都可以要求美联储将美元按照固定价格兑换成黄金；这就构成了对美国政府的约束。整个体系设计的基础就是：“让市场约束政府，由此来赢得人民信任，使整个体系基于信任而运转起来”。这恰恰是大西洋宪章所提倡的精神。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二战不仅仅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战胜了残暴的法西斯，二战更是自由市场战胜了专制暴政。除此之外，战后还出现了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是基于《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而产生的。马歇尔将军说过，“胜利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拱门，而原子弹是它的基石” 。二战中同盟国家的胜利拱卫了人们对战后新秩序的信任。而《大西洋宪章》就是战后新秩序的基石。战争让胜利的一方展现了实力，展现了他们捍卫新秩序的决心，由此就为新秩序赢得了信心和支持。如果没有战后新秩序的话，我认为整个二战就白打了——同盟国家白白牺牲了几千万人却没有为整个世界建立一个新秩序。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以来，一直有人将其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冷战，也有人鼓吹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两个体系，两条道路，或者说主张中美对抗、合作和竞争的模式长期化。我认为这些主张都是学者们的设想，未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内心诉求，也未必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有着人文学科综合的优势，我常去人类学研究所旁听他们的演讲。也许，有些问题从人类学家的角度看，会比从国际关系学者角度来看，更简单也更直接一些。我去过的绝大多数中国公厕，在小便池上方都贴着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请暂时克制你的笑声，这不是一个笑话。两只能够尿到一起去的公猴，具备了相互结盟的愿望。据我所知，我们也好，美方也好，绝大多数人都是彼此喜欢对方的，只不过现在的政治气氛使得大家为了保持所谓的“政治正确”而被迫说一些相互谩骂和责备的话，中美两国人民还是相互抱有善意的。对此，习主席早就作出了准确的论断：“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绝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我相信，这句话里面的“我们”包括中美两国人民。习主席说出了两国人民希望相互友好的心里话。大量野外观察显示，黑猩猩群体极其敬佩“强者”。它们信奉“那个敢上来和我打一架的家伙，才配当我的朋友”。请不要简单地把这句话理解为“实力至上”，不要以为有了核武器、芯片、发动机和航母之后，我们就会自动赢得和平和尊重。恰恰相反，灵长类动物的结盟不仅仅是对实力的认可，还意味着共同捍卫一个新秩序。美国国会推荐新当选的议员读一读《黑猩猩的政治》，首领黑猩猩总是会选择和强壮的年轻黑猩猩结盟，并精心维护这种同盟关系，它们之间结成同盟关系就意味着双方对于群体中有关“食物分配、交配顺序和领地捍卫”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达成了关键默契。据野外观察猕猴群的灵长类动物学者反馈，新猴王掌权以后经常表现得浑身不自在，坐立不安，直到它带领一伙公猴去“巡边”，和周围的猴群打上一架之后，相互确认了领地，它才舒舒服服地当上了猴王。灵长类动物之间发生冲突的类型很多，不能将其简单视为楚汉相争那样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些边境冲突只是猴群在确认内部的领导权和领导力，并不涉及其它意图，不要一发生冲突就上升为“做好敢打必胜的长期斗争准备”。即便在人类社会，有时候也发生类似的情况。英阿马岛之战就很突然，发起冲突的一方是阿根廷，当时的军政府刚刚执政不久，国内矛盾很多，于是就上演了一场“确认边界”的冲突。在人类学家看来，军政府可能是指望用胜利来确认自己的领袖地位。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两国之间的冲突，更要看到发起冲突的一方，其国内矛盾的外化。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将近两年，如今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在即。作为资本市场来说，当然是极为欢迎的，因为投资人厌恶一切不利的不确定性。我们如今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把握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未来呢？想想70年前的二战吧，如果双方在战后没有建立新秩序，今天的世界会怎么样，这个新秩序好歹维持了世界和平。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果中美两国各自任由名为“爱国者”的极端主义者，尤其是那些自称“左派”的爱国者，控制社会舆论和大众情绪的话，我们可能就忘却了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在菊香书屋的那场“哲学对话”。是的，就在朝鲜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毛主席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朝鲜战争要打多久，由美国总统来决定，要打多久打多久，直到我们的完全胜利”。拥有打破旧秩序实力的人，心里一定有着建立新秩序的蓝图。在朝鲜战场上作出重大牺牲和在菊香书屋谈笑风生是基于同一种勇气，毛主席拥有看到世界新秩序的智慧，因此他才具备了打破旧秩序的勇气。他的勇气源自他的智慧，他的勇气并不源自于巨型钢筋混凝土掩体下的誓师大会或者某一款致命的武器。中国古人说“大勇生于大智”，维特根斯坦说“理解并不需要巨大的智慧，而需要巨大的勇气。勇气会驱散哲学的迷雾，把我们带到一个停止发问的地方”，他们说的应该就是毛主席这样的领袖智慧。如果我们经过了一场被称为“贸易战”的摩擦之后，不是建立新秩序，而是建立新阵营准备新战争，那我们就白白打了这一架。此时此刻，我想起了美国前外交官布热津斯基生前的倡议：中美应该签署《太平洋宪章》。我完全赞成他的倡议。中美两国拥有光荣的历史，伟大的人民，空前的实力，这场贸易摩擦在“不打不相识”的中国文化内涵中又使得我们同时也拥有了“建立新秩序”时所必须的坦诚和信任。我呼吁中美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就彼此的核心利益，就世界经济中的贸易新秩序和货币发行体系，就世界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性原则框架，并相应建立一个保障机制。天哪，我们共同关心的事情还少吗？气候变化怎么应对？全球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债券陷入负利率了，这可是央行可以随便印纸币的时代，中美两国作为仅存的两个还没有陷入负利率的主要经济体，我们是应该继续“打下去”，还是赶紧携手合作把世界经济拉出负利率的泥潭？我乐观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呼吁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抛弃“政治正确”的狭隘观念，勇敢地站出来，和我一起呼吁两国的政治家，凭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的勇气，好好坐下来，商谈如何构建世界未来新秩序，而不是各自鼓吹带着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气味的“爱国主义”。那些鼓吹中美长期对抗的人，正在把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交给某些野心勃勃的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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