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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

陈文玲 人大重阳 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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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8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陈文玲做客人大重阳,分享了她对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的最新思考。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深度认识中国”系列直播活动第二讲。该直播删减版实录如下:

7月8日陈文玲直播讲座摘要
1. 我们迈向一个创新的大国,脚步出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或者制造业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2. 从抗击疫情看,中国的制度优势非常突出。这次全球性疫情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疫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3. 中国现在确实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经济大国、开放的大国、金融的大国、创新的大国、贸易的大国、制造业的大国,但中国自身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很严峻。4. 实际上,中国早就超过了英国,赶美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我们不能犯战略性错误或者颠覆性错误,中国前进的步伐不能被打断。5. 中国在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既要满怀信心,又要直面挑战和问题,人类总是在把挑战和压力转换为机遇和动力的循环往复中,积累智慧和力量的。
  深度认识全球变局下的中国,要认识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这不是两个小时能说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人人都在其中,人人都有体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认识的角度。因此,我的发言可以说是开了个头,是认识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有近代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170多年历史,有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奋斗史,有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史,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人民书写和创造的历史。特朗普、蓬佩奥这些人是历史的文盲,他们说是美国重建了中国,美国给了中国多么多么大的好处,才有了现在的中国,这真是无稽之谈。

  中国经历了百年的沧桑,历经坎坷的近代史。大家都学过历史,鸦片战争被帝国主义列强践踏的领土,开放国门,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丧权辱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悲惨。无数志士仁人探求救中国的道路,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才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新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我想从两大方面来讲一下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是经济领域,一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一、经济领域,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站起来时的中国,是在一片废墟上站起来的。1949年和全面抗战之前的1936年比较,工业总值下降了50%;粮食作物从1936年1.5亿吨下降到1.1218亿吨。1949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才466亿人民币,现在是5万多亿美元,那时候人均GDP是69.29元,现在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就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新中国70年之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了,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平均每8年翻一番,现在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1985年超过了印度,建国初期印度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的2倍。当然,现在印度就与中国差很多了。中国1986年突破1万亿元,1991年突破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2006年超过了法国、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突破80万亿元,2019年达到99.1万亿元,占到全球GDP的17%,占美国GDP的67%。

  (二)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体。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几乎为零,香港是内地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通道。中美关系1971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破冰之旅,1979年卡特、布热津斯基推动了中美建交。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才20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29位。2001年12月21日中国加入WTO,中国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到2013年,中国成为第一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家。2017年我们的进出口总值达到4.1万,201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31.5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45761.26亿美元,1978年是206亿,现在接近5万亿美元。

  (三)中国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第一制造业大国。

  1952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50.5%,到现在农业占8.2%。当时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90%以上,现在我们在城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60%,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在“一五”时期、“二五”时期,50年代,中国制定的计划有156个工业项目。那时候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提出来的,帮助西欧经济振兴,计划总额是14.5亿美元。中国在建国初期,美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遏制,只有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6.5亿美元的贷款,加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贷款,总共中国获得了24亿美元贷款。60年代,我们在三线建设布局工业,到1978年,中国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总值达到9000亿人民币。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制造业承接了全球制造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一共承接了四轮。在2010年,制造业总值达到了19.68万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美国当时是19.48万亿美元。2019年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了30.4%,原来这个比重改革开放初期是美国的,那时美国占全球的1/3。二战以后,美国曾经占全球的50%。所以,历史上制造业此消彼涨。

  (四)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大国。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是从现在才开始,或者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行科技创新工作的。实际新中国从建国开始一直努力到现在,始终没有停止过。从1956年到1967年,中国制订了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63-1972年,中国制订了10年科技发展规划,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8-1985年制定了中国8年科技规划纲要。1985年又通过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从2006-2020年15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其中部署了16个重大专项,8个技术领域的27前沿技术,18个基础科学,4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10-2020年,国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除此之外,我们国家还制定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973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我们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等。

  我们迈向一个创新的大国,脚步出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或者制造业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工信部部长苗圩2015年曾经在“两会”上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处于第三梯队”。现在5年时间过去了,我个人认为,我们有可能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梯队,已经有了局部的重大突破。比如说“两弹一星”,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最重要的科技创新,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发展了载人航天工程,天眼工程,“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深海探测工程;5G、超级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杂交水稻;青蒿素,等等。特别是现在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在有些领域中国开始进入无人区。比如华为的5G,当然,华为5G还受到很多美国的直接制约和打击,也还是非常艰难地突破,但是一些领域确实走在世界的前沿。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从第三梯队开始走向第二梯队,局部已经有重大突破。

  (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金融大国。新中国白手起家,建立了统一的法定货币制度。从上世纪50-70年代,属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金融机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建立了现代银行金融体系,中国共有金融机构4588家,金融总资产268万亿美元,到2019年末,外汇储备3.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总共才1.67亿美元,可能还不如现在一个企业拥有的外汇多。所以,多少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口号,一直都是出口创汇,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没有外汇。

  中国证券现在总资产是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超过40%,在城市银行超过50%,在农村合作医疗机构超过80%。中国债券市场规模目前有90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1984年我们发行了第一只股票,1990年中国上海、深圳两大交易所成立,目前上市公司3700家,市值54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还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2019年,我国保险行业保费收入为4.26万亿元,突破4万亿大关,较2018年增长12.17%。中国建立了面向全球的金融开放体系,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6年12月1日,中国人民币加入IMF,成为SDR篮子里五种货币之一,占总额的10.92%。我们还推出一系列面向全球金融开放的政策,特别是集中在近几年。

  (六)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以来的200多年,可以说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建国初期一直到中美建交之前,中国不是不开放,中国是被西方实行了经济封锁,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持续了30年。美国也利用了长臂管辖的法律,对中国实行的封锁是属于最高级别的“三级制裁”,即本国外国都断绝与制裁国的交往,并且惩罚断绝与制裁对象有经济交往的行为者。当时的中国,现在的伊朗、北朝鲜等国家,都属于受到美国最高级别的长臂管辖的制裁。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试点开始到全方位开放,从加入WTO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从4个经济特区到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16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有有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新区等,还有18个国家自贸区试点,中国和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FTA。现在,中国又迈出了新的对外开放步伐,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上海新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等,近几年中国发展105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所以,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制度性保障
  刚才是从经济方面看中国走过的历程,下面从制度层面作一下分析。我认为,深度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的制度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

  第一,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制度优势呢?

  一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先进。执政宗旨具有“人民性和先进性”,执政纲领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执政团队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执政制度有长期性和全局性。所以,从“一大”到“十九大”,其中建国后从为“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二是确立的国家制度稳定和完善。人类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兴盛、消亡,就是制度创造和选择的过程,就是选择最优的制度。选择了最优的制度,这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智慧与保障。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确立了中国的国体,中国的政体,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个方面重要的制度。包括政党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包括中国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我们国家形成并具有一整套治国理政的制度。

  三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肩负着艰巨的、复杂的历史使命,在把握人类发展一般规律上,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调整变革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新型政党。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9000万人参加的最大的执政党,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充分发挥各党派的作用。

  四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是党执政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经过几十年努力争取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力量,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观,把人民群众当做历史发展的主体,当做历史发展的动力,当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使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五是共产党有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巨大的、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中,既保持先进性,又不断与时俱进。包括经济制度的扬弃,比如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78年中国经济制度都是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直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反腐行动等。这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六是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方案。包括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等。

  第二,从宏观管理制度方面看中国的制度优势。

  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制度优势,以我个人体会,从国家宏观的经济管理制度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管理制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一是我们有长周期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开始从“三步走”到“两个阶段”,两个100年,实际是从八大、九大就开始提出来。我们未来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不断地描绘。所以,一个长周期的国家战略目标。

  二是我们有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1957年,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等。从“一五”“二五”一直到“十五”计划,从“十一五”开始,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体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政府市场与企业组织关系的调整,反映出作为组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向作为政府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到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

  三是自1994年开始,党中央每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总结,对第二年工作作出部署。每年召开“两会”,部署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要工作。这是从国家全局性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召开的年度会议制度。

  四是制定长周期的专项规划。比如科技发展长周期规划,有15年期的,有8年期的,有10年期的,有8年期的,等等。中国高铁发展既有长周期规划,也有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前两年制订了到2030年中国高铁发展规划,到2030年修建3.6万公里高铁,实现八横八纵网络体系。疫情之后,国家新的高铁发展规划,未来要实现十纵十横高铁网络体系。再比如,中国区域规划都是长周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一个国家出台的文件,确定的战略安排是十年,第二个文件也是十年,现在刚刚出台了新的第三个西部大开发文件,作了新的战略部署。这些长周期的专项规划非常重要,实际上是我们国家落实长周期战略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国家五年规划和长周期战略衔接落地的东西,这也是制度性的。

  日常的经济社会运行工作,有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确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重大方向。有国务院常务会议,基本上是每周一次,讨论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出台一些重大政策措施。除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会议制度,国务院相关部委,如发改委、人民银行、商业部、外交部、农业部、环保部等,这些国家部委有相关的本领域、主管部门的部委文件和会议制度,指导分管领域开展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体制内的决策咨询部门,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等等。还有智库和各类为决策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2015年中央确定了25家高端智库试点,现在各类智库迅速发展,包括一批高校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和大型企业的研究机构等。

  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战略目标到长周期的专项规划,到五年计划、规划到每年度的工作安排,到针对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进行重大问题的例行会议,到各个部委的工作部署,到中国各类智库,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有很多人讲,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贡献,看到了一大批企业的发展。当然,企业家这个群体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民营企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家,这确是值得骄傲的一个群体。但我特别想指出,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认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经济制度的优越,和国家经济制度制订出台的流程设计,和国家社会与制度的稳定性密不可分,而这些又与公务员的素质,与广大公务员博采众长的吸纳创造能力,汲取各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等,与这种能力与贡献有很大的关系。

  有一段时间,网络上一些人对公务员的评论是极不公正的。在国家体制内的从国家领导到整个公务员群体,这是具有情怀的和尽职尽责的群体。个别的腐败分子除外,犯各种严重错误的除外,这个群体是以精英为主体的一个国家执政团队。很多公务员是非常敬业的,是非常辛苦的,也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多年,实际上我的同事们没有周六周日,真是5+2,白+黑。其实一些企业是“996”,很多公务员的工作状态是“997”,有些可能超过“9”了。在国家这些战略、规划、政策和工作安排中,在领导同志讲话和各类文件、包括专项规划里都渗透着公务员群体的心血,特别是领导同志和决策者的心血,决策制定者和决策参与者的心血付出和努力,是中国这艘巨轮不偏离方向的根本,他们应该也必须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群体。

  中国制度优势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在全世界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国家,比如重大的交通工程,成渝铁路,长江大桥,五纵七横的国道主干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市地铁、城际列车、港珠澳大桥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大兴国际机场一亮相在全世界就被震惊到了。比如中国的超级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荆江分洪,红旗渠等。比如重大的建设工程项目,像苏联援建的以156项为主的215项工程,北京的十大建筑,宝钢建设,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核电站、第一汽车制造厂、三线建设、鸟巢建设等。包括中国的应急救灾行动,战胜1954年长江大洪水,1956年的象山台风,1958年黄河大水,1959-1961年自然灾害,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抗洪救灾,2008年汶川大地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些应对的行动,都是中国集中力量办的大事。

  1998年那场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我们才开始修建高速公路,已经形成了目前发达的高速公路体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4万亿元救助经济计划,其中一笔很大资金投资了“铁公基”,逐渐形成了中国高速铁路体系,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到未来的十纵十横,中国迎来了高铁时代。

  抗击灾情和疫情,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上世纪60年代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主席作七律《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霹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就是消灭血吸虫之后,毛主席挥笔写就的。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霍乱、天花、麻疹、鼠疫、结核病等。在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取得了成功。

  今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又是一场硬仗,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打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总体战和阻击战。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大年初一召开政治局常务会议。4月8日,武汉解封。中国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取得了抗击疫情的战略性成果。北京出现输入性疫情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北京市打了一场速决战,用最快的速度控制住了疫情。所以,美国政客非常生气,特朗普总统非常生气,但生气也没办法,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从抗击疫情看,中国的制度优势非常突出。这次全球性疫情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疫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领导人亲力亲为,指挥体系特别高效,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14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会议。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副总理坐镇湖北,“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我的一位同事参加了在湖北的全过程,他们一直到4月中旬才回到北京。国务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常务会每周研究重大事项,联防联控机制每天向全国通报抗击疫情重大情况。全国一盘棋,高度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动员,全员参战,人民解放军和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人民警察、商业物流、快递小哥、社区工作者昼夜兼程,中国14亿人都是抗击疫情的参与者。中国14亿人没有出现像美国那些人的异化情况,没有人说“我宁可死也要自由”,没有人拒绝戴口罩。而美国等国家竟然把抗击疫情的科学做法政治化,不戴口罩竟然成了政治正确。中国人里没有这样的异类,中国人崇尚的是科学和客观规律,道德观是人本主义和天人合一,关键时刻是集体主义和救助弱者。中国人几千年文化培养了一个厚德的民族,而且人民群众对于党中央、对于政府是高度信赖的。因此,中央怎么指挥,政府怎么安排,全体人民就怎么做。不论男女老少,大家宅在家里,有的两个多月,有的三个多月,很少或极少出现像欧美这样的自由至上的事情。

三、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次问题
  中国现在确实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经济大国、开放的大国、金融的大国、创新的大国、贸易的大国、制造业的大国,但中国自身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很严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值得深刻思考的大问题。

  一是我们如何面对全球存在的“四大赤字”与日俱增困局?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也是摆在世界面前的难题。二是我们如何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看待和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如何推动全球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三是如何真正形成中国的举国制度优势?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如何创造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四是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论,如何迈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危机,如何认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乃至终结,我们做没做好准备,当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大国的思想准备如何进行伟大斗争,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建设伟大工程?五是中国如何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超越?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分两个阶段的,到2050年,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好和毛主席说的“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相吻合,到那时候,正好是新中国建国100年。实际上,中国早就超过了英国,赶美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我们不能犯战略性错误或者颠覆性错误,中国前进的步伐不能被打断。

  (二)中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一是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还需要下更大力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二是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三是中国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人口危机,深度老龄化,深度少子化,将来的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恐怕是大问题。四是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还在加重。五是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六是生态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例如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土壤污染,化学品污染等。七是水土流失,石漠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被破坏问题。中国在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既要满怀信心,又要直面挑战和问题,人类总是在把挑战和压力转换为机遇和动力的循环往复中,积累智慧和力量的。

(本次讲座全文拟于近期在《学术前沿》杂志上刊发,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30.024)

(文字整理:刘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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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重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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