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咨委怒斥乱港搞手想以“退出”洗脱罪行，别想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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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善波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原副秘书长、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29日观察者网，原标题为《戴耀廷们揽炒结束“想休息”了，跟着起哄的年轻人呢？》。

　　7月28日晚，港大校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以18对2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即时解雇戴耀廷的决定。此前，“占中三丑”首犯戴耀廷等人于7月11日、12日举行揽炒阵营“初选”，在大肆“播毒”的同时，更公然挑战《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在其精心操弄下，结果一如所料，“抗争派”参选者多获高票，大部分传统泛民老将面临出局或陪跑，可见反对派将派出激进人马出战九月立法会选举。这正符合戴耀廷的意图：初选只是第一步，目标是“革命式”夺权，通过选举攻占立法会，借此挑起更激烈的对立与纷争，以冲击中央与特区政府。但初选结束后，戴耀廷突然宣布退出初选，“想休息，专注学术”，令人怀疑其“又要揽炒又要缩”，已经违法，还想免责？

　　“揽炒派”举办的初选早前“圆满结束”。主办者声称有60万人参与，远远超乎他们的预期。但高兴不到两天，三个主要搞手纷纷宣布退出或休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初选引起各方关注及反应，特别是结束后，港澳办及中联办分别高调发出声明，指初选违法，更严重地指出这个活动违反的是《香港国安法》。香港政府律政司也表示收到各种投诉，会就事件进行调查。选举事务处在众说纷纭之下，也就这次初选活动发表声明，实际上是想说明初选不关他们的事。

戴耀廷

“揽炒”目的明显违反国安法　　对于初选的指控，主要是指其违反《选举法》及《香港国安法》。但具体违反了哪一条文，都没有讲清楚。活动的主要搞手之一戴耀廷在面对这些指控时，反复表示不明白自己违反了什么法律，坚持认为“揽炒”立法会，是《基本法》本就规定的程序，反称指控有违常理，不明白。近日更在报章上刊登文章狡辩，称什么瘫痪政府都是中央政府及行政长官造成的。究竟谁是谁非，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说得清楚。初选的其中一个搞手区诺轩也在一个电台节目上为戴耀廷辩护，说他的言论只是分析形势。这明显是个狡辩。戴耀廷在年初发表的“揽炒”论，明显不是什么分析，也没谈什么形势，而是清清楚楚为达到“揽炒”目标提出了详细的路线图及步骤。

　　而所谓“揽炒”，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立法机关，利用现有机制，否决所有政府议案，瘫痪政府，制造紧急状态，逼中央出手，然后以此邀请外国势力介入，与共产政权同归于尽。这与自杀式的恐怖分子行为并无分别。“揽炒”的目的就是要勾结外国势力，颠覆特区政府。这明显是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这一点戴耀廷也不能抵赖。

戴耀廷的自辩理由是，他所做的每一步骤——包括组织初选，取得立法会的控制权后，多次否决《财政预算案》，逼政府下台，造成紧急状态，都是现有法律所规定或容许的行为，看不到有什么违法的地方，怎么就变成违法行为。作为一个教法律的老师，这是令人惊讶及诧异的观点。一个有明显犯罪目标的前期准备及推动行为，虽然个别环节没有违反什么法律，但这些行为就应被视为合法？即便没有读过法律的人也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比较容易明白。如果我认为某银行年年赚大钱，但突然宣布不派股息，有违公义常理、商业道德，于是决定“违法达义”，公开宣布我会打劫这家银行、劫富济贫，为此我要公开众筹集资，用以支持这项所谓的“正义行动”，呼吁懂得开夹万（注：开保险柜）的人，提供协助，教我开夹万的办法。捐钱并不违法，教开夹万的人没有参加打劫银行，好像也不违法。但如果捐钱的人、教人开夹万的人，都知道钱是用来打劫银行的，这些人要学开夹万，也是用来打劫银行的，那么组织及参与这些活动的人有违反法律吗？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参与这些行为的人，如明知这些行为是为协助及推动达到一个违法的目的，那么这些前期行为都会变成违法行为的一部分，虽然每一环节孤立来看可能都是一些普通合法的事情，但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达到违法目的的一个环节，就是整个违法行为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不需要什么大学法律教授，就能明白的道理。有人会申辩说，戴耀廷的十步“揽炒”论只是言论，应受言论自由的保护。这明显是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假话。因为戴耀廷不单定出步骤及目标，还更有组织性地、按部就班落实这一程序及目标，初选就是他为了达到控制立法会的第一步。这一行动的目的与“揽炒”违法目的的关系，都是公开、清楚、明确的。所以，这不单是一种言论、一种意见或一种构想，而是有组织、有行动、有计划的行动，以达到一个公开的违法目的。

戴耀廷 （图自东网）

拖累无辜年轻人属不幸　　戴耀廷曾经与我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时共事，他是学生代表，我在秘书处工作，他的太太更是我的同事。我把这道理说清楚，并不想针对个人，而是这件事情影响太大，拖累了很多无辜、无知的年轻人参加，诚属社会不幸。如果他们明知初选的目的是为了“揽炒”，最后是为了瘫痪政府，就算他们现在宣布退出，也不能洗脱他们已犯的罪行。及早知错，洗手不干，只能作为他们求情，请求法官轻判的理由。

　　此事更大的责任其实在于社会。这样明显的违法行为，就算没有《香港国安法》，在香港原有的法律中，欲颠覆政府、企图瘫痪政府的行为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香港的法律界及政府有关部门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指正这一问题，没有人在开始时就提出警告，并对事件进行违法调查，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对这些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事，有关部门到了今天仍然只表示会对此深入调查，实则是一大笑话。香港弄成今天这局面，不能全怪一个大学里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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