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2060年中国GDP或将达到美国的2倍，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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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24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做客人大重阳，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五阶段论的最新思考。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深度认识中国”系列直播活动第五讲。该直播实录如下：
1.虽然中美是世界两大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2.现在全球经济已经是三足鼎立的状态，但是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是处于一个不匹配、矛盾的状况。3.中美较量取决于长期增长，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扛得住不发生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路径。不取决于短期之内的一些表面上的因素。4.长期增长既是国家利益，代表着人民的幸福，也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5.中美关系、中美竞争谁输谁赢，取决于长期经济增长。
中美关系是结构性的，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也有竞争对抗的部分。我们在媒体上最近看到有竞争有对抗的部分，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大使馆的撤馆，南海军事摩擦等。互利互惠的部分是在中美两国大家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分。比如，中美在农业、能源等部门的贸易。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中美关系既是结构性的，是复杂的。不能因为有对抗部分就忘记了互利互惠的部分，也不能因为有互利互惠的部分，忘记了我们同时有竞争和对抗的部分。
虽然中美是世界两大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中国GDP占世界16%，美国GDP占世界24%。除了中美两国之外全球还有60%。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世界GDP60%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还是保持相对独立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美国要求新加坡选边站，新加坡明确的说，新加坡可能在安全方面依赖于美国，经济方面深度依赖中国，新加坡没有办法选边站。世界其他地区会按照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利益进行选择，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中美关系有这样两个结构性。
怎么评价中美关系，不同的利益集团会给出不同的看法，不同要素、不同行业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大国，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是受益的，美国的劳动力尤其制造业的工人是受损的。所以，中国的制造业的工人和美国制造业工人对于全球化、对于中美的贸易的看法就会不同。
此外，全球化里面美国的资本、跨国企业是获益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跨国企业的利润不断的提高，以苹果公司、特斯拉公司为例，无论中美关系有多么紧张，特斯拉还在中国建厂、苹果的装配线也还在中国，而中国的资本有可能受损。两个国家不同的进出口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不一样，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会获益，美国具有竞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获益，两国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会受损。而不同地区也有差别，中国出口密集型的地区会获益，进口密集型的地区有可能受损；美国同理，出口密集型的地区会获益，进口密集型的部门也会受损。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于中美关系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是正常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短期、长期影响不一样。短期影响了股市，短期会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短期利益。对美国来说政治上最主要的是美国大选，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战”。美国11月份大选，为了选战在美国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民主党的代表拜登，他们的利益完全不同。如果出现利益对抗和利益争吵，在很多情况下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很激烈，很对抗。长期要看国家利益。所以，在中美关系领域，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矛盾，这些都是正常的。
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理性分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长期利益和国家利益，我们应该从国家的长期利益的角度来判断中美关系。我讨论的框架视角，第一个最重要的框架是长期增长框架。这是一张大图，通过这张大图，我们以长期增长的框架来解释一下怎么去判断输赢，怎么去判断中美争端的未来。
上图里横轴是时间，从1978年到2060年，总共是大约80年的时间，前四十年后四十年。前四十年是从1978到2018年，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了。从2018年往后再推40年，大概到2060年左右。纵轴是中美和世界全球的GDP，就是经济总量。我们先去看历史，从1978年到2018年的历史来看，1978到2018年是所谓的黄金增长四十年，这样一个黄金增长的四十年，红线代表中国，中国在1978到2018年增长平均9.5%，这是中国红线。美国从1978年到2018年平均增长2.5%左右，世界从1978年到2018年平均增长4.3%左右，这是黄金增长的四十年。未来中美两国利益，全球利益决定于长期增长。我们去判断预测未来四十年到底会怎么增长，需要首先去问一问，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是怎么来的。过去四十年增长主要是两大动力，一是创新，二是全球化。创新和全球化是两个轮子，全球化代表的是市场规模，你有了创新之后产品要卖出去，卖出去全球化就拓展了产品市场的规模，所以有了创新，有了全球化，有了市场的规模。产品卖出去之后获得利润，利润之后再来反馈给创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过去四十年，创新是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是所谓全球生产时代，通过全球价值链，而且主要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推动，使得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得以布局，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推动了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都从中受益了。未来四十年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取决于这两大力量，一是创新，二是全球化。我们不担心创新，站在2018年的时候，大部分人同意这个看法，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大部分人同意会至少超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整个人类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未来四十年如果只是看创新的话，这个推动力是强劲的。
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可能性。如果全球化还像过去四十年那样去发展的话，预期中美两国都可能会以正常的增长路径来发展，我把这种情形叫A均衡。美国的正常增长路径和过去还是一样，2.5%左右的增长，是这条黑线，正常路径用A来代表，中国的正常路径用红线A来代表。如果全球化还是以正常的方式向前推进的话，预期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按照经济学理论将会收敛到发达国家水平。什么是收敛到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我做高中低三个假设，假设到206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70%，中国的总量是多少？中国现在人口14亿，美国人口3亿2500万。到2060年时，中国的人口大约在12亿到14亿之间，美国人口4亿，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人口的3倍左右，人均GDP是美国的70%，0.7×3是2.1，所以到206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两倍。这是在正常情况下。
在这样一个正常收敛的增长情况下，中国在未来四十年平均增长率大概4-4.5%左右，得益于中国、美国的强劲增长，全球在未来四十年也会有强大的增长。印度、非洲、南美洲都会有强劲增长。所以，未来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也会有4.5%的强劲增长表现，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这种增长的情况下，到2040年中国总量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大约30%左右，全球会形成一个竞争共存状态。中国、美国、印度、欧洲，非洲等经济体，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第三大经济体美国，然后是欧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已经延续百年的全球治理体系到2060年就结束了。显然美国并不太愿意出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发生贸易争端了，美国希望在未来还维持它对全球经济、全球高科技的主导地位。贸易争端的未来有几种可能？
一是合作，除了合作之外无非就两种情况，一种是美国赢，一种是中国赢。很多人经常问的是，什么叫做美国赢。美国赢的意思是到2060年，美国依然能够主导全球经济，也就是说到2060年我国经济总量还赶不上美国，我把这种可能性叫做B均衡。如果出现美国赢这样的情况，对美国会是什么样的影响？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国增长不像A均衡那样长期强劲增长，中国市场缩小一半，对于美国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还是保持着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垄断地位，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帮助，两个正面反面加在一起。我假设出现这样一个B均衡的时候，美国经济增长还是这条黑线不变。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B均衡只是正常情况下的一半，全球经济增长就有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在后面会作说明。
我们看B均衡和A均衡分别是什么含义？什么是美国赢中国输？美国赢、中国输从这条线上很清楚的看出来，中国经济增长偏离了长期增长的轨道，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它没有能够回到原来长期增长轨道，长期增长反而是这样一个偏离。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会偏离长期增长轨道，变成低增长的均衡？从宏观经济增长来讲，中国经济一定要有结构性的变化。什么叫做一定是有结构性的变化？它有可能发生危机，比如金融危机、前苏联式、日本式的危机。我们知道美国和日本竞争的时候，日本经济长期二三十年不增长；美国和前苏联竞争，前苏联的经济就崩溃了。如果发生像日本、前苏联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可能有危机发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是B均衡。
但是假如中国能够把中美贸易争端控制在一个短期的调整当中，通过短期的调整，中国经济能够回到长期均衡的轨道，这是我说的C均衡。一旦中国经济能够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的话，对美国经济会是什么影响？现在全球经济已经是三足鼎立的状态，但是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是处于一个不匹配、矛盾的状况。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全球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这种不匹配的矛盾就会激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就不得不改革。这个改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硬着陆，一种是软着陆。软着陆需要中美两国充分的合作。既然美国拼命的打压中国、拼命的遏制中国，中美合作可能性就不大。一旦中国能够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之后，全球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矛盾会激化，在某一个时间点爆发，这个爆发很可能以美元和美元体系的崩溃来表现。
美国有可能会发生危机，这是C均衡。所以，如果中国能扛得住，我们不发生危机，美国就有可能发生危机。美国发生危机，它的增长路径就可能跑到C那条线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保持着正常的增长，但是美国会出现危机，全球经济增长，因为美国发生危机也受拖累，所以，全球经济增长比正常的A均衡也会下移，也会受到损害。
总结一下中美争端，中美较量取决于长期增长，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扛得住不发生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路径。不取决于短期之内的一些表面上的因素，比如说你关我一个领事馆，我关你一个领事馆，搞搞军事演习等等，这些都是短期因素，不决定中美两国长期发展路径，不决定中美两国长期发展的可能，不决定中美两国的争端和世界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美两国谁能够扛得住不发生危机，谁能保持长期稳定增长。
我想用下图给大家表达一下我的分析。刚才讲到A均衡、B均衡、C均衡，从这样一个框架出发，中美关系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用一个指数，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他的团队很多年以来一直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大国关系，大国关系从负九变成了正九。我把他的测度变一下，它原来的测度是值越高越和谐，越合作，值越低越冲突。我把它稍微变一下，值越高，最高是对抗，从6到9是对抗，从3到6是紧张，从0到3是不和，普通的是0到负3，良好是负3到负6，友好是负6到负9，值越高冲突度越高。
过去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情况？这是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2018、2019年，刚开始的时候，中美的冲突很高，有这样一些事件：从朝鲜战争到签订朝鲜战争协议，美国和台湾签订美债共同防御，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美国对华制裁，江泽民主席访华，克林顿总统访华，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中美贸易争端，这样一些典型的事件。冲突指数从6到9一直到1972年，从中美建交之后，我中美关系好转了。好转之后我们就处于一个从-3到0，大概是正常和良好关系之间，然后不断的过段时间就有一些小冲突，这是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撞机等等，后来从2011年撞机之后，中美关系就走入了正常在0-3之间，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又跳了上去。这有点像个U型，这里冲突的很厉害，平缓，现在这个又向上走。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冲突？为什么出现这种关系的变化？分析中美关系过去的这些变化，从这个图上来看，中美关系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政治认同或者文化认同。
第二个因素，两国的相对实力。
第三个因素，第三方效应，即第三方国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按照这样三个因素，就可以把中美关系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72年，这是中美两国政治上的对立阶段，政治上很对立。1972-1979年是个过渡阶段，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从这来看，这个冲突指数很高。
第二个阶段，小国大国阶段。从1979年建交之后，中美政治关系正常化了，两国经济实力，中国是小国，美国是大国。我定义当中国的GDP小于美国GDP的1/2，不到美国GDP一半的时候中国是小国。小国大国关系有什么样的特征？当中国是小国时，最优策略一般是韬光养晦。因此，从1979年到2010年中美关系是相对平稳正常的。
第三个阶段，2010年之后，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就进入了大国竞争阶段，我把它称之为大国竞争阶段的第一段结果。中国追赶的阶段，从中国的GDP超过美国（GDP的）1/2，一直到中国GDP追上美国，预期在2030年实现。所以，2010-2030年是第一个大国竞争阶段。2030年以后，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了，进入“大国竞争阶段的第二阶段”，中国的GDP领先了。
第四个阶段，2031-2050年，中国的GDP最终大约达到美国GDP的2倍。
当超过美国，达到美国GDP2倍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进入竞争共存的阶段，也就是2050年以后的第五阶段。所以，我们在未来的20-30年，2030年赶上美国，GDP在2050年是美国GDP的2倍左右。第三阶段、第四阶段，中美两国一直处于大国竞争阶段。这样去分析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分析它的政治认同度，体制认同度，文化认同度，需要去看双方实力的对比，也需要看第三国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中国现在是在第三阶段，长期的增长是目标，所有的条件都要放到长期增长。中国和美国GDP相差7万亿美元左右，为了实现长期增长的目标，我们的低目标是中美两国实力距离不至于拉大，7万亿美元绝对距离不至于拉大。低目标要求中国的增长率是美国的1.5倍。比如美国是2%，中国就要增长3%；美国增长3%，我们就要增长4.5%。而高目标是在2030年GDP要赶上美国。如果2030年名义GDP要赶上美国，中国的增长率要高于美国增长率的百分3.7，美国是2%，我们就要5.7%，美国是1%，我们是4.7%。今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是-6%，我们是1.2%，大大超过高目标。从中美争端两年来看，2018年开始到2020年，我们稳稳达到第三阶段的增长目标，中美发展水平一方面可以用名义GDP，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购买力评价来看。如果按购买力评价，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已经达到美国GDP总量。
我们第四阶段的增长目标要多少？到205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口大概不到4亿；中国大概还是14亿，中国人口是美国的3.5倍，中国的人均GDP如果要达到美国的60%，那么中国的GDP就达到美国的2.1倍了。按照购买力平价，2000年，我国人口数量是14亿，人均GDP是美国的8%；2010年是20%，十年涨了12%；2019年30%，不到十年，又涨了10%。如果按照过去这样的正常速度，2030年，再过十年，我国的人均GDP大概会达到美国的40%；2040年，人均GDP大概会达到美国的50%；2050年，人均GDP大概会达到美国的60%。所以，2050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按照过去数据来看，我们是有信心的。
为了达到第四阶段增长目标，也就是“A均衡”或“C均衡”，我们需要做什么？一方面需要中国经济保持正常的增长，同时高科技产业正常地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名义GDP，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正常发展，到2050年，全球货币体系应该是新的货币体系，是人民币、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该能反映中美经济发展的水平，目前，美元兑人民币7左右的汇率反映出美国（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强势的地位。当然，如果世界货币体系演变到2050年有正常改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有强势的升值。从这样几个因素来分析，我们在2050年达到第四阶段目标，中国GDP达到美国2.1倍是有信心的。这点需要分析清楚。
中国现在处于第三阶段，在这阶段我们要做什么？什么是我们第三阶段的目标？我们要求增长力是美国的1.5倍，这是低目标。高目标是要高于美国增长率的3.7%，从现在到2030年，这是我们要紧紧它抓住不放。为了紧紧抓住这个不放的目标，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需要做什么。
当前已经处于大国竞争的时期，大国竞争争的是什么？20世纪，我们看到了大国竞争的波澜壮阔的局面，英-德、英-美、美-日、美-苏等世界主导大国的经济交替更迭。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国竞争交替更迭过程当中，只有英美的交替是成功的，美国成功地取代英国成为全球主导的国家。而德国对英国的挑战，苏联对美国、日本对美国的挑战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大国竞争，德国为什么输掉？苏联为什么输掉？日本为什么输掉？德国输掉是因为德国的军事实力不强？苏联输掉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强？回看历史，大国竞争在六个领域展开，制造业、经济总量、金融、军事、科技、全球治理六个方面依次展开，当追赶大国在制造业上逼近甚至超过主导大国的时候，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2010年我们的制造业就已经超过美国了；经济总量上达到主导大国60%以上的时候，我们在2018年也达到了，两国关系进入了竞争阶段。进入竞争阶段之后，主导大国与追赶大国会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六个方面展开竞争，甚至是冲突，核心的几个领域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这四个方面，全球治理和经济总量是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在这几个领域里会渐次展开竞争。
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是四个竞争性的领域，而经济总量与全球治理提供各自国内国际的环境支持。经济总量与全球治理上的优势，会帮助大国在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上的竞争处于有利地位，而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的竞争优势又帮助大国取得经济总量与全球治理的优势。在大国竞争阶段的某一时期，两大国在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四个竞争领域的某一个领域会展开对抗，甚至是决战。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有几个结论。他认为，大国之间彼此畏惧和猜疑，缺乏彼此间的信任。大国应该采取自助的原则，国家之间彼此都为潜在的敌人，不能依赖敌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安全，权力最大化原则，大国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要自己变成一个强国。他最后的结论是中美必有一战。
进攻性现实主义，我认为他是误导的，有问题。目标是误导的，手段是误导的，也不能解释历史。为什么说目标是误导的，因为大国竞争目标是国家利益，安全只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部分。大国竞争就是在安全方面，也不只是靠军事实力，否则就难以解释德国为什么会败掉，前苏联为什么会败掉。安全靠的是综合实力，军事实力只是综合实力的一个部分，如果米尔斯·海默的安全、军事实力解释一切，怎么不能解释前苏联的失败，难道前苏联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够而崩溃的吗？而且，美苏也没有打仗，为什么中美必有一战？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目标上是误导的，手段上也是误导的。什么是正确的目标，在目前中美争端处于全球形势复杂多变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理性、冷静地去分析什么是我们正确的目标。什么是正确的手段，正确的目标是国家利益，竞争的手段是国家的综合实力。
什么代表着国家利益？什么代表着国家综合实力？是长期增长。长期增长既是国家利益，代表着人民的幸福，也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长期增长不是经济决定论，它取决于六个方面的发展：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短期增长有可能有短期利益，长期的增长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所以，从长期增长这个框架，我们能够比较理性地去看待中美的争端，理性地去看待现在的冲突。从我一开始所给大家讲的长期增长的图，对中美来讲，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扛得住，不发生危机。紧紧抓住长期增长不动摇，不被干扰，美国人干扰我们，我们不动摇，美国人打点外交牌、打点军事牌，我们也不动摇。
接下来从这几个方面，比较一下中美之间。
第一，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在2012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超过美国了，中美发展水平，GDP大概处于美国的60%，中国处于第三个阶段。
第二，军事。中美的军费支出，军事是第三个部分，中国的军费支出现在大概是美国的1/3多一点，按照各种不同的计算大概不到美国的1/2。
第三，金融。虽然过去20年，中国的实力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大的改变。图中所示代表了各个国际货币在外汇储备里的构成，美元从2016年之后一直保持着60%左右的位置，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里的位置一直是没有动摇的。去年美元占储备体系里67%-68%。图中横轴是实体经济，纵轴是货币。横轴代表着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在世界里的份额，纵轴代表一个国家货币在世界的份额，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的位置是一一对应的。
如图所示，从实际数据来看，除了中美之外，欧盟、日本的日元、英国的英镑基本在45度线，说明实体经济和货币基本一致。欧盟在全球GDP里占15%左右，欧元在全球货币交易的份额也是15%左右，基本上一一对应。美国占全球GDP的24%，美元在全球交易比例里占44%，多20个点；中国GDP的15%，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交易里占2%不到。美元多了20个点，中国少了13个点，非常不匹配，这就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失衡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总会以某种方式去进行调整，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所谓去中国化，把中国从它所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剔除出去。在去除中国的体系里，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相对均衡化。货币体系应该反映实力经济的位置，所以，未来应该是会出现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
第四，科技。这里给大家列几个数字，中国的研发规模已经超过欧盟位于第二，仅次于美国，申请专利数量中国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和日本。论文发表数量，中国超越欧盟位列第二，高科技产业增加值，GDP比重美国始终保持第一。专利授权中国已经是第一，科技论文发表，欧盟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高科技产业增加值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中国第三；高科技制造业，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欧盟第三；服务业，美国第一，欧盟第二，中国第三，这是在科技在中美之间的比较。
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应该关注美日贸易争端的教训。美国对日本发动争端时实施的是两手打击，一手是打压日本政府高科技产业扶持政策，另一手是通过长臂管辖，对日本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半导体行业的龙头企业，80、90年代日本的松下、索尼、东芝进行打击，美国两手打击之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90年代占世界份额的50%萎缩到2017年的7%，8%不到。
由于日本高科技产业被压制，大量资本流向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上扬，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生产力成本大幅上升，制造业随之外移。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就破灭了，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日本的经济环境，导致日本经济陷入20-30年的增长停滞，这是美日贸易争端的教训，我们需要认真地吸取。美国现在同样在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点值得高度注意，尤其注意80年代和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主将叫莱特希泽，他现在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同样也在特朗普政府里主导中美贸易争端。
未来，我们进入第三阶段，这是高科技领域，还有全球治理体系，总共三个方面：一是贸易方面的WTO是陷入停滞了；二是国际金融还是美元主导；三是跨国公司管理美国始终还是在长臂管辖。美国对跨国公司长臂管辖不仅是中国公司，欧洲的公司比如空客、阿尔斯通也是长期受美国的压制，一直是怨声载道。所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迫切需要改革。
在第三阶段中美的核心竞争，有3-4个方面。
第一，高科技产业。
中国不能够重复日本所犯的错误，高科技产业需要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
1、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有市场规模。中国的规模加上亚洲的规模，所以我们推动亚洲共同体建设，实现这样的规模来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2、产业生态非常重要。在80、90年代，美国打压日本的索尼、东芝、松下，日本的这些企业被打了之后，不敢去进行高科技的创新，知道要和美国对抗就会被美国放到实体清单里，就要被制裁。目前中国也有不少高科技企业被美国制裁，被美国放到实体清单里，我们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保护，需要在高科技产业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需要让冲在前面的企业能够获得支持，能够获利，不怕受美国打压。甚至是哪家高科技企业被美国打压了，被美国放入实体清单了，这家企业就进了光荣榜了，这家企业就要获得奖励，在经济利益上保证不受到损害。美国在对当时日本打压里，要求日本对政府不再支持高科技产业，要求日本停止产业政策，但我们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应该持续下去。
第二，国际金融体系。跨国资本的流动管理，跨境支付体系，人民币汇率机制，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全球治理从亚洲开始，建立新的亚洲共同体。
第三，区域安全。军事竞争是个手段，只是六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关键是谁扛得住谁，哪个国家扛得住不发生危机，这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军事竞争只是一个手段。这是我所说的核心竞争四个领域。
总结全篇，中美关系、中美竞争谁输谁赢，取决于长期经济增长。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出发，我们从三个方面，政治认同度，两国的相对实力和第三国效应，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分为五个阶段，现在是处于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到2030年，目标是名义GDP追上美国。
（文字整理：卞永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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