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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洛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本文刊于12月4日观察者网。
我对于国际关系是一个热心的外行，这当然是客气话。真实情况是，我内心深处是瞧不起那些国际关系的研究者的。我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什么也推动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更像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主要工作就是去说。
我喜欢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我研究的是交易策略，我感觉这些东西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回报。我心中的金融学是没有“对和错”的，它只有“输和赢”——这可能是金融学和国际政治学唯一相通的地方了。
这次是人大重阳第7次主办中俄经济对话了，有关会议的内容请见新闻发布稿（点击查看）。我在这里仅仅谈一谈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个人感受，请把这篇文章视作一个参会外行写的侧记（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仅凭我个人的记忆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若记录稿违背其原意，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参加这次对话颠覆了我的两个看法，一是对国际关系研究者们的看法，我一度认为他们就是一群跟着头条新闻一起欢呼的应声虫，我错了。二是对中俄关系的看法，我作为新闻联播的忠实观众，一直以为中俄关系始终是泡在蜜糖罐子里的蜜月夫妻关系，毫无疑问，我又错了。
陆南泉老师坦诚相告，有关中俄关系使用的词语具有相当多的模糊性，这些模糊性如果得不到澄清，就会产生误导。结盟、伙伴、合作、友好、互助、这些词都是特定场景下的特殊用法，而新闻媒体对这些词的使用却很宽泛和模糊，经常将这些词混为一谈。他接着谈了一个更深刻的逻辑问题，“所谓中俄发展友好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俄关系不是孤立于这个世界的，尤其不是孤立于美国的，中俄两国都在各自发展和维护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中俄关系受到两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不能关起门来谈中俄友好。
他的发言之后是曲文轶老师的发言，她论证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在中亚地区的投资，极大地带动了俄罗斯相关产业的出口，而这种带动作用既没有被俄方重视，也没有被我方宣传。
冯玉军老师的发言更是颠覆了我对中俄关系的印象，原来我们大量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并帮助俄罗斯打破欧美的制裁和封锁之后，俄罗斯仍然在一些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表态模糊、不表态或者干脆站在对立面。冯老师当然是一个心胸宽阔的人，而且朋友是买不来了，我第一次听说，俄罗斯主流民意仍然亲西方，而不是全身心地和中国拥抱。我当然理解，我们与俄罗斯的这些贸易和投资，无论出于什么商业目的，背后或多或少一定有支援对方的愿望，但这绝对不是我们购买对方友谊的支票，我们无论花了多少钱，我们都不需要对方用勉强的微笑来回报我们，我们只希望对方国家的人民能够改善生活。这种无私和大度是否也应该适用于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呢？
“‘一带一盟’对接：务实合作与前景展望”研讨会
三位老师都是国内俄罗斯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了，他们的发言体现了一种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我如果盯着国内的主流媒体来理解中俄关系，我是绝对没有这种深刻认识的。我感谢并敬佩这三位老师“说出真理”的勇气，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少见的光明磊落。他们让我想起了母校达特茅斯学院自去年开始把“Speaking your truth”作为新生录取标准之一，凡是因参加反政府的和平示威游行而被逮捕并审判的记录应该和其它申请材料一起递交，学校保证申请人的被捕记录不影响最终的录取决定。如果我们指望一个人长大以后去捍卫真理，那么，他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真理（无论他在年轻时代信奉的真理是否最终正确），说出真理是捍卫真理的第一步，而一个敢于捍卫真理的人将在未来成为捍卫社会正义的中坚力量，这个孩子也就将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一个从小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理的孩子才值得我们去培养。我主持了上午的讨论会，听完这些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坦诚相见的发言之后，我没有听到俄罗斯方面对他们的回应，也没有看到在座的有关部门同志对他们发言的反对。到了中午时分，我有些走神了，我那金融学的傲慢感又开始影响“我的真理”了。我其实不太同意美国智库的专家提出的随着中美进入对抗模式，世界上其它国家将被迫选边站队的预测——这是我的真心话，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打算坚决说出并捍卫我的真理。
在我看来，当前世界最大的“颜色革命”，最大的变局，最大的趋势和最大的未知不是中美关系的走向，不是其它国家在中美之间如何选边站队。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印制主权货币的国家都将被迫在“负利率”和“高通胀”之间选边站队，别无他法，纸币时代的货币史必然要翻过这一页，我在此把我的新书《货币起源》剧透一下。在部分对国际关系和金融学都很外行的主流媒体的宣传下，负利率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是一场金融机构的灾难，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噩梦，从宣传效果来说，主流媒体又成功了。大多数人相信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形势很糟糕，远不如我们来得健康，甚至不如美国。我的天啊！该是我来说出真相的时候了。负利率不是一个噩梦，它甚至都还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种机制，一个起因，一种状态，一种力量，一种承诺和一种责任。它所引发的后果还远没有发生，我们的媒体怎么就已经给它贴上了失败的标签呢？就像一头母猪刚刚产下一窝小猪，主流媒体就给其中一只小猪贴上了“这盘鱼香肉丝太咸”的标签，我的天，它的归宿还未必就是鱼香肉丝呢！德国央行的经济学家说了一句实话，他预计随着欧元区进入负利率一段时间以后，欧元将兑其它主要货币升值。旧金山联储主席委婉地呼应了他的话，她认为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讨论什么数字货币的问题，而是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要在不打破原有市场规则的情况下，鼓励穷人更努力工作，鼓励年轻人更积极进取，鼓励企业更大的科研开发力度。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负利率的环境。因为负利率恰好提供了这些机制所需要的一切激励机制。负利率状态下，唯一受到约束的是央行，不能随意印钞票、随意投放基础货币、随意营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了。更不能用印钞来填补政府财政赤字，或者用印钞来使得债务通胀化了。因此，负利率是解决我们有些媒体避而不谈的重要社会问题的一种机制，一种努力，一种探索，一条路径。最终，每一个发行纸币的国家要选择，要么加入负利率，要么任由通货膨胀肆虐。但负利率不是一种货币政策，它还是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入了负利率的国家，将拥有稳定的物价水平，更高的文明水平，更受约束的政府开支，更谨慎的消费习惯，更缓慢的个人收入增长，更低速的经济增长，甚至是数字上的停滞和倒退。一个国家也可以选择不加入负利率阵营，那么，它就自动加入了另外一个阵营：“高通胀”。这可是一个奇怪的阵营，因为没有人，没有政府，没有国家愿意宣传自己加入了这个阵营，于是，他们就编造各种看起来很合理的说辞，让人感觉自己没有陷入通货膨胀。“拿掉猪肉以后，其实是通缩”——我的天啊！听起来就像是说“其实，拿掉那两个失球的话，中国队1：0小胜叙利亚队”。通货膨胀和负利率一样，不是一种结果，不是一种物价统计的算术运算结果，它也是一种机制，我们下面会详细谈这个问题。从金融学的一价原理来说，一个国家之所以出现负利率，只能解释为市场预期该国货币的汇率会升值，升值幅度足以补偿投资人持有负利率的债券所承受的损失。因此，有理由预计美元将兑欧元和日元出现汇率下跌，但是，与此同时，美元标价的资产已经提前反应了，美国三大指数频创新高，对于持有美国股票的投资人来说，他们即使将来承受汇率下跌的损失，也已经在目前的指数上得到了补偿。关于负利率，巴菲特说过一句看似无关紧要却又至关重要的话，过去200年美国从来没有将债务货币化。这是美元信誉的基础，这是美国影响力的源泉。我没有理由预测美国会改变这个策略，于是，面对20万亿的国债，每年的利息开支就有1万亿，如果不肯走货币化（加入“高通胀”阵营，印钞还债）的道路，就只有指望利息开支降低了。因此，我预计，美元汇率下跌以后，美国也将加入负利率阵营。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贬值是美国调整与盟国的关系，美国进入负利率则是调整国内各阶层的关系。加入负利率以后，这些国家的资本更愿意长期投入科研，年轻人更愿意冒险进取，劳动人民更容易改善生活，对于根本就没有存款的人来说，负利率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问题来了，负利率阵营的对立面会怎么样呢？那里一定是高通胀而且货币被做空，成为融券围猎的对象，资产价格被打压，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是的，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大家对数字货币那么热衷？我百思不得其解。《货币起源》明确指出，发行一种货币就是建立一种秩序，捍卫一种道德，维护一种价值观念。货币其实不是资产，也无关技术，它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
《货币起源》
数字货币为什么风起云涌，为什么呼之欲出？因为它可以是负利率时代的诺亚方舟。当然，我们现在不怎么需要它，因为洪水滔天的日子看起来还遥遥无期。我们都躺在沙漠里晒太阳，哪里有什么大洪水时代呢？如果全球最终胜利的货币阵营是“高通胀”派，那么，房产证才是普通人的救生艇。但如果全球最终占主流的，胜利的阵营是“负利率”派怎么办呢？你的钱在银行要被反过来收保管费，你的钱买了国债其实是负利率，你高价买的国债政府只要低价还给你打折的本金就算是兑付了还款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你持有数字货币就没有负利率的困扰，你的钱在名义上还是你的钱，本金不会减少，只要你别把硬盘弄丢就行了。数字货币风起云涌说明世界人民将来可能准备投票给“负利率”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把汉代的五铢钱重新回炉铸造成当五百株的铜钱，通货直接膨胀100倍，因此，蜀汉民心尽失，成为了三国中最先灭亡的一方。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是表现这种现象的载体和舞台而已。《通货膨胀》这部舞台剧的演员和剧本其实都与货币关系不大。通货膨胀就是一种错误的机制占据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导致了效率低下，谎言横行，税收加重，底层人民更辛苦劳作而收入渐薄，一日三餐捉襟见肘；中产阶级终日忙碌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日渐窘迫；富豪阶层则全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其实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变。在高通胀中，持有资产的一方很容易让更多的人为了生存而向他们缴纳更多的租金和利息，社会原有的激励机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增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局面是很难维持的。
我国历史上凡是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政治都不稳定。当今世界上偶尔有几个国家调整了多年不变的价格体系之后，很快就触发了包括社会动乱在内的意外连锁反应。我也向往春风沉醉的晚上，还有远方的好姑娘，但是，这一切美好的愿景一定要有一个大环境来保证，那就是人人努力都有收获，然后他们才能乐观预期未来，而且都能看到自己努力的结果是直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等到通货膨胀已经体现在CPI指数上了，一切都已经晚了（诸葛亮铸大钱只是蜀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触发点）。那种导致物价上涨的机制，同时扼杀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鼓励了造假和表面文章，营造了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早早就掐灭了真正带来技术革命和科研创造的思想火花。待到那一天真的到了，你靠央行解决问题？别逗了。真有那一天的话，你别指望印钞解决问题了，印钞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且你真是一个朋友都买不到了。研讨会后是简便的午餐，中外来宾只有畅谈而没有豪饮，这正合我意，君豪且惜掌中酒，我老于前并废诗。我感觉时不我待，回到办公室匆匆写下这篇文章。一时间，真话，真相和真理化作一股真情，激荡在我内心，不吐不快，好吧，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长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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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