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疫情“后遗症”！逆全球化、中美博弈加深、碳主权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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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的“2021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治愈‘后遗症’：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风险评估与中国对策》研究报告发布暨高端闭门研讨会”成功举行。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谭松涛、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刘志勤，人大重阳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英在研讨会上半场发言。研讨会上半场由重阳投资合伙人舒泰峰主持，以下为研讨会上半场发言实录。

舒泰峰：谢谢王文院长让我来主持，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公司是做二级市场投资的，报告里各个环节对我们投资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都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利率、财政政策。前几天说拜登要加税，美国股市马上就大跌。今天的嘉宾阵容非常强大，有各位专家学者，也有来自资产管理行业的精英和领导。首先我们有请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谭松涛老师。

舒泰峰

谭松涛：感谢人大重阳的邀请，今天已经是第89期了，可见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对芦哲先生报告中提到的观点或者说主要观点都是特别赞成的。无论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对债务风险的判断。在这之前，我相对更悲观一点。我对技术、尤其是关于新冠疫情技术方面的了解比较少，所以我的判断是来自于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很多新的信息、新的事情、新的现象，包括对新事物产生的影响，是反应不足的。或者对我们自身的能力、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深度往往是过度自信的。去年我也在研讨会上提到，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一些，很多东西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容易掌控。

谭松涛

这里提到了“后遗症”，我想这个“后遗症”恐怕还没有到治愈的阶段，恐怕还在症状比较严重的时期。这个报告很扎实，但也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可能我们对于后续的认识，提到的基本认识说到了疫情的认识，债务风险的认识，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这些认识都是有的。但给的这些认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包括我个人特别想要了解的。

粗略地看，全球经济在这次疫情冲击下都受到了很负面的冲击，但因为中国控制比较得当，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受到的影响小了一些，后续可能会有“因祸得福”的感觉，不是说这真是福气的意思。但长期看，这个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局势的影响是什么样的，衍生出来对中国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包括这里提到的问题，逆全球化。因为中国有大国经济，产业链相对比较完备，所以疫情对我国的冲击比较小。如果再过3年或5年，疫情持续时间足够长、其他国家受到的冲击特别大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还有债务的风险。仅仅过了两年还不到的时间，我国的债务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如果继续持续3-5年的情况是什么样、通货膨胀是什么样，资产价格泡沫。当然，我们也很关心技术进步的放缓，以及需求的萎缩对五年后的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最近在做“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到了“双循环”的问题。尤其是内需的扩大，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前提。我国的经济增长要保持住，居民要有收入，否则内需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在很多层面上我们又回到了未来供给侧是短板还是需求侧是短板、总量是更关键的问题还是分配是更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当全球经济再平衡，从一个平衡状态到另外一个平衡状态，中间只是个过渡的环节。但下一个平衡会是什么样子，是我们在疫情常态化形势下的一个平衡状态？还是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又回到了2019年或之前的经济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这里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新平衡的形成？会有哪些因素导致新的平衡出现不同的结果？我本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偏微观的，对稍微宏观的问题研究没有那么深入。希望我们能够在人大重阳的带领下，把这个问题做得越来越深入。

谢谢大家！

舒泰峰：谢谢谭院长。谭院长言简意赅，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深入延伸的空间。感谢谭院长发言。

下面一位重磅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老师！

刘志勤：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今天参加这个《治愈“后遗症”：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风险评估与中国对策》研究报告研讨会非常有收获。因为我们事先对这个研究报告进行过几次探讨，我对其中的几个核心观点和核心议题表示完全的支持。而且这个报告很及时，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解决“后遗症”问题是关键。“后遗症”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对症下药，也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症状在哪里？找准我们的症状何在，才可能找到治疗的方法和解决的方法，甚至是治愈的方法。

刘志勤

目前，我认为的“后遗症”表现如下：

首先能看到整个信任系统的崩溃。全球化以后，各个国家之间、各种经济体之间相互原来信任的基础没有了。

我们原来和美国、西方国家至少还是“同事关系”。形成共识的，就是我们曾经在一起为了某一种目标，为了全球化一起工作过。我们不敢说志同道合，但至少可以说是同事，一起做过很多工作，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共同努力过。但现在这个信任基础没有了。我们会发现，原来共事的基础没有了，同事的关系也没有了。所以，就变成了拜登政府所说的六个字：合作、竞争、对抗。

当没有信任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只剩下对抗，前面的合作和竞争都不存在。当没有信任的时候，竞争就成了恶意竞争，之后成了另外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并不是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没有任何信任基础下的合作不可能成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任何效率。所以，只剩下对抗。我们的对抗是没有任何相互信任、相互共同利益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现在美国和西方政府各个方面和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深度很深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措施已经很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甚至是我们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

在这里有两个对抗的环境要注意：

1.我们现在谈的最热点的“碳达峰”和“碳中和”。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唯一和中国对上话的是气候问题，是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作为重点的。可是我今天要特别提一句，我们除了响应联合国号召以外，在“碳达峰”和“碳中和”问题上做出中国的贡献以外，必须高度警惕：美国在所有问题上都不愿意和中国谈合作，为什么和碳排放问题上和中国合作，美方的利益和关切点在什么地方？美方是无利不起早的。我个人认为，美方觉得碳排放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弱项，是可以攻击的方向，甚至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攻击中国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当中国产业链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用其他方法，加上税收、关税、知识产权攻不破的时候，美方突然发现气候问题是个可以是突破口。

所以，我觉得美国经过精心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突破口的。为什么？碳排放涉及到我们的产业，美方要求中国立刻、尽快停止煤炭工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煤炭工业要停止的话，我们的产业基本有一半会崩溃；美方要求中国的汽车马上赶紧要改型升级，开发新能源，现在所有的汽车产业都要改型。美方想攻击的是中国的两个强项：汽车产业和煤炭工业。在这两个产业上，如果中国发生了扭转，不仅是失业率提高的问题，我们整个GDP会下降。所以，我觉得在后疫情时代，在碳问题上，中国要高度警惕。一方面积极参加，另一方面要守住底线。

我今天要特意在这个会上提出，中国应该提倡“碳主权”问题。“碳”是个主权问题，碳排放是个主事问题。各国政府应该根据联合国标准制定，而不是根据西方或哪国政府制定。按照美国政府我们永远不会达标。因为在碳排放问题上，美国是制定政策和标准的。不管我们尽多大努力，就算是到2030年甚至到2060年，美国可能也会说我们不达标，要求中方必须关闭某个产业。因为美国的目标很简单，它对碳排放不感兴趣，它对关闭你某个产业不感兴趣，他和我们所想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出一个“碳主权”的问题。碳排放是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是涉及到企业社村发展的主权问题。我们不能打着为了蓝天的名义，把所有产业都停止。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预想，在不久的将来，西方甚至会荒唐地提出来：中餐、中国人做饭是最大的碳排放污染点。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因为我们做饭、做菜，全国各地都是冒烟产业，都需要大量的能源，未必是清洁能源。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提出我们的中餐制作方式不科学，要采用西方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办？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这完全有可能。正像有人提出来，印度的牛打喷嚏、放屁、排粪，都是碳排放的结果，限制的都是我们民族产业和民族产品，甚至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所以，在碳问题上要特别研究碳主权问题，这样能使我们的碳主权、国家主权、发展权、生存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金融安全问题。

可以说，现在美国在各个产业都参与了脱钩，“断舍离”做得非常干脆，豪不留情。当然，金融市场这个门没有关，相反，美方想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原因是什么？美国要从中国身上再咬一块肉，这个肥水美方也想办法掠夺过去，利用其作为国际规则制定者的权益以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中国的资本市场依然有可赚的地方。

找到这两个症状，我认为以下两个问题是关键：一是信任危机问题，二是碳排放是很具体的行业问题。金融产业是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的态度要慎重。要逐步地开，但不能放。什么叫开而不放呢？把窗户打开了、通风了，西方可以进来，但中方不能放开。开放和放开是两回事：放开是没有监管，开放是有监管的开放。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开放，但不能放开，而且要逐步地开放资本市场。

最近我个人认为，我们稍微有点急，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开放相当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一两年内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话，资本大量进入很可能会引起我们资本市场的混乱和动乱，非常不利于稳定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抓住了“后遗症”，再找到治疗“后遗症”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我们手里，不在其他人手里。就像碳排放一样，标准制定在我们手里、在联合国手里，绝不能再任由一两个国家主宰这个世界。

谢谢大家！

舒泰峰：谢谢刘志勤研究员的精彩发言。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研究员发言。

刘英：感谢主持人，尊敬的纪主任，尊敬的专家、记者、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们去年研究团队发了一个报告，和《后疫情时代》这个报告高度相关。从智库的角度，后疫情时代以及“后遗症”，是如何医治、如何应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2020年的第一份报告就提出了相应观点，当时我们引用了哈佛的报告。当时是疫情初期，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一些国家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哈佛预测疫情会持续到2025年。我们这份报告对疫情的常态化有非常深刻的认知，无论是经济复苏还是后面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基于疫情常态化这个背景，也就是说我们经济的复苏是有几个分化的。六大风险实际是基于我们疫情应对的分化总结出来的，疫情应对的分化由本国是不是宏观来决定。在我看来，印度的疫情控制不住了，处于失控的状态，印度应该会比较快赶超美国。疫情能不能控制得住是第一点；第二，疫苗能不能打得上。也许欧美的疫苗接种率能够迅速地达到60%、70%，能够全体免疫；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人口特别多的国家来说比较困难。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全体免疫，疫苗数量够不够、免疫效果好不好都是问题。目前我们有几万亿变异的病毒，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疫苗的效率，我觉得这是个大前提。

刘英

在疫情控制分化的前提下，我们的经济复苏就出现了分化。我认为，经济K型复苏能代表我们迈入20世纪的经济复苏情况。经济K型复苏，会有比较快的反弹。从数据来看，全球都是经济复苏全面反弹的过程。当然，这里面有基数的效应，到底真实反弹了多少、能不能弥补去年的大坑、回补到2019年之后的水平，还需要再观察。

K型复苏代表着可能有的国家疫情控制不住。我认为，经济复苏是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会比较衰落，尤其以美国为首。在拜登上台不到200天时间内，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逐渐地开始推出。货币政策实际是在转向的，利率没有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是在调整的。加拿大每天说购债规模要减少10亿。面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尤其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发展中国家，3月17日，美联储3月份的议息会议没有做任何的调整，以巴西为首的土耳其、俄罗斯就立即加息，连续几天采取大幅度加息动作，土耳其连续加息200个基点，导致它股债会“三杀”，22-23号两天股市熔断。也就是说，美国货币政策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已经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负面溢出效应，美国的汇率大幅贬值。它的加息肯定是让股市下跌、经济复苏。利率上调会抑制消费，会带来经济复苏的进一步下滑，经济复苏的分化也会带来债务的分化。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数据：从去年到现在，除了新加坡政府的主权债务下降了以外，所有国家的主权债务全面上行，上行幅度10-20个点不等。各国都在100%以上，处于以借债度日的境况中。中国可能是债务率唯一的低于100%的（67%）；美国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达到127%的债务率；欧盟是100%左右，英国也是100%多以上。两个最高峰和最低峰分别是日本，维持着差不多300%左右的主权债务水平；以及俄罗斯19%。这两个极端是有条件的，债务率高企也要看它的储蓄率。当然，俄罗斯是因为受美国的制裁，美国不允许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购买俄罗斯的债券，所以俄罗斯债务率也不是很高的也有这个原因。

债务的分化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复苏。在这种的情况下，又来了一次疫情冲击，带来的债务风险，会不会引发金融风险？我认为需要持续地关注。因为货币政策无论如何是要回收的，要回归正常化的状态。但相应的，一些国家能否承受住。其实去年有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问题，要关注阿根廷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能否有效应对疫情、应对其他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带来对本国独立货币政策能否推出，对于强有力地支持其经济复苏是个挑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俺来说。

我们说疫情的分化、经济复苏的分化，债务的风险、金融的风险，其实全球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中美，就是美国挑起来的。拜登上任不到45天就提出来“临时国家安全指南”。在其他传统的总统都是一年提出来的，拜登45天不到就提出来。拜登明确提出中国是头号竞争对手，我们期待拜登民主党上台之后，对华政策会不会有一些转向，实际美国两党达成一致的观点不是很多，唯一一致的是对华态度。拜登不仅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变本加厉。他不是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是对所有的国家，包括他的盟友都会打贸易战。而拜登不仅在政治、经济、外交。政治上，他认为是中国是体系性大国，唯一对美国形成全面竞争的对手。所以，他继续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他的报告里5次提到俄罗斯，15次提到中国。所以，中美的博弈，是我们在短中长期都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因此，中美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有限度的。

当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我们加入IFRS以及考虑加入CPTPP。一定要考虑数据的跨境流动，这里如何考虑数据的主权问题和流动问题。因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做得比较前沿，欧洲已经出了数字经济法，包括GDPR保护。中国、欧洲如何加强数字经济的治理，这对于我们后疫情时代怎么加强经济复苏的措施。经济复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数字经济。这次“十四五”规划里提到的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我们怎么去做？数字一定是规则方面的治理，一定离不开中美两国以及欧盟各国在一起的讨论。

关于中美之间的博弈，拜登非常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反过来，美国也是中国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我去到基层调研，这几天和企业家座谈的时候，企业家说到每天早上第一时间就是关注中美博弈的动态，看到之后信心就会受到一些挑战。让我感到很有信心的一点是，他其实纠结了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到底要不要拿美国的绿卡。他其实为了移民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美国的绿卡，而且是家里四个人都放弃。这是在浙江，不少企业家和其他人都在选择要不要去、要不要美国绿卡的情况下，他和家人全部选择了放弃。我认为这是他在中美竞争中对于中国有极大信心的表现。

中美两国会全面地竞争、有限度地合作。我认为有限度地合作会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绿色投资方面进行，我们需要抓住这些合作机遇。当然中美之间也存在竞争。就是绿色的竞争发展，我们不要期待美国一定会有技术创新，在绿色能源、绿色基建和绿色投资方面，和美国是能加强合作的。王院长带领的绿色金融相关问题，我们也研究了比较长的时间。解振华这次和克里的谈判，他也是作为中方的代表，带领清华的18个团队，研究未来15-30年，就是我们达到“碳达峰”、“碳中和”之前，中国一方约138万亿人民币的绿色投资规模。在美国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基础上，耶伦提出美国未来十年有2.5万亿绿色投资机会，中美两国加起来就有10万亿的美元。所以，中美两国在绿色投资、绿色金融、气候变化的合作是必然的。《巴黎协定》197个成员国离不开中美两个碳排放大国的参与，包括在引领这方面。

这个领域也要防止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起绿色的技术壁垒。在绿色贸易方面，尤其是美国挑起的壁垒，中方如何去防控。这方面可能需要加强我们之间有限度的合作，加强多双边的合作。目前中美两国要控制疫情，要在实现绿色复苏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复苏。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层面，WTO、WHO、G20层面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应对疫情，还有一系列政策，不能是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

最后，我们需要应对的最大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其实疫情的挑战、经济复苏的挑战、以及债务的危机、我们绿色复苏的挑战，这方面是短期的、通胀的冲击，应该马上要着手去应对的问题。

第一，美国去年两次迅速地降息到零利率，天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长期放水一定会体现在价格上面。要么就是资产价格泡沫，要么是通胀水平，其实从PPI和CPI角度已经能看出我们通胀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连美国自己都预测，未来三年就会达到3.1%的水平。尽管美联储会对通胀的容忍度放宽到2.5%以上，也可能不会加息，但在PPI高企、在疫情没有完全复苏、在国际没有完全放开、在产业链、供应链受限情况下，产出的缺口是在放大的，也就是说我国的通胀还是会被迫地提高。

第二，一方面是天量的货币，另一方面其实是供给的不足，产出需求又是在部分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会加剧通胀的水平。从去年到现在石油、铜、钢铁价格在不断地翻番。我们的通胀水平如何控制、我们的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我们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当然也需要加强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全球的合作，包括RCEP尽快在明年落地生效，抓住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机遇，包括我们能比较快速地加入CPTPP，也就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的是“十四五”和未来15年的时间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质量的发展，要建立高水平的自贸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建设，以及我们高朋满座；也就是说通过RCEP，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个自贸区，而是高标准的自贸区。在这个基础上，如果WTO效率比较低，我们通过RCEP和CPTPP能够建立一些所谓的朋友圈，使我们的伙伴关系更加密切，在经济一体化推动的情况下，推进我们之间包括政治、经济的一系列合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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