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广：从信贷、保险到大学生创业，普惠金融如影随形（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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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财政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贝多广做客人大重阳，分享了他对小康社会与普惠金融的最新思考。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深度认识中国”系列直播活动第四讲。该直播实录如下：
1、什么才是真正的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是“既普又惠”吗，这个舶来语究竟是指什么？ 2、普惠金融范畴应覆盖整个金融领域，从信贷到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系统。 3、普惠金融的两块指路牌和指导原则又是什么？ 4、政府把路修好，把路牌设置好，把规则设定好，这就是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要干的事情，就是政府引导。 5、普惠金融要坚持客户保护的七项原则和加强供需两方的能力建设。 6、享受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红利的同时，如何消弭数字鸿沟？ 7、数字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的四种表现和攻坚的五种模式。 8、奔小康的三重标准和发挥普惠金融作用的四大政策建议。
第一个故事，2009年我到深圳去考察一家企业，那是一家外资企业。他们在中国做消费信贷业务，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在这之前我本人使用信用卡，我知道中国很多人有信用卡，但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人没有信用卡。当我参观、调研了捷信在深圳的这一个试点的业务之后，当时我的所见所闻对我有很大的冲击。我记得当年在中国大概发行了不到两亿张信用卡，但是实际上真正使用的人也就三千万到四千万。然而当时在中国有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的人群有3亿到4亿人口。大家可以想象，当年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有稳定收入的人群都没有获得信用卡，意味着和消费信贷的概念是无缘的，换言之他们没有通过信用享受到消费的机会。
那次调研让我在震撼之余也产生了一些思考。之前学习的背景是宏观经济和宏观金融，我知道中国已经早就摆脱了短缺经济，进入了产品过剩的时代，中国的产品过剩并不代表中国人已经消费过剩，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消费能力缺乏，买不起产品和服务，所以大量的产品在国内没法销售，中国通过对外出口来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但是如果能够把三四亿的工薪阶层的消费潜力通过信贷金融手段激发出来的话，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平衡将起多大的作用？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在平时我们顾及不到的众多人群中有大量的需求以及潜在金融服务的机会。
其中一位被服务的大学生毕业于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他父母就给了他几万块钱，在南充城市街道边上开了一家小店，做整体橱柜生意，为当地老百姓进行厨房改造。整体橱柜当年在三四线城市方兴未艾，所以他的业务很受欢迎，迅速扩张。但是没人给他提供扩大再生产的钱，是这家小贷公司贷给了他五万块钱，让他扩大门面，又雇佣了一位助手，业务才得以扩大。这样的业务也让我非常震撼。一个就业前景并不乐观的大学生，没有用国家一分钱，先是靠自己创业来解决了就业，又用小贷公司的一点借贷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帮更多的人实现了消费的升级换代，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解决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这件事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好金融，这么说是不为过的。
我就反思过去几十年我从事的高端金融，并不是没有价值，但我觉得相比而言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是更高的，是这个社会更需要的。这两个差不多是十年前的故事了，现在大家对普惠金融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但我注意到很多人对普惠金融还是有很多误解的，所以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在调研过程中能接触到相当一部分人会跟我说，普惠金融好，“普及+优惠”，意思是利率要低。也有人认为普惠金融到农村就是农村扶贫，有的人认为这是大金融机构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是给国家做公益。可以说这个词因为翻译的问题很容易让人误解。普惠金融的概念是联合国倡导从国际上进入中国的，它的英文叫做Inclusive finance，原意是包容性金融，意思是为受到传统金融体系和银行排斥的相当一部分客户包容进来，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就像刚才我讲的，信用卡不只发放给最顶端的那一小部分客户，而是要对广大的工薪阶层都提供同样类似的服务，这个概念就是包容性金融。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但关系到后面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导向和市场实践，所以这里首先要厘清。
这里我推荐大家一本书，帮助大家了解穷人在商业上的可操作性，叫《金字塔底层的财富》。这是一位美国大学教授写的，他举了全世界很多的案例来说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穷人也有巨大的商机。实际上今天淘宝、拼多多、京东也投入很大精力在做低收入人群的生意，也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一手创建了格莱珉银行，最初用27美元贷给42位妇女开始。在他的观点里，现有的银行没有做普惠金融的基因，所以必须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机构来专门做这件事。格莱珉银行的客户大都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妇女，做得也非常成功。但是任何真理不一定放之四海皆准，我觉得在中国的环境下，在中国的特定的金融架构下，我们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完全另起炉灶，而是要充分地去发挥现有银行的潜在普惠金融的服务功能。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也就是国家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之后，中国大中小银行都积极投身到普惠金融的事业当中，也都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普惠金融确确实实最早是由那些小贷公司、网络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甚至在国外很多还是由公益性的信贷机构来践行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原本这个体系就是包容性的，要允许有国家发牌的专业机构，或者地方发牌的机构，甚至民间发起的一些机构，只要是有利于普惠金融事业的，都应该得到鼓励，最后形成一个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我叫它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生态体系就是相互之间可以互补的，但层次和分工不同，有的可能做批发，有的做零售，有的是信贷，有的是保险，还有的做资本市场等等。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系统的建造，而不是说靠某一家、某一类机构包罗万象。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方向。
讲到政府引导，可以再深入一点。在我来看，政府引导的重心不是说政府撸起袖子自己干，而应是建设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信用制度、支付结算制度，需要一整套的软件、硬件去统筹，这是政府真正要干的事。打个比方，你要让汽车跑得快，需要先把路修好了，制定行车规则，但最好你自己不要当司机去开车跑。政府把路修好，把路牌设置好，把规则设定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是政府引导发力的地方。
讲到市场主导，关键是能力建设。因为在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个概念所误导，就是认为普惠金融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先不说融资难、融资贵这个提法有一些问题，即使是只讲融资，普惠金融本质是要提升中小微弱的能力，只有他们有了这种造血的能力，他们才能可持续的发展。如果只是给他输血打气的话，他用完这笔钱之后还不断索取，可能陷入负债深渊中去。所以这里要特别强调服务对象的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内容。但是在中国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仅是客户亟需能力建设，甚至从事普惠金融的金融机构也需要能力建设，包括怎么对待客户，用什么产品，什么服务方式。如果金融机构的能力都有问题，怎么去提升客户的能力。
另外一个指路牌，就是客户保护与客户赋能。重要的原因是普惠金融要服务的人群数量大，但收入偏低，金融素养和能力也比较弱。所以任何机构在给他们提供服务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去保护他们，给他们赋能。普惠金融客户保护国际上通行的有七项原则，一是完善的产品设计及交付方法，二是防止过度负债，三是信息透明，四是合理定价，五是公平对待与尊重客户，六是保护客户隐私，七是建立投诉机制。对照这七项原则会发现，最近在中国看到的比如过度负债、泄露客户数据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原则没有很好的把握。如何让金融产品对客户公开透明，如何对客户负责任，还有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保护好客户隐私。我希望这些原则在中国能够适应国情并且开花结果，这非常重要。
再往前看，现在进入了21世纪，最大的特征就是数字化，特别是这次疫情对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提出了非常紧迫的数字化转型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
对需求方，我们特别强调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能力。因为通过调研就会发现，刚创业的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那里借到钱，他们也有很多抱怨。但对于这些经营时间并不是很长的小微企业来说，他们正处于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的高风险阶段。如果一家风控要求很高的商业银行给这样的小微企业贷款，坦率地说，是对商业银行很大的挑战。实际上从企业财务的角度来说，在这种生命周期阶段的小微企业更需要的是寻找可以跟它同甘共苦、共担风险的投资者，股权投资者，以及共同投资的合作伙伴。这样的资金来源可能更适合它。
简单地说，银行是从老百姓那里收取储蓄，去发放企业信贷，但是储蓄可以说是要刚性兑付的，换言之资产方和信贷就要充分的把握它的风险。所以，原则上银行主要是对比较成熟的企业进行贷款。当然现在大家都在探索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方向，那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手段，加上以前在小贷行业中形成的一些经验，现在也把它引入到传统商业银行，做得非常成功，这都是技术在进步。总体而言，从需求方能力建设来说，对于众多的中小微企业，他们应该提升自身的金融能力，去多渠道的融资，而不是简单的等待银行贷款。
我们再看供给方能力建设，刚才已经说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供给方的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供给方是否能提供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的非常致命的要点，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很多市场人士告诉我，小贷行业成败与否，关键看股东。股东出发点是什么？行为方式是什么？动力在哪里？很多小贷公司的失败可以说是股东的定位，包括盈利模式、商业模式出现了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从股东决策、董事会决策到管理层执行，治理结构如果不太完善，就会造成业务出现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能力建设的缺陷。
对监管方面而言能力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引入新型机构，让他们像鲶鱼一样去搅动激活市场，事实上中国普惠金融过去十来年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一些新型机构发起了类似的普惠金融的业务，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对推动普惠金融快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引入培养甚至于扶植一些新型机构，对于整个行业市场都会带来巨大的作用。
在数字时代，在大多数人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要注意到还有数字鸿沟。在疫情中数字鸿沟的典型案例就出现了，学生只能上网课，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和山区，网络信号比较差，他们就享受不到网课的便捷。还有一些老人使用手机，不习惯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就带来了支付上的困难。也有很多老外到中国来旅游，一看很多地方不收现金了，这带来很多麻烦，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数字鸿沟的表现，是在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当中特别要关注的领域。
什么叫做最后一公里？原来大家理解的意义上，往往都以为是物理上的、空间上的概念，也就是最边远的地区。到了内蒙古沙漠中有最后一公里，到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外面最远的那个岛叫做最一公里，但实际上最后一公里的概念是更立体、多层次的一个概念，这里我归纳了有四种表现形式。
当然距离遥远，首先大家是感受得到的。但是，还有金融服务不足，有的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但被金融服务所排斥，实际上这也是最后一公里的概念。另外客户能力不足，即使店开到家门口了，也不会去使用，实际上这也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如我们到东北的大兴安岭南麓，国家的贫困区去调研，农民就跟我们反映，现在有人给我们贷款，我不要坚决不要。为什么呢？我害怕，贷款没什么好处，给我带来很大的风险。他自身缺乏这种理解的能力，也不会去使用这种金融杠杆。另外是整体金融环境不给力，包括政策上的和方方面面的，这些现象都可以概括成“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家都在探索。
现在概括的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有五种模式：
1)直营模式，金融机构不断的建立分支网络，甚至建立到海岛上、山里，这是最传统和大家最看得到的模式；
2)代理模式，国际上也很流行，委托当地的机构做一些代理服务，我们在中国的乡村里面，通过村委会、小卖部、超市建设金融服务网络点，这些也是一种代理模式，也算是突破最后一公里；
3)互助模式，很多是金融资金互助，这种模式由来已久，政策上曾经不太鼓励，但后来放开过，有很多探索。在中国总体来说出现一些问题，但在国际上类似的互助模式是比较普遍的；
4)数字模式，通过手机、大的电商平台、社交平台来获得支付、理财、信贷等等，这些现在变得越来越普及，这也是我们特别推崇的一种模式；
5)供应链模式，找到企业上下游关系，找到龙头企业，把它在供应链上的相关小微企业拉起来，一起提供金融服务，这是很多金融机构都在探索的模式。
这五种模式各有利弊，不能说谁完全取代谁，但可以观察方向。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的显著特色是通过电商，大家通过电脑手机都可以完成很多交易，在电商交易平台上派生出一系列的金融服务。还有进一步发展供应链金融，因为企业上下游之间出现了资金往来，金融机构就可以利用供应链天然的关系去提供比较可靠的金融服务，这个模式现在也比较成熟的在发展。在中国比较普及的是数字支付，用手机、移动支付进行金融交易，除了支付还可以获得信贷以及其他的服务，这可以说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一个里程碑。
进一步发展就是数字信贷，你可以在APP上直接去申请借款，借几千块钱甚至于几万块钱都有这种可能性，背后的金融服务机构根据大数据给你画像，做出一个yes or no的决策，给出授信金额。在我来看，数字支付相当成熟了，可以说中国走在全世界的前沿，大家都有非常良好的使用体验，数字信贷正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如果数字信贷不光是针对个人和家庭，能够对小微企业也可以这么便捷，金额也可以到一定程度的话，数字信贷也就进入了一个高级阶段。
现在落到中国每一个乡村的金融服务机构还不能包含所有类型，但我们非常自豪地说，中国的每一个行政村都有金融服务点，就是银行机构在村里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在我来看是过渡性的服务电子小机器，做一些小额的储蓄、借贷、转帐等基本服务。在国际上 很多别的国家也有，叫做cash in cash out。但在我认为未来应该进入到移动的、纯数字化的普惠金融的状态。
本质上所谓“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我们坐在城里的人，把远方的中小微弱客户看成是他们处于“最后一公里”，但如果你在认识和理念上做一个大的颠覆，你把最后一公里的人群当作你的首要客户来服务，不是last mile，而是first mile，整个格局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真正以客户为中心，从客户需求出发提供服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最后一公里。
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关键的主题。现在我们进入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阶段，确实在过去几年里，扶贫攻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我来看尤其是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最明显的是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连遥远的边疆都能看到路、电、水、能源、通信都是非常成熟的，这在别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方面我国做得非常好。最近几年通过扶贫支农的贷款，使得贫困农民获得实惠、补贴性的贷款，生活得到改善。另外也确实看到了各地的机关企业都全面投入扶贫，真切地关心农民，形成一种社会帮扶的氛围，这也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政府投入最关键的出发点不是输血，而是造血，怎样真正把握造血功能，给农民贷款的同时，不要让他们过度负债。金融机构既能提供普惠金融的服务，同时又不要形成不良贷款，这也是一个挑战。在我来看更重要的是政策性的、补贴性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市场的定价机制带来一些影响，从长期来看可能反而会影响普惠金融服务供应的规模，这是在考察有关金融扶贫中发现的问题。
（文字整理：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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