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 新冠疫情冲击下，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全面下滑，2021年世界经济将实现“√”型、“K”型、“W”型三种潜在的复苏情景，我们期待呈现出“√”型经济复苏态势，但实际上有可能出现“K型”分化复苏抑或受疫情影响而出现“W型”复苏态势，这需要防控新冠疫情相关风险。2. 通过综合评估全球面临的多重风险，我们得到的2021年世界仍然会面临“蝶形”风险挑战，世界仍然面临疫情风险、经济下行风险、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生态风险及社会风险等六大风险。3. 而破解全球面临的“蝶形”风险挑战，我们首先要联防联控，严格加强疫情防控，其次，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开放市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减少经济复苏分化态势。最后，缓解全球风险对我国冲击的关键在于采用创新型手段应对社会、经济金融和数字化治理这三种风险类型，尤其是以绿色金融思路强化动态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
《后疫情时代全球“蝶形”风险及防范》报告2020年的新冠疫情百年难遇，疫情冲击的世界经济下行注定会载入史册。衰退过后，2021年世界经济迎来复苏年。如果说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发一场风暴，那么现在疫情的蝴蝶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疫情、经济金融等各种风险可能伴随着新冠疫情这只蝴蝶席卷而来，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存在超乎寻常的不确定性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来袭，世界与中国经济都受到冲击。人大重阳及时作出反应，
就疫情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及其对策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从疫情之初率先提出抗疫与经济“两手抓”，到准确预测全球经济“大萧条”可能重现，在美国疫情尚未爆发时就预测“美国将爆发大规模疫情”，在日本疫情尚不明显时就预测“东京奥运将延期”，并建言“举办全球抗疫云峰会”、“对外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均获得重要批示或被政策采纳。
人大重阳曾在《若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一文中探讨了“新大萧条”的可能情境与冲击强度，对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现如今，“新大萧条”的“防波坝”已基本建成，但全球经济活动恢复到疫情前的复苏之路依然道阻且长。世界经济究竟呈现复苏“√”型、“K”型抑或“W”型复苏态势，首先在于我们对世界经济面临的疫情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的精准认知，在此基础上把握机遇，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加强结构性改革，深化国际合作，强化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以绿色开放理念，化危为机，实现“√”型的经济稳健复苏。
全球疫情的发展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复苏的前景依旧不明朗。各国经济的预期复苏势头在卫生危机的严重程度、经济活动的受冲击程度、跨境溢出效应的敞口程度、经济政策的有效程度的影响下显示出不同的趋势。基于此，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形成“√”型、“K”型、“W”型三种潜在的复苏情境，在未来几年内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对钩型情境：“√”型复苏
“√”型复苏意味着经济活动在历经暴跌之后，将在短期之内展现出强劲的反弹势头，恢复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复工复产和复商复市将有序推动经济增速。2020年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为-6.8%、3.2%和4.9%。但到三季度末，全国仅剩下5个省级行政区的GDP增速为负。其中，中国西部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率先实现正增长，尤其是在第二季度末已经形成明显的“√”型经济复苏态势。东部沿海城市和珠三角地区开足马力，依托其强有力的经济韧性，经济动能也在加速释放。广东、江苏、浙江等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利用其底蕴深厚、动力强劲的传统制造业，正带动着长江经济带和大湾区经济增速的提高。即便少数地区仍存在疫情再次出现的状况，也难以抵挡经济全面回暖的态势。新型消费形式也有望得以推动经济复苏。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网上购物发展迅速。安徽限额以上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7%，互联网餐费收入同比增长60.3%；贵州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4.6%；重庆限额以上单位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44.6%。但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国各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仍为负，虽然降幅有所减小，消费端却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其复苏滞后于生产端。数字经济发展有望助推经济效率提升。在数字经济产业方面，中国已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3个中心以及四川盆地、华中平原、闽东南、关中平原、山东半岛5个热点带。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疫情下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化解疫情造成的空间阻隔，助推经济效率提升。因此，数字经济有助于修复产业链和供应链，有效畅通地区的经济循环，并基本实现数字经济热点与经济复苏热点在分布上的重合。从国际层面来看，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有望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轨道。摩根士丹利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为6.4%，这是由于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冲击并没有影响私营部门的风险偏好，政策刺激也支撑着经济的发展。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抑制经济活动的发生，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新兴经济体将受到诸如大宗商品价格放缓、贸易政策和公共卫生事件等周期性挑战和外部冲击而发生通货膨胀。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使美国不可避免地扩大经常账户赤字，提升美元较低的实际利率，抑制新兴经济体通货再膨胀的势头，推行宽松的国内宏观政策，这将会帮助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好转，经济增速大幅反弹。这种周期性复苏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缓解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压力。此外，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机制正发生变化。2021年，美国经济预计回归公共卫生事件前的水平并回到此前的增长轨道，采取比2019年第四季度更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预计在2021年下半年，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物价指数将上升到2%，并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持续走高。2、分化型情境：“K”型复苏
“K型复苏预示着全球经济复苏期间一部分经济将实现恢复，另一部分经济将出现下滑的两级分叉局面。例如，疫情之下，2020年金融市场成为受益者，逆势攀登不断刷新历史峰值，而大量实体企业恢复滞后或宣告破产。这时变形成一个“K”型复苏，金融市场处于“K”型复苏的上端，保持持续增长的状态；实体经济则处于“K”型复苏的下端，呈现出持续遭受冲击的状态。西方国家的财富分化和社会割裂将加剧“K”型复苏。新冠疫情持续发酵，美国经济一度衰退，深陷泥潭。在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的经济一直保持扩张势头，大部分财富流向顶层阶级，使他们的资产不断攀升。然而，疫情的严重程度抑制了美国的经济扩张，拉大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以2020年11月为例，以资本收入为主的富有家庭大多都保持住较为稳定的工作，在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流动性资产大增。而低收入人群却遭遇史无前例的失业浪潮，美国非洲裔、拉丁裔和白人失业率分别为10.3%、8.4%和5.9%，目前已有超过400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金，尤其是低技能员工和少数族裔正在面临经济下滑期的第一波裁员浪潮。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变也将导致经济复苏呈“K”型曲线，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随着疫情防控对电子设备、云和互联网服务使用的增加，诸如航空、能源、购物中心、办公室、酒店等经济产业的急剧下降不仅在经济表现，而且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此外，由高科技产业创造的财富在疫情期间创下了历史新高，这给低技能工作人群，诸如低收入者、蓝领工人和无法远程工作的人群带来的冲击最大。3、双底型情境：“W”型复苏
随着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也有可能呈现“W”型的双底型复苏。在此情境中，经济在面临疫情重创后的第一次触底回升不久之后，经济复苏会因失去动能而再一次重现触底。“W”型复苏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政府支出带动的年内经济复苏势头逐渐消退，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将再度浮现；也有可能是因为放松封锁政策起初给经济活动带来信心，但失业和企业破产效应的发生再次重创经济。若疫情结束，全球经济的供给端活动将得到快速改善，然而需求端活动却未必能回归正常。在新冠疫情的作用下，消费行为受到挑战，通常使得在经过萧条之后符合逻辑的“V”型经济反弹增长变得不太可能。需求端如果滞后于供给端的复苏，全球经济重启进程将很难持续，经济复苏也难以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如今，全球供应链目前遭受了更多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考量的疑虑。伴随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全球供应链已基本成型，具有较大粘性，不易改变。无论是脱离已成型的供应链，或是形成一条全新的供应链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如果本国的政策措施刺激到全球供应链中的别国企业，尤其是将生产活动退出全球供应链，不仅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增加消费者的支付成本，这样一来，经济复苏必定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如若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会导致企业破产和违约的浪潮袭来。随着企业纷纷破产，企业工人无法重新就业，供应商得不到货款，市场会加剧了对下一个垮台的企业的担心。
世界经济或面临“√”型复苏、“K”型复苏抑或“W”型复苏，而且我们期待的是“√”型复苏。无论如何，总体上看复苏是确定的，但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复苏面临着不稳定不平衡不确定因素。而这个不确定性源自疫情本身以及疫情控制的不确定性，也源自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发展和变化。
尽管疫苗加速生产提振企业信心，但是新冠疫情及其变异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疫情风险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风险，而世界各国为了提振经济所采取的救市举措可能引发通胀或通缩风险，而全球受损的产业链供应链何时恢复面临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经济下行带来债务风险以及金融风险，而多国采取的零利率负利率超宽松货币政策会带来股市和房市等资产泡沫风险。疫情迟迟控制不住，疫苗分配不均，救市政策毕竟有限，由此给社会带来危机，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面临巨大挑战，所有这些在经济复苏的同时需要高度警惕，不能因为经济恢复的数据表现良好而忘乎所以。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针对世界主要面临的疫情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六大主要风险，通过分析评估得出风险系数，并做出了雷达图，我们发现2021年面临的是“蝶形”的风险。为此，全球要团结应对，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发挥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共同加固全球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尽速走出疫情带来的各种风险，迎接美好的明天。风险系数4.5，数据表明疫情未消减，物理隔离及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尚需时日。
图1：2021年全球面临的六大主要风险雷达图
1.1 疫情传播风险
新冠疫情反弹和加剧风险。疫情一年来，尽管包括中国在内多国取得了抗疫的局部战斗胜利，但整体疫情战争并未结束，全球依然面临疫情危机。截至2021年1月31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过亿，死亡超过215万。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等多国总统感染病毒，疫情高峰从亚洲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变换的是区域，不变的是疫情传播。疫情不分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分南北与东西，不分种族地域。而从欧盟等国疫情看，疫情每天新增病例数已远超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各国日新增病例数。疫情以及病毒变异带来的疫情危机依然存在。哈佛大学2020年研究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或持续到2025年。目前没有专家指出疫情短期会消失。而疫情消失需三个要件。一是新冠病毒经过传播逐渐减弱而自动消亡，但实际上发现新冠病毒不仅毒性没有减弱反而还在加速传播。在英国及南非等地均发现变异毒株，早先在英国发现的B117变异毒株加快了70%的传播速度和更高致死率之外，至今尚未发现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减缓或致死率降低等现象。二是新冠疫情自动群体免疫失效。西方国家一直在寻找通过群体免疫控制疫情，无论是从英国开始尝试群体免疫直至首相约翰逊罹患新冠病毒后宣布封城封国之外，其他各地包括瑞典国王宣布群体免疫失败，而巴西的马瑙斯市符合群体免疫但是失效之外，多国通过增加疫苗接种来实现群体免疫。三是群体免疫及疫情无法自行消失，就需要严格隔离措施，以及加强疫苗研制及预防。由于向往自由的生活，而靠有效的严格隔离措施，在欧美俄罗斯等多国都事实证明难以实现，因此多国都在争先恐后地通过增加疫苗注射来试图获取群体免疫的目的。
图2：截至2021年1月31日全球确诊新冠病例过百万国家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1.2 病毒变异风险
新冠病毒变异带来疫情风险。美国冠状病毒大流行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首次承认新冠疫苗对抗病毒变异的效力降低。美国FDA正考虑获得疫苗针对变异病毒免疫保护的新数据。同时担任美国传染病及疾控中心主任的福奇预计美国将在2021年三季度实现群体免疫。由于疫苗与变异毒株在赛跑，国内外疫苗产生抗体可以持续半年时间，而在新冠疫苗的效力和产能都有限的前提下，恐怕要到2024年欧美等国才能实现群体免疫。群体免疫加上严格隔离措施与病毒赛跑。采取封闭隔离控制疫情会抑制经济发展，而欧美等国难以封闭隔离或要求人们戴口罩防止疫情扩散，尽管英国和日本采取封关措施，甚至有国家为此再次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而为了拯救经济不仅要放开封国封城，还需要放开国与国之间的限制，由此就给新冠病毒以可乘之机，给新冠传播带来更多机会。1.3 疫苗相关风险
与新冠病毒赛跑的新冠疫苗存在着风险。假设新冠疫苗是大部分有效的，而且针对变异毒株也能及时开发出有效的新冠疫苗，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疫苗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恐怕还跟不上病毒传播速度，疫苗产生抗体能维持半年时间，而疫苗需要低温保存，需要零下70度不等的运输条件，会导致运输不力需要更多生产疫苗。因此实现全球群体免疫至少还要三四年时间。
图3：截至2021年1月31日前十大国家接种疫苗数量情况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二是存在疫苗分配不均的风险。未来一年时间全球至少需要100亿只疫苗，但是目前的实际产能只有30亿只，目前存在严重的发达国家接种较多而发展中国家接种较少问题。因此，不少国家已经产生严重纷争甚至动武的地步。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中旬警告说由于新冠疫苗分配不均，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他指出，全球49个较高收入国家已经接种了3900万剂疫苗，而一个最低收入国家只有25剂疫苗。即便将来疫苗的产能逐步提高，运输能力也获得提升，但是不同疫苗由于各种原因，世界卫生组织也难以参与实现均衡分配或应急分类，这存在疫苗生产与使用的各种风险，目前瑞典与辉瑞制药疫苗针对支付问题产生了各种纠纷。 三是产能及运输能力带来疫苗供给不足风险。按照目前疫苗的有效性情况看，如需实现群体免疫，全球75亿人口需要接近九成的人口注射疫苗才能起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这需要135亿只疫苗，按照目前年产能30亿只疫苗来算需要四五年时间，如果开足马力提高产能至35亿只，要到2034年才能具备群体免疫。由此可见，恐怕还需要增加对疫情防控的持久力、忍耐力，而哈佛大学预测到2025年控制。因此，认为疫情已经过去的观念是“轻敌”的观念，疫情风险仍然需要严加防控。
图4：截至2021年1月31日世界接种新冠疫苗比例前十国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即使多国都能够严格封闭措施，来控制疫情的发展，但是由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无法采取限制限制，导致其他疫情控制良好的国家无法开启国门，只要开启国门就会导致疫情输入型风险，这也就是疫情无法根除，从而产生的时松时紧的限制措施，进而影响经济发展。风险系数为3.0，由于基数原因2021年出现经济数据反弹，但要防控经济下行风险。2.1 经济危机
基于疫苗利好消息提振企业信心，IMF日前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5.5%，明年增长4.2%。与此同时IMF专门强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如果疫情（包括新变异的病毒）激增且难以控制、在疫苗大范围普及前感染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或是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意愿或封锁措施强于预期，都可能使全球经济增长弱于基线情景下的预测。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除了中国同比增长2.3%外，主要经济体全面下滑，创出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历史记录，美国同比下滑3.5%，德国下滑5%，日本下滑5.6%，法国大幅下降8.6%，英国或现两位数下跌，或创出300年以来最低记录。
图5：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比增长速度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各主要经济体国家统计局
经济复苏面临不平衡不稳定风险。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各国只能采取封闭措施，闭关锁国、限制国际旅行成为新常态，全球步入了“大封锁”，国际贸易与投资受到严重抑制，2020年全球经历了全面下滑，各主要经济体出现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经济下降幅度。而疫情持续，因为2020年基数低的原因，2021年从经济数据表现上看，世界各国经济会出现数据上的反弹迹象，但是疫情不能有效控制，世界各国经济仍然不能开足马力实现经济全面恢复，世界经济依然会受到疫情冲击而反复关停，由此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不能在一两年之内恢复，特别是旅游业、航空业受到冲击严重，而中小微企业受到疫情冲击无法持续就面临大面积倒闭潮，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无法恢复，而疫情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模式，如果企业不能有效的跟进和适应人民的消费方式的改变，可能就面临更大难题，因此，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甚至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2.2 通胀通缩风险
受到疫情的冲击，2020年世界各国开启了疫情应对模式，各国纷纷下调利率，多国步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阵营，美联储采取零利率加无限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日本采取负利率加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零利率与负利率有可能伴随经济复苏带来通胀压力，也有可能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更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无法开启经济复苏的模式，实体经济依然被封锁，有些实体经济或陷入通缩状态。2.3 资产泡沫风险
由于欧美主要经济体采取零利率和负利率货币政策，采取无限量的货币政策，无限量印钞，大剂量的超常货币政策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抑制阻隔，这些货币无法顺畅地流入实体经济当中去，而这些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发出的这些天量货币，可能更多涌入到资本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从而推高股市和房市，带来资产泡沫与风险。2.4 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新冠疫情短时间不能有效控制，产业链和供应链就受到冲击。目前，国际贸易中70%以上涉及中间品贸易，世界分布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受到冲击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构的问题。而短时间内不能调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就面临冲击。3、金融风险
风险系数4.0：金融市场的扩张和上涨并非源自实体经济的繁荣。3.1债务风险
私人和公共债务一直在增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至2017年，全球债务与GDP的比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20国集团（G20）经济体中，公共债务预计将在2024年达到GDP的95％。私人债务是在较低的利率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中美两国私人债务占全球的40％以上。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非金融公司债务达到GDP的156％。在美国，2019年第三季度非金融公司债务达到GDP的47％，为历史最高值。IMF已将“正在增长的公司债务负担”列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脆弱点。债务的杠杆属性放大收益和风险。如果全球经济一帆风顺，债务提供的资金支持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如果在后疫情众多风险点交织的情况下，实体经济投资效益和预期差距较大的话，债务也是会放大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3.2房地产风险
房地产在供需两侧均面临一定的风险。对于供给端，未来房地产行业面临库存风险、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房地产市场供需错配风险等。关于库存风险，由于大多数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较大，供给的动力难以削减。另外土地出让金的上涨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同时也让需求增长产生压力，最终导致房地产供给库存的上升。债务违约方面，房企平均融资成本高达7.47%，排名靠后的房企融资成本更是超过10%。房地产企业债券到期应还债务总量将在2021年触顶，达到7173亿元，兑付压力增大。另外2019年末新增房地产贷款占银行新增贷款的34%，占比较大，对于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来说集中度风险较大。关于供需错配风险，我国房地产的供需错配问题一直存在，在人口和产业密度较高的地区，房地产用地供给的占比较低，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用地供给的占比过高。而且三四线城市销售占全国比重较大，为65%以上，但三四线城市相对薄弱的需求基础会引起去化周期的明显增加。需求端可能会存在需求不足等风险。在我国，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虽有下降的趋势，但仍较高，且显著高于合理水平，这将导致住房需求较大的多数家庭会长期缺乏支付能力，这会对新增住房需求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3.3美元风险
美联储的持续印钞会增加市场对美元的不信任感，这会造成美元危机，投资者对美元的抛售会撼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果市场持有美元的意愿下降，美联储可能难以运用印钞的手段达到稀释债务和刺激经济的目的。另外，美联储对国债收益率的强干预让市场对美元需求的真实情况无法得到体现，这会对美元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活力造成打击。同时作为全球金融资产定价的参考利率，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参考价值也在减弱。3.4股市风险
美国疫情的暴发让非常多的美国企业走上破产，2020年美国公司破产的数量达到了10年来的峰值。货币政策可以创造阶段性的虚假繁荣，但在实体企业没有利润和国内国外市场被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资产的估值定价终将受到影响并回归理性。海外货币政策几乎已经被用到极致，股市估值被推高，但基本面并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改善。金融市场表现与经济基本面不匹配，在实体经济预期疲软的背景下，全球股市表现强势，估值过高蕴含回调风险。4、地缘政治风险
风险系数4.5：台海、涉疆、涉港等问题威胁我国地缘安全。新冠病毒颠覆全球政治，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风险。其中最为显著的无疑是中美两国裂痕加深，双边关系愈发动荡。今年，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仍主要来源于美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国与身陷疫情泥淖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双方经济实力差距加快缩小，使得美国对于“遏制中国”产生了更强烈的紧迫感。新上任的拜登政府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2020年的策略，以台海和新疆问题为抓手，分别从海上和陆上对中国施加地缘政治压力。此外，美国在世界各地暗中助推“颜色革命”的惯用做法，对我国香港地区，仍构成潜在的输入性风险。4.1 海上地缘风险（台海风险）
台海问题方面，两岸紧张对峙的局面预计持续升温，不排除小规模动武的可能性。特朗普时期，美台互动十分频繁，华盛顿曾十度对台出售武器。2020年全年，美国对台军售总额高达118亿美元，创下台湾单年最高防务采购纪录。去年9月时，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逝世，美国甚至派遣副国务卿级别的官员出席追悼会。种种试探中国底线的举措，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去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战机频繁驶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并进行了一系列反舰弹道导弹试射。今年，鉴于拜登政府将继续在台海问题上对华强硬，中国或将对美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被列为最高等级的风险事件。报告评估台海危机爆发的概率“中等”，且对美国利益有重大影响。4.2 陆上地缘风险（涉疆风险）
新疆问题方面，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抓着“人权”把柄不放。去年年中，美国就不顾中方严正交涉，签署了所谓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同时，美国还以最大恶意揣测、污蔑中国的治疆政策，歪曲中国为反恐和去极端化作出的努力。中国为培训少数民族职业技能所开设的“再教育营”，被西方世界描述为“拘留营”。“再教育营”强迫维吾尔穆斯林劳动的话题在媒体上不断翻炒，并产生了实质的政策影响。美国相关动作包括通过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假定新疆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涉及“强迫劳动”；禁止美国从新疆进口棉花和番茄产品等。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之际，又将“践踏人权”的指称上升至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高度，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的行径，意在挑拨民族矛盾，破坏国内稳定局面，极大地恶化了新疆的地缘环境，成为2021年中国必须直面的风险。4.3 颜色革命风险（涉港风险）
涉港问题方面，去年七月，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防控暴乱的港版《国安法》一出，美国立即颁布《香港自治法》对港陆相关官员实施金融制裁，并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近两年来，在香港发生的游行示威及暴力活动已然变味，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并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性质，而幕后的推手正是美国。通过与香港反对派暗通款曲，美国出台一系列涉港法案，力求确保美国的政治代理人进入建制掌权，让香港“变天”。中国需清醒地认识到，2021年，美国仍会将香港视作与中国角力的重要棋子，并拿涉港问题大作文章，以达到对中国战略部署横加阻挠的目的。5、社会风险
风险系数2.0：西方失业潮、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对我国构成负外部性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冠疫情的阴霾仍挥之不去，其对人类社会的损害或将绵延数年，有些损失甚至永远不能恢复。继把全球经济推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后，新冠疫情还间接导致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市场危机，全球有上亿人失去工作。失业危机进一步传导，很可能会再度掀起一波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此类风险的潜在后果，或将以社会动荡、政治分裂和地缘争端激化的形式呈现，制约人类未来十年应对其他重要威胁的效率。5.1 失业风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近期发布的关于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报告，2020年，全球工作时间缩水8.8%，减少的工时等同于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工时损失使得全球收入锐减3.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4.4%。其中，青年群体所受冲击尤以为甚。ILO监测情况显示，疫情期间，15-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高达8.7%（成年人的失业率为3.7%），截至去年年中，有将近2.67亿年轻人处于未就职、未就读、未培训的“三无”状态。大量赋闲的青年人由于缺乏工作机会与职业技能，无法一展才能并融入社会发展进程，这将使得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更为艰难。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为抵挡大规模“失业潮”焦头烂额。美国有400万人处于失业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状态；英国的裁员纪录创下历史新高，为四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去年一年有7800家企业倒闭，程度为20年之最……当相当比例的中下层民众跌落贫困深渊时，全球富人阶层的财产总值却因“操纵经济”而逆势增长。经济下行叠加贫富差异扩大，使得各国弱势群体感到社会不公、上升空间受阻，便很容易滋生民粹主义情绪。5.2 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风险
受新冠疫情催化，西方世界剑指种族矛盾与族群差异的右翼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美国爆发了“黑命贵”的全国性种族冲突，德法等欧洲国家的极端势力则极力煽动新纳粹主义。民粹主义不仅未能弥合疫情带来的创伤，反倒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与政治分化。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呼唤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及排外政策，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牺牲全球化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疫情期间，新型贸易、投资壁垒层出不穷，不少西方国家打着各类名号发起贸易争端，阻挠要素在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鉴于我国疫情防控情况良好、社会大体稳定且经济基本盘稳固，自然坚定扛起全球化大旗。尽管外部环境风险较大，但我国仍需警惕世界经济衰退，以及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趋势对本国就业市场的负外部性。去年，数百万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大量留学生被遣返，求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除年轻人外，不少中高龄劳动者因疫情期单位停产歇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再就业压力。尽管官方给出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但仍有一些非官方调查指称，中国实际失业率或达20%以上，失业人口逾1亿人。这些社会舆论无论真实性如何，至少从侧面印证了一点：在疫情彻底被消灭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6、生态风险
风险系数3.5：疫情期运输问题等带来粮食等供需失衡、环境风险、气候风险、能源风险等。6.1 粮食风险
随着疫情的继续蔓延，全球粮食系统，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相关风险主要为粮食体系供应侧和需求侧存在的一些问题。供应侧风险方面，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是有效分配稀缺资源的关键机制；二是劳动力短缺，公共卫生问题和行动不便的限制可能导致全球粮食系统的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短缺；三是非正规市场封闭，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关闭发展中国家所有“湿”的非正规市场。需求侧风险方面，一是营养食品的获得，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人口通常依赖食品价值链上来自农场和公司的临时工收入，而这些收入可能在封锁之下难以获得；二是全球工业能力和购买力，由于采取了控制病毒的封锁措施，全球经济急剧放缓似乎不可避免，而且预计将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造成损害；三是恐慌性购买，在全球商品价格下跌的同时，也有轶事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国内的恐慌性购买正在推动食品价格上涨。6.2 环境风险
每个人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能通过接种疫苗来抵御。未来十年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包括极端天气、气候行动失败，以及人为导致的环境破坏等。同时不确定性、高度焦虑和社会分裂可能会对解决环境问题所需的全球合作造成阻碍。关于环境风险，一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由于物种灭绝或减少而对环境、人类和经济活动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后果，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永久性破坏；二是气候行动失败，政府和企业未能制定或执行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未能保护生态系统和人口，以及未能向碳中和经济过渡；三是极端天气事件，由于冷锋、火灾、洪水、热浪、风暴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生命损失、生态系统破坏、财产损失或经济损失；四是人为环境破坏，由于人类活动或未能与动物生态系统共存而造成的生命损失、经济损失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关活动包括：对保护区解除管制、工业事故、石油泄漏、放射性污染，野生动植物贸易等；五是重大地球物理灾害，地震、山体滑坡、地磁风暴、海啸、火山活动等地球物理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经济损失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六是自然资源危机，人类的过度开发或对关键自然资源的管理不当导致出现全球范围内化学、食物、矿产、水或其他自然资源危机。针对目前面临的“蝶形”风险挑战，全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挑战，而破解全球面临的“蝶形”风险挑战，我们首先要联防联控，严控疫情，其次，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开放市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减少经济复苏分化态势。最后，破解全球“蝶形”风险、缓解全球风险冲击的关键在于采用创新型手段应对社会、经济金融和数字化治理这三种风险类型。以绿色发展强化动态社会保障网络。
3.1 以绿色金融思路强化动态社会保障网络
后疫情时代，随着资产泡沫化和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外加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会风险及危机进入加速阶段，社会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动摇着我国的社会保障网络。社会危机的一个特点是诸如失业率攀升和物价上涨等问题不能人为抑制，为防止社会危机的失控，传统金融思路的解决方案已陷入力不从心的状态，中国亟需全新的社会保障方案。传统金融思路下的社会保障的典型供给模式可称之为“定期发钱”机制。如我国的养老金发放制度是在工作年限期间将部分现金存入个人保险账户，并在退休时定期向个人发放预存现金作为养老保险的一项制度。而事实上，“定期发钱”机制被全球许多国家所采用，并不局限于中国。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的全民发钱也属于这一机制，拜登政府定下的1.9万亿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定期向美国公民提供经济援助。然而，“定期发钱”机制是不稳定的，由于所发的资金是个人预先存入的现金，而当个人当下提取的数额超过预先存入的现金时，政府就陷入了“发不起”的泥沼。换句话说，“定期发钱”所依靠的负利率最终会引爆社会保障危机。以绿色金融思路构建动态社会保障网络就是要用基于资产估值的社会保障手段替代基于现金流的社会保障手段，是对传统金融思路下社会保障供给的一种创新。绿色金融思路变更了传统金融思路认为的只有纳入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才被用来估值的核心。例如，原先，绿水青山因创造不了现金流，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人们只能进行挖矿或对绿水青山进行资源开发，创造出现金流后，才能创造出绿水青山的价值。而绿色金融思路借鉴了REITs中将非动态资产纳入金融活动过程，即对非动态资产进行估值这一核心，在国家和省一级具备资产负债表的前提下，按绿色金融在保持绿色状态下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这一规则，赋予绿水青山一定价值。用这一思路构建全新社会保障网络就是指政府不是以未来工作的现金流，而是以资产估值折合成现金流的方式发放社会保障金，这将赋予我国社会保障高度的稳定性。3.2 以投资基金理念强化全球宏观政策协调
纵观疫情冲击下，从国际潜入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无论是债务风险、股市风险，还是经济衰退风险、通胀风险等，其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性的破坏不可小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曾多次面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总能依靠强大的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能力化险为夷。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仅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对抗全球经济金融风险的洪流十分耗费国家的财政基础；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往往包含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所有国家均需要在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金融风险时有所创新。私人基金投资理念具有风险分散、可持续、收益上涨速度快等特点，鉴于此，对于中国来说，应倡导建立全球疫情经济稳定基金机制。这一机制包括成立全球疫情经济稳定基金会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第一，采用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执行机制，即无论全球疫情如何波动，每个国家于每个月或每季度定期向基金会投资定额基金，由指定银行扣款，购买与所付资金成比例的基金份额；第二，每个国家分散承担投资所带来的风险或收益，由于各国投资所采取的是定期分批次投资，因此各阶段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是分散化的，处于各国的承受范围之内；第三，成立监督机构，监督每个国家在法定时间承担的购买基金份额义务，并监督对各个国家的收益分配，从而维持机制的公平性。由于机制的相对稳定性以及机制所带来效果的相对稳定性，全球疫情经济稳定基金会将风险、成本与收益由一个国家平摊至全球每个国家，由于击破了风险和成本规模化效应，有望为全球“√”复苏提供保障。3.3 以数字抗疫智慧促进卫生基础设施治理
后疫情时代对全球卫生领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影响，诸如床位紧缺、医疗物资短缺、医护人员安全等问题对卫生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全球卫生基础设施需提高其使用效率，不断满足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健康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卫生基础设施需提升其作用效果，为精准抗疫提供物力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抗疫的有效和高效的手段，应以人为本，创造性地为疫情防控和人员治疗提供解决方案。首先，我国应延续采用疫情初中期的健康码模式，作为严密防控疫情传播的数字支撑。目前，我国各省份的健康码具备查询、登记、预约三大主要功能，并根据居住环境的风险状态，将健康码分为表示健康和非健康等多种颜色。鉴于经济发展需依托于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而后疫情时代资本和人员的流动需要以健康作为保证，因此，健康码除了设置本地功能外，还应与全国各地方的健康码互联互通，并逐步形成统一的全国健康码模式。从完善健康查询体系上，不断提高健康码的效率，方便我国公民即时查询，促进资本和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增强复工复产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其次，我国还应建立健全、细致、统一的数字疫情地图，同时为疫情查询和防控提供便利，减缓各类风险因数字化基础设施的缺陷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健全完备的数字疫情地图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做到确诊病例的即时更新；第二，疫情风险细化至街道和小区；第三，清楚提醒途径地区风险级别。从而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细密化和精确化，对风险防控提供更紧迫的压力。总之，2021年全球“复苏年”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史无前例的“蝶形”风险，在传统理论无法全面揭示风险背后的规律以及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时，我们应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针对风险的特点采用具有创新性的手段予以应对。尽管全球“√”型复苏面临巨大阻力，全球化使得风险由国际传入国内不可阻挡，但糟糕的时代也能产生伟大的智慧，希望本文为全球风险应对与防范的伟大智慧提供一个有益视角。（疫情时代全球风险及防范课题组负责人：王 文；成员：贾晋京、刘英、刘典、胡倩榕、许林、刘思悦）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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