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外打造软实力，中国投入仍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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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020年第7期《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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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2020年第7期《对外传播》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冷战中获胜，硬实力一骑绝尘。于是，约瑟夫·奈等人主张，美国应基于对军事、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资源的充分配置，致力于打造软实力，助力其军事霸权的持续，还要通过软实力为军事实力所造成的对外界的一些冲击与伤害进行“和平”伪装。美国软实力资源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军事资源。美国利用战争及其结果的宣传，不断确立美国和其追随者在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伴随着美元、电影、文化宣传的配合，美国成功塑造了美军正义的救世主形象。世界上多数人对美国军队的印象和态度大体分为两类，即“正义之师”，崇拜之；强大军队，追随之。
二是文化资源。美国充分调动文化力量，用简单的二分法看世界，将自己描述为先进、文明的国家。类似的划分肯定是粗糙的，但却有很强的辨识度。以电影文化为例，经过数十年的宣传，全球民众心中逐渐形成了将穆斯林等同于恐怖分子，把美国当成“救世主”的印象。目前美国文化宣传机器在特朗普的推动下，正在把民众往“中国是美国的对手”方向上引导。
三是政治资源。近百年来，“美国梦”已成为美国精神和美国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50年里，世界其他国家年均移民至美国的人数稳定在400万左右。全球移民“用脚投票”是美国政治吸引力的重要表现。从政治表现形式来说，四年一度的美式民主大选以一场大型政治秀的方式拉近精英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吸引更多的外国眼光来关注美国社会的发展，这背后给软实力带来的红利非常值得关注。
四是金融资源。目前美元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计价、储备、清算、支付货币的地位没有动摇，近年来甚至还有加强的趋势。美元作为首要国际货币的稳定性，以及长期以来的低通货膨胀率，使外国政府、公司和个人纷纷购买美国国库证券，将本机构的前途甚至个人命运与美元挂钩。全球近60%的货币使用依赖美元，这是美国软实力强大的重要经济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美国国家税务局记录的非政府组织（NGO）已经有近150万个，还有一些NGO从未在政府机构登记注册。美国的NGO不仅数量多，而且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甚至在具体的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NGO的活动内容涉及国际交流、文化交流、学生交换项目、农业和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移民与难民问题等等。美国软实力的提升与这些NGO的硬实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国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为2.7家，具有出海能力的NGO更是少之又少。
须吸取美国软实力构建中的教训
从打造软实力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确聚合与调动了全国几乎所有的优势资源。为此，美国收获了全球强国的地位，当然，也付出了许多代价。
一是金钱代价。除了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等数百亿美元的公共外交费用，以及派驻海外的3万多位外交官和各类NGO人员的支出外，美国在2001年至2017年的“反恐”开支为2.8万亿美元，年均花费为1886亿美元，是俄罗斯、印度、韩国的总和。而这仅仅是美国军费开支的一部分。即使考虑到美国的经济总量，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依然常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以上。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军事霸权与软实力是用钱砸出来的。
二是生命代价。根据美国国防部统计，仅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三次战争，就造成美军5978人在军事行动中死亡，52558人受伤。即使是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依然不能保证美国士兵的安全。美国冷战后“民主”“自由”“反恐”等话语权，除了有赖于金钱的硬实力外，还离不开众多美国人民血肉之躯的支撑。
三是时间代价。虽然美国软实力的构筑形成了“军事为主，美元、软实力、文化辅之”的对外战略，但从创造一个话题到其成为成熟的人类共同价值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美国从二战后开始“反共”到通过越战最终基本遏制共产主义发展，花费了近30年时间，其间甚至还在美国国内用白色恐怖的方式削弱共产主义力量；从冷战结束后的海湾战争到以“民主化”名义发动“阿拉伯之春”，美国等待了20年。可见，从构筑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到对外提供国际规则、资金依赖、法律条文，再到通过电视、电影、音乐、图书等形式进行全球传播，以及实现NGO、基金会、大学、智库的全球布局，美国至少耗费了70多年的时间。
从美国软实力建设的经验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构筑强大的全球软实力需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美国的目标就是试图保持全球霸权，长期领导世界。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政府甚至不择手段。而中国构建软实力的目标则相对模糊，是为了构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还是要防止他国遏制中国，或是通过软实力谋求本国的发展利益，这些战略定位在多数时候都处于摇摆之中。
第二，构筑强大的全球软实力需要有较为领先的治国理政表现。虽然这些年来美国的政治民主、舆论自由、依法治国、强势美元、社会治理都受到了冲击，但诸多要素仍相对领先于世界的事实，成为美国软实力的有力保障。
第三，构筑强大的全球软实力需要长时间的经营。软实力的建设，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目前中国有意识地构建对外软实力仅有十多年时间，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第四，构筑强大的全球软实力需要配置全球资源。通过大学、研究所等，美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各国留学生，年均吸引400万人移民美国，他们成为支撑美国全球软实力的重要人力资源。与此同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积极参与国家软实力建设。
第五，构筑强大的全球软实力需要大量的成本与资金投入。从公共外交、外交官、NGO、对外传播等角度看，美国投入软实力建设的成本数倍于中国。
加大软实力的投入刻不容缓
不可否认，21世纪以来，中国软实力建设有不少亮点。但软实力对于中国发展而言，仍是“点”上的表现，“面”上的效应尚待进一步形成。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美国加速“甩锅”中国，强化对华竞争，试图打造“反华”全球军事包围圈与国际舆论压制的攻势。中国不得不花费大量外交、舆论、行政、经济精力去应对，成本高昂，还出现了过度关注国际事务而耽误国内改革与发展节奏的苗头，对海外投资中国、中外经济合作、中国企业走出去都产生了不可预测的消极影响。
作为一个长期战略，中国需要从价值理念、政策高度以及民间活力等多个角度出发构建国家软实力。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做好国家软实力战略规划，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
可发布类似《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或《构建中国软实力的白皮书》等文件，激发全国上下投入到软实力建设中；还可以制定构建国家软实力的“三步走”战略，以“国家软实力构建百年规划”等系统性的大战略布局引领全社会对软实力的关注和软实力教育热潮。在思想上认识到软实力的提升是一场持久战，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心态上要去浮躁化，保持软实力构建的战略定力，既反对冒进，也反对保守退缩；在行动上要去形式化，认真做好调研，对比国内外的正反面经验，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探索政策的有效性，反对形式主义造成的浪费，走好国家软实力构建的长征路。
第二，完善激励和考核机制。
各级政府、国企要将做好自身对外软实力构建做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建议相关部门带头评选十大媒体人物，激励一批真正有想法、有能力、懂传播、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擅长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体人，让这批人成为中国媒体的中坚力量，并鼓励中国媒体人走向世界，积极去国际知名媒体任职，例如，“今日俄罗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德国《明镜》周刊等，逐渐从这些媒体组织的内部制约反华势力，甚至逐步掌握舆论主动权。
特别要注意的是，需要改革当前的学术考核机制和奖励机制，将一切有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因素纳入对学者的考核机制中。将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在国内举办重大国际性会议、在海外媒体发表有利于中国软实力构建的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在海外宣讲中国政策等纳入学术评价体系，进一步鼓励近100万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投身于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同时，要充分利用好政府的制度杠杆，为民间软实力构建营造良好的制度空间。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推广典型案例、鼓励典型人物。例如，针对类似李子柒效应，政府要适时为其提供方便，对那些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要予以更多的制度和话语空间，并给予相应的保护或奖励，为其涉外活动提供方便。
第三，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讲好中国故事。继续支持公众运用国际社交平台讲好中国故事。目前，优兔、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手段成为讲好国家故事、宣传国家形象、了解世界想法的重要平台，并且具有非常大的海外影响力。中国要利用好这样的国际公共社交网络，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有节奏地做好适当的网络开放。同时，中国的微信、微博、腾讯QQ等也要走向国际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中国对外传播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即过度重视对外讲述中国，而不重视对内介绍国外动态，尤其是他国仍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加大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力度并不等于要减弱对内介绍国外先进经验。
第四，进一步发挥智库等民间组织的作用。继续鼓励国内精英尤其是智库学者、退休官员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提高他们参加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论坛的频次，积极引导国内力量参与国际秩序改革与民主化进程，营造“凡是有重大国际场合，必有中国人在发声”的局面。通过重要领导人到本国智库发表重要讲话等方式，扶植中国一些智库成为国家软实力构建的中坚力量，树立其对外高大的权威形象。此外，还要推动中国智库“走出去”，为全球治理提供方案。
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和成果要给予政府激励。国家目前对智库学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激励，以及对于那些致力于国际舆情应对、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学者的激励还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学者。国家级奖励与高额度研究经费，应适当覆盖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与智库机构。换句话说，软实力也应当像芯片那样进行国家级的攻坚攻关。
鼓励中国在海外的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例如，设立奖学金，援建医院、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并在国内通过免税等手段予以激励，或者是通过设置中国企业海外形象构建基金，奖励在海外的中国企业参与公益活动。此外，还应激发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的重大技术创新予以奖励，所采取的方式可以是减税或者免税，也可以是设立相应的技术创新基金，但一定要建立健全评价机制，避免企业骗取国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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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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