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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碳贸易中心,“碳中和”决心令世界吃惊

傅成玉 人大重阳 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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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概3500字,读完共需5分钟



编者按:继首届 “碳中和2060”与中国绿色金融论坛发布《“碳中和”中国城市进展报告2021》报告后,2021年3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承办、与诸多金融、媒体与能源机构合作举办的第二届“碳中和2060”与绿色金融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论坛上举行了首部“碳中和”蓝皮书项目的签约仪式,启动了首个“碳中和”智慧监测管理平台。中石化原董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傅成玉出席主旨演讲环节并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傅成玉

尊敬的王文院长,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各位同行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尊敬的各位领导,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持的第二届“碳中和2060”与绿色金融论坛。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但我觉得这个论坛的题目是当前最热的,同时也有很多困惑的题目。自从去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大会议上发言,重新承诺中国在2030年提前实现碳达峰,又首次提出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那个会议中,“碳中和”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启蒙的词。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任何官员、学者、行业专家们都没有把“碳中和”作为我们的目标。这对于世界是一个兴奋剂,是一件震惊的事件,因为据我了解,世界上所有领域,从政治家到学术专家,没有人会想到中国会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所以,当那个会议提出之后,我觉得对于世界,特别是对推动气候变化往前发展的主体力量来说是个兴奋剂。接下来很多发达国家都提出了2050年目标,但在这之前仅仅欧盟有承诺,其他都没有提过。在这之后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刚才王文院长提出来的100多个国家都紧接着承诺了各自的目标。从那个时候起,这个目标在我国便开始热起来,因为正好我们要规划、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们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里参与了众多讨论,讨论如何实现2030年之前要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所有讨论基本都是从学者角度、技术角度和可操作性上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提出挑战的困难更多,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性,比现在讨论怎么去做,讨论其他很多难题来说更为重要。所以,我今天选择了这个发言的题目:《提升认识的自觉性,促进行动的坚定性》。
为什么要强调“认识的自觉性”?因为所有的人在讨论时,基本只是从“碳达峰、碳中和”的角度去谈“碳达峰、碳中和”,如果不跳出这个领域,我们只会说是因为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去做,但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这么做?这仅仅是一个减碳的问题吗?对于这点,我得从提升认识的两个角度来说。习近平主席提出2060年碳中和的问题,据巴黎协会承诺的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问题,不是只从解决气候变化的角度、从我们减碳的角度或从解决环境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习近平主席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生态文明问题。在最初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词来理解,大家都可以理解,但作为目标来理解,我们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
现在和世界的整个变化,包括和美国、西方所有的争斗就是因为时代变了,我们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这个变局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变局,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变化,是整个未来人类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未来的社会不是只考虑中国自己发展好,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好,而是中国发展推动世界更好,世界发展好,中国才能更强大。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为世界做点什么?通过我们的发展,如何带动世界的发展?从工业文明一直到数字经济,都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往前推动的。一切社会治理,国际治理、经济治理,金融治理,所有秩序和治理制度的建设都是建立在原来的资本主义治理制度上。原来的治理制度是基于工业化的社会和生产力发展方式而建立的。当我们进入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时代,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会彻底地改变。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改变的结果,却已经看到改变的现象,这个现象造成了世界的乱局。大家都找不到出路,国内便出现各种矛盾,各种问题,这就是改变的一个表象;更深层的就是要打造未来的新世界。
所以,我们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是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不是强者通吃,强者为王,而是要包容和谐,共同发展。所以,我们2021年提出“共商、共建、共享”。新的发展理念里除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还有共享。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将是未来世界共同致力的理念。因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的概念,我们的生态文明不再只是就环境抓环境,就气候变化谈气候变化,而是因为这些涉及到人类命运共同的未来方向。特别是疫情之后,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经济发达体都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将会几倍严重于现在的新冠疫情。所以,新冠疫情发生以后,推动气候变化的发展加快了。
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上,上去看待“碳达峰,碳中和”的问题,我们是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具有前瞻性,对未来有深刻意义的理念。我相信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很重要的部分,也会成为人类未来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具有普世价值。所以,中国要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须自身做出榜样,因为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一部分,必须给世界人类做出贡献。
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第15次会议上提出“碳达峰、碳中和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说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碳减排,而实现碳中和。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又会推动世界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我们要通过碳达峰、碳中和来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说要转型升级,但是往哪儿转?怎么转?碳达峰、碳中和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它可以把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以及数字化发展融合为一体,通过这个切入点来促进我们整个社会的转型发展。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点,只会从局部谈局部,遇到困难就会缩回去。为什么会这样?我阐述几点原因:
第一,企业,所有的变革要通过可操作层面,主要是各类企业,包括金融。在不同的领域,可以包括5G、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智能、AI/AR、碳减排,还涉及到技术转型升级等。企业层面就是把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去实现一个目标,通过碳减排把所有的技术应用在一起,使我们的能耗降低,使我们的物耗降低,使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发生改革,而我们过去改变更多的是生活方式、流通方式,我们的生产方式主要通过智能化来改变。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生产技术结合时,就会出现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要通过减碳,减碳减什么?减能耗。能源消耗低了排放就自然少了;能源消耗低了物耗也会随之减少,整个生产过程就会改变。
第二,减碳,现在我们进行的是能源结构减碳,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发展新能源。我们国家讨论中缺少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技术减碳,这部分基本没列入讨论的范围内。技术减碳指的是,现有的生产过程通过技术的改变使碳减下来。这就出现了每个企业都要进行碳排查,如果企业连排多少碳都不知道,就做不到减碳。至于在哪儿排?排多少量?这都涉及到技术问题,得通过技术算法,例如只有了解生产方式、燃料和产品的类型,才能计算出碳排量。这个算法必须经过联合国有关机构认可,我们国家有关机构认可,才能知道这个碳排量的精准度。
盘查这个碳结果之后,用什么样的技术减下来?除了技术以外,要有工程设计领域,技术服务领域,碳的审计,碳的审核。这便是新领域的产生。以此类推,涉及到这个领域的工程制造、装备制造又产生了,这是我们可持续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如果说金融促进了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那么绿色金融便随企业低碳产业发展而生,例如碳交易、碳金融。特别是将来企业的产品含碳量,产品的类型,出口到欧盟。也许未来会规定,根据产品的含碳量,来计算需要缴纳的碳税。又例如,产品的碳走到哪儿?谁使用了?谁是终端用户?中间碳释放了多少?这便是碳足迹。国内大部分企业还没有把这几块纳入到自身工作战略规划和日常规划当中,也不了解碳足迹的含义,企业自己大概知道产品的含碳量,但是谁用了多少碳,企业不管;他人使用产品后,放出多少碳,企业也不管。这是不行的。因此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便促进了企业整体质量的上升,新产业的上升,绿色金融的产生。
我曾经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碳贸易中心,因为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目前推动力度上,这都是毫无质疑的。至于减碳的成本,中国比美国、欧盟、日本同样一吨碳成本要低很多。所以,中国很多碳指标便会成为碳的利润。我们要从自觉性上提高认识,这些认识涉及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完成碳减排目标,而是通过减碳来实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这个认识。
我们有了自觉性的时候,遇到困难我们就会主动寻找解决办法。否则就像前些年遇到困难那样,经济一旦下滑,担心企业有负担,便“慢一点”。如果我们为了打造未来,便不能因为今天的困难而停顿。我们的路是靠我们走出来的,所有的社会进步是通过克服困难,攻坚克难实现的。像习近平主席说的,“不可能敲锣打鼓就实现了”。所以,提高认识的自觉性,我们便会提高我们行动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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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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